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转录PCR(RT-PCR)是一种实验室方法,先将RNA转化为互补DNA(cDNA),再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选择性地扩增这些DNA。转化过程由逆转录酶完成,这种酶能以RNA为模板合成DNA。由于常规PCR扩增的是DNA而非RNA,逆转录使RNA序列也能通过基于PCR的方法进行分析。
RT-PCR广泛用于研究基因表达、检测RNA病毒、解析RNA加工过程,以及为后续分子分析制备材料。其靶标包括信使RNA、核糖体RNA、病毒基因组及其他RNA分子。根据实验形式的不同,结果可用于确定某个特定序列是否存在、估算其丰度,或提供用于DNA测序的扩增产物。
使用这一缩写时需要注意:RT-PCR指逆转录PCR,而不是实时PCR。实时PCR在扩增过程中对反应进行监测,也可以直接以DNA为模板,无须经过逆转录步骤。将逆转录与实时定量PCR结合的方法通常称为RT-qPCR。终点RT-PCR、RT-qPCR和逆转录数字PCR都包含将RNA转化为DNA的步骤,但在扩增产物的测量方式和结果解读方面有所不同。
分子基础与酶组分
RT-PCR将两种不同的模板指导反应衔接起来。第一步,逆转录酶延伸与RNA分子配对的核酸短引物,将脱氧核糖核苷酸掺入互补DNA链。第二步,耐热的DNA聚合酶通过反复进行链分离、引物退火和DNA合成,扩增该互补DNA(cDNA)上的选定区域。这两种反应都依赖碱基互补配对,但所用的酶、模板及各自适宜的反应条件有所不同。
实验室检测所用的逆转录酶历来主要来源于逆转录病毒,尤其是禽成髓细胞瘤病毒和莫洛尼鼠白血病病毒。目前许多试剂采用经过工程改造的衍生酶,其热稳定性、持续合成能力或RNase H活性有所改变。RNase H可切割RNA–DNA杂交体中的RNA。降低RNase H活性有助于在合成长链cDNA分子时保留RNA模板,但具体某种酶是否适用,仍取决于靶标和反应设计。逆转录通常在约37–55 °C下进行,而某些工程改造酶可在更高温度下发挥作用。只要酶仍保持活性,且引物仍能适当配对,提高温度就有助于减少阻碍反应的RNA二级结构。
逆转录反应需要引物,因为DNA合成必须从已有的3′羟基开始延伸。反应还需要四种脱氧核糖核苷三磷酸、合适的缓冲液,通常也需要镁离子。镁离子和核苷酸的物质的量浓度会影响酶活性和配对特异性。稳定的RNA二级结构、模板的化学损伤,以及提取过程中残留的抑制性物质,都可能减少生成的cDNA分子数量。
逆转录完成后,PCR利用两条序列特异性引物,界定扩增片段(即扩增子)的两端。加热通常在接近95 °C时使DNA双链分离。降温使引物得以退火,随后在延伸阶段,聚合酶复制模板。具体的温度程序取决于所用的酶、引物序列和扩增子。PCR的首次延伸可利用单链cDNA合成一条互补DNA链,后续循环则扩增双链产物。
在理想条件下,经过 个PCR循环后,靶分子数量为
其中, 为起始时可扩增的DNA靶分子数量, 为每个循环的扩增效率。当 时,靶分子数量在每个循环中翻倍。实际反应中,随着试剂逐渐不足、产物不断积累,扩增最终会偏离指数增长。关键在于, 表示的是可扩增的cDNA数量,并不一定等于原始RNA数量。逆转录效率使投入检测的RNA量与PCR测得的DNA量之间又多了一层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往往因靶标而异。
RNA样本、提取与cDNA合成的引物策略
RT-PCR结果的生物学意义首先取决于样本。从培养细胞、血液、组织、呼吸道材料、植物或环境样本中提取的RNA,代表着不同的生物学群体,也带来不同的分析难题。组织样本可能包含多种细胞,而各类细胞的相对丰度可能因样本而异。因此,测得某种转录本增加,既可能反映细胞内表达水平发生变化,也可能反映细胞组成发生变化。同样,环境中病毒RNA的测量结果描述的是从所采集的介质中回收的物质,而不是对具有感染性的病毒颗粒的直接计数。
RNA容易被核糖核酸酶降解,而这类酶广泛存在于生物材料和实验室环境中。因此,样本保存和提取方式会影响可供分析的分子群体。常见的提取方法使用离液盐破坏细胞并使蛋白质失活,随后通过硅胶膜或磁性颗粒进行纯化。有机溶剂提取也是一种成熟的方法。残留的苯酚、乙醇、盐、血红素及其他基质成分,可能抑制逆转录、PCR,或同时抑制两者。仅凭纯度测量,无法确定提取物中不含抑制物。
在比较靶向同一转录本不同部位的检测方法时,RNA完整性尤为重要。完整的RNA分子可支持多个位置的扩增,而断裂的分子可能只保留部分靶区域。电泳方法可以评估RNA的片段大小分布,RNA完整性指数等指标则可概括电泳图谱的特征。这些指标虽然有用,却不能在所有情况下准确预测检测表现:降解材料中的短靶序列可能仍可检出,而主要依据核糖体RNA得出的完整性指标,并不能直接反映每一种信使RNA的状况。福尔马林固定可能导致RNA断裂和化学修饰,使检测表现高度依赖扩增子长度及靶标位置。
哪些分子会被转化为cDNA,主要取决于三种引物策略。寡聚(dT)引物与大多数真核信使RNA的poly(A)尾结合,使反应偏向于合成带有多聚腺苷酸尾的转录本的cDNA;但当RNA发生降解,或逆转录未能延伸至转录本远端的5′端时,可能产生3′端偏倚。随机引物可在多个位置结合,能够逆转录更广泛的RNA群体,其中包括含量丰富的核糖体RNA。基因特异性引物使逆转录集中于选定的靶标,常用于靶向检测,但也限制了后续能够分析的序列范围。
残留的基因组DNA是另一个主要问题。DNase处理可以减少其残留量,而通过设计引物位置,可以将部分源自转录本的产物与基因组序列区分开来。跨越外显子连接处的引物可能识别由剪接后RNA生成的cDNA,却不能有效识别相应的基因组区域。若两个引物分别位于不同外显子上,且两者之间存在内含子,则基因组模板可能产生大得多的扩增产物。这些设计依赖于RNA剪接和基因结构;对于无内含子基因、加工型假基因或高度相似的序列,它们并不能自动解决污染问题。
反应形式与靶标设计
在两步法RT-PCR中,逆转录与PCR分别进行。先以RNA样本制备cDNA,再取部分cDNA加入一项或多项PCR检测。这种形式可以利用同一份cDNA产物检测多个靶标,并允许分别优化逆转录与PCR的反应条件,尤其适用于涉及多个基因的表达研究。其缺点包括操作步骤增多、污染机会增加,以及需要统一核算cDNA的稀释倍数和每份cDNA产物用于PCR的比例。
在一步法RT-PCR中,逆转录与PCR在同一反应容器内依次进行,通常从反应开始时就同时具备两种酶活性。首先通过初始孵育合成cDNA,随后进行热循环扩增。一步法减少了转移操作,适合对既定的一组靶标开展标准化、高通量检测。逆转录通常由靶标特异性PCR引物引发,但不同试剂体系的设计有所不同。反应条件必须兼顾两个酶促阶段,而且与单独制备的cDNA相比,所得产物在后续检测其他无关靶标时的灵活性较低。
引物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检测的特异性。每条引物都必须高效结合预期序列,同时避免较强的自身互补、与另一条引物互补,以及与非预期模板存在较高的序列相似性。引物二聚体是引物彼此相互作用并被延伸后形成的短产物;它们会消耗试剂,并在检测所有双链DNA的体系中产生误导性荧光信号。此外,还必须考虑相关基因、可变剪接形式、假基因以及病原体的序列变异。如果靶区域为多种转录本形式所共有,即使检测在技术上成功,也可能测得的是这些转录本形式的总量。
扩增子长度取决于分析目的。RT-qPCR检测通常采用较短的扩增产物,常见长度约为70–200个碱基对,因为短靶序列通常扩增效率较高,而且在片段化RNA中更有可能保持完整。较长的产物可用于序列特征分析、克隆或跨多个剪接连接位点的分析,但对RNA完整性和逆转录酶的持续合成能力要求更高。短扩增子只能证明其对应局部序列的存在,不能证明整条转录本或整个病毒基因组完整无损。
多重RT-PCR通过组合多对引物,在同一反应中检测多个靶标;基于荧光的体系还会使用可相互区分的检测探针。这种方式可以节省样本,并在检测主要靶标的同时设置内对照。然而,每增加一项检测,都可能引入相互作用及试剂竞争。高丰度靶标可能影响低丰度靶标的检测,因此,在单靶标反应中确立的检测性能不一定能原样适用于多重反应体系。
巢式RT-PCR使用位于第一轮扩增子内部的引物进行第二轮扩增。它可以提高分析灵敏度和特异性,但转移第一轮扩增产物会带来显著的扩增产物携带污染风险。链特异性RT-PCR则面临另一类设计难题:要检测RNA分子的链方向,就必须控制逆转录过程中的非预期引发。带标签的逆转录引物可以提高区分能力,但观察到的链特异性仍需通过实验验证,不能仅凭引物方向推断。
终点检测、实时检测与数字检测
在终点RT-PCR中,扩增产物在热循环结束后进行检测。凝胶电泳按大小分离DNA片段,可显示是否存在预期长度的条带。由于不相关的产物也可能具有相近的长度,测序或额外的序列特异性检测方法可以为产物身份的确认提供更有力的证据。终点检测非常适合确认特定转录本、检查剪接产物,以及为下游实验制备材料。但它通常不太适合精确定量,因为最终产物量可能已处于反应的平台期,此时产物量与起始丰度之间不再保持简单的对应关系。
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在连续的扩增循环中测量荧光。在RT-qPCR中,这一步在RNA转化为cDNA之后进行。一种主要的检测方法使用与双链DNA结合后会发出强荧光的染料。这类染料使用起来相对简单,但目标扩增产物、非特异性产物和引物二聚体都会产生信号。熔解曲线分析通过监测升温过程中DNA双链解离时的荧光变化,帮助区分不同产物。不过,单一的熔解峰并不能确凿证明扩增得到的是正确序列。
另一种方法使用序列特异性荧光探针。在水解探针检测中,探针与扩增片段内部的序列结合,并携带报告荧光基团和淬灭基团。延伸过程中,聚合酶的核酸酶活性会切割已结合的探针,使报告基团与淬灭基团分离,从而增强荧光。除两个引物外,这还增加了一次序列识别,并可利用不同的荧光基团实现多重检测。其他类型的探针采用不同的分子机制,因此并非所有基于探针的检测都依赖探针水解。
实时PCR仪生成扩增曲线,软件据此确定定量循环数,通常记为 ;阈值循环数,即 ,这一术语也被广泛使用。该数值表示扩增信号达到既定测量标准时所处的循环位置,并非直接的分子计数。基线校正、阈值设置、反应效率、荧光化学体系以及仪器的数据处理都会影响所报告的数值。因此,两种不同检测方法得到相同的 ,并不一定意味着RNA的量相同。
数字聚合酶链式反应采用另一种方法。样品被分配到大量微小分区中,例如液滴或微腔室,再将各分区的扩增结果判定为阳性或阴性。根据所用平台,逆转录可在分区之前进行,也可在分区后的反应体系内进行。如果靶分子随机分布,且各分区的表现符合模型假设,就可以根据阴性分区所占比例 ,估算每个分区中可扩增靶分子的平均数量:
随后,结合分区体积和稀释倍数,即可将这一平均占有数换算为浓度。数字计数无需使用常规校准曲线,但仍受到逆转录产率、分区特性、反应抑制以及阳性与阴性信号判定的影响。
定量、校准与归一化
定量RT-PCR既可通过与其他样本比较来估计RNA丰度,也可依据一系列校准标准品进行估计。在绝对定量中,使用目标物含量已赋值的标准品,建立起始量与之间的关系。标准品可以是合成RNA、体外转录RNA、纯化DNA或质粒制备物,但这些材料的表现并不一定相同。DNA标准品只能校准PCR阶段,无法检验逆转录过程。在逆转录前加入RNA标准品,可以涵盖分析流程中的更多环节;而在提取前加入标准品,还可能反映目标物从样本基质中的回收情况。
典型的校准关系为
其中,为斜率,为截距。在扩增效率恒定的模型下,
斜率接近时,对应的扩增效率约为100%:起始模板量增加10倍,结果所对应的循环数便会相差约3.32个循环。这一解释仅适用于经过验证的线性范围。一条看似拟合极佳的直线,本身并不能证明标准品的浓度赋值正确,也不能证明临床或生物样本具有相同的扩增表现。
相对定量比较不同样本中目标物的丰度,通常先用一种或多种参照转录本进行归一化。如果扩增效率足够接近,且每个循环的扩增量均接近翻倍,则常用的计算方法为
相对丰度表示为
这种计算方法很方便,但其前提假设不容忽视。扩增效率不同时,需要采用将效率纳入考虑的模型。如果参照转录本随处理、发育、疾病或细胞组成而变化,即使PCR测量本身在技术上很精密,也可能扭曲据此推断的目标物变化。
常用的内参基因包括GAPDH和ACTB,但两者都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稳定。内参基因是否适用,是需要针对具体样本集通过实验确定的特性。使用多个经过独立评估的内参基因,可以减少对任何单一转录本的依赖。以总RNA投入量进行归一化,与按细胞数、组织质量或参照转录本进行归一化,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当细胞在大小、RNA含量或代谢状态上存在差异时,这些归一化基准可能并不一致。因此,如果不说明测量值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表达水平”这一表述就不完整。
此外,还必须区分几项不同的性能特征。检出限描述的是以规定概率能够检出的量,而定量限涉及的是能够以可接受的精密度并满足其他规定性能标准进行测量的量。两者都不能仅凭观察到阳性反应的最低含量来确定。在接近检出限时,稀少分子在反应间的随机分配会导致结果不一,其中也包括重复反应出现阴性。技术重复用于表征测量变异的某些方面,而独立的生物学重复则用于考察生物学单位之间的变异。增加技术重复次数不能替代缺失的生物学重复,精密的cDNA测量也不能消除最初RNA转化为cDNA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对照、验证与结果解读
不同的对照用于检验不同的失效环节。无模板对照含有扩增试剂,但不含样本核酸,可用于发现试剂污染或非特异性产物,但无法检验提取过程中引入的污染。提取空白对照随样本一同经历提取及后续分析,有助于发现这一流程中引入的污染。无逆转录酶对照不加入逆转录酶,用于检验RNA制备物中原有的DNA是否能够产生所观察到的信号。这些对照均不能相互替代。
阳性对照用于确认检测方法在所用条件下能够检出相应靶标。其意义取决于对照的组成及加入流程的时间点。DNA阳性对照可检验扩增和检测环节,但不能检验RNA的逆转录过程。RNA对照还能检验逆转录环节,而在提取前加入的过程对照还可提供有关提取性能的信息。内源性对照,例如预期存在于样本中的宿主转录本,有助于评估样本内容物及处理情况,但其丰度可能因生物学因素而变化。外源性对照可提供确定的输入量,却未必能模拟天然靶标在提取过程中的行为或其稳定性。
污染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PCR能够扩增极微量的既往扩增产物。将扩增前与扩增后的操作区域物理隔离、使样本单向流转、采用闭管检测,以及规范试剂操作,均可降低这一风险。有些系统在扩增产物中掺入三磷酸脱氧尿苷,并在扩增前利用尿嘧啶-DNA糖基化酶破坏含尿嘧啶的残留扩增产物。这一策略必须与逆转录及PCR的整套反应体系兼容。它无法消除所有可能来源的污染,尤其无法消除DNA中不含尿嘧啶的靶分子所造成的污染。
方法验证需区分分析特异性与分析灵敏度。特异性既包括避免与非预期序列发生交叉反应,也包括保持对相关靶标变体的识别能力。引物或探针结合区域发生突变,可能削弱检测能力,有时会导致多靶标检测中的某一组分检测失败,而其他组分仍呈阳性。灵敏度取决于整个流程,包括样本体积、提取回收率、洗脱体积、RNA稳定性、逆转录产率,以及每个反应中加入的量。因此,针对纯化参考RNA所作的灵敏度声明,并不能自动适用于所有样本类型。
在诊断应用中,分析性能也不同于临床性能。阴性结果可能意味着靶标不存在,也可能源于所采集材料中的靶标量不足、降解、抑制,或采样时间不在可检出期内。阳性结果表明,依据该检测方法的结果判读规则,已检出所定义的核酸序列。但这并不一定能证明存在活跃复制、具有传染性,或确认患者病情的生物学病因。尤其是,RT-qPCR的循环数值并非可在不同条件下通用的病毒载量或传染性指标。
透明的报告有助于评估上述区别。MIQE指南于2009年以《定量实时PCR实验发表的最低信息要求》为题发表,规定了评估qPCR实验所需的信息,包括样本处理、检测方法特征、对照和分析。对于RT-qPCR,记录逆转录阶段至关重要:表面上完全相同的PCR检测,也可能因cDNA合成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结果。
生物学、临床与环境应用
RT-PCR在研究中的核心应用之一是对基因表达进行靶向分析。研究人员用它比较不同细胞类型、发育阶段、实验处理条件以及疾病相关样本中选定转录本的丰度。由于该检测测量的是RNA而非蛋白质,因此其结果反映的是转录本丰度,而不一定是蛋白质的浓度或活性。翻译效率和蛋白质周转可使RNA的变化与功能性蛋白质的变化不一致。RT-qPCR也用于验证更大范围转录组实验中的部分观察结果,但不同方法之间的一致性取决于它们是否测量了相同的转录本区域和变体。
转录本结构分析是另一项主要应用。将引物设置在不同外显子上,可揭示外显子包含、外显子跳跃或其他剪接模式,而对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则可确定所涉及的连接位点。这类检测有助于研究可变剪接和基因融合。例如,融合转录本检测可将引物分别设置在来源于不同基因的序列中,使扩增只有在这些序列连接于同一个RNA分子中时才能发生。BCR::ABL1融合转录本是慢性髓性白血病分子检测和监测中已确立的靶标。在这一应用中,标准化报告所需的不只是原始的 :内参基因的测量以及与既定测量标度的校准同样重要。
RT-PCR是实验室检测多种RNA病毒的基础方法,这些病毒包括流感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丙型肝炎病毒和SARS-CoV-2。根据经验证的具体检测方法,其目的可以是定性检测、定量监测,或识别特定的序列特征。在2020年开始的COVID-19大流行期间,RT-qPCR成为检测SARS-CoV-2 RNA的核心方法。多靶标设计通过检测病毒基因组中的多个区域提供冗余保障,而要全面表征病毒变异株,仍需进行测序。
环境应用包括检测污水、地表水、食品及其他复杂材料中的病毒RNA。污水监测可揭示进入某一污水汇水区的靶标RNA量的变化,并可补充其他形式的公共卫生监测。结果解读受采样设计、污水流量、人群贡献、RNA降解以及所用浓缩和提取方法的影响。污水中测得的浓度不能直接等同于感染人数。在这些成分不均一的样本基质中,扩增抑制和回收率波动尤为重要。
逆转录也是一些超出常规靶向RT-PCR范围的工作流程的基础。许多RNA测序方法会先将RNA转化为cDNA,再进行文库扩增和测序。单细胞方法可将cDNA合成、分子条形码标记和扩增结合起来,以表征单个细胞中的转录本。这些方法并非RT-PCR的其他名称,但它们受到一些共同的重要酶促反应限制,包括转化不完全和序列依赖性偏倚。靶向RT-PCR的独特之处仍在于,它通过预先设计的引物选择特定序列,因此对已知靶标具有很高的灵敏度,但对于检测设计范围之外的未预期序列,所能提供的信息很少。
历史发展与方法学界限
逆转录酶的发现早于PCR。1970年,霍华德·特明和水谷哲,以及独立开展研究的戴维·巴尔的摩,分别报告了肿瘤病毒中依赖RNA的DNA聚合酶活性。这些发现确立了从RNA合成DNA的酶促途径,并有助于解释逆转录病毒的复制机制。这一发现对分子生物学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因为它表明遗传信息可以从RNA复制到DNA中。此后,逆转录酶成为利用细胞和病毒RNA合成cDNA的实用工具。
PCR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源于凯里·穆利斯及其在塞特斯公司的同事所开展的工作。早期方法需要反复添加酶,因为加热会使聚合酶失活;随后,耐热聚合酶的应用使热循环更加实用、高效。PCR能够扩增特定DNA序列,因此很快便与cDNA合成形成互补。将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就能通过大量扩增的DNA拷贝研究含量稀少的RNA靶标,而无须直接检测原始RNA。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RT-PCR在基因表达研究和分子诊断中逐渐得到广泛应用。早期检测通常在反应终点进行凝胶电泳,有时还通过额外的杂交步骤确认产物的身份。竞争性方法则通过将靶标与相关的内标同时扩增来尝试实现定量。20世纪90年代,基于荧光的实时扩增技术得到发展,使定量分析从反应结束后的终点测量转向指数扩增期的测量。水解探针、双链DNA染料以及仪器的改进,使分析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相对表达分析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是肯尼思·利瓦克和托马斯·施米特根于2001年提出的 法。该方法的广泛应用简化了大量实验样本之间的比较,同时也使参照基因稳定性和扩增效率假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2009年发布的MIQE指南针对报告不完整和可重复性不足等更广泛的问题提出了规范。此后,数字PCR、自动化提取、多重反应化学体系以及集成式仪器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可用的测量形式,但并未消除对逆转录步骤本身进行验证的必要性。
RT-PCR与若干相关技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RNA印迹法可直接检测RNA,无须对靶标进行酶促扩增,并能提供转录本长度信息,但通常需要更多的起始材料。逆转录环介导等温扩增同样将RNA转化为可扩增的靶标,但采用不同的扩增机制,反应在基本恒定的温度下进行,而非依赖PCR热循环。直接RNA测序无须先合成cDNA即可读取RNA序列,而许多其他测序流程仍保留逆转录步骤。
这些区别界定了RT-PCR测量所能确定的内容。RT-PCR是对cDNA制备物中所含序列进行的靶向分析,其特异性由引物决定,有时也由探针共同决定。它极高的灵敏度源于酶促扩增,而非对每一个原始RNA分子的完整回收或准确计数。因此,即使各种方法都被统称为RT-PCR,提取方法、引物引发方式、靶标位置、校准材料或检测平台的变化,仍可能改变生物样本与所报告结果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