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和小规模采矿(ASM)指由个人、家庭、合伙组织、合作社及小型企业开展的矿产开采与加工活动,通常投入资本有限,采用相对劳动密集的作业方式。其产品涵盖黄金、钻石、彩色宝石,以及锡、钽、钴、盐、黏土、砂和建筑石料。这一类别既包括人工挖掘,也包括使用水泵、破碎机、挖掘机及选矿加工设施的作业;是否使用机械并不是界定这类采矿活动的标准。
手工和小规模采矿是就业和农村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多种矿产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许多采矿作业游离于部分乃至全部监管体系之外,有些还涉及危险的工作条件、污染、土地使用权缺乏保障或剥削等问题。要理解这一行业,就必须区分规模小与非法经营,考察地质条件和市场如何影响生产,并认识到维持生计的采矿活动与商业化组织经营的企业之间存在差异。
定义、界限与统计计量
手工和小规模采矿尚无公认的统一定义。各国立法可能按照矿业特许权区面积、年产量、从业人数、装机功率、投资额或开采深度对矿山进行分类。另一些定义则强调组织层面的特征,例如融资渠道有限、难以获取地质资料。因此,在一个国家被归为小规模采矿的作业,在另一个国家可能属于不同的法律类别。开展国际比较时,必须区分法律上的分类与分析研究中更广义的手工和小规模采矿概念。
“手工采矿”通常指这一领域中资本投入最少的一端,其特点是人工挖掘、工具简单、作业小组规模小,加工作业也主要依靠人力。“小规模采矿”则可以包括使用较多设备、雇用劳动力的注册企业。两者相互重叠,并不存在清晰的技术界限。人工开挖的矿井可能向机械化选厂供矿,而小企业可能租用挖掘机,却仍依赖人工分选。仅凭某一种机器或某个人数门槛进行分类,可能掩盖生产的实际运作方式。
法律地位是另一个独立的维度。采矿者可能持有采矿许可,却没有环境许可;也可能依据习惯性土地使用安排开展作业,但这些安排并不赋予其法定矿产权。另一方面,一些手工采矿作业持有许可证、依法纳税,并已纳入合法出口渠道。因此,“非正规”“无证”“非法”和“犯罪”描述的是不同状况,不能互换使用。非正规性可能涉及登记注册、劳动合同、土地使用、矿产品销售或监管合规等方面,并不必然意味着参与有组织犯罪。
就业人数和产量尤其难以统计。采矿点开设和关闭频繁,劳动者在农业与采矿业之间流动,官方记录又往往只统计许可证持有人,而非所有参与开采、加工和运输的人员。政府间采矿、矿物、金属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在2017年开展的一项被广泛引用的评估估计,全球直接从事手工和小规模采矿的人数超过4,000万。国际劳工组织于1999年发表的一项评估则估计,这一人数约为1,300万。这些数字表明该行业规模庞大,却并不构成口径一致的统计序列:各项评估覆盖的国家、采用的定义和估算方法均有不同。产量估算也面临类似困难,因为矿产品可能经过多个中间商之手、通过非正规渠道跨境流通,或与其他来源的矿料混合。
历史发展与地域多样性
小群体采掘活动的历史早于工业化采矿。早在大型矿业公司出现之前,淘金、制盐、宝石采集以及铜矿和铁矿开采就已支撑着社会发展。古代和中世纪的矿工将当地的地质知识与工具使用、水资源管理和专门的加工技艺结合起来。因此,冶金学的历史与如今被称为手工采矿的活动有所交织。不过,现代手工和小规模采矿并非仅仅是古代技术的延续,它也受到当代大宗商品价格、人口迁移、土地政策和国际需求的影响。
19世纪的淘金热表明,个人探矿可以与迅速发展的商业化进程并存。1848年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澳大利亚的黄金发现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并带动了食品、工具、住宿和运输等供应行业的发展。易于获取的地表黄金通常最先被开采,随后才是埋藏更深或需要更多资本投入的矿床。一些矿区转向公司化采矿,另一些则保留了小规模经营者。这段历史也说明,开采规模为何会不断变化:一处新发现的矿藏可能最初只靠淘洗开采,之后却发展出机械化挖掘、委托加工和广泛的贸易网络。
当代手工和小规模采矿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形态。在西非部分地区,金矿开采与农业社区及季节性劳动力流动密切相关。在亚马孙流域,矿工开采河流沉积物和风化矿床,有时会使用挖泥船和大流量水泵。非洲大湖地区的小规模采矿生产黄金,以及常被统称为“3T”的锡、钽、钨矿物。印度尼西亚的小规模锡矿生产占有重要地位,而南亚则分布着大量生产建筑材料和工业矿物的小型采掘场。这些例子反映的是总体格局,并不意味着各国内部的采矿业形态完全一致。
黄金和宝石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体积小、便于运输的产品就能承载很高的价值。然而,许多小规模采掘活动供应的是当地和区域市场。为道路建设提供石料的采石场、向制砖者供应黏土的采土场以及采盐场,可能雇用大量人员,却并不进入国际矿产贸易体系。它们的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的建筑需求和基础设施;相比之下,偏远地区的金矿采掘场即使运输成本高昂,仍可能具有商业可行性。
矿藏发现、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干旱、流离失所以及农业用地获取受限,都可能促使人们进入采矿业。一些聚居点逐渐发展为长期存在的矿业城镇,拥有完善的服务和制度;另一些则只是围绕短期开采矿床形成的临时营地。这些差异会影响土地利用、家庭组织方式,以及实行许可制度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可行性。如果矿工季节性迁移,或追随新发现的矿藏而流动,那么围绕长期固定经营的企业设计的监管制度就可能难以适用。
矿床、地质知识与资源经济学
矿床是否适合手工和小规模采矿,取决于多种因素,而不只是矿产总含量。矿体的可达性、埋藏深度、矿石硬度、矿物粒度以及有价物质的富集程度,都会影响能否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开采。富集但不连续的矿脉,即使因形态不规则而给大型矿山规划带来困难,仍可能足以维持小型采矿作业组的生产。相反,规模庞大但品位低的矿床可能不适合手工开采,因为要实现盈利,就必须搬运和处理巨量岩石。
砂矿开采开采的是经水流及其他沉积过程富集的矿物。金、锡石(最主要的锡矿石矿物)以及某些宝石,因抗风化能力强、密度又与周围沉积物不同,可在河道、阶地或埋藏的砾石层中富集。矿工可以通过探坑、淘洗、沉积物特征以及对古河道的了解,识别具有开采价值的层位。在热带环境中,深度风化还可能使含矿岩石软化,从而无需像开采新鲜基岩那样钻孔爆破,就能进行挖掘。
硬岩开采需要作出另一套判断。矿工可能沿着肉眼可见的石英脉、矿物浸染痕迹,或旧采掘工程中出露的地质构造追索矿体。当地矿工的经验知识可能极为细致,但在狭窄竖井中获得的观察结果,未必能揭示矿床在三维空间中的连续性。如果缺乏系统取样,表面上看起来富集的矿石可能具有误导性,尤其是在粗粒金分布不均的情况下。这种“块金效应”意味着,一份小样品可能含有一颗异常大的金粒,也可能完全不含金粒,从而使品位估计值出现很大波动。
区分所含金属量与回收金属量至关重要。若 为处理的矿石质量, 为以质量分数表示的平均金属品位, 为所含金属的回收比例,则回收金属的质量为
收入还取决于产品纯度、实际成交价格,以及加工或运输费用的扣除。因此,一块肉眼可见矿化迹象的岩石,最终可能只能产出少量可销售产品;而回收率的小幅提高,却可能显著改变收益。如果有价矿物仍不断随废弃物排出处理设施,那么提高处理量并不等于提高效率。
地质上的不确定性有助于解释为何采矿规划往往着眼于短期。一个无法确定剩余矿石量的采矿作业组,可能不愿投资排水设施、经过工程设计的支护设施或固定式处理设备。采矿权属缺乏保障又加剧了这一问题,因为在失去开采权之前,投入的资金可能尚未收回。因此,技术援助并不只是找矿:取样、基础测量、生产记录以及切合实际的资源解读,既会影响作业决策,也会影响获得融资的能力。
开采、加工与技术组织
手工和小规模采矿涵盖多种开采方法。地表采掘作业包括浅坑、沟槽、采石场和小型露天采矿场。地下开采则可能通过竖井和狭窄巷道沿矿脉推进。冲积矿开采者以人工或土方机械挖掘砂砾,并用水泵输水进行洗选或排水。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地质条件、可用资金、开采权以及劳动组织方式。作业人员少并不一定意味着占地范围小,尤其是在使用挖掘机或挖泥船的情况下。
加工首先要将有价值的物料与废料分开。人工分拣可以在破碎前剔除不含有用矿物的岩石,从而减少需要运输或磨矿的物料量。坚硬矿石可能需要经过颚式破碎机、锤式磨机或球磨机处理,使矿物颗粒解离。磨矿不足会使有用矿物仍包裹在岩石碎块中;磨得过细则可能产生简易回收设备难以有效捕集的颗粒。无论在手工采矿还是工业化采矿中,解离程度与粒度之间的关系都是矿物分离过程的核心问题。
重力选矿利用物料的密度差异及颗粒在流水中运动行为的差异进行分选。淘洗盘、溜槽、跳汰机、摇床和离心选矿机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处理规模和给料特性。它们的处理效果取决于水流量、给料速度、粒度和操作方法,而不只是是否拥有设备。其他矿床则需要采用不同技术:泡沫浮选可使特定矿物富集,磁选则有助于处理某些重矿物混合物。宝石生产通常注重细致的挖掘、洗选、筛分和分拣,以免损坏贵重宝石。
在手工采金的加工环节中,水星被用于与金形成汞齐,随后通过加热除去大部分汞,留下富金产物。与先富集再处理精矿相比,全矿混汞会使多得多的物料接触汞。有些作业则改用氰化浸出,或将其与重力选矿结合使用;在这一过程中,金在受控的化学条件下溶解,随后再被回收。氰化法需要控制化学条件、防止物料泄漏并管理废物;不能仅因其可以替代汞,就认为它对环境无害。用氰化物处理受汞污染的残余物,还可能改变汞的迁移能力。
生产往往由不同的专业经营主体分工完成。采矿团队可以把矿石出售给加工者,支付磨矿费用,或以回收金属的一定份额作为加工报酬。这样既能让矿工使用机械,又不必人人购置设备,但也使他们依赖称重、取样和回收核算。质量衡算、公开透明的化验结果以及有记录可查的运行结果,有助于分辨回收率是否真正提高,而非仅凭处理量增加就宣称回收效果改善。机械化可以提高产量,但也会增加燃料需求和废物产生量,并增强设备所有者的经济实力。
生计、劳动关系与社会组织
采矿收入往往是家庭多元化生计的一部分。家庭可能在开采矿产的同时,从事种植、畜牧、贸易、运输和受雇劳动。在一些地方,采矿活动在农闲季节达到高峰;在另一些地方,采矿则与播种或收获直接争夺劳动力。这种关系意味着,不能总是把采矿理解为一种长期职业选择。采矿也可能是获取现金的途径,用于支付学费、购买农业投入品和食品,或在歉收后恢复生计。
劳动安排多种多样,从独立作业到受雇劳动,再到按产出分成的合作关系,不一而足。出资者可能提供食物、工具、燃料和矿坑使用权,以换取部分产出。矿井业主、班组负责人、挖掘工、矿石搬运工、加工人员和贸易商的分成比例可能各不相同。这些安排分摊了地质风险和商业风险,但也可能使工人依赖同时掌控运营资金和矿产品收购的债权人。因此,矿产品总值并不能很好地衡量矿工的可支配收入:还必须考虑设备成本、债务偿还、加工费用以及未能获得收益的采掘作业。
女性参与开采、运输、加工、贸易和服务供给,但她们的角色因地区和矿种而异。所有权规则、习俗限制、设备获取机会以及对资金的控制,都可能导致回报不平等,即使女性承担了大量工作也是如此。仅统计井下挖掘工,可能会遗漏从事破碎、洗选或矿产品销售的女性。因此,开展性别分析需要考察任务分工和收入分配,而不能假定整个行业中的女性都受到排斥,或都享有平等的参与机会。
在部分手工和小规模采矿活动中,已有使用童工的记录,尤其涉及搬运矿石、破碎岩石、洗选矿物,以及在矿坑或加工区周边作业等活动。根据1999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82号公约,可能危害儿童健康、安全或道德的工作属于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采矿的危险性,是国际劳工标准对其作出相关规定的核心依据。童工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种形式存在,因地而异,不应仅凭矿山规模小或处于非正规状态就作出推断。
合作社和矿工协会可以组织成员获取土地、共用设备、接受培训,并与主管部门或买家谈判。其成效取决于成员资格规则、代表性、财务问责机制,以及组织是否真正掌握可供开采的矿床。仅仅完成登记,并不能证明成员获得了公平的分成或参与了决策。矿区聚居地还依赖学校、供水系统、交通、治安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更广泛的制度与设施;这些条件是否具备,不仅影响矿山内的工作条件,也影响矿山之外的收益分配。
职业危害与环境传播途径
地质条件、开挖作业、设备和工作条件相互作用,会产生各种物理性危害。未经支护的地层可能坍塌;矿工可能在缺乏可靠图纸的情况下重新进入废弃巷道;排水不良的竖井则可能迅速被淹。地下通风可能不足以排除粉尘、爆破烟气或发动机尾气。在地表,不稳定的采坑边坡、缺乏防护装置的机械、重物搬运和车辆行驶也会带来风险。小型采矿作业往往不具备规模较大、受规范监管的矿山所拥有的地质勘查、维护体系和应急能力。
破碎和钻凿含二氧化硅的岩石可能产生可吸入性结晶二氧化硅,后者是已明确的矽肺病致病因素。加热汞齐时吸入汞蒸气,以及接触受污染的工作环境,都可能造成汞暴露。这些途径不同于水生食物网中甲基汞所涉及的环境暴露途径。世界卫生组织将汞列为对公共卫生构成重大关切的化学物质。暴露情况取决于汞的化学形态、接触途径、持续时间和浓度;仅凭某处存在采矿场地,无法认定某个人已受到暴露,也不能据此作出诊断。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2018年全球汞评估》采用2015年的排放清单,估算手工和小规模金矿开采约占全球人为大气汞排放量的38%。这一估算针对使用汞的金矿开采,而非所有手工和小规模采矿活动。汞还可能进入土壤、沉积物和水体。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微生物会将部分无机汞转化为甲基汞;甲基汞可沿水生食物链累积,使直接加工场地以外的人群也受到暴露。
即使不使用任何加工用化学品,采矿造成的物理扰动也可能十分显著。清除植被和开挖河岸会加剧侵蚀,增加泥沙输入。细小悬浮物会降低水体透光性,并可能改变水生生境;河道改流和疏浚则会改变水流及泥沙输移。地下水位以下的开挖可能影响地下水,废弃采坑也可能长期积水。采掘区域在流域内的位置及其水文连通性,往往与直接开挖面积同样重要。
废石以及通常称为矿山尾矿的加工残余物,会带来更长期的管理难题。含硫化物的物料接触氧气和水后,可能产生酸性排水,进而促使金属迁移。这并非在每个矿床都会发生:矿物组成、具有中和能力的物质以及水文条件共同决定最终结果。沉淀池、水循环利用、污染物封存和生态修复分别针对不同的传播途径,彼此不能替代。如果矿工反复开采同一地块,或场地废弃后无法确定责任经营者,修复工作就尤为困难。
矿业权、正规化及与大型矿山的关系
矿业权往往与土地所有权相互交织,但两者并不相同。农民、习惯法权威或社区可能掌握地表土地的使用准入权,而地下矿产仍归国家所有。因此,一张采矿许可证未必能解决补偿、农业用地、取水或文化权益方面的诉求。这些相互重叠的制度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便一方持有有效的法定权利凭证,争议仍可能持续。明确区分矿业权、地表权、环境许可和劳动用工义务,是理解治理问题的关键。
正规化并不只是发放许可证,而是指将采矿活动纳入法律、行政、商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其内容可包括让矿业权易于取得、办理经营主体登记、纳税、获得环境审批、遵守职业标准,以及建立受认可的交易渠道。如果申请费用高昂、办理地点遥远或技术要求复杂,合规成本就可能超出个体矿工所能承担的范围。如果所有具有良好成矿前景的土地都已分配出去,那么即使制度上允许申领许可证,也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各国采取的做法不尽相同。加纳于1989年制定的小规模金矿开采法规,为小规模黄金生产建立了许可框架。坦桑尼亚《2010年矿业法》规定了适用于小规模采矿作业的初级采矿许可证。秘鲁先后推行的正规化举措,则针对采矿资格、土地使用准入和环境许可并不总能相互衔接的行业状况。这些例子展示了不同的法律架构,而非可以相互替换的模式。一套制度框架是否有效,取决于执行情况、相关机构是否便于利用、是否有适宜的土地,以及产出能否合法销售。
手工采矿者与大型矿山的关系,既可能是合作,也可能是直接竞争。手工采矿者可能开采企业认为不具经济价值的矿床,处理历史遗留废料,或在企业矿业特许权范围内占地作业。企业则可能收购矿石、与当地团体签约、划定专门作业区,或支持替代生计。这类安排需要明确地质风险、作业准入、伤害事故责任、矿石加工标准和关闭作业等事项。收购协议本身并不能解决矿石开采者的法律地位问题。
执法也会影响利益与负担的分配。关闭加工中心或限制燃料供应,可以中断有害活动,但同时也可能使并非相关违法行为责任方的工人和服务企业失去收入。反过来,不受限制的开采可能将环境成本转嫁给下游社区和土地使用者。因此,治理并非只是在禁止与容忍之间作出选择,而是需要有能力的机构,区分不同类型的作业,落实可执行的义务,并处理相互冲突的权利诉求,而不是把所有小规模采矿者视为同一个法律或社会类别。
贸易网络、可追溯性与国际标准
手工和小规模采矿的产品通常要经过多个中间商才能到达最终用户手中。在矿场,收购商可能会收集零散的小批量矿产品、提供信贷、安排运输,并承担价格变动或纯度不确定的风险。后续贸易商可能在出口、熔炼或精炼之前,将不同批次的矿产品混合。这些服务在偏远地区可能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但多次转手会加大确定产地的难度,也可能削弱生产者的议价能力。矿场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的差异,既反映成本和产品特性,也反映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黄金的可追溯性面临特殊挑战,因为黄金价值高、便于携带、易于熔化,而且能够反复回收利用。不同来源的黄金一旦混合精炼,其物理形态通常就不再保留可轻易识别原产矿山的特征。因此,单证、供应商核验、交易记录和数量核查承担了大部分举证任务。数字化记录可以强化这些制度,但将未经核实的申报数字化,并不能证明其内容属实。地质或化学指纹识别技术可用于某些矿种,但其效用取决于参考数据、混合情况和加工历史。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1年首次发布的《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矿产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为企业确立了一个基于风险的框架。其五步法涵盖管理体系、风险识别与评估、应对已识别风险、在供应链指定环节开展独立审计,以及报告。尽职调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非每批货物都不存在风险的证明。其关注的是企业如何识别和应对业务关系及交易中的风险。
一些具体法规已经对矿产市场产生影响。美国于2010年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502条,针对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有关的某些矿产引入了报告要求。欧洲联盟通过了第2017/821号条例,适用于特定的锡、钽、钨和黄金进口商,其中的主要供应链义务自2021年起实施。两者的适用范围和报告机制有所不同。它们都没有将所有手工采矿生产列为禁止类别,“冲突矿产”也不等同于“手工采矿矿产”。
包括Fairmined和Fairtrade黄金标准在内的自愿认证体系,通过规定社会、环境和贸易方面的要求,力求将符合条件的采矿组织与买家联系起来。这些体系仅覆盖全球手工和小规模采矿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核验和记录维护方面都需要投入成本。负责任采购还面临一种现实矛盾:买家可以通过避开记录不完善的供应商,降低眼前的合规风险,但这种排除做法可能使这些生产者转而通过透明度更低的渠道销售。因此,可信的合作、风险评估与核验,不同于简单地要求提供一纸证书。
汞管控、技术援助与监测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于2013年通过、2017年生效,在国际环境法中对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作出了专门规定。第7条适用于存在使用汞齐化法进行手工和小规模采金及加工活动的缔约方。缔约方如认定此类活动并非微不足道,就必须制定并实施国家行动计划,并审查实施进展。附件C明确了这些计划应包含的内容,包括有关汞使用、贸易、暴露及脆弱人群的策略。
公约列出了应予淘汰的做法,包括全矿汞齐化、露天焚烧汞齐或经处理的汞齐、在居民区焚烧汞齐,以及在未先去除汞的情况下,对已添加汞的物料进行氰化浸出。这些规定体现了不同暴露途径和污染途径之间的差异。例如,蒸汞罐可以捕集加热过程中产生的部分汞蒸气,但既不能消除汞的使用,也无法解决尾矿中已有的污染。捕集效率还取决于设备状况和操作方式。
无汞加工能否实施,取决于矿石特性以及整个生产系统的经济性。当金得到充分解离,且能在适宜粒度下回收时,重力选矿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对于细粒金或包裹在矿物中的金,其效果则有所不同。高品位精矿的直接熔炼需要合适的入炉原料;并非所有矿石添加熔剂后都能直接熔炼。因此,技术援助项目会考察矿物组成、代表性试验、回收率、运营成本及残渣管理,而不是将某一种设备视为通用的替代方案。
融资和激励措施对技术采用有很大影响。加工者可能不愿接受会延缓收款、需要采用不熟悉的维护方式,或改变矿工与选矿厂经营者之间黄金所有权安排的设备。集中式加工厂可以改善管控、提升技术能力,但也会使责任集中,并可能增加运输成本或加深对单一买家的依赖。全球环境基金支持的planetGOLD计划等项目将技术工作与融资、正规化及市场准入方面的工作相结合,正是因为这些制约因素相互影响。
监测不能仅限于统计发放的设备或颁发的许可证数量,还必须反映更广泛的变化。相关指标包括回收率、汞购买量和释放量、工人暴露指标、合法销售情况、家庭收入,以及受扰动土地的状况。遥感可以发现不断扩大的清林地块、矿坑、泥沙羽流以及部分疏浚采矿活动,而实地调查则能查明从业者是谁、生产哪些矿产,以及作业如何组织。卫星影像通常无法单独判定作业是否合法、劳动条件如何或是否使用汞。将空间观测、生产记录、环境测量与家庭数据相结合,才能更细致地呈现这一行业的面貌,因为其边界和从业人群始终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