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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jonestown · 地点

琼斯镇

琼斯镇是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建立的定居点,1978年11月18日有909人在此死于集体杀戮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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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镇是“人民圣殿教农业项目”的非正式名称。这一公社式定居点位于圭亚那西北部,由吉姆·琼斯领导的美国宗教团体人民圣殿教建立。定居点始建于1974年,1977年大幅扩建,对外宣称是一个实行种族平等、保障集体安全,并提供有别于美国生活方式的农业社区。其人口最终超过1,000人。居民在此建造住房、种植作物、开办学校并维持公共服务,但随着琼斯的领导日益专制,这里也逐渐成为一个严密监控、限制行动、强迫劳动和实施惩罚的地方。

1978年11月18日,美国国会议员利奥·瑞安调查琼斯镇的状况后,在附近的一处简易机场遭圣殿教枪手杀害,另有四人同时遇害。当天晚些时候,定居点内有909人死亡,多数死于氰化物中毒。另有四名圣殿教成员死于圭亚那首都,使相关事件的死亡总人数达到918人。琼斯镇的死亡事件常被称为集体谋杀与自杀,但这一称谓涵盖了截然不同的情形:儿童遭到杀害,一些成年人受到胁迫或曾经反抗,而其他成年人是否出于自愿参与,已无法逐一确定。

琼斯镇的重要性既在于它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一个地处偏远、依赖外部物资供应的跨国定居点,也在于它是一个涉及宗教权威、种族平等理想、政治庇护、家庭冲突以及强制性公社组织的历史案例。要理解琼斯镇,就必须区分普通成员的理想与经历和领导层的行为,也必须将有据可查的事件与这场灾难衍生出的种种传说区分开来。

位置与自然环境

琼斯镇位于圭亚那西北部森林覆盖的内陆地区,所在地现属巴里马-瓦伊尼区。聚居地距凯图马港数英里,地处内陆;凯图马港是一处沿河而建的小型矿业社区,设有简易机场。琼斯镇位于首都乔治敦西北约150英里,即240公里处。由于靠近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之间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带,这一项目具有超出其农业目标的政治意义:在西北部建立聚居地并开展经济活动,有助于圭亚那展示对本国领土的实际管辖。

周围地区属热带环境,气候潮湿,森林茂密。高温、充沛的降雨、蚊虫以及开垦土地的困难,都是影响日常劳作的因素。森林植被茂盛并不一定意味着土壤适宜耕作。与许多热带环境一样,当地的养分主要集中在活体植被和地表有机质中,而开垦后的土地在连续耕种下可能丧失肥力。因此,聚居地面临的农业问题既源于环境制约,也与许多居民缺乏热带农业经验有关。

人民圣殿教租下了约3,800英亩,即约1,500公顷的土地,但其中只有一部分得到开垦和开发。居住区的核心地带建有木屋和集体宿舍、中央集会棚、厨房和用餐设施、学校、托儿所、医疗设施、作坊、仓库以及农业设施。四面敞开的集会棚是举行会议、演出、政治教育活动以及11月18日最后一次集会的主要场所。

聚居地并非无法进出,但交通颇为不便。人员和货物的往来需要结合航空、河运以及从凯图马港出发的陆路运输。人民圣殿教拥有并运营船只和车辆,其乔治敦办事机构则负责采购、与官方联络以及通信。这一网络将琼斯镇与外界连接起来,但大多数居民并不掌握其控制权。领导层控制着交通工具、资金、旅行证件和无线电系统,使地理上的偏远成为强化居民对组织依赖的有力手段。

因此,琼斯镇既不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村庄,也不是一处与外界彻底隔绝的飞地。圭亚那官员、当地工人、访客和邻近居民都曾进入聚居地,或与其有过往来。不同人受到隔绝的程度并不相同:领导层拥有国际联系和调动运输资源的能力,而普通居民往往缺乏切实可行的离开途径。把握这一差别,才能理解聚居地的地理环境如何助长了控制,而不将这场灾难视为其地理位置必然导致的结果。

迁往圭亚那之前的人民圣殿教

20世纪50年代,吉姆·琼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发展了人民圣殿教。该组织融合了基督教、五旬节派风格的礼拜与医治活动、种族融合理念以及社会服务工作。1960年,该组织加入基督教会(基督门徒会)。早期吸引人们加入的因素,既包括在食物、住房、就业及老年人照护方面提供的切实帮助,也包括其公开作出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承诺。对于曾遭教会和社会机构排斥的成员而言,不分种族的教会集体生活可能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1965年,琼斯将组织中心迁至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在尤凯亚附近的雷德伍德谷建立据点。20世纪70年代初,人民圣殿教在旧金山和洛杉矶扩展势力。其加州教会中有大量黑人成员,尤其是黑人女性,也有白人及其他种族背景的成员。在美国民权运动与城市政治行动塑造的时代背景下,人民圣殿教引人注目的种族融合实践和服务项目,使其赢得了政界人士、记者及社区组织的关注。

成员们捐献金钱、财产和专业技能,并提供无偿劳动。一些人过着集体生活,或将个人财务中的很大一部分交由组织管理。这些投入支撑了切实的服务,却也提高了成员离开组织所需付出的个人代价。家庭、工作、友谊、住房和宗教归属,都可能集中在这同一个机构之内。前成员后来提出的指控,描述了带有羞辱性质的惩戒集会、体罚、弄虚作假的医治表演,以及迫使成员放弃独立判断的压力。

琼斯对外宣扬的理念随时间而变化。圣经语言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但他越来越多地将自己塑造成社会主义领袖,并将传统宗教描述为维系不平等的工具。他把核战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列为威胁,声称人民圣殿教能够保护成员免受其害。他一面宣称自己拥有非同寻常的权威,包括声称自身具有某种超自然身份或历史地位,一面又使用明确带有政治色彩的解放话语。

寻找海外定居点的计划,正是由这种愿景与忧惧交织而成的心态催生的。圭亚那以英语为通用语言,人口以非白人为主,并由公开认同合作社会主义的福布斯·伯纳姆政府执政。它似乎能够提供一处环境,让不同种族的人共同建立农业社区,摆脱美国社会的直接压力。同时,它也使琼斯得以远离诉讼、不满的成员亲属、前成员以及调查报道。这些动机相互交织,而非彼此排斥:成员们可以真诚地追求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而领导者则试图借此避开外界审视。

建立与迅速扩张,1974—1977年

人民圣殿教的代表于1974年开始推进圭亚那项目。首批定居者砍伐森林、修建基础建筑、种植作物,并开辟物资补给路线。在这一初创阶段,社区规模远小于后来,居民通常拥有更多生活空间,在日常事务中也有相对较大的自主权。信件、照片及宣传材料着重展现富有成效的劳动、不同种族之间的合作,以及建立一个由集体照顾儿童和老人的定居点的愿景。

建设工作高度依赖人力劳动和外来物资。居民搭建木结构建筑,开辟小径和道路,安装供水供电系统,并修建食品加工和卫生设施。农业生产涵盖蔬菜、水果种植及牲畜饲养,但要将一片林间空地建成能够养活大量人口的社区,事实证明困难重重。机械设备需要燃料、维护和替换零件;居民的农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产量也未能跟上后来的人口增长。

决定性的扩张发生在1977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前教徒及教徒亲属开始对人民圣殿教的种种做法提出越来越详尽的指控。马歇尔·基尔达夫和菲尔·特雷西在《新西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调查报道,成为尤为重要的催化因素。琼斯迁往圭亚那,数百名追随者也在短时间内相继前往。这个定居点由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开发项目,发展成了拥有一千多人的拥挤社区。

人口的大量涌入改变了定居点的生活条件。住房、卫生设施、医疗服务、粮食生产和交通运输所要服务的人口,远远超出了原有基础设施能够妥善容纳的规模。家庭成员常常被分开安排在集体宿舍中居住,早先农业拓荒地的面貌逐渐被一个管制严密的机构所取代。长期居民与新近抵达者对这一转变的感受未必相同。

人民圣殿教仍然依赖外部收入。捐款、教徒的退休金和社会保障金、转交给该组织的资产,以及经由乔治敦安排采购的物资,共同支撑着这一项目。琼斯镇从未实现其宣传中所暗示的经济独立。集体劳动建成了大量基础设施,但进口食品、设备、药品和燃料仍然不可或缺。

对外宣传掩盖了许多这样的困境。影片片段、文艺演出、信件和有人陪同的参观,展示的是面带笑容的孩子、物产丰饶的田地、音乐和集体用餐。这些画面并非全然虚构:居民确实建立了一个运转有序的社会生活环境,也常常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自豪。然而,领导层控制着外界接触这一生活环境的条件,限制私下交谈的机会,并掩盖那些想要离开的人所遭受的胁迫。

人口、日常生活与控制体系

琼斯镇的居民包括婴幼儿、学龄儿童、劳动年龄成年人,以及为数众多的老年人。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其中多数是黑人。许多人早在迁往圭亚那之前多年就已加入人民圣殿教,并为其投入了大量感情与物质资源。他们选择留下的原因各不相同:宗教上的忠诚、对种族平等的追求、对家人的依恋、经济上的依赖、对集体生活的信心,或是害怕表达异议所带来的后果。

日常生活既包括农业劳动和维护工作,也包括上学、照看儿童、医疗照护、集体用餐、娱乐和频繁的会议。居民耕种田地、准备食物、修理设备、缝制衣物、授课,并照顾无力劳动的人。音乐和表演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聚居地还拥有一支名为“琼斯镇快车”的乐队。儿童和成年人也参加体育和文化活动。因此,留存至今的叙述既记录了温情、自豪与情谊,也记录了饥饿、疲惫与恐惧。

聚居地迅速扩张后,食物供应和劳动负担成为长期存在的问题。膳食主要依赖基础主食,而居民获得更多样食物的机会并不平等。居民在热带高温下长时间劳作,会议和广播还可能打断休息。医护人员利用有限的资源提供治疗,但居住拥挤、生活条件艰苦,使医疗照护不堪重负。琼斯本人的住处,以及他获取食物和药品的条件,都与普通成员不同。

领导层通过委员会、汇报关系、公开惩戒和信息管控来行使权力。扩音器播放琼斯的讲话、对新闻的解读,以及有关敌对势力的警告。居民被鼓励举报不忠的言论或行为。公开批评会可能伴有羞辱和体罚,证词与留存记录还描述了对某些人实施禁闭和使用镇静药物的情况。特定虐待行为发生的确切频率已难以还原,但多种形式的证据均证实了这些行为的存在。

离开并非迈步走出去那么简单。聚居地所处的位置、守卫的存在、领导层对护照和交通的掌控,以及居民没有可独立支配的钱财,都使离开变得困难。居民还被告知,离开会危及整个群体,或等于抛弃需要照顾的亲属。这些做法体现了强制控制:对居民依赖关系的强化,并不依靠某一道单独的障碍,而是通过物质限制、威胁、监视和情感义务共同实现。

然而,这种控制并不彻底。一些居民逃了出去,向来访者传递消息,或表面服从、私下仍心存疑虑。另一些人则继续忠于琼斯,或认为种种限制是必要的保护措施。将这个群体一概视为忠心追随者,或一概视为受困者,都会掩盖这些差异,也更难解释其中的反抗与参与行为。

外部压力与“白夜”

到1977至1978年间,人民圣殿教与批评者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前成员及成员亲属组成了“关切亲属”组织,指控有人被违背本人意愿扣留,并遭受虐待。该组织敦促记者、政府机构及民选官员展开调查。圣殿教代表则回应称,怀有敌意的外界人士正在攻击一个由成员自愿加入、不同种族共同生活的社区,并企图拆散支持该社区的家庭。

争议的焦点之一是住在琼斯镇的幼童约翰·维克托·斯托恩。他的父母格蕾丝和蒂莫西·斯托恩在退出这一运动后,要求让孩子回到他们身边。琼斯声称自己才是孩子的父亲,这一说法成为旷日持久的监护权纠纷的一部分。圭亚那的法律诉讼,以及为落实父母监护权而采取的行动,使琼斯更加强烈地将外界干预描绘为对定居点存亡的威胁。

美国使馆人员曾到访琼斯镇,并与居民面谈,其中包括亲属投诉中提到的人。这些访问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官员们面对的是生活在圭亚那司法管辖之下的美国公民,其中许多人公开表示愿意留下。与此同时,在一个受到严密控制的社区内进行的访谈,无法可靠地判断这些意愿是否出于自由选择。外交权限的限制、证据不全,以及领导层对访问活动的安排与控制,都增加了干预的难度。

琼斯多次召集被称为“白夜”的紧急集会。这些集会的性质并不相同:有些涉及所谓的袭击或危机,另一些则涉及对集体死亡的讨论或演练。1977年9月一次持续较长时间的危机期间,居民被动员起来保卫定居点,抵御琼斯所宣称的迫在眉睫的进攻。所声称的袭击并未发生,但这场紧急动员强化了被围困的状态,也强化了生存有赖于绝对团结的信念。

“革命性自杀”的观念成为琼斯言论中的核心要素。他将集体死亡描绘为对迫害的政治回应,而非承认失败。反复灌输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讨论、演练以及要求公开表忠,这一极端提议逐渐成为社区制度化话语的一部分。然而,参加演练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后来同意真正赴死;留存下来的叙述也表明,其中一些事件笼罩着疑虑、恐惧与欺骗。

琼斯还探讨过迁往苏联的可能性,圣殿教代表也一直与苏联官员保持联系。这些接触既反映了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也体现了寻找另一处避难所的意图,但并未达成正式的迁居协议。到1978年11月,这个社区在物资上仍依赖圭亚那和美国,而其领袖却越来越多地将外部审视和成员离开都描述为不可容忍的威胁。

利奥·瑞安的到访与凯图马港袭击

利奥·瑞安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议员。他在接到选民和人民圣殿教成员亲属的投诉后,前往当地实地调查。代表团于1978年11月14日抵达圭亚那,成员包括国会工作人员、记者以及“关切亲属”组织的成员。他的助理杰姬·斯皮尔也随团前往。这次访问并非军事行动,也不是要将整个社区的居民撤走;其直接目的是调查有关指控,并确认是否有人希望离开。

经过协商,瑞安与部分代表团成员于11月17日进入琼斯镇。居民准备了食物和音乐表演,举行欢迎活动。瑞安对所见情况的某些方面表示赞许,在场听众反应热烈。与此同时,一些居民试图私下接触来访者。弗农·戈斯尼将一张纸条递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唐·哈里斯,请求帮助他和莫妮卡·巴格比离开。这直接证明,至少有部分人希望获得离开的帮助。

11月18日,又有一些居民提出离开的要求。琼斯起初表示允许他们离开,但这些请求显然动摇了所有人都坚定支持他的形象。由于离开的人数增加,交通安排不得不作出调整。其他人开始前往凯图马港时,瑞安还在定居点短暂停留。人民圣殿教成员唐·斯莱持刀袭击了他;瑞安没有受重伤,随后与离开的队伍会合。

在简易机场,代表团成员和脱离教会者准备登上两架小型飞机。人民圣殿教成员拉里·莱顿伪装成脱离教会者,登上其中一架飞机后向乘客开枪,打伤两人。另一队来自琼斯镇的武装人员乘坐拖拉机牵引的拖车抵达,向较大飞机周围的人群开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摄影记者鲍勃·布朗在遇害前拍下了部分袭击过程。

共有五人在凯图马港遇害:瑞安、哈里斯、布朗、《旧金山观察家报》摄影记者格雷格·罗宾逊,以及脱离人民圣殿教的帕特里夏·帕克斯。另有数人受伤,其中包括身中多枪但幸存下来的斯皮尔。袭击过后,幸存者散落在简易机场各处及附近的草木丛中。由于地点偏远,加之航空运输中断,及时疏散和医疗救助受到限制。

简易机场的杀戮是一个关键转折点,但并非孤立发生的事件。定居点此前就已拥有武器和安保组织,形成了一套宣扬集体死亡的话语,并演练过应对所谓威胁的措施。居民出走以及针对美国国会议员的袭击,将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推向了最后的对抗。每一道指令究竟何时下达,已无法完整还原,但证词和录音表明,简易机场的行动与琼斯镇那场致命的集会,是同一连串事件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部分。

11月18日的死亡事件

代表团离开后,居民被召集到中央凉亭。琼斯告诉他们,整个社区即将遭到毁灭,孩子们将落入逼近的敌人之手,遭受苦难。这些说法并不能证明定居点当时确实面临迫在眉睫的袭击,而是他在凯图马港袭击事件后,下令集体赴死的部分借口。

一份由美国联邦调查局编目为Q 042的存世录音,记录了最后一次集会中约44分钟的内容。其中可以听到琼斯催促众人赴死的言论、痛苦的声音、对与会者发出的指令,以及他与居民克里斯蒂娜·米勒的一段交锋。米勒反对杀害儿童,并提出前往苏联的可能性。琼斯否决了这一选择,其他人也出声反驳她。她的发言直接证明,最后这场集会并非所有人一致同意的结果。

大多数遇难者死于氰化物中毒。包括婴儿在内的儿童遭到杀害,其中许多由成年人喂服毒药。一些成年人显然是自行服毒;另一些则受到胁迫、被强行灌毒,或无力反抗。现场有武装人员,幸存者也描述了胁迫行为和试图逃离的情况。琼斯和安妮·穆尔两人死于枪伤。现存证据并不总能确定每个人死亡时的具体情形。

定居点最终确认的死亡人数为909人,其中304人未满18岁。必须区分这一数字与918人的总死亡人数。另有5人在简易机场遇害,4人死于人民圣殿教的乔治敦总部,即莎伦·阿莫斯及其三个孩子。这些死亡发生在不同地点,各自的直接经过也不相同,但都属于11月18日这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

并非所有与琼斯镇有关的人都遇难了。一些居民逃入森林、藏了起来,或当时不在定居点。一支篮球队当时正在乔治敦,队员包括琼斯的儿子斯蒂芬。其他人民圣殿教成员则身在圭亚那其他地方或美国。因此,幸存者的叙述来自处境不同、观察机会各异的人;没有任何一名目击者见证了事件的全过程。

不加限定地将这场事件称为“集体自杀”并不妥当。这种说法会错误地让人以为,儿童选择了死亡,而且每名成年人都是自愿赴死。“集体谋杀与自杀”或“集体杀戮”更能体现其中蓄意杀人、胁迫和自我了结生命交织的情况。但另一方面,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让人确切判定每名成年遇难者的死亡性质。最准确的叙述应当保留这种区分,而不是用一种笼统的描述取代另一种。

遗体收殓、调查与法律后果

死亡事件发生后,圭亚那人员抵达琼斯镇,封锁并保护了现场。最初的报告大大低估了死亡人数。遗体密集聚集、相互叠压,直到收殓工作逐步展开,这场灾难的规模才变得清晰。不断变化的死亡人数后来引发了种种猜测,但最终总数是通过遗体收殓和身份确认确定的,而非依据最早的目测估算。

美国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将死者遗体从圭亚那运往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热带高温、遗体腐败、当地设施有限以及遗体数量庞大,都增加了遗体处理和身份确认的难度。工作人员利用指纹、牙科记录、个人资料及其他证据辨认身份,但仍有许多遇难者无法得到个别确认。这次行动还带来了有关管辖权、费用承担以及如何对待死者家属的棘手问题。

法医证据并不完整。圭亚那病理学家莱斯利·穆图在现场检查了遗体,并报告了一些发现;他认为,这些发现表明部分死者曾被强行施用毒物。此后,仅有七名遇难者在美国接受了完整尸检。由于检查范围有限、遗体状况不佳,加上现场受到扰动,法医结论无法确定全部909人的确切死亡情形。

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展了代号为“RYMUR”的调查,收集了大量有关瑞安遇害及人民圣殿教运作的证据。调查人员找到了录音、往来信件、财务记录和证人陈述。国会的调查也审查了有关方面如何处理预警信息、与使馆的联系,以及瑞安的访问。这些调查揭示了严重的失误与制约因素,但未能证实所谓这些死亡是政府秘密灭绝行动所致的说法。

拉里·莱顿是因参与简易机场袭击阴谋而在美国受到起诉的主要幸存人民圣殿教成员。他此前在圭亚那受审,获判无罪。被引渡至美国后,他的首次联邦审判未能作出裁决;第二次审判则于1986年裁定,他犯有与针对瑞安的阴谋及袭击有关的罪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并于2002年获准假释。这次起诉针对的是他在凯图马港袭击事件中的作用,而非追究他对琼斯镇全部死亡事件的责任。

灾难发生后,人民圣殿教瓦解。其善后事务涉及资产接管、针对其资产提出的索赔以及法律纠纷。幸存者和死者亲属不仅承受丧亲之痛与公众猜疑,还面临安葬和身份确认等实际问题。1979年,400多名遇难者的遗体合葬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长青公墓,其中许多是儿童。这片墓地成为美国集体悼念琼斯镇死难者的主要场所。

历史解读、纪念与废弃遗址

琼斯镇成为研究新兴宗教运动、魅力型权威、社群组织和政治暴力的重要案例。早期面向公众的解释往往诉诸“洗脑”概念,将信徒描绘成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后来的学术研究则更加关注对组织的依赖、不断加深的投入、人际关系、种族经历,以及虐待行为逐渐常态化的过程。这些研究路径并非要减轻琼斯的责任,而是要解释:对于那些最初往往怀有有益于社会的理想的人,控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种族问题是这段历史的核心。死者中大多数是黑人,其中许多是女性;而在以琼斯为中心的大众叙述中,她们的生平鲜有呈现。对于一些成员而言,在一个歧视根深蒂固的社会里,人民圣殿教不仅提供了实际的生活资源,还提供了一个不同种族相互融合、在当时颇为罕见的社群。理解这种吸引力,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其领导层的说辞。这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何加入、希望建立怎样的生活,以及为什么离开可能意味着失去整个支持网络。

相关文献资料异常丰富,但并不均衡。人民圣殿教的录音带和文件既保存了内部讨论,也保留了精心编排、面向外界的信息。记者报道、照片、影片、政府档案和幸存者证词则提供了其他视角。其中大量材料已由与圣迭戈州立大学相关的“琼斯镇与人民圣殿教的另类思考”项目收集整理,并向公众开放。每一类证据都需要审慎解读:宣传可能掩盖真实状况,事后的回忆可能彼此不一,而录音也只能记录某些特定时刻。

日常用语往往将这一事件简单化。“喝酷爱饮料”(drinking the Kool-Aid)这一说法后来被用来形容盲目服从,尽管与琼斯镇毒饮料更直接相关的品牌其实是 Flavor Aid。更重要的是,这个说法把一场涉及儿童遭杀害、成年人受胁迫的事件,变成了愚昧顺从的隐喻。它的广泛使用,与那些逐一列出遇难者姓名、强调个体生命而非将其视为面目模糊的群体的纪念活动,形成了鲜明对照。

2011年,一座列有相关事件中全部918名死者姓名的纪念碑在常青公墓揭幕。将琼斯的名字列入其中,引发了死者亲属与幸存者之间的分歧:完整记录历史与纪念遇难者,是否应由同一座纪念碑来承担?每年的纪念聚会和个人讲述,仍不断体现出人们与死者、人民圣殿教以及幸存经历之间各不相同的关系。

在圭亚那,聚居地本身已大体消失。建筑物逐渐破败或被拆除,设备被搬走,热带植被重新覆盖了当年开辟的大部分空地。没有历史地图、照片和当地人的了解,如今很难辨识遗址原有的面貌。围绕将其开发用于旅游业的设想,人们不时提出疑问:如何进入遗址,能否让当地经济受益,以及如何以尊重的态度对待这处大规模死亡事件的发生地。与奥克兰那座醒目的纪念碑不同,昔日的聚居地如今主要留存在地貌中的痕迹,以及曾在此生活的人们留下的记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