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太基陀斐特是位于今突尼斯境内迦太基的一处古代露天圣所,其中埋藏着装有婴儿、幼童及动物火化遗骸的陶瓮,旁边设有奉献纪念物。在罗马于公元前146年摧毁迦太基之前,这座圣所已使用了数百年,与巴力·哈蒙和塔尼特两位神祇有关。该遗址是考古学和古代宗教史上一场长期争论的核心:其中的人类遗骸,主要来自被杀死用作祭品的儿童,还是自然死亡后接受特殊丧葬处理的儿童,抑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名称与适用范围
“陀斐特”是现代考古学借用自《圣经》希伯来文本的名称。在圣经记载中,陀斐特是耶路撒冷附近欣嫩谷中的一处地点,与焚烧儿童有关,并受到圣经作者的谴责。这个词的词源尚不确定。将其用于迦太基,反映的是对考古发现的一种解释,而不是说有确凿证据证明这是该圣所的布匿语名称。
考古学家也用“陀斐特”称呼地中海西部若干与腓尼基人及其布匿继承者有关的聚落中类似的圣区,包括西西里岛的莫提亚,以及撒丁岛的苏尔基斯和塔罗斯。这些遗址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火葬陶瓮、年幼人类或动物的遗骸,以及还愿纪念物。不过,它们在年代、出土遗物组合和当地习俗上存在差异;一处遗址的证据不能直接套用于其他所有遗址。
迦太基的这处遗址位于今天的萨朗波区,因此常被称为萨朗波陀斐特。
发现与发展
这座圣所于1921年被确认,此后的发掘揭示出层层叠压的陶瓮埋藏和石质标志物。其最早使用年代通常被定在公元前8世纪或前7世纪。相关活动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世纪,随着布匿迦太基于公元前146年被毁而终止。
反复埋藏使地面逐渐升高。新的陶瓮被埋在较早的陶瓮之上,随着圣区的发展,纪念物也不断被竖立或重新排列。发掘者依据陶器、地层以及纪念物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划分出不同阶段。
已发掘区域只是古代圣所的一部分。对其中埋葬总数的估计,取决于对其原始范围、埋藏密度和使用时长的假设。这类估计并不等同于直接清点所得的个体数量,尤其是有些陶瓮内含有不止一个个体的遗骸。
埋藏物、纪念物与崇拜
火化遗骸
这座圣所最具代表性的埋藏物,是装有焚烧过的骨骼和灰烬的陶瓮。人类遗骸主要属于年龄很小的个体。部分埋藏中有绵羊或山羊遗骸,有的单独存放,有的则与人类遗骸放在一起。
这些遗存组合表明,该圣区是通过宗教仪式安置火化遗骸的专门场所。但仅凭它们,无法判断每个个体的死因。火化可能破坏受伤的证据,而后续的处理和埋葬又可能使骨骼破碎或混杂。
动物遗骸的埋藏对解释该遗址十分重要。它们可能本身就是祭品,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替代人类祭品。它们的存在表明,不能只把该圣区理解为普通墓地,而不考虑其献祭和还愿背景。
石碑与铭文
许多陶瓮埋藏都伴有石质纪念物,包括类似小神龛的建筑和直立石碑。其图像包括神圣符号、人物、动物,以及通常被称为“塔尼特标志”的图案。
通过铭文学研究的这些铭文,通常记载向塔尼特和巴力·哈蒙奉献祭品。还愿铭文中的套语有时会说,某位神祇听到了奉献者的声音,或赐予了福佑。它们有力地证明,这片圣区具有涉及许愿和奉献的宗教功能。
一些铭文含有通常转写为 mlk 的词语形式。其确切含义,以及相关表达所描述的祭品应如何分类,仍有争议。不应简单地把它视为圣经中通常译作“摩洛”的人物或神祇之名。
儿童献祭之争
古代文献记述
希腊和罗马作家记述了迦太基人中的儿童献祭习俗。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有一段著名记载,讲述了公元前310年阿加托克利斯入侵非洲期间发生的一场危机。其他古代作家也将迦太基人的宗教崇拜与儿童献祭联系起来。
这些记述具有参考价值,但需要审慎辨析。它们出自布匿宗教共同体之外的作者,有些成文于所述事件发生很久之后,可能反映了带有敌意的刻板印象或文学惯例。希腊和罗马作家还会将异邦神祇等同于自身的神祇,从而模糊了迦太基宗教内部的区别。
这些作者的外部视角,并不意味着其记述必然不可信,但也不足以支持将文献中的每一处细节直接套入考古遗存。
献祭解释
支持献祭解释的学者强调,多种证据相互印证:古代记述、还愿铭文、动物祭品、圣所独特的选址与布局,以及人类遗骸集中的低龄年龄范围。
按照这种解释,至少有一部分儿童是为履行誓愿或应对特殊情势,而被有意杀死并作为祭品奉献的。动物遗骸的埋藏也可以放在同一套献祭制度中理解,其中可能包括替代献祭。
即使在支持这种解释的学者之间,对于献祭的频率、选择祭品的具体情形,以及献祭所占埋藏物的比例,也未必存在共识。有证据表明存在这种习俗,并不意味着圣所中埋葬的每一个儿童都是被杀死的。
丧葬解释与混合解释
另一些学者认为,这座圣所接收的是自然死亡的婴儿;这些婴儿不能葬入供较大儿童和成年人使用的墓地。婴幼儿时期的高死亡率,足以在没有蓄意杀戮的情况下造成大量此类死亡。
这种解释尤其重视年龄估计结果,其中有些结果表明,部分个体死于出生前后,甚至可能尚未出生。然而,这些发现所依赖的方法和假设仍有争议。
混合解释则认为,同一处宗教圣区内可能既有自然死亡者,也有被献祭杀死者。这种可能性凸显出区分几个问题的必要性:献祭是否确实发生过、发生得有多频繁,以及它是否能解释所有人类遗骸的埋藏。
证据的局限
对火化婴儿进行死亡年龄估计尤其困难。研究人员会考察牙齿发育、骨骼尺寸和骨骼成熟程度,但焚烧可能导致收缩、变形和碎裂。因此,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同的年龄分布。
人口统计比较又带来了进一步的不确定性。普通婴儿墓地或许理应包含许多在出生前后死亡的个体,但实际观察到的年龄分布,也会受到埋葬规则、保存状况、发掘采集方法以及哪些人获准葬入墓地等因素影响。圣所中的埋葬人群,不一定能反映整座城市的死亡模式。
现存资料各自能回答的问题不同。铭文对于奉献行为及其接受神祇的证明,比对于死因的证明更为可靠。骨骼对于年龄和遗体处理方式某些方面的揭示,比对于仪式背后意图的揭示更为可靠。文献记述描述了据称存在的习俗,却无法确定发掘出的特定个体究竟经历了什么。
因此,考古学上能够确证的是:这是一处长期使用的布匿圣区,人们通过正式的宗教活动,将火化后的年幼人类和动物遗骸安置于此。献祭的规模、组织方式,以及它与丧葬处理之间的确切关系,仍是学界存在分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