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雷尔维运动是逊尼派内部的一种传统。19世纪末,在英属印度,这一传统围绕来自巴雷利(今属北方邦)的艾哈迈德·里扎·汗(1856—1921)的学说,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制度与教义体系。它既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哈乃斐学派,又重视苏菲主义的精神传承、对圣徒的崇敬,以及对先知穆罕默德尤为细致而丰富的虔敬观念。其信众通常自称为 Ahl-e Sunnat wa Jamaʿat,意为“遵循先知之道与共同体的人们”,而不以“巴雷尔维”作为首要的宗教身份名称。
这一运动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及海外南亚穆斯林社群中颇具影响力。它并非单一组织,也不是实行独立管理的教派;其机构包括宗教学校、清真寺、圣陵、学者家族、传教协会及政党。这些团体秉持一些共同的重要理念,但在精神传承归属、地域文化、领导体系及政治策略上各有不同。
巴雷尔维运动的历史展现了现代穆斯林宗教身份如何在围绕先知权威、虔敬实践、教法诠释及正当信仰边界的争论中逐渐形成。尽管这一运动常被描述为对传统宗教的捍卫,它也广泛借助印刷出版、正规教育、公共社团以及后来的电子媒体,来界定和传播自身对逊尼派正统信仰的理解。
历史背景与独特身份认同的形成
这一运动兴起时,南亚的宗教格局早已受到数百年来伊斯兰学术与苏菲活动的塑造。哈乃斐派教法学为宗教功修、家庭法和教法教育提供了基本框架,苏菲教团则将城镇与乡村的学者、门徒及圣陵社群联系起来。这些网络彼此交织,并非各自独立的教法机构与神秘主义组织。一位学者可能既教授教法学、出具教法意见,又引导门徒加入某一苏菲传承。
19世纪,穆斯林学者日益争论,哪些承袭下来的习俗能够从古兰经、圣训及权威教法传统中获得依据。争议涉及庆祝穆罕默德诞辰、探访圣徒陵墓、请求代求,以及认为先知和圣徒具有超凡知识等问题。这类分歧在英国统治之前就已存在,但殖民时期的变革改变了这些争论所处的制度环境。穆斯林宫廷的衰落、司法行政的重组,以及资助模式的变化,都改变了宗教人士确立权威和获取支持的方式。
在这一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几股不同的改革潮流。迪奥班德运动与1866年在迪奥班德创办的宗教学校密切相关,它将哈乃斐派教法学术与苏菲修行相结合,同时批判那些被其视为毫无根据的异端新创的习俗。圣训派反对必须遵循单一教法学派的主张,尤其重视经典依据。与艾哈迈德·里扎相关的学派为许多受到上述潮流批评的敬礼习俗辩护,但它也自认为具有纠偏与改革的使命,力图将有据可循的敬礼行为与被视为违反教法或教义不正的行为区分开来。
“巴雷尔维”这一名称源自巴雷利,即艾哈迈德·里扎生活和讲学的城市。但这一名称不应使人误以为,他所维护的信仰完全由他创立,或此前仅限于该城。他的重要性在于系统梳理论证、作出具有影响力的教法裁断,以及联结学术与敬礼活动的网络。这一运动通过他的著述,以及门徒、亲属、与他立场相近的学者和苏菲权威人士的工作,逐渐巩固起来。
与“巴雷尔维”并行使用的称谓“圣行派”(Ahl-e Sunnat),本身也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它表达的是代表正统逊尼派传承的主张,而非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用以将该群体与其他所有逊尼派穆斯林区分开来的分类。迪奥班德派及其他逊尼派穆斯林也认同含义更广的“圣行与大众派”(Ahl al-Sunna wa-l-Jamaʿa)这一称谓。因此,在南亚宗教机构的用语中,“逊尼派”的含义可能比一般伊斯兰教论述中的用法更窄。当地一座被称为“逊尼派”的清真寺,可能特指属于巴雷尔维传统的清真寺。
艾哈迈德·里扎·汗与学术权威的建构
艾哈迈德·里扎·汗于1856年出生在巴雷利的一个伊斯兰学者家庭。他所受的教育以南亚穆斯林学术传统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学科为核心,包括教法学、教义学和逻辑学。他的地位尤其建立在其作为穆夫提的工作之上,即具备资格出具教法意见的学者。他并非仅仅撰写一部系统阐述教义的著作,而是对各地来信者提出的广泛问题作出答复。
他的教法意见汇编通常称为《里扎教法意见集》(Fatawa Razawiyya),内容涵盖宗教仪式的遵行、商业、婚姻、继承、虔敬行为以及存在争议的信仰观念。这些著述表明,他的事业并不限于为圣陵相关习俗辩护。他力求通过伊斯兰教法学规范穆斯林生活,判定哪些行为属于义务、可嘉、许可、可憎或禁止。其问答形式也揭示了宗教权威发挥作用的实际情境:求教者就具体行为、社会关系和言论寻求裁断。
艾哈迈德·里扎的学术研究将教法推理与强烈的虔敬取向结合起来。他的《古兰经》乌尔都语译本《信仰之宝》(Kanz al-Iman)于20世纪初出版,在这一运动中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追随者珍视这一译本,认为其措辞保全了对真主与众先知应有的敬意。他的诗集《赦宥的花园》(Hadaʾiq-i Bakhshish)同样成为虔敬诵唱的核心内容。他那首以“向慈恩之魂穆斯塔法致以千万声祝安”起首的著名祝安诗,至今仍在巴雷尔维派的聚会中广为传诵。
他的苏菲传承关系也十分重要。1877年,他拜马拉赫拉的沙阿·阿勒·拉苏尔为师,由此进入一个根基深厚的卡迪里教团灵修网络。这一关系有助于说明,不能仅将他的权威理解为一位凭借文献开展论战者的权威。学术资历、得到认可的灵修传承、虔敬声望和家族关系彼此强化。不过,他的学派并未将南亚所有苏菲传承都吸纳进一个统一组织。
他公共生涯中的一件大事,是1905至1906年的汉志之行。他的阿拉伯语著作《两圣地之剑》(Husam al-Haramayn)对若干宗教对手作出了谴责性裁断,并获得麦加和麦地那学者的认可。这一事件使南亚宗教争论中提出的立场获得了跨地区的承认。反对者既质疑他对所引文字的解读,也质疑由此作出的裁断。
1921年他去世后,亲属和弟子通过教学、出版和宗教组织活动延续了他的事业。他在巴雷利的陵寝成为重要的朝礼中心。然而,权威仍然分散:承认艾哈迈德·里扎是一位典范学者,并未产生一个对后来所有被称为巴雷尔维派的机构都拥有普遍管辖权的职位。
神学、先知的独特地位与宗教归属的界限
巴雷尔维神学总体上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马图里迪传统。马图里迪学派为讨论真主的属性、先知使命、人的责任与信仰提供了传承下来的理论框架。其核心是认主独一(塔瓦希德),即真主绝对独一无二。因此,巴雷尔维学者反对将他们的虔敬描述为对穆罕默德或圣徒的崇拜。他们在神学阐释中,将真主独立自存、非受造的能力与知识,同先知或圣徒获赐的任何受造能力加以区分。
这一传统尤为强调穆罕默德的品位,以及其地位所要求的敬意。在虔敬表达中,将先知描述为 nur(光),运用了伊斯兰教中有关光照及先在尊位的丰富语汇。这些表述的确切含义因作者与受众而异。此类语言并不简单意味着否认历史上的穆罕默德具有人性;巴雷尔维的论述通常既肯定他的人性,也肯定他作为先知无与伦比的卓越地位。
另一个反复引发争议的问题是 ʿilm al-ghayb,即关于幽玄之事的知识。巴雷尔维学者将真主内在固有且无限的知识,与真主传授给使者的知识区分开来。他们主张,穆罕默德蒙真主赐予的知识涵盖广泛,同时坚持认为,这些知识既不独立于真主,也不等同于真主的全知。批评者则对这些主张的经典依据及其所涵盖的范围提出异议。因此,争论不仅在于真主能否揭示隐秘之事,更在于启示究竟证实了先知实际获赐何种知识。
hazir 和 nazir 通常分别译为“临在”和“见证”,同样需要结合语境来理解。在巴雷尔维话语中,这两个词可以涉及穆罕默德对其信众群体的见证、灵性上的感知,或真主所赐予的、知晓信众状况的能力。不应直接将其理解为宣称先知的肉身无处不在。不同学者的解释对这类措辞设定了不同的界限,而民间的虔敬表达可能不如正式神学论述那样严谨。
这些问题与 adab,即恰如其分的敬意,密切相关。巴雷尔维的论辩认为,即使言论的作者自称尊重穆罕默德,贬损先知尊严的表述仍可能带来教义层面的后果。这种关切使措辞之争变得格外严肃。在某些情况下,艾哈迈德·里扎及后来的学者针对特定言论或其作者运用塔克菲尔,即判定自称穆斯林者已脱离伊斯兰教。这些判定至今仍受到所针对传统的反对。
因此,不能将这一运动的神学界限简化为“神秘主义”与“律法主义”伊斯兰教之间的对立。它通过围绕启示、语言含义、传承权威及信仰成立条件的细致论证,为其虔敬实践辩护。与此同时,正式论辩所划定的界限,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普通信众都知晓或赞同与该运动有关的学者所作出的每一项判定。
虔敬实践、圣徒与神圣临在
对穆罕默德的敬爱,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巴雷尔维宗教生活的公共面貌。圣纪节是庆祝穆罕默德诞辰的节日,在南亚通常称为 Milad,活动可包括讲道、诵讲先知生平、吟咏赞颂诗、集体聚餐、布置装饰和举行游行。庆祝活动尤其集中在伊斯兰历三月,即赖比尔·敖外鲁月。其规模不一,既有家庭聚会,也有清真寺、街坊组织或宗教运动团体举办的大型城市活动。
一些聚会中有一种颇具特色的做法,即起立向先知致敬,通常称为 qiyam 或 salam。支持者将这一姿态解释为敬意的表达;批评者则质疑其宗教依据,或质疑与之相关的解释。诵念祝福穆罕默德的赞词,即 salawat,在日常虔敬修持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实践是对礼拜、斋戒、天课以及逊尼派穆斯林普遍遵守的其他义务的补充,而非在正式意义上取而代之。
对圣徒的敬奉围绕“真主的朋友”(awliyaʾ Allah)这一概念展开。圣陵是与圣徒安葬地相关的圣所,可作为朝谒、教导、慈善和集体记念真主的中心。每年纪念圣徒逝世的 ʿurs 仪式,体现了将死亡视为与真主重聚的观念。此类纪念活动可能汇聚门徒、世袭守陵人、来访学者,以及并不专属于某一宗教网络的人们。
为代求提供神学辩护尤为重要。托瓦苏勒意指借助获认可的媒介寻求亲近真主;依照相关解释,这些媒介包括先知与圣徒的祈祷或灵性地位。为与此相关的各种虔敬祈求方式辩护的人认为,任何真正有效的襄助,最终都取决于真主。尽管如此,反对者仍可能认为某些具体表述在宗教上不被允许。正当的中介与赋予其独立力量之间的区别,是这些争论的核心。
苏菲修持通过 pir(灵性导师)与 murid(门徒)之间的关系传承。入门仪式确立门徒与某一传承谱系的归属关系,而规定的诵念、伦理教导和记念真主则构成修持的具体内容。在广泛的巴雷尔维宗教圈中,可见卡迪里、契什提、苏赫拉瓦迪和纳格什班迪等苏菲教团的传承。这些传承各不相同,不能彼此替代;无论是苏菲传承谱系,还是某座圣陵的信众群体,都未必能与现代教派身份一一对应。
宗教学者对虔敬活动的认可也有取舍。巴雷尔维教法学家曾批评向坟墓叩拜等行为,以及他们认为违背教法规范的做法。不同学者和机构对音乐表演的态度不一,因此,将南亚圣陵中的所有活动都视为巴雷尔维所特有,或一概归于巴雷尔维,都会造成误解。妇女通过家庭宗教活动、宗教教育、虔敬聚会和朝谒圣陵等方式参与其中,但她们能否进入特定空间、担任宗教机构职务,则因情况而有很大差异。
教法、教育与宗教知识的再生产
对哈乃斐学派的坚持,是这一运动构建其思想体系的根本。遵循一个既有的教法学派,通常称为“塔格利德”(taqlid);其支持者认为,这意味着依托由具备资质的学者历代阐释所积累的传统。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当代问题都有显而易见、现成可用的答案。相反,学者需要考察公认的典籍、前人的意见、教法上的各种区分以及个案的具体情形,才能作出判断。
巴雷尔维派的教法裁决机构(dar al-ifta)通常负责解答个人和机构提出的问题。问题可能涉及商业交易、继承、仪式洁净、宗教基金以及新技术。这些裁决并不都具有相同的制度效力。教法意见(fatwa)通常是学者提出的意见,而非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判决;其实际权威取决于出具意见的学者的声望,以及求教者对他的信任。
马德拉萨(伊斯兰高等学院)是培养高级教职人员的主要场所。许多巴雷尔维派经学院采用经调整的“尼扎米课程”(Dars-i Nizami),这套学术课程源自18世纪的北印度。其科目包括阿拉伯语语法、逻辑学、修辞学、教法学、教法原理学、《古兰经》注释学和圣训学。由于南亚其他逊尼派传统也采用类似课程,各方虽共享一套教育术语,却仍会在某些权威人物、神学命题和敬拜实践上存在尖锐分歧。
教育机构的扩展,帮助一个围绕艾哈迈德·里扎形成的网络发展为持久的宗教传统。曼扎尔伊斯兰经学院于1904年在巴雷利成立。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重要中心,包括1939年在卡拉奇创办的阿姆贾迪亚伊斯兰大学。这些机构培养了伊玛目、教师、宣教师和穆夫提,以服务于不断扩大的清真寺网络。毕业生将具有鲜明传统特征的典籍和论证方式带到新的地方环境中,却未必服从统一的行政领导。
宗教教育从来不局限于全日制经学院。清真寺授课、讲道、家庭阅读、短期课程和印行的教法手册,都使非专业人士能够获得实用的宗教知识。阿姆贾德·阿里·阿扎米的《教法之春》(Bahar-e Shariat)等著作以乌尔都语整理哈乃斐学派的教义与实践,其读者范围比高深的阿拉伯语教法典籍更广。这些教学形式将专业教法学与日常生活中有关礼拜、清洁、家庭义务及行为是否获准的问题联系起来。
这一教育体系也有助于解释地方习俗与学者纠正习俗之间的关系。圣陵管理者可能拥有世袭地位,宣教师可能吸引大批听众,而穆夫提则可能具备专业教法资质;这些是不同的权威来源。对于它们各自应占多大分量,可能会产生争议。因此,巴雷尔维派宗教领域中存在着世袭的敬拜活动领袖与受过正规训练的学者之间的协商,而非民间宗教与学者所代表的伊斯兰教之间的简单对立。
社团、大众宣教与宗教媒体
印刷对于这一运动的形成至关重要。小册子、教法意见、诗集和公开论争的报道,使发端于某个城镇的论点得以传播到广阔得多的地域。乌尔都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使用阿拉伯字母或由其衍生的文字,石印技术尤其适合印制这些文字的文献。借助印刷品展开的论辩也强化了群体认同:一句孤立的争议言论可以被反复刊印、解读、回应,并在日后的争论中再次被引用。
二十世纪,社团组织日益重要。1925年成立的全印逊尼派大会,为与“圣行与大众派”传统相关的学者和宗教领袖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体现了组织形式的转变:从以个人和圣陵为中心的关系网络,走向会议、决议及面向公众的代表机制。这类组织并未取代旧有的权威形式,而是围绕特定的宗教和政治目标,将部分学者与精神领袖聚集起来。
此后的一项重大发展,是穆罕默德·伊利亚斯·阿塔尔·卡迪里于1981年在卡拉奇创立伊斯兰宣教会。该会发展成为一个宣教组织,强调个人遵行宗教规范、效法先知的言行、传教以及虔敬之情。其活动包括集体聚会、以宗教学习为目的的出行、兴办教育机构和分发宗教文献。独特的服饰和有纪律的活动参与方式,使其在更广泛的巴雷尔维传统内部形成了鲜明的组织身份。
穆罕默德·塔希尔·卡迪里于1980年在拉合尔创立的古兰经之路组织,则代表了另一种机构模式。它将宗教教学和灵修活动,与教育及福利机构和广泛的国际网络结合起来。尽管通常被归入巴雷尔维派或具有苏菲倾向的逊尼派环境,该组织仍有自己的领导层、组织重点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它与伊斯兰宣教会都不能在行政组织层面代表全体巴雷尔维派穆斯林。
广播电视与数字通信进一步改变了宗教权威的传播方式。布道与宗教赞诗的录音无需传道者亲临现场,便可传播各地;卫星电视和网络平台则造就了跨国受众。伊斯兰宣教会的麦地那频道于2008年开播。如今,录音、视频课程、网站和即时通信服务在传播宗教赞颂表演的同时,也传递教法解答和仪式指导。
这些媒体既促进了标准化,也推动了多样化。某种祷文、发音或诠释的反复传播,可以使相距遥远的社群形成共同的实践方式。与此同时,受众也能比较彼此竞争的学者,并接触到以往仅限于专业圈子的分歧。吟诵赞颂穆罕默德的诗歌——纳特——的人,即使未受过教法学家的训练,也可能通过录音获得大批追随者。因此,名望、学识、灵修传承与机构职务,尽管常常相互交叠,仍是不同的公共影响力来源。
在殖民时期印度及巴基斯坦的政治参与
这一运动的政治史不能直接从其强调敬爱的神学思想中推导出来。艾哈迈德·里扎的主要工作涉及教法与宗教问题,他反对20世纪初不合作运动和哈里发运动中的一些重要主张。他的立场与支持同印度国民大会党合作的穆斯林学者不同。宗教分歧、对政治行动是否符合教法的评估,以及对如何处理同非穆斯林组织关系的判断,共同造成了这些差异。
20世纪40年代,一些有影响力的巴雷尔维派学者和精神领袖支持穆斯林联盟建立巴基斯坦的诉求。1946年在贝拿勒斯举行的逊尼派大会,是这一政治立场的重要公开表达。这种支持并非某套固定神学纲领的必然结果,而是由具体领袖、地区网络及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共同塑造的。1947年印巴分治后,该运动的各类机构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中发展,人口迁移也使学者及其宗教追随群体转移至新的城市。
在巴基斯坦,1948年成立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教贤哲会成为巴雷尔维派教士参与选举政治的重要平台。其领袖包括沙阿·艾哈迈德·努拉尼和阿卜杜勒·萨塔尔·沙阿·尼亚齐。该党参与了围绕国家伊斯兰属性的议会辩论及相关政治运动。其历史也伴随着派系分裂和选举影响力的起伏,表明庞大的宗教支持群体并不必然造就一个团结一致或持续取得成功的政党。
巴雷尔维派政治力量参与了围绕艾哈迈迪派法律地位展开的运动,包括巴基斯坦1974年宪法修正案前后的抗议活动。该修正案在宪法层面将艾哈迈迪派归类为非穆斯林。这类动员并不限于巴雷尔维派组织,而是涉及多个宗教和政治传统的参与者。这一事件说明,在神学和仪式问题上存在分歧的群体,也可能就某些国家政策问题展开合作。
后来,围绕惩治冒犯宗教行为的法律及维护穆罕默德尊严的议题,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员形式。旁遮普省省长沙尔曼·塔西尔于2011年遭其保镖穆姆塔兹·卡德里暗杀;卡德里被定罪后,于2016年被处决。支持卡德里的示威吸引了部分巴雷尔维派宗教人士及信众参与。2015年成立的巴基斯坦响应运动随后围绕相关议题开展组织活动,并参加了2018年大选。不应将该党的纲领和行动方式归于所有被划为巴雷尔维派的机构或个人。
其政治活动还包括建立选举联盟、提交请愿、开展福利工作,以及发起反对针对宗教机构的暴力行为的运动。以圣陵为中心的领袖群体与积极参与政治动员的政党并存,使得“非政治性的苏菲主义”之类的笼统描述不足以概括这一运动。同样,某个政党的行动也不能代表整个运动的政治立场;其信众有的参与不同政党,有的则置身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之外。
跨国扩展与分类问题
移民使巴雷尔维传统成为南亚以外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来自巴基斯坦和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移民在英国定居,推动了清真寺、宗教社团和巡回宣教网络的建立。与南亚的联系为这些群体提供了伊玛目、教师、宗教文献和精神指导。随着时间推移,在当地扎根的机构开始培养年轻一代,并回应英国社会与法律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类似的网络也在非洲南部、欧洲大陆、北美以及其他拥有南亚穆斯林社群的地区发展起来。其中一些联系源于较早的印度洋移民模式,另一些则伴随20世纪的劳工移民和家庭定居而形成。这些历史背景十分重要,因为海外巴雷尔维社群并非某一种巴基斯坦或印度模式的简单翻版。它们在语言、族群构成、组织结构以及与国家的关系上各不相同。
跨国宗教生活将地方机构与远方的权威中心联系起来。一个家庭可能既到附近的清真寺礼拜,又追随南亚的一位精神导师,同时观看在另一国家录制的讲道,并捐助跨国教育或慈善项目。每年举行的圣徒纪念活动和学者来访,可以使这些联系得到延续和加强。宣教组织的国际分支则为此前主要依靠亲属关系、师徒关系和清真寺委员会维系的网络,增添了更为正式的组织结构。
在移居海外的环境中,宗教机构还必须应对语言变化和代际差异。乌尔都语及南亚各地方语言在虔敬诗歌和传承下来的宗教词汇中仍然十分重要,而讲道和教学则越来越需要使用英语或其他当地语言。教育、就业、金融、安葬安排,以及如何为宗教实践提供便利等问题,都带来了对教法指导的需求。这些情况可能提升本地培养的学者的作用,但并不会消除对海外权威的依赖。
要可靠估算这一运动的信众总数十分困难。各国人口普查通常不记录巴雷尔维派归属,调查所用的分类也未必与人们日常使用的身份认同相符。前往圣徒陵墓的人不一定接受艾哈迈德·里扎的神学立场,而仅自称逊尼派的人也可能在与巴雷尔维派有关联的清真寺礼拜。因此,审视各种人数说法时,必须注意其衡量的究竟是自我认同、所属清真寺、虔敬实践,还是组织成员身份。
学术分类也面临类似问题。“民间伊斯兰教”“苏菲伊斯兰教”和“传统伊斯兰教”等描述,各自揭示了某些特征,却也遮蔽了其他方面。这一运动既拥有精深的教法学术传统,也包含大众性的虔敬实践;它运用现代媒体和组织形式维护传承下来的权威;其内部既有在政治上保持低调的机构,也有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组织。因此,历史研究和民族志研究会区分文本教义、机构归属、仪式参与和个人信仰,而不假定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为这一运动提供完整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