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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计划

四年计划是纳粹德国于1936年启动、由赫尔曼·戈林主持的经济动员计划,旨在使军队和经济做好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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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计划是纳粹德国于1936年推行的一项经济动员计划,旨在使国家在四年内做好战争准备。该计划由赫尔曼·戈林主持,优先发展军备、在国内生产战略物资,并减少对供应容易中断的进口物资的依赖。计划还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在投资、原材料、外汇和劳动力等领域拥有广泛权力。尽管原定实施期限截至1940年,其所属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继续运作,并参与了对占领区的掠夺性开发和强迫劳动。

背景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德国重整军备的步伐加快。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推高了对进口石油、橡胶、金属矿石及其他工业原料的需求。德国缺乏足够的外汇,无法购齐军备计划和民用经济所需的全部物资。因此,武器生产的扩张加剧了各方对进口物资、投资和熟练工人的争夺。

经济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曾通过1934年的“新计划”应对外汇短缺,管制进口并扩大双边贸易安排。这些措施支持了重整军备,却未能消除其根本性的资源制约。到1936年,围绕在不影响出口、食品供应和金融稳定的前提下,军事生产究竟能以多快速度扩张,各方分歧日益尖锐。

四年计划标志着政策重心的转变:相较于常规经济考量,战略准备获得了更高的优先地位。其目的不只是延续经济复苏、减少失业,而是围绕未来战争的需要重塑生产。

确立与目标

在1936年8月撰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希特勒要求德国武装部队在四年内具备作战能力,德国经济也须在同一期限内做好战争准备。这份备忘录从意识形态角度阐述经济准备,将预期中与苏联的冲突同纳粹的种族及领土野心联系起来。

1936年9月,希特勒在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了该计划。10月18日,一项法令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全权负责人,赋予他广泛权力,以指挥实施计划所需的各项措施。

计划的核心目标包括:

  • 加快军备生产;
  • 扩大燃料、橡胶、金属及其他战略物资的国内供应;
  • 节约外汇,并使进口优先服务于军事需要;
  • 提高农业产量,增强食品供应保障;
  • 协调投资和劳动力配置,使之配合战争准备。

该计划追求自给自足经济,即提高经济自给程度,但并未取消对外贸易。在实际执行中,政策一方面以国内产品替代进口,另一方面力求获得可靠的外部供应。其目标是降低进口中断和封锁带来的风险,而非实现完全的经济孤立。

四年期限体现了紧迫性,以及对军事和经济做好战争准备的要求,并不意味着为战争爆发制定了明确的公开时间表。

行政管理与经济管制

四年计划并非以生产指令取代一切市场交易的全面计划体制。私人所有权、商业合同和企业利润仍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国家指令日益决定企业可以进口什么、哪些项目能够获得投资,以及稀缺物资如何分配。

戈林领导的机构与现有各部、军事采购机关及工业组织并行运作。其权限与经济部相互重叠,形成了彼此竞争的指挥体系,而非单一、有序的经济行政体制。该机构的影响力还来自戈林能够直接接触希特勒。

由此形成的体制将强制手段、协商、国家融资和私人获利机会结合在一起。企业可以从政府合同和受保护的市场中获益,但其选择受到官方优先事项的制约。

沙赫特反对该计划的部分实施方法和推进速度。1937年,他卸任经济部长,反映出其影响力日渐衰退,不过他仍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直至1939年。

主要工业项目

合成燃料与橡胶

德国国内石油资源有限,因此燃料成为核心问题。计划利用1936年以前就已在开发的工业工艺,扩大以煤炭生产合成燃料的规模。计划还支持合成橡胶的生产,尤其是布纳橡胶。

法本公司是这些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国家支持有助于维持对相关设施的投资,尽管其生产成本可能高于进口替代品。这些设施的战略价值在于,当能否从世界市场获得物资变得不确定时,仍可维持供应。

这些产业显著提高了德国的国内生产能力,但需要大量投资、建设时间、能源和原材料。其扩张并未使德国摆脱对进口石油及其他关键资源的依赖。

铁矿石与钢铁

该计划推动开采国内低品位铁矿石,尤其是萨尔茨吉特周边的矿藏。与品位较高的进口矿石相比,这类矿石的加工成本高昂,私营钢铁生产商因此抵制了部分拟议投资。

1937年成立的国有企业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使国家得以不受既有钢铁公司意愿的限制,推进这些项目。此后,该企业通过收购,以及将被吞并地区和占领区的工业资产纳入旗下,不断扩张。

农业与消费

农业政策旨在提高单位产量、增加国内生产,并减少对进口食品和动物饲料的依赖。这些目标受到可用土地、劳动力短缺,以及农业与工业争夺资源等因素的制约。

民用消费始终从属于军事优先事项。官方定价和管制措施可以抑制表面上的价格上涨,却无法解决物资短缺,也无法改变资源被转用于军备生产的状况。

扩张、迫害与战时掠夺

四年计划与纳粹的领土扩张紧密相连。吞并和征服带来了工业设施、原材料、外汇资产和劳动力。在1939年入侵波兰之前,取得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与资源,增强了德国的实力。

经济准备也与纳粹的迫害密不可分。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后,戈林在加速将犹太人排除出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雅利安化没收和强制转让犹太人所有的企业,既服务于种族迫害,也将资产转移给国家及获准的买家。

战争期间,四年计划的机构成为剥削欧洲占领区的更大体系的一部分。其劳工机构参与了对外国工人的招募和调配,而这些做法带有越来越强的胁迫性。强迫劳动,包括纳粹集中营囚犯的劳动,成为德国战争生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四年计划既是一项经济动员计划,也是纳粹政权剥夺财产、实施占领和强制统治体系中的一个运作机构。

成果与局限

到1939年,德国已大幅扩大军备生产,并提高了替代材料的制造能力。这些成果增强了德国发动战争的能力,但该计划并未实现全面自给自足。

一些重要局限依然存在:

  • **依赖进口:**石油、高品位铁矿石及其他战略物资仍须从国外获取。
  • **生产瓶颈:**熟练劳动力、机器设备、运输能力和建设资源的短缺制约了扩张。
  • **成本高昂:**与进口产品相比,国产替代品可能需要耗费多得多的资源。
  • **行政机构间的竞争:**权限重叠使物资分配和工业生产优先次序的确定更加复杂。
  • **相互竞争的需求:**军事采购、出口、农业和民用消费都依赖同样有限的生产资源。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原定的四年期限尚未届满。德国的战时经济仍依赖进口、储备、征服,以及对占领区的掠夺。

战时演变与历史解读

四年计划并未在1940年就此结束。戈林保留了正式职务,但军备生产的实际指挥权日益转移到其他机构。自1942年起,阿尔贝特·施佩尔领导的军备机构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协调职能,而权限相互重叠的经济管理机构仍继续存在。

历史学家将该计划明确的战略目的与其参差不齐的实施成效加以区分。它决定性地使重大经济决策服从于侵略战争的准备,但其实际成果是在政治领导人、各部、各军种和工业企业之间的冲突与讨价还价中形成的。

不应将该计划视为从一开始就是一套成熟的总体战动员体系。其重要性在于加速重整军备,将军事优先原则嵌入经济管理,并创建了后来参与战时掠夺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