蠕变是材料在持续机械应力作用下逐渐发生的变形。与瞬时弹性响应不同,蠕变随时间发展,并且受到温度、加载历史和材料结构的显著影响。即使应力低于短期屈服应力,也可能发生蠕变,最终可能导致过度变形、开裂或断裂。对于金属,蠕变在高温下尤为重要;而聚合物、混凝土、木材、冰及其他一些材料,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就会发生显著蠕变。
蠕变决定着涡轮叶片、蒸汽管道和高温压力容器等设备的使用寿命,同时也影响建筑物的挠曲、地面沉降和冰川运动。其内在机制既包括原子扩散和位错运动,也包括分子重排、水分促进的变形以及晶粒间滑移。因此,蠕变这一术语描述的是一类随时间发展的响应,而非某一种微观过程。
物理含义与控制变量
力学应变是物体尺寸相对于其原始尺寸的变化量。在单轴试验中,工程应变为 ,其中 为初始标距。蠕变应变是在应力持续作用期间随时间发展的应变分量。蠕变速率 是蠕变应变的累积速率,通常以秒的倒数或小时的倒数表示。在实验室试验中看似极小的速率,经过数十年累积也可能产生显著影响:例如,恒定速率 在十年内会产生约 0.32% 的应变。
应力、温度和经历的时间是主要的外部变量,但仅凭这些变量还不足以确定蠕变行为。晶粒尺寸、晶体取向、先前的变形、化学成分、含水量以及所处环境都可能改变材料的响应。材料当前的内部状态同样重要。即使两个试样当前所处的条件完全相同,如果其中一个先前经历过更高的温度或不同的加载顺序,两者的蠕变行为也可能不同。
对于晶体材料,温度常用同系温度 表示,其中工作温度 和熔化温度 均以开尔文计量。许多工程金属在温度高于约 – 时,蠕变便会变得显著,不过这只是实用的经验准则,而非普遍适用的界限。铅的熔点约为 601 K,在室温下就已达到约 。钨在相同温度下则仅约为 。因此,两者在室温下的蠕变行为差异很大。
蠕变与应力松弛有关,但二者并不相同。蠕变过程中,应力保持不变,应变随时间发展;应力松弛过程中,总变形近似保持不变,而应力逐渐降低。受连接件约束的受拉螺栓可能因应力松弛而损失夹紧力,而悬挂的重物则可能使其支承构件因蠕变而逐渐伸长。这两种行为都可能源于相同的本构特性。
蠕变变形是否永久保留,取决于材料。金属的高温蠕变通常被视为不可逆的塑性变形。在具有黏弹性的材料中,部分延迟应变可在卸载后恢复,另一部分则可能残留下来。蠕变也不同于与反复加载有关的疲劳,不过在实际构件中,持续加载与循环加载往往会相互影响。
蠕变曲线与断裂的发展过程
常规拉伸蠕变试验在温度受控的条件下对试样施加载荷,并记录其伸长量随时间的变化。所得蠕变曲线通常包含三个可辨识的阶段:初生蠕变、稳态蠕变和加速蠕变。施加载荷时,试样会产生初始弹性应变,有时还会立即产生塑性应变。这些初始应变与随后随时间发展的应变有所区别。
在初生蠕变阶段,蠕变速率逐渐降低。对于许多金属,这是因为变形增加了位错运动的障碍,从而产生应变硬化。与此同时,高温促进了回复过程,使这些障碍重新排列或被消除。初生蠕变反映了硬化与回复之间不断变化的平衡。其持续时间差异很大:既可能只占初始的一小段时间,也可能占据构件使用寿命的相当大一部分。
稳态蠕变的特征是蠕变速率近似恒定。从简单的物理机制来看,硬化与回复相互平衡,使变形能够持续进行,而材料的变形抗力不发生显著变化。实测的最低速率通常称为最小蠕变速率。这一量尤其适用于比较不同材料,以及建立变形与断裂寿命之间的关联。不过,蠕变并不总能达到严格的稳态;许多现代合金的蠕变速率始终在变化,仅出现一个不明显的最低点。
在加速蠕变阶段,蠕变速率不断增大,直至断裂。多种过程都可能导致这种加速:横截面可能减小,内部孔洞可能长大并相互连通,晶界可能开裂,强化颗粒也可能粗化。在拉力恒定的条件下,横截面积减小会使真应力升高,形成促进变形的几何反馈。即使真应力受到控制,材料损伤仍可能使蠕变速率加快。
常见的三阶段曲线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有些材料几乎不表现出初生蠕变,另一些材料则没有明确的稳态阶段。脆性蠕变断裂可能在总应变很小时发生,而延性很高的材料在失效前可以产生很大的伸长。压缩蠕变也不存在许多拉伸试验中特有的拉伸颈缩失稳现象,但仍可能发生内部损伤和显微组织变化。
因此,蠕变断裂与蠕变变形是设计中需要分别考虑的问题。涡轮叶片可能远在断裂之前,就因伸长导致间隙消失而无法使用。反过来,焊接区域也可能在可见变形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形成具有破坏性的孔洞。完整的性能表征通常应包括应变随时间的变化、最小蠕变速率、断裂时间和断裂延性,而不能仅依赖单一的“蠕变强度”指标。
原子与微观组织机制
在晶体固体中,蠕变由多种相互竞争的机制引起,各种机制的重要性取决于应力、温度、晶粒尺寸和晶体结构。主要机制包括位错蠕变、扩散蠕变和晶界滑移。这些机制可以同时起作用,而其中最慢的必要步骤可能控制整体变形速率。
位错是一种线缺陷,使晶体无需整个原子面同时移动就能发生变形。在高温下,位错可以在晶格中滑移,也可以通过吸收或发射原子空位,攀移出原来的滑移面。攀移使位错能够绕过那些在低温下会强烈阻碍变形的障碍。热激活的回复过程还使位错能够重新排列成能量更低的结构,包括亚晶界。位错增殖、绕过障碍与回复之间的平衡,是许多工程金属发生蠕变的基础。
扩散蠕变通过应力驱动的原子和空位迁移发生。应力场改变晶粒周围的化学势,促使原子沿着能够逐渐改变晶粒形状的方向迁移。在纳巴罗–赫林蠕变中,迁移通过晶格进行;在科布尔蠕变中,迁移主要沿晶界进行。在理想化条件下,两者的速率分别近似与晶粒尺寸的平方和立方成反比。因此,细晶材料虽然可能具有较高的常规屈服抗力,却仍可能因扩散蠕变而较快地变形。
晶界滑移是相邻晶粒之间沿切向发生的相对运动。在紧密排列的多晶体中,单靠滑移通常无法使各处变形保持协调:必须通过扩散或晶粒内部的变形来适应几何形状的变化。如果这种协调不足,晶界台阶、颗粒或三叉结处就会出现应力集中,继而可能形成并长大蠕变孔洞。晶界滑移在超塑性变形中也十分重要;在适当条件下,细小而稳定的晶粒组织可使材料获得极大的伸长率。
变形机制图通常针对给定的晶粒尺寸,以归一化应力和同系温度为坐标,系统呈现这些过程。图中的不同区域表示预计由特定速率定律主导的范围,等值线则表示估算的应变速率。这类图是用于解释变形行为的模型,而不是边界分明的物理相图:不同机制之间是逐渐过渡的,晶粒尺寸的变化也会使分界位置移动。
实际服役材料比理想晶体复杂得多。溶质原子可以阻碍位错,析出物可以阻挡位错运动,弥散相颗粒则可以稳定微观组织。同时,氧化、辐照、相变和颗粒粗化可能在服役过程中改变起控制作用的机制。根据短期试验推断出的机制,未必会在长达多年的服役期内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本构定律与数学描述
蠕变本构定律描述变形速率与应力、温度以及表征材料内部状态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广泛使用的金属蠕变关系式中,最简单的是诺顿幂律:
其中, 为材料系数, 为应力指数。由于 的量纲取决于 ,使用拟合系数时,必须采用其注明的应力和时间单位。考虑温度依赖性时,可引入阿伦尼乌斯因子:
其中, 为表观活化能, 为摩尔气体常数, 为绝对温度。
应力指数和活化能有助于辨识蠕变机制,但两者都不能作为唯一判据。理想扩散蠕变的速率与应力近似呈线性关系,而位错蠕变的应力指数通常为几。强化合金可能表现出大得多的表观应力指数,尤其是在用有效阈值应力描述障碍物阻力时。试验过程中微观组织的变化也可能使拟合参数发生偏差。
初生蠕变常用含时间项的幂律表示,有时称为诺顿–贝利形式:
当 时,应变速率随时间减小。该方程在恒定条件下使用方便,但要将其推广到变载荷条件,则需要额外的假设。时间硬化与应变硬化模型对加载历史的表征不同,因此可能对应力变化后的响应给出不同预测。更先进的模型采用内部变量来描述位错密度、硬化、回复或损伤。
对于多轴加载,描述近似不可压缩的各向同性蠕变时,一种常用模型采用偏应力张量 ,以及基于冯·米塞斯屈服准则的等效应力 :
这一流动法则可用于变形计算,但并不意味着断裂仅取决于等效应力。拉伸性静水应力、晶界取向和应力三轴度都可能显著影响孔洞的长大。
线性黏弹性蠕变需要采用不同的描述方式。在恒定单轴应力 下,应变可写为 ,其中 为蠕变柔量。在变应力条件下,响应通过遗传积分取决于完整的应力历史。这类模型适用于线性响应范围,但本身并不能表征大应变屈服、微观组织损伤或断裂。
金属与高温合金
抗蠕变性能是冶金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高温机械必须长期保持形状和承载能力。蒸汽系统的运行时间通常长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小时,而航空发动机部件则反复经历高温任务工况。这些不同的工作循环,对蠕变强度、延性、抗氧化性和耐热循环性能提出了不同要求。
铁素体钢和马氏体钢广泛用于锅炉、蒸汽管道和发电设备。它们的抗蠕变能力来自固溶强化、细小析出相以及稳定的位错和亚晶结构的共同作用。铬赋予钢抗氧化性能,而钼、钨、钒、铌和氮等添加元素则有助于提高高温强度。长期处于高温环境时,析出相可能粗化,亚晶结构可能发生回复,从而逐步降低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
焊接构件需要特别关注,因为焊接会形成热历史和显微组织各不相同的区域。在一些抗蠕变铁素体钢中,长期服役后,热影响区的细晶区或临界区会产生裂纹,通常称为Ⅳ型开裂。焊缝金属、母材和热影响区并不总能用同一个蠕变本构关系来描述。局部变形差异会产生受约束的多轴应力状态,影响损伤累积。
镍基高温合金是燃气轮机热端部件的主要材料。许多此类合金依靠γ基体中高体积分数的有序γ′析出相强化,这些析出相通常以 为基础。它们既能阻碍位错运动,又能在高温下保持良好的稳定性。定向凝固叶片减少了横向晶界,而单晶叶片则完全消除了常规晶界。这抑制了晶界滑移和沿晶失效的重要途径,但并不能消除位错蠕变或显微组织退化。
叶片温度还通过内部冷却和热障涂层来控制。在先进发动机中,燃气温度可能超过未冷却叶片合金的熔点,因此,决定叶片蠕变服役条件的是金属的实际温度,而不只是燃气温度。局部冷却效果的微小变化,就可能显著改变累积变形量和剩余寿命。
抗蠕变合金的开发需要权衡多种因素。提高强度可能降低延性,或增加制造难度;添加难熔元素则可能增大密度,或促使不利相形成。3D打印还引入了织构、残余应力、孔隙分布及热处理响应等更多变量。因此,必须针对相应的加工工艺路线确定蠕变性能,而不能仅凭名义化学成分推断。
聚合物、玻璃和陶瓷
在聚合物中,蠕变主要源于分子链及链段随时间发生的重排。其响应取决于分子量、分子链缠结程度、结晶度、交联密度和温度。与大多数结构金属相比,聚合物在较低应力和普通环境温度下也可能出现显著的蠕变,因此,载荷持续时间是规定其力学性能时不可忽视的因素。
玻璃化转变尤为重要。在玻璃化转变温度区间以下,大尺度的链段运动受到限制,但局部分子运动仍会产生延迟变形。在接近和高于该温度区间时,链段的活动能力急剧增强。无定形热塑性塑料可能从较为刚硬的玻璃态响应转变为柔顺得多的橡胶态响应。半结晶聚合物中的结晶区域在熔融前始终起着物理约束作用,因此,不能仅凭玻璃化转变来推断其行为。
力学类比模型有助于区分不同的变形贡献。由弹簧和黏壶串联构成的麦克斯韦元件,在恒定应力下产生瞬时弹性应变和持续增长的黏性应变。由弹簧和黏壶并联构成的开尔文–沃伊特元件,则产生逐渐趋近极限值的延迟应变。更复杂的组合可以表征一系列不同的迟滞时间。交联网络能够限制分子链的长程流动,而未交联的热塑性塑料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可能发生显著的不可逆变形。
时温叠加法通过沿对数时间轴平移不同温度下的试验曲线,将其合成为一条主曲线。这种方法利用了升温通常会加快分子松弛这一特点。只有当相关过程的平移规律一致时,该方法才可靠。结晶、吸湿、化学降解或变形机制的改变,都可能使单一平移因子不再适用。因此,要预测聚合物的长期行为,除了短期试验数据,还必须关注物理老化和环境历程。
玻璃和陶瓷也会发生蠕变,但其机制不同于通常的聚合物分子链松弛。在足够高的温度下,许多玻璃通过黏性流动发生变形,其黏度强烈依赖于温度和组成。在晶态陶瓷中,扩散、位错过程和晶界滑移都可能参与蠕变。即使晶粒本身仍具有很强的抗蠕变能力,晶粒间的玻璃相也可能主导陶瓷的蠕变响应。
陶瓷基复合材料还涉及纤维、基体和界面之间的载荷传递。蠕变会使这些组分之间的应力重新分配,而氧化或界面退化又会改变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这类材料的行为不能简单地用单独考虑纤维或基体时的蠕变速率来描述。聚合物基复合材料也需要类似地区分各组分的行为:基体可能发生显著蠕变,而刚性纤维则承担越来越大比例的持续载荷。
混凝土、木材与结构的长期变形
徐变是混凝土使用阶段性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持续压应力作用下,硬化混凝土会不断缩短,其响应取决于水化水泥浆体、骨料的约束作用、含水状态、加载龄期和应力水平。其微观成因包括水化硅酸钙内部的重排与滑移、与水分有关的过程,以及应力足够高时产生的微裂纹。没有任何单一的基本机制能够解释所有观测到的徐变状态。
混凝土徐变通常分为基本徐变和干燥徐变:前者是在不发生水分交换的条件下测得的徐变,后者则与干燥过程中的受荷有关。干燥徐变并非基本徐变与无荷载干燥收缩的简单叠加,因为机械荷载与水分迁移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由于收缩在没有外加应力时也会发生,试验和结构计算必须将其与荷载引起的变形区分开来。温度引起的应变也是一个独立的变形分量。
加载龄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浇筑后水泥的水化和微观结构的形成仍在继续。在其他条件相近的情况下,早龄期受荷的混凝土通常比晚龄期受荷的同类混凝土产生更大的徐变。结构尺寸同样重要:厚构件的干燥速度比薄构件慢,因而会在内部形成湿度梯度,使收缩和徐变随空间位置而变化。骨料的刚度和体积分数会限制较易变形的浆体发生变形。
常规的徐变系数定义为徐变应变与相应初始弹性应变之比。其数值取决于弹性参考应变和混凝土龄期的定义方式。对于钢筋混凝土,长期挠度还取决于开裂、配筋率、刚度变化,以及混凝土与钢筋之间的应力重分布。在预应力混凝土中,混凝土徐变与收缩、预应力钢材的松弛共同造成预应力损失。
木材具有显著的各向异性,因此顺纹方向与横纹方向的蠕变并不相同。其细胞结构和对水分敏感的组成成分,使其响应既取决于持续应力,也取决于湿度变化历程。力学吸湿蠕变是木材受荷时因含水率变化而产生的附加变形,其大小可能超过含水率恒定条件下观测到的变形。因此,即使平均温度和荷载几乎不变,反复的湿度循环仍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在建筑和桥梁中,这些效应会影响楼板挠度、柱的缩短、连接滑移以及内力分布。预应力梁可能出现长期上拱或下挠,具体取决于预应力与重力荷载的相对作用。混凝土高层建筑中的柱与墙之间可能出现差异缩短。施工顺序也很重要,因为各构件开始承受持续荷载时的龄期不同,受荷持续时间也不同。
冰、岩石和地球中的蠕变
地质蠕变是天然材料在持续应力作用下发生的缓慢变形,其时间尺度从数小时到数百万年不等。它参与冰川运动、地下洞室周围的变形、盐体运动以及地球内部的流动。地质荷载持续时间极长,因此,即使变形速率远低于常规工程试验中易于测量的水平,也能累积出显著的变形。
冰川冰是一种晶态固体,通过位错运动、晶界过程和晶粒结构变化发生变形。其宏观行为通常用格伦流动定律近似描述:
其中, 为有效应变率, 为有效偏应力, 描述温度敏感性。冰川建模中广泛采用接近 3 的应力指数,但这一取值并非普遍适用。晶粒尺寸、杂质、晶体取向和含水量都会影响冰的实际响应。
冰盖运动还包括底部滑动和下伏沉积物的变形,这两者都不同于冰体内部的蠕变。在解读表面运动速度时,区分这些过程各自的贡献十分重要。在深部冰层中,累积变形会形成晶体学组构,使材料具有各向异性。因此,针对晶体随机取向的实验室冰样标定的流动定律,用于具有强烈择优取向的冰盖时,可能需要修正。
在地幔中,高温使固态矿物能够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发生变形。扩散蠕变和位错蠕变都很重要,二者的相对贡献受应力、晶粒尺寸、温度、压强和含水量控制。地幔不必熔融也能流动。其缓慢的固态变形是地幔对流的基础,并与板块构造相关。不过,要推断地球深部的流动定律,仍需将实验室在可实现的、远高于实际水平的应变率下获得的结果进行外推。
与许多其他地质材料相比,岩盐更容易发生蠕变,并能使地下洞室逐渐闭合。这种行为影响着盐穴储存以及地质处置库的评估。洞室收敛、应力重分布和裂隙封闭可以同时发生,而温度和卤水会影响这些过程的速率与机制。
近地表的缓慢坡体运动也称为土壤蠕动,但不应直接将其等同于稳态晶体蠕变。干湿循环、冻融循环、颗粒重排、生物扰动和重力剪切都可能参与其中。同样,工程上在描述黏土蠕变或次固结时,也会区分土骨架随时间发生的变形与超孔隙水压力消散所引起的主固结。
实验测量与历史发展
对蠕变的系统研究,是随着对高温机械可靠性需求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欧仁·安德拉德于1910年开展的研究,为定量描述金属随时间发生的变形奠定了基础。弗雷德里克·诺顿于1929年对高温蠕变的研究,提出了以其姓氏命名的应力幂律。此后的微观理论将宏观测量结果与位错及原子输运联系起来:纳巴罗和赫林在20世纪中叶建立了晶格扩散蠕变的理论描述,罗伯特·科布尔则于1963年提出了晶界扩散蠕变理论。
常规单轴试验所用的装置包括标距段尺寸受到严格控制的试样、加载系统、必要时使用的加热炉,以及测量应变随时间变化的引伸计。ASTM E139和ISO 204是金属蠕变试验领域的成熟标准。温度测量的准确性与温度场的均匀性至关重要,因为微小的温度误差就可能造成显著的蠕变速率误差。加载对中同样重要:非预期的弯曲可能导致局部损伤过早发生,并使断裂试验结果产生误导。
恒载荷试验与恒应力试验并不相同。在拉力恒定时,随着试样变细,真实应力会升高。若要保持真实应力恒定,就必须随试样几何尺寸的变化调整施加的力。试验报告还必须区分总应变与蠕变应变,并记录试验中断、温度偏离、试样取向及相关热处理情况。当具有实际意义的蠕变应变需要数千小时才能积累形成时,试验对测量精度的要求可能相当苛刻。
持久强度试验着重测定指定条件下的断裂时间,其应变测量可以不如完整的蠕变试验那样详尽。中断试验则用于考察失效前微观组织的演变。电子显微镜观察可揭示位错结构、析出相变化、孔洞和裂纹;表面复型技术则可对构件上可接近的表面进行反复检查。小冲杆、压痕和微型试样等技术可用于研究数量有限的材料样品,但要将其结果换算为常规单轴性能,仍需适当的标定与建模。
实验的主要困难在于耗时。发电厂可能运行数十年,但材料研发项目并不总能等待实验室试样经历同样长的试验时间。在较高应力或温度下进行加速试验可以缩短实验周期,却也可能激活不同的机制,或形成不同的微观组织。只有在长期试验数据的支持下,并有证据表明起作用的机制仍具有可比性时,外推结果才最为可靠。
现代研究项目越来越多地将力学试验、微观组织测量与测量不确定度分析相结合。必须将不同炉次、焊缝、加工工艺路线和取样位置所带来的差异,与仪器误差区分开来。仅凭拟合得到的平均曲线,无法描述工程评估所需考虑的完整行为范围。
寿命预测、损伤评估与工程设计
蠕变设计需要考虑允许变形、断裂、失稳以及与其他损伤过程的相互作用。构件即使满足断裂寿命准则,也可能因伸长、下垂或预紧力丧失而超出功能限值。反之,局部晶间损伤即便未引起整体尺寸的显著变化,也可能威胁构件的完整性。因此,工程评估会采用多项材料性能指标和失效准则,而不是仅凭单一的短期强度值作出判断。
长期断裂数据通常采用时间—温度参数进行关联。1952 年提出的拉森—米勒参数通常写为
其中, 为以指定单位表示的断裂时间, 为绝对温度, 为经验常数。该参数将给定应力下的温度与断裂时间关联起来。其常数和拟合范围因材料而异;当蠕变机制或微观组织稳定性发生变化时,这种方法不能保证外推结果可靠。
对于工况变化的服役过程,可采用简单的时间分数法估算损伤:
其中, 为在某一工况下经历的时间, 为相应的断裂寿命。通常将失效理想化为发生在 附近。实际损伤可能取决于工况出现的先后顺序、回复、先前变形以及应力重分布,因此,这一线性法则只是一种近似,并非物理守恒定律。
有限元分析将蠕变本构方程与构件的几何形状及边界条件相结合,可用于预测缺口、弯曲部位、焊缝及截面变化处附近的应力重分布。局部弹性应力可能通过蠕变发生松弛,但松弛未必有利:应变可能集中于较弱区域,而静水拉应力可能促进孔洞形成。因此,材料模型必须区分变形与损伤,并在必要时考虑多轴应力效应。
当设备启动、停机或温度变化时,蠕变与疲劳的相互作用十分重要。持续保载期间可能发生蠕变和氧化,而热循环则会引起反复应变。两者共同造成的损伤可能不同于单独测得的蠕变损伤与疲劳损伤的简单叠加。高温设计规范,包括《ASME 锅炉及压力容器规范》中的相关条款,均在各自规定的适用范围内,对许用应力、服役时长及相关失效模式作出规定。
在役评估将运行记录与尺寸测量、温度历史、无损检测以及必要时的材料取样相结合。孔洞、裂纹群、壁厚减薄和微观组织劣化可提供不同类型的证据,但没有哪一种能够普遍用于直接判定剩余寿命。对这些证据的解读取决于构件的几何形状、材料状态、载荷历史以及实际存在的损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