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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

仿真通过复现另一计算系统的行为,实现软件兼容,并支持硬件开发、测试和数字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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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是指由一个计算系统复现另一个计算系统的行为,使原本为后者设计的软件或其他组件能够在替代环境中运行。被复现的系统通常称为目标系统或客户系统,执行仿真的系统则称为宿主系统。仿真器可以复现整台计算机、一个处理器、一个外围设备,也可以复现某个软件接口。其根本目标是实现行为兼容:提交给仿真器的操作,应当产生与目标系统足够一致的结果。

仿真使程序在原本运行它的机器淘汰后仍能继续使用,支持不同处理器架构之间的迁移,也让开发者能够使用尚未获得或尚未完成的硬件。它在商业兼容系统、电子游戏保存、操作系统开发、安全研究和电子设计等领域都十分重要。实际应用中的难点在于确定必须复现目标系统的哪些方面:对于某个应用程序,正确的算术运算和文件访问可能就已足够;另一个应用程序却可能依赖精确的中断时序、未载入文档的处理器行为,或存储设备的电气特性。

仿真与虚拟化、模拟以及兼容层密切相关,但这些术语描述的是相互重叠而非完全相同的技术。理解仿真器,最好的方式是考察它复现了什么接口、保留了哪些可观测行为,以及它对将要使用它的软件作出了哪些假设。

行为兼容性与仿真的范围

仿真器实现了目标系统与其用户之间的一套约定。这套约定可以涵盖指令、内存地址、设备寄存器、文件格式、调用约定和时序关系。例如,处理器仿真器必须复现指令对寄存器和内存产生的影响;打印机仿真器则可能接收旧式打印机命令语言,并将输出渲染为现代文档。两者都不必复现原始设备的每一处物理细节。

这一区别将仿真与物理复制区分开来。处理器的软件模型不必包含任何在物理上与其晶体管对应的东西。它可以用变量表示寄存器,并通过编写仿真器所用语言的常规操作来解码指令。反过来,用可编程逻辑构建的实现可以复现旧式电路的大部分结构,而无须采用相同的制造工艺。关键在于,替代实现在向依赖它的组件暴露的接口上,能否表现出恰当的行为。

因此,兼容性是相对于一组明确规定的可观察行为而言的。设想一个程序,它将两个整数相加,写入一个文件,然后终止运行。仿真器可能完美复现最终生成的文件,但在内部以不同的顺序执行指令。只要程序无法观察到这种差异,它就无关紧要。而一个每帧轮询硬件寄存器数千次的程序,则可能暴露出前一个程序从未遇到的时序差异。如果不指明目标版本、工作负载和保真度标准,“完全兼容”之类的说法在技术上就没有多少意义。

一台机器能够复现另一台机器的行为,这种概念上的可能性与艾伦·图灵于1936年对通用图灵机的论述密切相关。通用机器能够解释另一台机器的编码描述。这为通用解释执行奠定了基础,但并不保证实际的仿真器运行迅速、易于构建,或能忠实复现未有文档记载的硬件行为。

仿真也不必在所有对外接口上保留原始系统的局限。仿真器可以提供更快的存储、更大的内存、调试控制功能,或更好的显示输出。这些扩展可能很有用,却也可能降低对历史系统的还原程度。定义明确的实现会区分与目标系统兼容的行为和可选的增强功能,因为软件可能依赖某些限制或缺陷,而增强功能恰恰消除了它们。

历史发展

计算机制造商在用不兼容的新硬件替换旧硬件时,希望保住客户已有的软件投资,模拟由此开始具有商业价值。早期计算机往往各有独特的指令集、数据表示方式和外设使用约定。将应用程序迁移到另一台计算机上,可能需要大量改写,尤其是当程序包含汇编语言代码或直接依赖硬件行为时。

一个重要的历史案例是IBM公司于1964年发布的 System/360 系列。该系列为性能水平不同的机器确立了共同的体系结构,其中部分机型还提供了兼容早期 IBM 系统的功能。例如,System/360 Model 30 通过相应的硬件、微程序和软件支持,能够模拟 IBM 1401。这些安排使客户得以逐步迁移,而不必在采用新设备之前就完成所有现有程序的转换。因此,早期的商业模拟通常是专门设计的机器所具备的一项功能,而非独立的软件应用。

随着通用处理器的速度不断提高,软件模拟开始能够切实用于更广泛的目标系统。个人计算机用户使用模拟器运行其他平台的软件,研究人员则使用指令集模拟器研究体系结构。兼容性产品与研究用模拟器之间的界限,往往取决于用途:前者侧重于运行现有应用程序,后者则侧重于测量和实验。

处理器平台的转换带来了引人注目的商业案例。20世纪90年代,苹果从摩托罗拉 68000 系列处理器转向 PowerPC 时,Macintosh 系统软件提供了运行既有 68000 系列代码的功能。随后,在2006年向基于英特尔处理器的 Macintosh 过渡时,苹果推出了 Rosetta,用于转译 PowerPC 应用程序。2020年向 Apple 芯片过渡期间推出的 Rosetta 2,则为英特尔平台的应用程序提供了相应的兼容支持。这些系统实现的是应用程序层面的二进制兼容,而非重现早期 Macintosh 的所有组件。

模拟也成为开源软件领域的一项重要活动。MAME 始于1997年,重点是街机;DOSBox 始于2002年,旨在支持 DOS 软件,尤其是游戏;QEMU 于2003年首次公开发布,兼具机器模拟器和动态转译器的功能。目标的差异使它们各有不同的工程侧重点,分别着眼于广泛记录硬件信息、提供便捷的应用程序兼容支持,以及实现灵活的系统运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模拟从一项成本高昂的迁移功能,转变为一种广泛可用的技术,用于软件维护、实验以及访问历史计算资源。

仿真、模拟、虚拟化与兼容层

区分仿真与模拟很有用,但两者的界限并非绝对。在工程领域的一种常见用法中,模拟器通过为系统建模来研究其特性,而仿真器则充当该系统可实际使用的替代品。处理器模拟器可能会估算流水线停顿和功耗,但运行速度远低于真实硬件。处理器仿真器则可能省略这些内部细节,同时仍能正确执行相同的应用程序。有些工具兼具这两种功能,而产品命名也并不总是遵循这一区分。

虚拟化通常对真实的计算资源进行划分或管理,让多个相互隔离的环境能够使用这些资源。当客户机与宿主机采用相同的指令集架构时,客户机的许多指令可以直接在宿主处理器上执行。特权操作和设备访问仍由虚拟机监控器控制。相比之下,仿真能够执行宿主处理器并未实现的架构所使用的指令。不过,虚拟机往往会结合这两种方式:其处理器可能采用硬件辅助虚拟化,而磁盘控制器、网络适配器和显示设备则通过仿真实现。

兼容层作用于另一种边界。它并不再现整台计算机,而是提供应用程序所需的接口。例如,Wine 在其他操作系统上实现 Windows 接口,而不要求在仿真的计算机中完整安装 Windows。其名称广为人知的展开形式“Wine Is Not an Emulator”(Wine 不是仿真器),强调的正是这种架构上的区别。不过,当应用程序的指令集与宿主机不同时,兼容层也可以与处理器指令翻译相结合。

其中两个重要的边界是应用二进制接口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应用二进制接口规定寄存器使用方式、数据布局、调用约定和可执行文件格式等细节。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则描述可调用的服务及其行为。重新实现其中任何一种接口,都可以在不重建底层硬件的情况下实现兼容,但能否成功取决于应用程序是否始终在该接口界定的范围内运行。

术语的用法也因领域而异。移动设备“仿真器”可能包含虚拟化的处理器、模拟的传感器环境,以及重新实现的平台服务。终端仿真器再现的是实体终端的命令和显示行为,不一定再现其处理器或电路。在电子设计领域,硬件仿真通常指将电路设计映射到专用的可编程硬件上。这些用法并不矛盾:它们都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再现某个选定的接口。因此,精确的描述应说明哪些部分通过仿真实现、哪些部分直接执行,以及哪些行为被有意省略。

全系统与应用级架构

全系统仿真器会模拟计算机的足够多组成部分,使客户操作系统能够启动。这些组成部分通常包括一个或多个中央处理器、物理内存、中断控制器、定时器、存储控制器和输入/输出设备。仿真器还会提供或加载用于初始化客户机的固件。客户操作系统管理这一环境的方式与管理物理硬件大体相同,不过仿真器呈现的可能是一个经过简化的平台,或是一个明确设计为虚拟平台的环境。

组织整个仿真系统的核心问题是机器的地址空间。普通内存访问可以被导向保存客户机字节数据的宿主机内存。另一些地址则对应内存映射设备:对这些地址的读写会触发设备模型的相应行为。向显示寄存器写入数据可能会改变可见的帧缓冲区,而向存储控制器寄存器写入数据则可能启动一次传输。对于具有独立输入/输出指令的系统,还需要额外的机制来将这些操作分派到相应设备。

处理器状态并不只有通用寄存器。全系统执行还可能涉及特权级别、异常状态、地址转换寄存器、浮点运算模式和中断屏蔽设置。要运行客户机内核,仿真器必须再现特权指令的效果以及异常处理规则。客户机的虚拟内存又增加了一层转换:客户程序生成的地址可能需要先通过客户机页表进行转换,仿真器才能找到对应的宿主机存储位置。

应用级仿真,也称用户态仿真,不必再现整台机器。它加载面向其他架构的可执行文件,转换其中的指令,并将其操作系统服务请求映射到宿主机。对于受支持的客户机架构与宿主机操作系统组合,QEMU 的用户态仿真功能就采用了这一基本方法。一次系统调用可能需要转换寄存器使用约定、数据结构布局、字节序和错误返回结果。信号、线程和进程创建尤其难以处理,因为它们的语义超出了单条指令的范围。

应用级仿真的设备模型开销通常较低,也容易与宿主机的文件和进程自然整合。它的局限也源于同样的设计:它无法直接运行任意客户机内核,也未必能够再现宿主机不具备的服务。全系统仿真提供了更独立完整的环境,但必须维护许多相互作用的组件。具体选择取决于需要兼容的是应用程序、操作系统环境,还是某种特定历史时期的机器配置。

指令解释执行与二进制翻译

最直接的执行技术是解释执行。解释器取出一条客户机指令,对其解码,在客户机状态上执行相应操作,然后推进客户机程序计数器。一种简单的实现方式是以指令操作码为索引,通过查表分派执行。解释执行的过程比较容易检查,也能精确处理不常见的指令,但反复取指、解码和分派会带来相当大的开销。

另一种方法是二进制翻译,即将客户机机器码转换为宿主机可执行的代码。静态翻译在执行之前完成这一转换。它可以进行充分优化,但如果程序将代码与数据混放、通过计算确定分支目标,或在运行时生成指令,就很难识别出所有可执行指令。动态二进制翻译则在执行过程中转换代码,通常以代码块为单位,并将结果保存在翻译缓存中。

动态翻译器通常先将客户机指令解码为中间表示,再对其进行优化,最后生成宿主机指令。它可以将常用的客户机寄存器保存在宿主机寄存器中,合并操作,并将翻译后的代码块直接链接起来。这些技术能够减少分派开销。QEMU 的微型代码生成器(Tiny Code Generator)就是此类基础设施的一个例子,其设计目标是在多种客户机架构与多种宿主机架构之间进行翻译。

翻译必须保留那些无法在不同架构之间直接对应的指令效果。客户机与宿主机处理器在条件标志、整数位宽、对齐规则、字节序和浮点行为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一条 x86 算术指令可能会更新多个条件标志,即使周围的程序只使用其中一个。翻译器可以将标志的计算推迟到需要时再进行,但如果异常、调试器或后续指令需要查看这些标志,它仍必须还原出正确的状态。同样,涉及舍入、特殊值或中间结果精度的浮点差异,也会影响与 IEEE 754浮点运算标准算术规则的兼容性。

自修改代码带来了另一项难题。如果程序修改了已经翻译过的指令,缓存中的翻译结果就会失效。仿真器必须检测相关的写入操作,使受影响的代码块失效,并协调正在执行的各个线程之间的变更。精确异常也提出了类似要求:生成的宿主机代码中发生的错误,必须以对应的客户机状态报告出来,就像错误发生在正确的客户机指令处一样。

因此,性能取决于工作负载和具体实现,无法用一个通用的减速倍数来概括。规模较大且频繁重复执行的代码块能够摊薄翻译成本;不断变化的代码,或频繁调用仿真服务的代码,则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解释执行和翻译也可以结合使用:仿真器可以对不常见的操作采用解释执行,同时翻译频繁执行的路径。

时序、并发与保真度

功能正确性关注系统计算的结果;时序保真度关注可观测事件发生的时间。仿真器即使能得出正确的算术结果,也可能无法运行依赖中断间隔、处理器速度或内存访问争用的软件。早期软件常用指令循环计时,或根据视频扫描束的行进位置同步更新显示内容。这类行为使时间也成为兼容性接口的一部分。

以周期为基础的仿真器使用与目标硬件时钟相关的单位来跟踪时间。它可以为指令设定所需的周期数,也可以对总线访问等更细小的步骤建模。“周期精确”这一说法并不保证每一种内部效应都已得到再现。精确程度取决于模型涵盖哪些时钟、组件及其相互作用。处理器的指令执行时长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与视频硬件之间的交互仍可能不准确。

Commodore 64 说明了组件间交互为何重要。它的 MOS 6510 处理器和 VIC-II 视频芯片共享内存访问权,视频活动会影响处理器的执行进度。软件可以在特定的光栅扫描位置修改图形寄存器,从而产生静态显示配置无法实现的效果。因此,仅再现文档所述的最终寄存器值可能还不够;仿真器必须考虑访问的顺序和时序。

现代多处理器系统带来了另一类保真度问题。不同客体处理器上的指令通过共享内存、中断和原子操作相互作用。不同体系结构允许的内存操作顺序各不相同。如果翻译器在内存序较弱的宿主机上运行内存序要求较强的客体系统,就可能需要额外的同步措施。即使常规的单线程测试都能通过,正确实现客体系统的内存模型仍然至关重要。

确定性与时序有关,但二者并不等同。确定性仿真器在初始状态和指定输入相同的情况下,会产生相同的执行过程。宿主机调度、实时时钟、网络流量以及设备操作的异步完成,都可能破坏这一特性。录制与重放系统会捕获非确定性输入,以便重现执行过程,用于调试或分析。

保真度目标决定了哪些机制是必要的。应用兼容性或许能容忍近似的外设时序,而硬件诊断程序可能会检验中断行为的精确细节。性能研究可能需要详细的 CPU 缓存和流水线模型,而普通的兼容性软件并不需要这些模型。细节越多,实现和验证的成本也越高;除非模型的假设和参数与目标相符,否则更复杂的模型并不必然更准确。

外围设备与外部接口

外围设备仿真的复杂性往往超过指令执行。存储控制器、图形设备、声音芯片或网络适配器都有各自的状态机、命令格式、缓冲规则和错误条件。软件可能依赖官方手册中未记载的行为,尤其是在驱动程序针对特定硬件修订版开发的情况下。因此,即使仿真器能够正确执行处理器的每一条指令,也仍可能因为设备模型返回了错误的状态位而无法正常运行。

存储仿真通常会将客户系统所见的控制器与宿主端的存储表示分开。客户系统看到的可能是一块 IDE 磁盘或一个软盘控制器,而仿真器则将其内容保存在宿主系统的普通文件中。简单的扇区镜像能够保留逻辑数据,却可能遗漏物理磁道布局、非常规的扇区大小、时序信息或刻意构造的格式异常区域。早期的一些复制保护机制恰恰依赖这些被遗漏的特性,因此需要信息更丰富的磁盘表示形式。

图形仿真涉及多个层次。简单的帧缓冲区提供一片内存,其内容直接对应像素。基于命令的图形处理器则接受各种操作,这些操作必须经过解释,或转换为宿主系统的渲染命令。精度、裁剪、纹理格式和同步机制上的差异,都可能使直接转换无法完全准确地重现原有行为。图形处理器还会通过内存可见性和命令完成机制与处理器交互,因此,仅凭画面显示正确并不能认定已实现完全兼容。

声音设备可能同时需要数字建模和模拟电路建模。如果滤波器、失真或元件容差会影响声音,那么仅重现声音芯片的寄存器行为,未必能重现其实际听觉效果。仿真器通常会区分数学上理想化的声音合成与旨在逼近特定硬件修订版的模型。宿主端的音频缓冲还带来了另一项权衡:降低延迟,还是增强抵御播放中断的能力。

外部连接也需要作出类似的选择。仿真的网络适配器可以将客户系统接入宿主系统提供的虚拟网络,而终端接口则可以连接到宿主系统的窗口或串行设备。直接访问物理设备可以提高兼容性,但也会使客户系统更紧密地依赖宿主环境,并增加隔离的难度。

有些虚拟环境不再重现历史设备,而是提供专为虚拟化设计的接口。支持这种协作方式的客户系统会使用专门的设备驱动程序,与宿主系统高效通信。这种方法通常称为半虚拟化,可以降低开销,但会改变客户系统所见的平台。因此,它尤其适用于现代虚拟机;如果目的是重现未经修改的历史系统安装环境,则不太适合。

硬件仿真与可编程实现

仿真既可以通过软件实现,也可以通过硬件实现。在电子设计中,硬件仿真将数字电路的模型放在专用硬件上运行,使设计人员能够在最终芯片制造出来之前测试其行为。仿真目标通常使用 Verilog 或 VHDL 等硬件描述语言来描述,而不是表示为一系列处理器指令。

从实际应用来看,这项技术介于基于软件的逻辑模拟与实际制造的芯片之间。细致的软件模拟器能够呈现许多内部事件,但在运行大型设计时,速度可能过慢,难以承载规模较大的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工作负载。硬件仿真能够让这类工作负载更易于运行,同时保留对内部信号的访问能力和调试控制能力。它广泛应用于电子设计自动化领域,尤其适用于复杂的片上系统。

一种相关方法是将设计映射到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上。其可配置的逻辑和布线资源能够并行实现多种电路操作。FPGA 原型验证通常侧重于执行速度以及与外部设备的集成,而专用硬件仿真系统则侧重于验证容量、可观测性和可控性。两者的区别并非绝对,但会影响设计的划分、编译以及调试监测逻辑的插入方式。

可编程逻辑也可用于重现历史上的计算机和游戏系统。这种方式不是由宿主处理器逐条解释执行目标系统的指令,而是利用可配置逻辑实现并行运行的处理器和外设状态机。这有助于更容易地表达精细的时序关系,但并不能保证准确性。与软件仿真器一样,硬件重现也可能存在逻辑错误、遗漏未公开记载的行为,或对模拟元件作近似处理。

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之间的界限仍然很重要。FPGA 实现可能准确再现声音发生器的逻辑,却使用不同的输出电路。重现的视频系统可能生成逻辑上正确的像素值,却采用现代数字输出,而非原有的模拟信号。这些差异是否重要,取决于具体目的:是运行软件、保留原有的显示体验,还是验证电路。

硬件技术与软件技术经常结合使用。虚拟平台可以执行处理器软件,同时由硬件仿真器处理加速器或子系统。这种协同仿真需要双方之间的通信协议和同步机制。其性能不仅取决于各个模型的运行速度,还取决于跨越软硬件边界的交互频率及其开销。

软件保存、可复现性与法律边界

仿真保存的不只是已存储的信息,还包括运行软件并体验其行为的能力。文档的含义可能取决于解读它的应用程序,而交互式作品则可能依赖时序、输入设备、声音和显示惯例。因此,在仿真环境中运行原始软件,能够保留转换为新文件格式时无法涵盖的特性。这使得仿真对档案馆、图书馆以及负责保护文化遗产的机构具有重要意义。

保存下来的环境通常包含多个相互依赖的对象:仿真器及其配置、客户机固件、操作系统文件、应用程序和存储映像。仅凭磁盘映像本身,可能无法确定使用它所需的机型或外设设置。因此,描述性元数据十分重要。版本号、配置文件、来源记录和校验和有助于确认保存了哪些内容,以及日后运行时使用的是否仍是同一批材料。

仿真器的版本变化还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修正设备模型后,某些在旧版本下看似运行正常的软件,其行为可能发生变化。存档状态对此尤为敏感,因为它们编码保存的是内部运行状态,而不只是客户机文件。除非专门为可移植性而设计,否则存档状态可能依赖特定的仿真器版本和实现细节。因此,除了常规的客户机存储内容,一并保存原先运行时所用的环境,对确保可复现性也可能十分重要。

不同组件分别涉及各自的法律权利。仿真器的实现、机器固件、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可能各有不同的权利人和许可条款。一部作品不再进行商业销售,并不意味着它就进入了公有领域。同样,合法使用仿真器,也不意味着所有被分发的游戏或固件映像都获得了授权。

美国的诉讼曾涉及以实现兼容性为目的的逆向工程的某些方面。在1992年的“世嘉企业有限公司诉 Accolade 公司案”(Sega Enterprises Ltd. v. Accolade, Inc.)中,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审理了为查明兼容性要求而进行中间复制的问题。在2000年的“索尼电脑娱乐公司诉 Connectix 公司案”(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Inc. v. Connectix Corp.)中,同一法院审理了开发 PlayStation 仿真器过程中进行中间复制的问题。这些判决认定,相关案件具体情形中的行为构成合理使用;它们并未赋予不受限制地分发受版权保护软件的许可。

版权例外、合同条款以及有关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规则,会因司法管辖区和具体情境而异。因此,保存实践会将技术上的真实性与法律权利状况分开考量。即便机器环境得到准确重建,其中仍可能包含复制或向公众提供受到限制的材料;而依法可以分发的重建版本,则可能缺少再现完整历史体验所需的原始素材。

验证、调试与安全

验证仿真器需要多个层面的证据。指令测试检查算术运算、标志位、异常以及不常见的操作数组合。设备测试检查寄存器状态变化、中断和数据传输行为。随后,再通过完整的应用程序检验孤立测试可能遗漏的交互。成功启动操作系统是一个有意义的里程碑,但并不能证明每条指令、每个设备或每种时序关系都正确无误。

一种常用技术是差分测试:在仿真器和参考实现上执行相同的工作负载,并比较两者的可观测状态。参考实现可以是物理硬件、另一个仿真器,也可以是独立开发的模型。通过比较指令轨迹、寄存器值、内存写入或设备事件,可以定位差异。这种方法很有效,但也受参考实现自身局限的制约;两个实现可能基于同一个错误假设。

随机生成的指令序列和模糊测试有助于探索手工编写的程序很少覆盖的情况。生成器必须区分明确定义的行为与未规定或依赖具体实现的结果。否则,结果不一致可能源于无效的测试预期,而非仿真器的缺陷。形式验证可以证明特定转换规则或状态机的某些性质,但要证明一个完整且实用的机器仿真器的正确性,难度仍要大得多。

仿真也是一种功能格外强大的调试环境。执行过程可以在任意指令处暂停,内存访问可以触发断点,而且无需修改客户机就能检查设备状态。快照可以让整个虚拟机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借助适当的确定性重放机制,反向调试可以重建故障发生前的事件,而不必仅仅依赖最终遭到破坏的状态。

安全分析利用这些特性来观察恶意软件、检查可疑文件,以及分析面向调查人员无法获取的体系结构的软件。仿真能够以很细的粒度呈现指令、内存访问以及对操作系统服务的调用。不过,恶意程序可能通过独特的设备标识、时序行为、缺失的指令或实现缺陷来检测仿真器,继而改变自身行为。因此,在某个仿真环境中未观察到有害活动,并不能证明程序无害。

仿真器本身并不天然构成安全的沙箱。受客户机控制的指令、可执行文件、磁盘映像和设备命令,都会交由宿主端的复杂代码处理。这些代码中的缺陷可能造成安全漏洞,使其影响超出预期的客户机边界。共享目录、剪贴板集成、网络连接和设备直通也提供了有意开放的宿主机访问通道。因此,安全评估必须区分被仿真机器的准确性与外围隔离机制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