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玛至蒙哥马利游行是1965年3月在阿拉巴马州举行的三次抗议游行,旨在要求切实保障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作为美国民权运动的一部分,这些游行将扎根当地、反对剥夺投票权的斗争与全国范围内要求联邦立法的呼声联系起来。第一次游行于3月7日举行,因州警和当地骑警在塞尔玛的埃德蒙·佩特斯桥袭击示威者而告终,这一事件被称为“血腥星期日”。第二支游行队伍于3月9日在桥头折返。第三次游行在联邦部队的保护和联邦法院命令的保障下,于3月21日至25日从塞尔玛出发,行进约54英里,抵达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
这些游行源于当地黑人居民多年来的组织动员工作,随后达拉斯县选民联盟、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共同参与,开展了一场集中的抗争运动。马丁·路德·金是这场运动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代言人,但地方组织者、学生、教师、神职人员和农村家庭才是维系运动、支撑其力量的重要基础。他们的直接目标并非争取一项新的宪法权利,而是让一项已有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以抵制州和地方政府的歧视性做法。
塞尔玛暴力事件的影像、运动参与者和支持者的遇害,以及示威活动持续施加的压力,加快了国会采取行动的步伐。林登·B.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8月6日签署了《投票权法》。这些游行也因此成为美国公民权、联邦权力和非暴力政治行动历史上的关键事件。
投票权的剥夺与地方抗争的根基
塞尔玛运动的宪法背景可追溯至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1870年获批生效的第十五修正案禁止因种族、肤色或曾受奴役而剥夺投票权。随着白人控制的各州政府在整个南方巩固权力,这一修正案的执行力度逐渐减弱。阿拉巴马州1901年宪法确立了一套剥夺投票权的制度,将选民登记要求、读写能力规定和累积人头税,与行政机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结合起来。虽然这些机制也将许多贫困白人公民排除在外,但其实施方式旨在确保白人掌控政治权力。
在吉姆·克劳法之下,选民登记并非填张表格那么简单。黑人申请者可能遇到办公时间受限、提问随意、评分标准不一等障碍,还可能被要求解释宪法条文。登记官可以接受白人申请者,却拒绝教育程度相当甚至更高的黑人申请者。经济压力进一步强化了官方设置的障碍:尝试登记可能危及工作、信贷或土地使用机会。暴力威胁的存在,也使这一看似例行的行政手续变成了对种族秩序的公开挑战。
在以塞尔玛为县治的达拉斯县,这些情况尤为严重。截至1965年初,在约15,000名达到投票年龄的黑人中,仅有约335人登记为选民,占比约为2%。黑人居民约占全县人口的一半,但民选机构仍几乎完全由白人掌控。县警长吉姆·克拉克在一支志愿治安队的支持下,成为这一制度引人注目的捍卫者。塞尔玛市公共安全主管威尔逊·贝克有时倾向于采取对抗性较弱的策略,但执法方式上的分歧并未消除政治参与的障碍。
早在全国性领袖到来之前,当地的抗争就已展开。达拉斯县选民联盟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该组织在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推动选民登记。其主要活动人士包括阿米莉娅·博因顿、塞缪尔·博因顿、弗雷德里克·D.里斯、玛丽·福斯特,以及通常被称为“勇敢八人组”的其他成员。他们将提供交通、辅导和协助办理登记手续等实际帮助,与更广泛的公民权利诉求结合起来。
教会和人际网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组织基础。非洲卫理公会圣公会布朗礼拜堂和第一浸信会教堂成为集会场所、行动集结点和庇护所。当地教师、商人、牧师和家政工人提供资金、信息和人脉支持。这一基础至关重要,因为仅凭全国性宣传无法维持一场运动:面对逮捕、威胁或人身袭击,示威者需要有值得信赖的机构继续动员居民。
塞尔玛投票权运动的组织工作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于1963年扩大了在塞尔玛的组织工作。伯纳德·拉斐特和科利娅·拉斐特等一线工作人员帮助当地居民为申请选民登记做准备,并增强他们参与政治的信心。他们的工作方式强调建立持久的社区组织,而非依赖某一位在全国享有知名度的领袖。这项工作进展缓慢且充满危险,一次次登记尝试在短期内收效甚微。尽管如此,这些努力仍巩固了1965年运动所依托的组织网络。
1964年7月,当地法院颁布禁令,严格限制塞尔玛的民权集会,阻碍了公开活动的开展。同年晚些时候,当地领袖邀请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加入这场运动。该组织带来了经验丰富的组织人员、筹款能力,以及金在全国的知名度。詹姆斯·贝维尔、何西阿·威廉斯、安德鲁·扬和詹姆斯·奥兰治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1965年1月2日,金在布朗礼拜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标志着新一轮力度更大的公开抗争拉开序幕。
这两个全国性组织都反对剥夺选举权,但在策略和主导权问题上存在分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许多组织者对以激烈对抗和全国层面介入为核心的运动方式持怀疑态度。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领导人则认为,纪律严明的示威能够揭露现有保障措施的失效,并形成压力,促使联邦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这些分歧并未使运动简单地分成两个阵营:活动人士跨越组织界限相互合作,而当地居民所追求的目标,也并不总与任何一个组织的优先事项完全一致。
1月的示威多次以达拉斯县法院和选民登记处为抗议地点。1月22日,100多名黑人教师在弗雷德里克·里斯的带领下举行游行。他们的参与意义尤为重大,因为教师虽然备受社会尊重,生计却依赖于白人控制的学校体系。这场示威让公众看到,受过教育的黑人公民,包括负责教授政府制度与公民知识的专业人士,自身也可能被排除在投票之外。
逮捕成为当局阻挠运动的主要手段。金于2月1日被捕入狱,运动期间还有数百名学生及其他示威者遭到拘押。克拉克警长与抗议者对峙的影像,尤其是他与安妮·李·库珀冲突时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使塞尔玛受到关注。不过,这场运动远不止电视上播出的对抗场面:组织者还安排集会、与被拘押者的家属保持联系、筹措食物和交通工具,并鼓励登记遭拒的人们再次前往县法院。到了2月,塞尔玛已成为举国关注的试金石,检验联邦层面的权利保障能否克服地方根深蒂固的阻挠。
吉米·李·杰克逊之死与游行提议
第一次塞尔玛至蒙哥马利游行的直接起因,发生在邻近的佩里县。1965年2月18日晚,示威者在马里恩集结,举行夜间游行,抗议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组织者詹姆斯·奥兰治被监禁。当地警察和州警驱散了示威队伍。街灯熄灭,记者遭到殴打,参加者纷纷逃入附近建筑。暴力并未止于街头游行现场,还蔓延到了人们躲避的场所。
遭到袭击的人中,有26岁的黑人教会执事兼劳工吉米·李·杰克逊。在麦克咖啡馆内,警员动手殴打时,杰克逊试图保护家人,被一名阿拉巴马州警开枪击中。杰克逊被送往塞尔玛的好撒玛利亚人医院,于2月26日去世。这场争取投票权的运动此前已屡遭殴打、逮捕和威胁,而他的死让一条具体生命的遭遇立即成为运动的焦点。
詹姆斯·贝维尔在提出并完善从塞尔玛游行至蒙哥马利的计划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一构想将悲痛与愤怒引向一场纪律严明、矛头直指州长乔治·华莱士及州政府的公开行动。选择蒙哥马利作为目的地并非随意之举:这里是负责阿拉巴马州执法与选举制度的政治权力中心。沿美国80号公路行进,能够将黑人带各县发生的暴力事件与州首府联系起来,表明责任并不只在某一名县警长或某一个选民登记委员会。
拟议中的游行也沿袭了这场运动一贯奉行的非暴力抵抗。参加者应在面对挑衅时保持纪律,而不是还击。这种做法兼具宗教、伦理和实践层面的意义。它让缺乏常规政治权力的人们能够集体行动,同时使当局更难将任何官方暴力解释为普通执法。圣雄甘地对金思想的影响,是这一传统的来源之一;黑人教会的社会行动和美国早期的抗议运动同样构成了这一传统。
筹备工作十分仓促,参与其中的各组织也未完全达成一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并未正式参与发起第一次游行,但该会主席约翰·刘易斯选择参加。3月7日游行当天,金不在塞尔玛。华莱士以交通和公共安全为由,宣布不准举行游行。因此,示威者走向公路时,既没有得到任何保护承诺,也有充分理由预料到将发生对峙。杰克逊之死使一场选民登记运动转变为一场直接较量,争议的核心是:公民能否以和平方式向州政府表达自己的不满。
血腥星期日,1965年3月7日
3月7日星期日,约600名游行者离开布朗礼拜堂,穿过塞尔玛,向埃德蒙·佩特斯大桥进发。美国80号公路经由这座桥跨越阿拉巴马河。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霍齐亚·威廉斯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约翰·刘易斯走在队伍前列。桥面向上隆起,起初遮住了等候在桥东侧的警力。越过桥面最高处后,游行者看到阿拉巴马州警和当地警员封锁了通往达拉斯县的道路。
约翰·克劳德少校命令示威者解散。威廉斯试图争取说话的机会,但双方的交谈并未发展为谈判。警员向游行者逼近,动用了警棍和催泪瓦斯;骑马人员也加入了袭击。示威者遭到殴打,被驱赶着退回塞尔玛方向。刘易斯颅骨骨折。阿梅莉亚·博因顿被打得失去知觉,一张她倒卧在路面上的照片成为这一事件最具代表性的影像之一。
这场暴力既不是两支武装程度相当的队伍之间的冲突,也不只是对失序人群的驱散。示威者进行的是非暴力游行,遭到攻击时,他们已经在警戒线前停下。参与者后退时,警员仍紧追不舍。受伤的游行者陆续抵达教堂和医疗机构,其他居民则帮助运送他们,并为他们提供庇护。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血腥星期日,以区别于历史上其他同名事件。
照片、新闻影片和电视报道将这场袭击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美国广播公司在晚间播放电影《纽伦堡的审判》时中断节目,插播了来自塞尔玛的报道,两者形成的鲜明对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电视并未催生当地的抗争,却改变了这场抗争产生政治影响的范围和速度。官员们此前或许会视为地区性纠纷的事件,如今成了当局未能保护宪法权利、且全国有目共睹的事例。
金号召全国各地的神职人员和支持者前往塞尔玛。其他城市随后也出现了示威和抗议声援。林登·B.约翰逊政府当时已在考虑进一步的投票权立法,此时要求其立即采取行动的呼声愈加强烈。与此同时,这场运动也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能否安全地再次举行游行,法院是否会提供保护,以及联邦官员是否会出面干预阿拉巴马州当局的行动。因此,血腥星期日既激起了全国范围内高涨的声援浪潮,也引发了一场紧迫的角力,焦点是后续抗议能在何种法律条件下进行。
折返星期二与詹姆斯·里布遇害
第二次游行于3月9日举行,距“血腥星期日”仅两天。此时,神职人员和其他支持者已从全国各地赶来。约有2,000人跟随金,从布朗礼拜堂出发,列队走向大桥。与第一次游行不同,这次行动是在联邦法院审理相关诉讼期间展开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小弗兰克·M. 约翰逊在审查证据及司法保护申请期间,已下令暂时禁止再次举行从塞尔玛前往蒙哥马利的游行。
因此,金面临着相互冲突的压力。若继续向蒙哥马利进发,就可能违反联邦法院命令,危及通过诉讼争取权利的策略;若取消示威,则可能打击参与者的士气,显得向暴力屈服。包括社区关系局局长勒罗伊·柯林斯在内的联邦调解人员,试图达成一项安排,以避免再次发生袭击。然而,相关沟通并不充分,各方对于参与者究竟获知了哪些信息也存在分歧。
在此前发生冲突的地点,金与游行者跪下祈祷。警方让开了封锁线,但金没有带领队伍沿公路继续前进,而是返回了塞尔玛。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折返星期二”。这次行动既没有完成前往蒙哥马利的游行,也没有遭遇类似3月7日的警方袭击。其意义在于,在维持公开抗议与保留日后获法院批准举行游行的可能性之间,勉强维持了一种平衡。
这一决定激怒了部分活动人士,尤其是那些认为运动领导层接受了秘密妥协的人。一些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成员认为,这表明全国性领导人对承担冲突风险的参与者施加了过度控制。运动中的另一些人士则认为,要争取到切实可执行的保护措施,克制至关重要。这些争论反映的是立即采取公民不服从行动、谈判与诉讼之间更广泛的策略张力,而非对争取投票权这一目标存在分歧。
当晚,三名赶来支持这场运动的白人一位论派牧师,在离开塞尔玛的一家餐馆后遭到白人袭击者攻击。其中一人詹姆斯·里布头部重伤,于3月11日去世。他的死引起了全国广泛关注。在运动内部,里布遇害受到的大量报道,与杰克逊之死最初引发的较为有限的反响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在谁的苦难能够引起全国关注这一问题上的种族不平等。
里布之死推动了这场运动进一步发展,却未能消除其内部的分歧。追悼仪式、示威以及持续的组织动员,不断向联邦官员施压。与此同时,支持者仍留在塞尔玛,等待法院裁决,希望借此使游行从一场缺乏保护的抗议行动,转变为一项受到联邦权力保障的行动。
联邦干预与游行权利
这场法律斗争围绕阿拉巴马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威廉斯诉华莱士案”展开。原告请求法院提供保护,防止州长华莱士及其他官员干预。他们的诉求将向政府请愿的权利与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联系起来。阿拉巴马州官员以公路安全和交通受阻为由提出异议,但在考量这些问题时,也必须顾及当局长期阻挠抗议活动的历史,以及和平示威者已经遭受的暴力。
3月17日,弗兰克·约翰逊法官裁定游行可以进行,并要求为其提供保护。他的裁决将拟议中的游行视为行使宪法权利,而不只是使用一条可由州政府不受限制地管控的公路。裁决还承认,判断抗议活动的容许限度,必须结合抗议者所要纠正的不公。由于投票权长期受到系统性阻挠,示威者向州政府请愿的诉求具有格外重要的分量。
法院批准的安排兼顾了抗议需求与道路通行能力。在路线较宽阔的路段,可以有大批民众参与;但在穿越朗兹县的较窄双车道路段,人数须限制在300人以内。组织者必须遵守商定的日程和路线。这些细节十分重要:法院对游行权利的认可,由此落实为一项具体计划,明确规定队伍在数日内如何行进、扎营以及获得保护。
总统采取行动的同时,诉讼也在推进。3月15日,约翰逊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全国电视转播讲话,呼吁制定保障投票权的法律。他将这一议题阐述为全国共同承担的宪法责任,而非仅限于南方的问题。他引用了运动的口号“我们终将胜利”,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直接方式,表明总统权力支持抗议者的核心诉求。政府于3月17日向国会提交了投票权法案。
华莱士于3月13日与约翰逊会面,但未能提出令人满意的州级游行保护安排。3月20日,约翰逊发布行政命令,将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指挥之下,并授权联邦军队提供协助。陆军部队、联邦法警以及转由联邦指挥的国民警卫队员共同参与了保护行动。
这次干预展现了美国联邦制在冲突情境下的运作方式。州政府执法人员阻挠并袭击了示威活动;联邦法院确认了示威者的权利;行政部门则提供了落实裁决所需的武力保障。仅靠法律原则,并不足以确保示威者能够使用公路。保护工作的落实,有赖于司法权威、总统决策、军事后勤之间的协调,也有赖于运动参与者继续前行的意愿。
受保护的游行:3月21日至25日
这次最终成功抵达目的地的游行于3月21日星期日开始,约3,200名参与者从塞尔玛出发。金与运动领袖、宗教界代表和当地活动人士并肩前行。知名参与者包括拉尔夫·邦奇和拉比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队伍再次跨过埃德蒙·佩特斯大桥,但这一次在联邦政府的保护下继续前进。游行路线沿美国80号公路向东,穿过黑土地带,前往蒙哥马利。
这场游行既是一场公开示威,也是一次后勤要求极高的行动。参与者冒雨在泥泞中行走,在指定营地休息,依靠各支工作团队提供食物、饮水、卫生设施、医疗、通信和交通保障。支持者冒着可能遭到报复的风险,提供土地供队伍过夜。队伍每天的行进都需要与联邦安保行动协调,并遵守法院批准的方案。
狭窄公路路段仅允许300人参加游行,这意味着许多在出发时加入的人无法全程留在步行队伍中。核心队伍穿过了朗兹县,当地黑人被剥夺投票权的情况尤为彻底:尽管黑人占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1965年初,没有一名黑人居民登记为选民。穿越这一地区,赋予了游行超越起点与终点的意义。它将沿途各个社区联系起来;在这些社区,经济依附、官方权力和种族恐吓相互交织,使居民持续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3月24日,游行者抵达蒙哥马利郊区,在为黑人社区服务的天主教机构圣犹大城扎营。当晚,一场通常被称为“群星争自由”集会的文艺活动,吸引了知名艺人前来声援参与者。3月25日,在前往阿拉巴马州议会大厦的最后一段路程中,游行队伍的规模大幅扩大。约有25,000人参加了最后的示威集会。
在州议会大厦前,金发表了通常被称为《要等多久?不会太久》的演说。他将争取投票权的斗争与美国南方种族分裂、经济剥削的历史,以及民主所许下的承诺联系起来。一个代表团试图向华莱士递交请愿书,但州长没有亲自接收。尽管如此,抵达州政府所在地仍然实现了这场游行最主要的公开目标。
正式活动结束后,暴力仍在继续。当晚,来自底特律的白人民权运动志愿者维奥拉·利乌佐在公路上开车运送一名参与者时,遭三K党成员枪杀。她的乘客勒罗伊·莫顿幸存下来。利乌佐之死表明,对有组织游行队伍的保护,并未消除这场运动的支持者所面临的危险。
《投票权法》与政治变革
要求联邦制定投票权法律的呼声并非始于这些游行,但游行大大加快了立法进程。此前的民权法律主要依靠针对歧视性做法提起诉讼来落实,联邦律师往往只能逐一挑战各个辖区或各项行政手段。地方官员则可以拖延执行、改变程序,或用新的障碍取代旧的障碍。《1964年民权法》针对若干重要形式的歧视作出了规定,却未能清除塞尔玛事件所揭露的、根深蒂固的选举排斥机制。
8月6日签署的《1965年投票权法》改变了执法机制。该法第2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投票中的种族歧视。其他条款则针对按特定适用公式确定的辖区;该公式的认定依据包括是否使用投票资格测试或其他限制手段,以及选民登记率或投票率是否偏低。在受该法约束的地区,法律暂停实施歧视性测试,并授权联邦审查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办理选民登记。
第5条要求受该法约束的辖区在改变投票做法或程序之前,必须获得联邦批准,即所谓的“预先审查”。批准可由美国司法部长或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作出。这改变了举证责任的归属:不再由被剥夺选举权的公民在每一道新障碍生效后逐一提出挑战,而是由受该法约束的地方政府在实施拟议变更之前,证明其符合法律要求。
这部法律本身并未解决所有投票权问题。1964年获批准的第二十四修正案已禁止在联邦选举中征收人头税。1966年,最高法院在哈珀诉弗吉尼亚州选举委员会案中依据平等保护条款,裁定州选举中的人头税无效。同样于1966年作出判决的南卡罗来纳州诉卡岑巴赫案,则确认了《投票权法》核心条款的合宪性,认可国会在执行第十五修正案方面拥有广泛权力。
联邦开始执法后,选民登记人数大幅增加。在阿拉巴马州,已登记黑人选民占达到投票年龄黑人口的比例,从1964年的约19%上升至1967年的约52%。这些全州数据应与达拉斯县在运动开始前极低的登记率区分开来。地方选举也显现出政治影响:1966年,威尔逊·贝克在达拉斯县民主党警长初选中击败吉姆·克拉克,新登记的黑人选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选民登记只是融入政治生活的一个方面。选区划界、全辖区选举制、恐吓,以及担任公职的机会不平等,仍然是重大问题。塞尔玛运动帮助人们获得了有法律执行机制保障的选举政治参与渠道;此后的组织动员,则决定了这一渠道会如何影响政治代表性和公共机构。
历史阐释、纪念与延续至今的影响
对这些游行的历史阐释,越来越注重将全国性领袖的作用与当地长期开展的抗争结合起来考察。如果叙述只围绕金的到来、桥上的暴力袭击以及总统的干预展开,就可能掩盖当地居民所做的工作:早在全国目光聚焦塞尔玛之前,他们就一直在推动选民登记。阿米莉亚·博因顿、玛丽·福斯特、弗雷德里克·里斯、参加示威的学生以及乡村组织者,并不只是由外部力量主导的运动的支持者。正是他们建立的组织和积累的经验,使这场抗争成为可能。
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之间的关系,同样表明,不能将这场运动简单描述为团结一致的行动。双方在领导权、基层自主权、宣传、联邦权力以及谈判的风险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在3月9日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组织间的竞争并未阻止参与者相互合作,个人的决定也往往不受组织界限约束。尽管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决定不以组织名义发起游行,刘易斯仍在“血腥星期日”带头参加游行,这正体现了其中的复杂性。
这场运动也影响了塞尔玛以外地区的组织工作。在朗兹县,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与当地居民共同创建了朗兹县自由组织。这是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采用黑豹作为选票标志。该组织的工作表明,在选民登记成为可能之后,建立政治组织仍然十分重要。由此形成的并非一套统一的运动策略,而是围绕融入现有政党、建立独立政治力量以及由社区自主掌握事务等问题不断扩展的讨论。
纪念活动使这条游行路线成为展示和传播公共历史的重要场所。1996年,美国国会将其指定为“塞尔玛至蒙哥马利国家历史步道”。布朗礼拜堂、大桥、当年的宿营地以及历史解说设施,将人们记忆中的这一全国性事件与沿途社区联系起来。周年纪念渡桥活动,尤其是2015年由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及当年仍健在的参与者出席的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汇聚了亲历者的讲述、官方的肯定以及当代对投票权问题的讨论。口述史和参与者的回忆录,仍是发掘那些未被新闻影像充分记录的经历的重要途径。
这场运动留下的法律遗产也随时间发生了变化。在2013年的“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投票权法》第4条第(b)款所规定的适用范围判定公式无效。第5条仍保留在法律中,但其事先审查批准制度已无法再依据这一公式运作。第2条则继续适用于全国。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原先的法律既包含普遍适用的禁令,也包含针对特定司法管辖区的预防性监督机制。
电影、摄影、博物馆和学校课程,使桥上发生的冲突在公众记忆中留下了尤为持久的印记。阿娃·杜威内执导的2014年电影《塞尔玛》让新的观众群体了解了这场运动,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历史戏剧化呈现的争论。档案记录、法院文件、运动文献以及当地人的证言,则保存了一段更为广阔的历史:其中既有选民登记处、教堂、农场、监狱和公路,也有相互角力的各级政府权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