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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uluburun-shipwreck · 地点

乌鲁布伦沉船

乌鲁布伦沉船是一艘公元前14世纪末的商船,其丰富货物为研究青铜时代地中海贸易与造船技术提供了珍贵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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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布伦沉船是一艘远洋商船的遗骸,于公元前14世纪末沉没在今土耳其西南海岸外,通常将其沉没时间定为公元前1300年左右。沉船于1982年在卡什东南方的岩石岬角乌鲁布伦附近被发现,船上载有大量铜和锡,以及玻璃、陶器、珍贵材料和个人物品。对它的发掘获得了青铜时代信息最丰富的考古遗物组合之一,揭示了地中海东部相互联系的各个社会之间的海上交流。

发现与发掘

1982年,土耳其采海绵潜水员穆罕默德·恰克尔发现海床上有一些不寻常的金属物体,并报告了这一发现。这些物体后来被确认为铜锭。调查确定,它们属于一批古代船货,散落在一处陡峭的水下斜坡上,深度约为44至61米。

1984年至1994年,航海考古研究所在乔治·F.巴斯及其后继者杰马尔·普拉克的主持下,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这样的深度作业,需要缩短每次潜水时间、严格控制减压过程,并详细记录各件物品的位置。整个项目的潜水次数超过22,000次。

这次发掘成为水下考古学的一项重大工程,既要打捞数量庞大的金属货物,也要细致研究脆弱的有机遗存。出水文物在博德鲁姆得到保护处理和研究;当地的博德鲁姆水下考古博物馆收藏了主要出水文物,并陈列了复原船。

年代与历史背景

陶器风格、埃及器物和科学分析均表明,沉船年代接近公元前14世纪末。对遗址出土木材进行的树木年代学分析为确定其年代提供了依据,但木材留存的年轮、树木砍伐时间与船只沉没时间之间的关系,需要谨慎解读。因此,公元前1300年左右是一个有参考价值的约略年代,而非已经确证的具体年份。

这艘船航行的时代,正值古埃及、赫梯人的王国、黎凡特沿海城市、塞浦路斯和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之间交往密切之际。阿玛尔纳书信等外交文书记载了统治者之间交换金属、奢侈品和其他贵重物品的情况。乌鲁布伦沉船的货物为这些文献记载提供了实物印证,不过,无法将此次航行与某封具体书信或某位统治者联系起来。

这艘船的沉没比青铜时代晚期崩溃早约一个世纪。它记录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地中海东部许多社会遭受动荡之前,广泛交流网络的运作情况。

船体与建造技术

木质船体只有一部分在货物覆盖保护下保存了下来。复原研究通常认为船长约15米,但其完整尺寸和外观仍不确定。

船体主要由雪松木板构成,板材之间以木销固定的榫卯接合连接。在这种结构中,木制榫舌嵌入相邻船板边缘开凿的对应榫槽,再用木销固定。留存的船体结构是坚固、紧密接合船板的一项早期实例,这种结构后来成为地中海造船技术的典型特征。

遗存表明,这艘船采用了先壳法建造:先将船板拼装成外壳,作为主体结构,而不是将船板安装在预先完成的肋骨框架上。由于船体大部分已经散失,其帆装、上层结构和操舵装置均无法确知。

遗址还出水了相当数量的石锚。这些石锚连同船体结构和货物规模,表明该船具备沿海上航线运输大宗重货的能力。

货物

铜与锡

船上最主要的货物是约10公吨铜和1公吨锡。大部分铜以牛皮形铜锭的形式运输,即四角向外突出的宽大板状铜锭,另有少量铜铸成其他形状。突出的边角便于搬运沉重的铜锭;“牛皮形”描述的是其外观,并不表示它们是用兽皮制成的。

铜与锡的数量大体符合用于生产青铜的配比。两者同时出现在船上,说明青铜时代的金属加工需要相当可观的运输能力:铜和锡往往来自不同地区,必须通过交换汇集到一起。

对铜的分析有力表明,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塞浦路斯有关。锡的来源则更难确定。利用化学成分和同位素证据的研究提出了多个可能的供应地区,但将具体锡锭归属于特定矿源的判断仍有争议。这批货物尚不足以确证其锡全部来自某一个产地。

玻璃与其他原材料

沉船装载了约175块玻璃锭,主要呈蓝色或蓝绿色。这些是准备运往别处加工的原料,而非制成的玻璃器皿。它们表明,玻璃的生产与玻璃器物的加工可以在不同地点进行,并通过海运相互衔接。

其他材料包括象牙、河马牙、乌木、鸵鸟蛋壳和笃耨香树脂。许多大型运输罐中装有树脂。这类材料用于手工制作、装饰品生产及其他专业活动,但无法确定每批货物的确切用途。

陶器与制成品

货物中有大量迦南运输罐和塞浦路斯陶器,也有迈锡尼陶器。陶器的器形与胎质有助于辨识船货流通所经的商业环境,但器物的制造地并不一定能说明船只最后从哪个港口启航。

其他出水物品包括:

  • 金银首饰、珠子和装饰品。
  • 武器和工具。
  • 用于称量商品的砝码。
  • 一块可折叠的小型木制书写板,板面内凹,用于填蜡。
  • 埃及圣甲虫护符,其中一枚金质圣甲虫刻有娜芙蒂蒂的名字。

娜芙蒂蒂圣甲虫是重要的年代和文化线索,但它不能证明这批货物属于王室。贵重小物件在遗失之前,可能已经流通多年。

这块书写板是青铜时代船上使用便携书写工具的重要证据。板上没有留下可辨读的文字,因此无法确定其具体用途,无论是记账、传递信息,还是其他用途。

航线、所有权与船上人员

船货有力显示了这艘船与塞浦路斯及黎凡特的联系,而沉船位置也符合船只沿安纳托利亚南岸向西航行的情形。一种常见的航线复原方案认为,该船从黎凡特出发,停靠塞浦路斯,计划前往爱琴海地区。然而,没有留存下来的航程记录能够确定其完整航线,各港口的停靠顺序也仍不明确。

根据船体建造方式、设备和出水遗物组合,这艘船常被称为黎凡特船或迦南船。这些称谓是对考古证据的解释,并非由留存船舶文书确证的身份。

与爱琴海地区有关的器物,包括武器、印章和个人用具,被解释为船上有迈锡尼人的证据。但这些器物无法确定船上所有人的身份或来源。货物、船员私人物品、商人用具和乘客行李之间,并不总是容易区分。

此次航行的商业组织形式同样尚无定论。大量金属和贵重材料,既可能属于宫廷机构参与的交换,也可能与私人商人或多方共同资助的贸易有关。仅凭奢侈品的存在,不能断定这艘船运载的是外交礼物。

考古意义与局限

乌鲁布伦沉船尤为珍贵,因为船上物品构成了在同一次事件中遗失的完整船载遗物组合。与聚落中历经数代积累的物品不同,它们保存了各种材料在某一特定时刻共同运输的证据。这艘沉船将大宗运输、专业化生产、称量实践和精英消费联系在同一考古背景之中。

其货物表明,青铜时代晚期的交换并不限于象征身份地位的成品。大量金属和玻璃以原料或半成品形式运输,支持远离产地的生产活动。种类繁多的货物还说明,一次航行便可汇集多个地区的产品,无论这些产品是沿途直接收集,还是经由中转港汇集而来。

不过,这艘沉船并不能完整呈现地中海贸易的全貌。易腐物品的保存状况参差不齐,一些物品在沉船后沿斜坡向下移动,而且最后这次航行也未必具有代表性。船只失事的确切原因、船主身份、目的地和船上人数,至今仍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