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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能源 / tidal-power

潮汐发电

潮汐发电利用拦潮坝、围堰和水下涡轮机,将可预测的海平面变化及潮流转化为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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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发电是利用海平面的周期性升降或由此产生的水流来产生电的技术。它是可再生能源的一种,其突出特点是资源变化可依据天文规律加以预测。与主要由风形成的波浪不同,潮汐主要源于月球和太阳的引力作用,这些作用发生在不断自转的地球及其海洋所构成的系统中。

利用这一资源主要有两种方式。潮差发电系统通过拦潮坝或潟湖围堰蓄水,利用水位差发电。潮流发电系统则将涡轮机置于流动的海水中,无须修建大型蓄水设施。两者都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但在工程要求、环境影响和运行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潮汐能的利用已从沿海磨坊发展到大型发电站和并网运行的涡轮机阵列。其发展始终受到一组突出矛盾的制约:潮汐运动虽可提前很久预测,但具备经济开发价值的地点在地理上十分有限,而且设备必须在严苛的海洋环境中运行。因此,资源评估、涡轮机设计、海岸生态、电力系统接入以及融资,都会影响一个技术上可行的项目能否成为切实可用的电力来源。

资源的物理成因与分布

潮汐源于地球各处重力加速度的差异,以及地月系统的动力学作用和海洋对此的响应。尽管太阳的质量远大于月球,月球的引潮作用却更强,因为引潮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距离。海盆、大陆架、海岸形态、摩擦和地球自转共同作用,将这种引潮作用转化为沿岸观测到的局地潮汐特征。因此,无论是潮差还是潮流流速,都不能仅凭纬度推断。

许多沿海地区以半日潮为主,每个太阴日大致出现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主要的太阴半日分潮通常记作 M2,周期约为 12 小时 25 分钟。其他地区则以全日潮或混合潮为主。太阳、月球和地球相对位置的变化形成了大潮—小潮周期:大潮时通常潮差较大、潮流较强,小潮时则潮差较小、潮流较弱。其他天文周期还会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调节潮汐能资源。

在海岸形态和海盆动力学作用放大水位振荡的地方,会形成较大的潮差。加拿大的芬迪湾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在潮汐特别大时,其湾顶的最大潮差可超过 15 米。当大量海水流经狭窄水道、绕过岬角或穿行于岛屿之间时,就会形成强劲的潮流。苏格兰大陆以北的彭特兰海峡以及奥克尼群岛的水道,就是这类水道潮流资源的典型实例。潮差大的海岸不一定有适合安装涡轮机的水道,而潮流强劲的地点,其局地潮差也未必特别大。

两种主要的能量转换关系反映了这两类不同资源的特点。对于表面积恒为 AA 的简化潮汐水盆,将初始水头差 HH 消除时所对应的势能为

Eideal=12ρgAH2,E_{\mathrm{ideal}}=\frac{1}{2}\rho gAH^2,

其中,ρ\rho 为水的密度,gg 为重力加速度。这只是理想化估算,并非对电站实际发电量的预测;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海平面不断变化,水盆面积、能量损失和水轮机的运行限制也都会产生影响。

对于置于水流中的涡轮机,工程上常用的表达式为

Pelectric=12ρArU3CPη,P_{\mathrm{electric}}=\frac{1}{2}\rho A_{\mathrm{r}}U^3 C_P\eta,

其中,ArA_{\mathrm{r}} 为转子扫掠面积,UU 为具有代表性的上游流速,CPC_P 为功率系数,η\eta 用于计入机械和电能转换过程中的损失。由于功率与流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准确测量潮流至关重要。这两个公式都不能用来将整个河口或水道内各装置的输出不加限制地相加,因为能量提取会改变周围的水流。

潮汐坝、潮汐潟湖与潮差发电运行

潮汐坝横跨河口或海湾入口,设有水轮机、水闸、堤坝,有时还设有通航船闸。通过控制围成的蓄水区与海洋之间的水量交换,潮汐坝形成水头,使水流能够用于发电。因此,潮差发电与水力发电密切相关,只不过驱动发电的水位周期变化来自海洋,而非持续的河流来水。大型潮汐潟湖采用类似的原理,但围合的是近岸或离岸海域,不一定需要拦截整个河口。

采用落潮发电方式时,涨潮期间通过水闸进水。接近高潮时,关闭闸门蓄水,外海水位则逐渐下降。待形成足够水头后,水流经水轮机向外排出,开始发电。随着蓄水区内的水逐渐排出、水头发生变化,发电功率也随之下降。涨潮发电的运行方式则相反:先将蓄水区水位维持在较低水平,随后利用外海水位上涨,推动海水向内流经水轮机发电。

双向发电在进水和排水过程中都能发电。这可以延长发电时段,但增加运行时间并不必然使年发电量或项目收益达到最大。水轮机在低水头下的运行效率可能较低,而闸门启闭的时机会影响同一潮汐周期后续阶段的可用水头。可逆式灯泡贯流式水轮机非常适合低水头应用,其发电机置于流道内的密封防水壳体中。可调节的叶片和导叶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水力条件。

一些方案还会在接近高潮或低潮时抽水。这种方式消耗电力,在相对较小的水头差下转移额外水量,从而有可能在之后水头较大时增加发电量。这样做能否提高净发电量或经济效益,取决于运行时机、效率和电价。这种运行方式类似于抽水蓄能,但潮汐电站仍受外部海面升降周期的制约,无法像具有足够大蓄水容量的常规水库电站那样自由调度。

潮汐潟湖的围堤可使设计者选择合适的地点,避开横跨河口的潮汐坝所带来的部分影响,但仍会改变水量交换、泥沙运动和栖息地条件。围堤长度、地基条件、波浪作用的强弱以及围合水量都会显著影响成本。将项目划分为多个蓄水区可以提高运行灵活性,但需要更多土建工程,而且通常需要在平稳供电与最大限度获取能量之间作出权衡。

因此,潮差发电的运行既是水力问题,也是调度问题。运行人员根据海面水位预报、设备限制、环境要求和电力价值,确定水轮机的启停、闸门的开启以及抽水时段。能够实现最大年发电量的调度方案,不一定能带来最高收益,也不一定对生态造成的扰动最小。

潮流涡轮机与其他能量转换装置

潮流能装置直接从流动的海水中提取动能。经过最广泛示范验证的设计采用水平轴转子,外形类似于风能发电所用的风力机转子,但水下设备运行介质的密度要大得多,面临的结构与维护限制也有所不同。转子通过齿轮箱或直接驱动方式带动发电机运转。产生的电能随后经过电能转换和保护设备,再输送至海底电缆。

典型海水的密度约为每立方米1,025千克,因此尺寸相对紧凑的转子也能捕获相当可观的功率。举例计算,一个直径20米的转子,其扫掠面积约为314平方米。在每秒3米的均匀流速下,通过该面积的水流所携带的动能功率约为4.35兆瓦。若功率系数为0.4,后续能量转换效率为0.9,则相应的电功率输出约为1.6兆瓦。该计算未考虑具体场址的水流变化,也不意味着设备能够持续以额定功率发电。

由于潮流通常会反向,涡轮机必须同时适应落潮和涨潮水流。有些机组通过转动机舱来迎向水流;另一些则改变叶片桨距,或采用能够接受双向来流的转子布置。对于流向逐渐变化、而非沿单一轴线往复反转的水流,偏航控制也能起到补偿作用。变桨控制可在强流中限制载荷和功率,而制动与停机系统则在故障或异常工况下保护机组。

支撑结构包括固定于海床的单桩基础、桩基框架、重力式基础,以及由系泊系统固定的浮式平台。固定式基础能够使转子保持稳定的位置,且在水面上不显眼,但安装和回收可能需要专用船舶。浮式平台便于接近涡轮机进行维护,也允许在岸上组装更大的部件。不过,浮式平台仍须承受波浪、系泊载荷和平台运动的影响,其动态电缆也需要经过周密的抗疲劳设计。

其他方案包括垂直轴与横流式涡轮机、振荡水翼、导管式机组,以及系留式水下风筝。垂直轴转子无需常规偏航系统,就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水平来流方向,但叶片的周期性载荷是设计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振荡水翼将周期性的升沉运动转化为可利用的机械功。水下风筝沿受控轨迹在潮流中运动,从而提高流经其搭载的小型涡轮机的相对流速。

没有哪一种布置适用于所有场址。水深、船舶通航所需的净空、湍流、海床地质、维护可达性,以及离岸距离,都会影响方案选择。比较不同装置时,必须区分额定容量与实测年发电量,并考虑可利用率、安装要求,以及为提供指定电量所需的机组数量。

海洋工程、可靠性与维护

海洋环境会同时带来机械、化学和运行方面的多重应力。涡轮机叶片会受到湍流、垂向剪切、波浪诱导流速以及上游设备扰动的影响。这些变化使叶片、轴、轴承、基础和系泊装置承受反复载荷。因此,即使涡轮机满足极限强度要求,在预期使用寿命内仍可能出现不可接受的疲劳损伤。设计时既要分析极端事件,也要评估数百万次较小幅度的载荷循环。

海水会促进腐蚀,包括局部腐蚀,以及不同金属电连接时发生的电偶腐蚀。防护涂层、适当的合金、密封舱室和阴极保护可以降低这些风险。防腐措施在遭受安装损伤并经历多年海水暴露后,仍须保持有效。藻类、藤壶等生物造成的生物污损会改变表面粗糙度,可能降低水动力性能,还可能妨碍运动部件或仪器正常工作。防护系统还必须符合有关向海洋环境释放物质的限制规定。

空化是另一个设计制约因素。当高速运动的叶片上局部压力降至足够低时,就可能形成蒸汽空泡,随后在压力较高的区域溃灭。空泡溃灭可能引起噪声、振动和材料剥蚀。转子转速、叶片形状、安装深度及局部流动条件都会影响空化风险。增大设计淹没深度有助于降低风险,但也需要兼顾与海床的间距、基础成本以及作业可达性要求。

即使主要结构部件完好无损,进水也可能使电气设备失效。因此,轴封、连接器、穿舱密封件和压力补偿系统至关重要。海底电缆也有其特有的失效机制,包括过度弯曲、磨损、船锚损伤,以及浮式平台连接处的疲劳。将电缆埋入海床或加装保护覆盖层可减少外部损伤,但在水流强劲的岩石海床水道中,这些措施可能难以实施。

维护规划主要受作业可达性制约。使场址具备发电吸引力的强劲水流,也可能导致潜水员、遥控潜水器或起重船在每个潮汐周期的大部分时间内无法安全作业。适宜的作业时段可能仅限于平潮窗口,而波浪和天气又会带来额外限制。因此,在车间里只需几小时的维修,如果缺乏回收设备或合适的天气窗口,就可能造成数周的停产。

开发商通过采用可回收机舱、模块化连接器、远程诊断和状态监测来应对这些限制。传感器可监测振动、温度、密封状况、电气性能及结构载荷。岸基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负责协调运行并记录故障。可靠性评估必须考虑整个发电系统,包括基础、电缆、连接器和岸上设备,而不能只关注涡轮机转子。长期运行和多次维护作业能够提供短期原型试验无法获得的信息。

历史发展与主要设施

利用潮汐做机械功的历史,比电力的应用早了许多个世纪。潮汐磨坊在涨潮时将海水蓄入池塘,待海水退去时,再放水驱动水车。中世纪,欧洲大西洋沿岸已有此类磨坊,在具备合适海湾、可筑堤蓄水的地方用于磨谷。这些磨坊体现了潮差能利用的基本原理,但其作业时间取决于潮汐,而无法满足持续的动力需求。

大规模潮汐发电有赖于低水头水轮机、发电机、水工建设和输电技术的进步。位于法国布列塔尼的朗斯潮汐电站于1966年投入运行。电站配备24台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240兆瓦。拦潮坝上还设有跨水域公路,并配有通航船闸。朗斯电站在可逆式机组、变水头发电、抽水、腐蚀控制以及长寿命土建基础设施等方面,积累了重要的运行经验。

20世纪的其他项目则探索了较小规模或试验性的应用。苏联的基斯拉亚湾电站于1968年开始运行,是一座小型潮汐发电示范设施。中国也建设了数座小型潮汐电站,其中包括1980年开始发电的浙江江厦潮汐电站。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安纳波利斯皇家潮汐电站于1984年至2019年间运行,装机容量为20兆瓦。这些项目在规模和当地条件上差异很大,因此,其成本或环境影响的结论难以普遍适用于其他项目。

韩国的始华湖潮汐电站于2011年投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拥有10台机组,总装机容量为254兆瓦,在潮差发电装机容量上超过了朗斯电站。它是在围成人工湖的既有海堤上增建的,而不是完全新建一处潮汐蓄水区。电站利用涨潮发电,同时也希望通过增加海水交换,改善封闭湖体的水质问题。由于其基础设施的建设背景特殊,将其成本与全新建设的拦潮坝项目直接比较并不十分恰当。

潮流能发电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从单台机组逐步发展为小型阵列。2008年安装于北爱尔兰斯特兰福德湾的SeaGen,是一套装机容量为1.2兆瓦的双转子示范装置,其结构可将涡轮机提升出水,以便维护。2003年在奥克尼群岛成立的欧洲海洋能源中心,为海洋能装置提供了并网测试基础设施,并成为潮流能涡轮机的重要试验场所。

苏格兰内湾水道的MeyGen项目于2016至2017年间安装了首批阵列,由4台单机容量为1.5兆瓦的涡轮机组成。浮式设计也取得了进展:轨道海洋动力公司装机容量为2兆瓦的O2装置于2021年在奥克尼群岛开始发电。这些项目使相关经验从独立原型机拓展到阵列运行、多次维护和更长期的电力供应,但并未消除更大规模部署在商业和工程方面的不确定性。

资源评估与阵列设计

评估潮汐能场址,首先要测量水深、海床状况、水位和水流。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通过分析水中颗粒散射的声波,测量不同深度的流速。船舶调查、海床仪器和海岸监测相结合,可以揭示水流的时空结构。短期观测记录或许能捕捉单个潮汐周期,却未必能反映大潮与小潮之间的变化、季节性影响或更长周期的变化。

实测数据为水动力模型提供支持,用于模拟周边水道和海盆中的水体运动。这些模型必须表征水深地形、海床摩擦、潮汐驱动以及相关边界条件。模型验证通过将预测水位和流速与观测值进行比较来完成,而不确定性分析则考察误差如何传递到发电量估算中。由于功率对流速高度敏感,预测流速中不大的偏差,就可能导致预计发电量出现大得多的偏差。

资源估算有几种不同含义。理论资源量是在宽泛的物理假设下,对自然系统所含能量的描述。技术资源量则考虑设备、能量提取限制、安装条件和其他工程约束。经济可开发资源量还取决于成本、收益、融资条件,以及其他海洋用途带来的竞争。以吉瓦或太瓦时表示的数值,只有在其定义和假设也明确的情况下,才具有可比性。

阵列设计涉及简单的单台涡轮机计算中不存在的相互作用。转子后方会形成尾流,其平均流速较低、湍流较强。因此,下游涡轮机的发电量可能减少,承受的疲劳载荷也可能不同。增大机组间距可以提高单台涡轮机的性能,但会扩大占用面积,也可能需要更长的电缆。交错布置可以减少尾流的直接重叠,不过,潮流的反向和转向会使单向水流中常见的布置方式变得复杂。

能量提取还会影响整个水道。涡轮机推力增加了水流阻力,可能改变流速、水位以及相邻水道之间的流量分配。增加能量提取量,并不会始终带来成比例的功率增长。相关上限取决于更大范围的潮汐系统如何响应,包括水流是否会绕过阵列。对于无约束水流中孤立转子所熟知的功率上限,不能直接将其作为受阻水道或河口的整体功率上限。

实际布置必须兼顾航道、渔业活动、受保护生境、电缆通道,以及机组与海床、水面之间足够的净空。数学优化可以帮助权衡年发电量、电能损耗、安装成本和结构载荷。其结果仍以所采用的模型和约束条件为前提。阵列规模的示范项目尤为重要,因为仅凭单台设备的成功运行,无法充分确定尾流相互作用和水道响应。

电能转换与并网

除非控制器有意限制转速,否则潮流涡轮机的机械转速会随水流变化。现代变速机组通常采用电力电子技术,将发电机的输出转换为符合接入电网要求的电能。典型配置是先将变频电力整流后送入直流环节,再通过逆变器输出受控的交流电。这样可以使转子转速与电网频率解耦,并在不同流速下保持高效运行。

海底电缆汇集各台涡轮机的电力并输送至岸上,有时会先经过海上汇集点。电压等级的选择取决于功率水平、输电距离、导体成本和电能损耗。岸上设备包括保护、开关、计量设备及变压器。并网设计必须考虑电缆电容、故障特性、电压调节以及当地电网的要求。如果丰富的潮汐能资源邻近薄弱电网,可能需要先对电网进行大规模加强,才能利用其发出的电力。

可预测性是潮汐能发电在运行方面的主要优势,但发电可预测并不等于发电恒定。潮流涡轮机在憩流前后发电很少或不发电,随着水流加速,发电量逐渐增加,并可能在水流最强时达到额定功率。发电量还会随大潮—小潮周期变化。潮差式电站在等待形成有效水头时,也会出现不发电的时段。这些周期与用电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每天都在变化。

对于以半日潮为主的资源,相近潮汐阶段在相邻太阳日中的出现时间每天约推迟50分钟。因此,发电高峰不会始终与早间或晚间的用电高峰重合。潮汐相位不同的场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滑其合计出力,但效果取决于实际相位差、资源强度和输电连接条件。不能仅因项目在地理位置上彼此分散,就认定它们具有这种效益。

储能可以将电能从发电时段转移至不发电时段使用。电池可用于短时出力平滑,或履行特定的供电承诺;其他储能技术则可适应不同的时长与规模。储能也会带来额外的投资成本、能量损耗和运行限制。潮差式电站还可以通过调整闸门和水轮机的运行时序,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内改变发电时段,但延迟发电可能会减少所能获取的能量。

因此,潮汐能发电对电网的价值并不只体现在年发电量上。可预测的出力能够降低调度中的不确定性,而经过适当设计并有相应合同安排的电力电子控制系统,还可提供电压支撑或其他服务。另一方面,要评估电力系统最紧张时段内的可靠供电容量,必须综合考虑潮汐发生时间、设备可用率以及整体电源结构。无论是装机容量,还是仅凭天文规律带来的可预测性,都不足以确定一个潮汐能项目能够替代多少常规电源容量。

环境影响与沿海用途之间的竞争

项目的环境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采用蓄水方式,还是从开放水道中提取能量。拦潮坝可能改变河口内的潮差、高潮和低潮的出现时间、流速、盐度以及泥沙输运。这些变化可能使某些生境扩大,同时使另一些生境缩小。潮间带泥滩和盐沼尤为敏感,因为它们的生态功能取决于被水淹没的频率和持续时间。

泥沙运动的变化可能影响航道、海岸线和水体浑浊度。若项目增强了水体交换,水质可能改善;若水体交换减少,导致污染物或营养盐积聚,水质则可能恶化。始华湖项目说明了原有环境状况的重要性:恢复一个已被封闭的湖泊与海洋之间的水体交换,与在水体原本自由交换的河口新建屏障,两者的环境影响并不相同。不能仅将最终结果归因于涡轮机技术。

鱼类通过潮差发电设施时,可能面临洄游路线改变、通行延误、被水流卷入机组、叶片撞击或压力骤变等情况。影响因物种、体型、涡轮机几何形状、转速和运行水头而异。过鱼设施和运行限制可能降低某些风险,但其有效性必须结合当地条件加以验证。施工还可能产生水下噪声、扰动沉积物,并暂时阻碍动物活动。

潮流能机组阵列通常不会造成拦潮坝蓄水所引起的整个水域范围内的变化,但会将旋转机械、基础结构、系泊设施和电缆引入水流强劲的海洋生境。潜在影响包括动物与叶片碰撞、被迫离开觅食区、水下噪声、海床扰动以及局部水流变化。电缆会产生电磁场,其生态影响取决于电缆设计、埋设情况、物种敏感性和暴露程度。

碰撞风险难以监测,因为强流、低能见度和有限的观测空间会制约探测能力。声呐、水下摄像机、被动声学监测和动物佩戴的追踪标签可提供相互补充的信息。未观测到碰撞,本身并不能证明没有碰撞发生;解读监测结果时,需要了解探测概率和监测投入。同样,动物的回避行为虽然可能降低直接碰撞的风险,却仍可能改变其进入和利用生境的方式。

项目还会与渔业、航运、休闲活动、海岸景观和文化遗产相互影响。这些关系需要通过选址、环境评估、协商、运行条件设定和监测加以协调。大型机组阵列可能产生不同于单台示范装置的累积影响。对于使用寿命较长的土建工程,还需要关注海平面上升、风暴暴露程度的变化以及未来的生境状况。因此,环境管理应贯穿施工、运行、大规模翻修,直至最终拆除或适应性改造的全过程。

经济性、部署与研究重点

潮差能项目与潮流能项目的成本结构有显著差异。拦潮坝和潮汐潟湖需要在土建工程、基础、闸门和涡轮机方面投入大量前期资金,但其主体结构的使用寿命可以很长。潮流能项目的模块化程度更高,可以分阶段扩建,但安装船舶、海底连接设施、设备回收作业和海上维护也可能占据相当大的支出比例。初期规模较小的项目,单位发电成本并不一定更低。

平准化度电成本是将全寿命期成本折现后,除以全寿命期发电量的折现值:

LCOE=∑t=0NIt+Ot+Ft+Dt(1+r)t∑t=0NEt(1+r)t,\mathrm{LCOE} = \frac{\displaystyle\sum_{t=0}^{N}\frac{I_t+O_t+F_t+D_t}{(1+r)^t}} {\displaystyle\sum_{t=0}^{N}\frac{E_t}{(1+r)^t}},

其中,ItI_t 表示投资,OtO_t 表示运营支出,FtF_t 表示燃料支出,DtD_t 表示退役支出,EtE_t 表示发电量,rr 表示折现率,NN 表示评估期。潮汐发电在通常的运行过程中无需购买燃料,但融资和维护仍是重要因素。对于使用寿命较长的项目,有关设备更换和残值的假设尤其重要。

容量因子是实际发电量与始终按额定功率连续运行所能产生的电量之比,取决于资源条件、发电机容量配置、运行策略和可用率。提高额定容量可以在潮流最强时获取更多功率,却可能降低容量因子。反之,选用容量较小的发电机可以提高容量因子,但未必能使年发电量最大化。因此,比较项目时应同时考虑发电量和系统总成本,而不应将高容量因子单独视为优越性的衡量标准。

早期潮流能项目面临的成本压力,来自生产批量小、零部件定制化、运行记录有限,以及维护需求不确定等因素。通过设计标准化、批量重复制造、改进安装流程和提高设备可靠性,成本有望下降。但这种下降不会自动发生:制造成本低的设计,设备回收成本可能很高;较大的涡轮机则可能需要场址附近并不具备的船舶或港口设施。经过实际验证的发电量和检修便利性,是商业评估的核心。

收益安排也会影响项目开发。长期电力合同、示范项目补助和针对特定技术的扶持措施,可以降低批发电价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政府部门除了考虑发电成本,还可能兼顾产业发展、能源多样化和地方基础设施。这些考量并不等同于认定潮汐电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比替代方案更便宜或更有价值。进行比较时,必须采用一致的融资假设,并考虑项目区位、电网要求以及电力交付的时间安排。

研究重点包括降低疲劳载荷、提高叶片和密封件的耐久性、设计可靠的海底连接器,以及验证阵列尺度模型。环境研究关注动物在运行设备周围的行为、对栖息地的累积影响,以及量化监测不确定性的方法。对于潮差能项目,重要问题涉及泥沙演变、生态响应,以及兼顾能源产出与水位要求的运行调度。退役仍是工程和财务问题的一部分:拆除涡轮机、电缆、基础或大型堤坝,所涉及的成本和环境后果可能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