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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

韩愈(768—824)是唐代散文家、诗人和官员,其古文创作与儒学主张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和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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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是中国唐朝的散文家、诗人和官员。作为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力图借鉴中国早期典籍的语言及其道德旨趣,革新文章写作。他的散文为论说、纪念性写作和个人情感表达确立了典范,影响延续数百年。他也是唐诗的重要作家,并为后来与宋明理学相联系的儒学复兴开辟了道路。他一生既从政任职、奖掖文学后进,也直言批评朝廷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819年反对皇帝迎奉佛骨一事。

名号与时代背景

韩愈字退之。因其家族祖籍与昌黎的渊源,世称韩昌黎;又因死后谥号为“文”,被尊称为韩文公。“文”有文德、文章之意。

韩愈生活在中唐。这一时期,唐朝文化仍然繁荣,却长期面临财政压力、藩镇割据和围绕皇权的争端。士人官员所处的政治秩序以儒家典籍为重要依据,同时也扶持佛教与道教。几种传统交织并存,构成了韩愈讨论文章标准、政治责任以及社会生活应有根基的时代背景。

在韩愈看来,写作并非独立自足的审美活动,而是士人官员更广泛职责的一部分:保存学问、识拔人才、进谏君主、表彰德行,以及维护伦理秩序。

生平与仕途

韩愈幼年丧亲,由亲属抚养长大。他早年家境困窘,要获得进身机会,有赖于求学、他人援引以及在科举制下应试成功。几度落第之后,他于792年考中进士。然而,进士及第并未立即为他带来稳定的仕途,此后他先在地方藩镇幕府任职,才获得朝廷官职。

韩愈的仕途升沉交替。803年,他任监察御史时,上疏陈述旱灾与民间疾苦,遭贬至阳山,即今广东境内。他在贬谪流徙期间的作品,常把个人失意与人才能否得到赏识、士人如何报效国家以及政府应尽何种职责等更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

他仕途中最著名的一次危机发生在819年。唐宪宗下令将一枚被认为是释迦牟尼指骨的舍利迎入京城供奉。韩愈上疏激烈反对,这篇奏疏即《论佛骨表》。皇帝大怒,将他贬往遥远的南方,出任潮州刺史。

819年稍后,韩愈改任袁州刺史,820年回到京城。此后他历任吏部侍郎等要职,于824年去世。

古文运动

韩愈与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反对骈文过度占据文坛主导地位。骈文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文体,以句式对偶、形式均衡和大量用典为主要特点。

他们并非一味排斥文辞修饰,而是认为,惯常的文体规范可能妨碍清晰的思考、个性的表达和严肃的道德论辩。早期文章,尤其是先秦诸子和汉代的作品,提供了另一类散文典范:文章结构应随思想旨意而定,而非受制于预先规定的对偶句式。

因此,韩愈自己的散文并不一概平易质朴。他的文章有时凝练,有时节奏雄健,有时多用典故,或诙谐幽默,或刻意出奇。他提倡复古,意在革新,而非机械模仿:学习古代典范,应使作者能够形成足以表达自身思想的独特文风。

他的成就也有赖于对多种文体的开拓。奏疏、书信、序文、传记、墓志铭和祭文,都成为展开深入论辩、刻画人物个性的载体。这场运动推动这些文体在后世中国文学经典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儒家思想与宗教批评

韩愈捍卫儒家传统,认为其核心关切在于伦理关系、政治责任与社会组织。在《原道》中,他将仁义视为正确理解“道”的根本。

他把这一道德学说描述为一条历史传承,从古代圣王延续至孔子、孟子。在他看来,这一传承在孟子之后便中断了。这一构想为后世讨论道统奠定了基础,不过,韩愈并未发展出许多宋代思想家所具有的系统性形而上学。

韩愈对佛教的抨击包含几个方面。他批评出家生活使人脱离日常的家庭责任和政治义务,质疑宗教机构在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并把佛教描述为一种外来传统,与他希望恢复的中国古代传统不相容。对于他认为背离儒家社会伦理的道家学说,他也予以反对。

819年的《论佛骨表》以格外激烈的政治表达呈现了这些信念。韩愈质疑皇帝崇奉佛骨是否合乎礼义,并将奉佛之举与古代君主的典范相对照。文中对佛教的论述旨在论战,并非对佛教教义或实践的中立描述。

韩愈的私人交往则更为多样,不能简单以儒、佛之别来概括。他与佛教人士保持思想交流,其中包括他在南方贬谪期间结识的大颠和尚。这些往来并未消除他在公共立场上对佛教的反对,却也说明,不能把他的一生描绘成始终与佛教隔绝。

主要散文作品

以下几篇短文体现了韩愈散文的多样性:

  • **《师说》**强调从师学习的重要性,认为择师不应受年龄或社会地位限制。文章将教师的职责界定为“传道、受业、解惑”,并批评士人以承认师承为耻的风气。
  • **《原道》**将道德教化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阐述韩愈对儒家传统的理解。
  • **《论佛骨表》**体现了直言进谏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展示了如何在上奏君主时援引历史先例。
  • **《马说》**是韩愈杂说中的一篇,以良马不被识别、得不到适当喂养为寓言式表现,寄托对人才遭到埋没的感慨。
  • **《祭鳄鱼文》**借向潮州危害百姓的鳄鱼发出告谕,展现地方官的权威,将庄严的宣告与奇特的想象融为一体。
  • **《祭十二郎文》**通过直接呼告、追忆往事和自责抒发悲痛,表明古文既能用于公共论辩,也能容纳深切的私人情感。

这些作品常以鲜明的情境展现才华与赏识之间的关系。杰出之士可能默默无闻,制度可能奖赏循规蹈矩者,而揭示真实价值与社会声名之间的落差,也可能成为作者的职责。

诗歌

尽管韩愈后世的声誉尤以散文为重,他也是一位富于创新的诗人。人们常将他与孟郊并论,因为两人都关注困苦的人生体验,偏好不同寻常的语言,并突破圆熟雅丽的传统审美。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既有山川景物与旅途见闻,也有友情、仕宦生活和贬谪经历。有些诗采用生僻词语、铺展议论、突兀转折和惊人的文学意象,另一些则较为直白易懂。因此,若将他的全部诗作都视为刻意追求艰涩,便失之偏颇。

韩愈拓展了诗歌可以容纳的题材和表达方式。议论性的段落、怪诞或陌生的事物,以及近似散文的语言,都可以成为诗歌的资源。后世批评家有时将这一倾向概括为“以文为诗”,这一说法既可能是在赞赏他的创造力,也可能是在担忧议论压倒了诗歌的抒情形式。

他因贬官赴任、行经蓝关遇雪而作的诗尤为著名。诗中将政治进谏的后果、贬谪途中行路的艰难以及对前途的忧虑联系在一起。

接受与影响

韩愈的地位在宋代显著上升。推动古文复兴的作家,尤其是欧阳修和苏轼,都将他的作品视为重要先范。苏轼以“文起八代之衰”赞誉他,认为他使衰落已久的文章重获振兴。这一评价体现了宋人的推崇,并非对此前文学史毫无争议的定论。

后世选家将韩愈与柳宗元及六位宋代作家并列,合称“唐宋八大家”。这一归类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典范地位,使他成为学习文言文者的重要取法对象。

他的思想遗产同样影响深远,但后人对其有所取舍。后世儒者重视他对伦理教化的捍卫及其有关道统传承的论述,同时又建立了远超其论说范围的哲学体系。因此,韩愈在宋明理学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提出了复兴儒学的纲领和道统谱系,而非构建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综合性哲学体系。

随着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汉文教育,韩愈的散文也传播到中国以外。他的文章成为写作范本和评注对象。历代持续的研习,使他的双重形象得以流传:他既是古代道德权威的捍卫者,也是勇于探索、拓展古文表现力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