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加建筑涵盖与印加帝国(又称塔万廷苏尤)及其紧邻的前后继政权相关的建筑物、聚落、经工程改造的景观和营建技艺。其主要扩张期为15世纪至16世纪初,当时,以今秘鲁境内的库斯科为统治中心的君主,将权力扩展至安第斯山脉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以石块严密嵌合的精细砌石工艺最为闻名,印加营建也广泛使用未经加工的天然石块、泥土、木材和茅草。神庙与王室居所只是其建成环境的一部分;这一更广阔的环境还包括住宅、仓库、道路、桥梁、梯田和水利设施。
这一建筑传统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单体建筑,也同样在于其组织空间的方式。反复采用的建筑形式,使相隔遥远的地区都能辨识出帝国的机构;精心布局的广场、出入口和神圣景物则引导人们的通行,并体现地位差异。营建既顺应陡峭地形、季节性降雨和地震风险,也以宏大的规模改造了山坡与河谷。
现存资料并不均衡。坚固耐久的石墙在遗存中格外显眼,而屋顶、灰泥饰面、陈设以及许多土筑建筑则已消失或遭到改动。因此,要理解印加建筑,必须结合现存建筑遗迹、考古学证据、殖民统治早期的记述,以及安第斯聚落与景观延续至今的历史,进行综合解读。
历史发展与安第斯传统基础
印加建筑是在安第斯地区悠久的营建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并非孤立的发明。此前的社会已经修建了山坡梯田、大型礼仪建筑群、广泛的道路网络和宏伟的石构建筑。的的喀喀湖附近的蒂瓦纳库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间兴盛,发展出石材加工精湛的建筑,以醒目的门楼和形制精确的石块为特色。瓦里文明约在公元7至11世纪扩展至安第斯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修建了经过规划的行政建筑群和封闭式建筑群。这些传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但形式上的相似并不能证明印加建筑的每一种特征都沿着一条简单、连续的路径传承而来。
在帝国扩张之前,库斯科地区已有与多种考古学传统相关的聚落。基尔克时期通常被定为约公元1000至1400年,对于理解印加建筑形成前的直接背景尤为重要。一些后来被纳入帝国宏伟建筑群的地点,此前就已有人居住,并经历过营建阶段。因此,一处重要的印加遗址未必始建于从未使用过的土地上,其现存形态也可能融合了多次改建的结果。
库斯科转变为帝国首都,传统上被认为与帕查库特克有关;他的即位时间通常被定为1438年。殖民时期的记述将重建城市、重组宗教机构和下令兴建重大工程等功绩归于他。这些记述成文于西班牙入侵之后,往往围绕个别统治者的功业来编排复杂的发展历程。考古证据表明,15世纪确实发生了大规模扩建,但许多重要建筑的确切建造年代及其主持者仍不明确。
在帕查库特克及其继任者,尤其是图帕克·印卡·尤潘基和瓦伊纳·卡帕克统治期间,建筑活动与领土征服及行政体系的巩固相伴而行。新的中心相继建立,既有聚落得到改造,库斯科周边河谷中也兴建了王室庄园。帝国的营建者并未在各地一律采用相同的建筑形式。当地材料、劳作传统、既有圣地及政治环境,使这些建筑在具备可辨识的共同建筑语汇的同时,也呈现出显著差异。
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入侵打断了这一发展进程,但并未立即终结印加的营建活动。曼科·印卡在比尔卡班巴地区建立的朝廷,作为独立的政治中心一直延续至1572年。在其他地区,原住民营建者也继续在迅速变化的殖民制度下从事建造。因此,“印加建筑”既可狭义地指帝国时期的建筑,也可广义地指一种历经征服、再利用与转变而延续下来的传统。在判定现存墙体的年代,或解读兼具印加与殖民时期构件的建筑时,区分这两种含义十分重要。
材料、砌石工艺与施工技术
印加建筑的施工方式多种多样,既有用泥浆砌筑不规则石块的简易墙体,也有精细加工的琢石砌体。石材的选择一方面取决于当地的地质条件,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建筑的地位和用途。萨克塞华曼大量使用石灰岩,库斯科的重要建筑采用安山岩,马丘比丘则主要使用当地出产的花岗质岩石。在沿海及部分高地地区,土坯是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因此,若把某座古迹今天的面貌视为整个帝国建筑的代表,就可能产生误解。
精细砌石有多种形式。有些墙体用近似长方体的石块砌成,水平砌层排列规整;另一些则使用多边形石块,多个侧面相互嵌合,接缝并不规则。库斯科著名的十二角石就属于后一种传统。这类工艺需要反复修整、试合,而不是仅仅挑选碰巧能够契合的石块。留存的采石痕迹、未完工的石块以及实验研究,都表明石锤和研磨加工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虽已有铜合金工具,但对于最坚硬的建筑石材,不能简单照搬加工较软材料的方法。
采石场和废弃的运输路线为大型石块的搬运提供了证据。在奥扬泰坦博,采石区与主要施工地点之间仍散落着尚未完工的石块,说明开采、运输和最终安放是彼此分开的阶段。人力、绳索、预先修整的道路和土方工程,是搬运重物的关键。具体做法随地形和石块大小而异,任何一种复原的运输方法都无法解释所有情况。要解释这些考古证据,并不需要假定当时使用了已经失传的机械或未知技术。
许多砌筑精良的墙体略向内倾,门洞、窗洞和壁龛也往往上窄下宽。这些特征,加上宽阔的地基和严密咬合的接缝,都有助于提高稳定性。不过,将印加砌石建筑称为“震不倒”的常见说法并不准确。地震曾使石块移位,也曾损坏印加建筑;其抗震表现取决于地基条件、墙体形态、施工质量、后期改动以及地震动的特征。一些殖民时期建筑受损后,其下方的印加墙体仍然留存,这说明某些特定建造体系确实行之有效,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受地震力影响。
屋顶通常由木构架支撑,上覆茅草。山墙附近的石栓或凸出构件,有助于固定屋顶构件或绑扎绳索。如今,大部分屋顶结构已不复存在,使这些建筑看起来比原貌更像是完全由石材砌成的。泥浆、抹灰和表面涂层也曾是建筑的一部分。因此,光洁的石砌遗迹与周围植被形成的鲜明对比,是今天才有的视觉景象,并不能完整呈现印加建筑在有人居住时的面貌。
建筑形式与空间组织
印加建筑大多由少数几种可重复运用的形式组合而成。一种常见的建筑是带有坡屋顶的矩形房屋,通常只有一个房间。根据功能和所处环境的不同,建筑可能仅有一个门口,也可能沿长边设有多个开口。内墙上的壁龛可用于放置物品,也能形成整齐的视觉节奏。相比之下,独立柱以及依靠复杂结构体系支撑的大型室内厅堂并不那么典型;更常见的是主要依靠围合墙体、屋顶及相邻开放空间来组织布局的建筑。
坎查是一种尤为重要的规划单元:它是由围墙圈起的院落,内有数座建筑环绕露天庭院布置。这类院落可以设置便于管控的入口,使内部通行与周围街道或广场分开。因此,这种形式既适用于家庭住宅、精英宅邸,也适用于服务设施和承担机构职能的场所。它将日常活动与空间等级联系起来:通过层层门槛,便可区分公共区域、限制出入区域和私人区域,而不必依靠高大的建筑或装饰华丽的立面。
卡扬卡一词通常指与大型广场和行政中心相联系的长条形厅堂。这些建筑往往设有多个门口,朝向相邻的公共空间,可容纳集会、来访人员,或供国家接待与动员相关活动使用。其具体用途因遗址而异,仅凭建筑形式无法确定一种单一的功能。在瓦努科潘帕等中心,大型厅堂与开阔广场之间的关系相当清楚,但在厅堂内部举行的各类活动,其细节则未必都能确知。
梯形门口和壁龛是最具辨识度的印加建筑特征之一。一些规格较高的入口采用双重门框,内层门洞向后凹入,外侧另有一重墙面将其框起。这种处理方式突出了入口,往往与较高的地位或重要的仪式意义相关,但不能将其视为一套可以机械套用、用来判定每座建筑使用者身份的规则。门窗等开口通常以石质或木质过梁跨越。拱并非印加纪念性建筑的常规构件,屋顶通常采用木构架,覆盖的跨度相对有限。
建筑的高度和通行方式,比单层石屋这一刻板印象所暗示的更为多样。有些建筑设有上层或阁楼,而陡峭的地形则使入口可以位于不同标高。街道、阶梯、狭窄通道和门道将各个院落连接成更大的聚落。这些连接空间并非建筑之间偶然留下的空隙:它们决定了人们如何接近重要场所,也为管控人员流动提供了条件。
开放空间同样至关重要。庭院承载家务和生产活动,广场则容纳仪式性集会、交换活动以及由国家主持的接待活动。因此,一座建筑的意义取决于它与周围围合空间、邻近建筑及通往自身的路径之间的关系。印加设计往往通过控制出入,以及将封闭房间与大型公共空间并置来彰显权威,而非仅仅依靠外部装饰。
作为首都与建筑范本的库斯科
库斯科既是塔万廷苏尤的政治中心,也是一片神圣景观,其空间组织为帝国其他地区的营建提供了参照。这座城市坐落于高海拔的山间盆地,围绕溪流、道路、仪式空间和精英阶层的院落群发展起来。主广场是重大公共活动的中心,周边的重要地段则由王室和贵族宅邸占据。这座城市并非仅仅是纪念性建筑的集合,而是王室起居、宗教仪式、行政管理与公共展演相互交织的场所。
一种广为流传的解释认为,城市的形状如同一只美洲狮,以萨克塞瓦曼为头部,城区则向当地水道的汇流处延伸。这一意象在有关库斯科的叙述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不应将其视为已经确证、支配每条街道和每座建筑布局的规划蓝图。殖民时期的改建、水道的变迁、建筑的消失,以及早期记述之间的差异,都使复原帝国时期的城市面貌变得复杂。证据更为确凿的特点,是纪念性建筑与盆地地形及仪式性地理格局的紧密结合。
科里坎查,又拼作 Qorikancha,是供奉太阳的主要圣所,也是帝国最负盛名的建筑群之一。其现存墙体展现出极为规整的石砌工艺、严密贴合的接缝,以及一道引人注目的弧形外墙。殖民时期早期的记述提到了华贵的黄金陈设和神圣器物,不过,这些可搬移的财富大多在征服期间被掠走。此后,多明我会在圣所之上及周围兴建了圣多明各教堂和修道院,使这里成为殖民者占用原有场所、叠加新旧建筑的一个尤为直观的实例。
萨克塞瓦曼矗立在城上方的高地,以三道巨大的锯齿形台地挡墙闻名,墙体由多边形石灰岩块砌成。这一建筑群的组成远不止现存墙体:考古发掘和历史记述表明,此处曾有建筑、塔楼、开阔场地及水利设施。它居高临下的位置,以及1536年库斯科围城战期间在此发生的战斗,使人们常将其认定为一座堡垒。防御能力固然重要,但对这一建筑群的理解也应涵盖仪式及其他功能。
库斯科的精英宅邸确立了一套建筑语汇,包括精雕细琢的墙体、出入受控的入口和庭院式建筑群,这些要素可以经调整后用于其他地区。然而,首都以外的“库斯科风格”建筑,并不一定是对某座特定建筑的原样复制。它们可以通过选用某些特征、施工品质或空间布局,传达与帝国权威的联系。
殖民时期的重建既破坏了印加城市,也使其部分遗存得以保存。石块被拆走用于新建筑,院落群被分割,教堂和住宅占据了原先的宗教与政治场所。与此同时,大量印加墙体仍可用作地基和地产分界。因此,哈通鲁米约克街、洛雷托街等街道,将重要的历史实物证据保存在一座仍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中,而非一处与外界隔离的考古公园里。
王室庄园与山地景观的改造
库斯科周边的王室庄园集住宅、仪式建筑、农田、水利系统及附属社群于一体。这些庄园与统治者及其王族集团紧密相连,并非仅仅是独立的乡间别墅。庄园的营建改造了整个周边环境,将贵族居所与生产资源联系起来,并精心安排人们接近、观览山川及神圣场所的方式。这些庄园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一些最精美的印加建筑坐落在首都之外。
马丘比丘位于乌鲁班巴河上方的山脊上,海拔约2,430米,通常被认为是一处与帕查库蒂有关的王室庄园。2021年公布的放射性碳测年证据表明,该地约在1420年至1530年间有人居住,这意味着其历史的起点早于某些仅依据殖民时期记载建立的年代框架所作的推断。遗址内有住宅院落、建造精良的仪式建筑、开敞空间、梯田及一体化供水系统。它既不是典型的行省城镇,也不能完整代表印加社会。
建造者充分顺应山脊地形进行营建。梯田开辟出可利用的平地,也有助于稳定和管理陡坡;阶梯与通道则连接着不同高度的区域。部分露头岩石被纳入建筑,或经雕凿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景物,而非一概清除。通常被称为太阳神庙的建筑,其弧形墙体展示了人工围合空间如何依托天然岩石而建。其他一些耳熟能详的名称,如“三窗神庙”,也都是现代人为阐释遗址而赋予的称谓,并非有确凿文献记载的建筑原名。
沿乌鲁班巴河谷继续前行,奥扬泰坦博将一处经过规划的聚落与大规模梯田及其上方的宏伟建筑群结合起来。现存城镇保留了重要的街道与庭院式建筑群布局,尽管其中的单体建筑历经变迁。山坡上经过加工的巨石和尚未完工的构件,揭示出一项雄心勃勃、却未能按原定形式完成的工程。通常被认为属于主庙立面的六块巨型独石,体现出一种不同于科里坎查神庙紧密分层砌筑墙体的宏伟建筑手法。
皮萨克和钦切罗进一步证明了贵族建筑与生产性景观之间的联系。在皮萨克,建筑坐落于大片梯田上方的山脊,墓葬区和仪式性景物则使遗址的意义超出了居住功能。在钦切罗,与托帕·印卡·尤潘基有关的庄园,至今仍留有梯田、墙体以及后来经殖民时期营建改造的空间。因此,不同庄园虽具有某些共同的制度与建筑特征,却并未遵循完全相同的规划。
人们常以“与自然和谐共生”形容这些地方,但这一说法只概括了其设计的部分特点。建造者确实细致地顺应了岩层形态、景观视野和地貌,但他们也搬运了大量物料、改变了水流走向,并在险峻地形上修筑出井然有序的地表。最终形成的是一种经过工程改造的景观,其看似天然的面貌,本身也可能有赖于周密规划与大量劳动。
神圣建筑、仪式与天象观测
印加的神圣建筑与山岳、泉水、洞穴和岩石密不可分。瓦卡指被赋予神圣意义的场所、物体或存在;有些瓦卡是建筑,但许多是自然景物,或仅在局部经过人为改造的地点。建筑的作用可以是围合、衬托这些自然景物,或提供通往它们的路径,而非以独立的神庙取而代之。这种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何雕琢的岩石、限制通行的通道、水渠以及精心选址的平台,在印加仪式空间中占有突出地位。
库斯科地区的塞克体系沿着与科里坎查神庙相关的若干概念性轴线,将众多祭祀场所组织起来。对这一体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殖民时期的记述,尤其是贝尔纳贝·科沃在17世纪留下的记载,以及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复原研究。祭祀场所的管理职责与社会群体及其仪式义务相联系。不应将塞克简单理解为由笔直的实体道路构成的网络:它们构成了一套对神圣场所进行空间和制度组织的体系,而其确切布局如何复原,至今仍有争议。
在许多帝国中心,乌什努是国家仪式的核心设施。这个词可以指不同形式的仪式设施,通常包括一座高台,有时还设有承接仪式中倾注液体的构造。在瓦努科潘帕,一座醒目的石台坐落于大广场的中心位置。这类设施有助于将政治权威与公共仪式联系起来,使统治者或其代表在精心组织的空间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水也具有重要的仪式意义。在库斯科附近的坦博马查伊,水渠与成对的出水口组成了一套精心建造的水利设施;尽管人们常将该遗址称为王室“浴场”,这一说法并不能确定其原始功能。在蒂蓬,梯田、水渠和喷泉展现了农业工程与布局严整的水景设施的融合。水的流动可以同时具备实用价值和象征意义,因此,现代观念中对实用与宗教的截然划分,反而可能妨碍我们理解这些设施的运作方式。
天象周期对农事安排、节庆活动和王权都十分重要。一些建筑的朝向和开口被解释为用于标示包括至日在内的太阳运行节点。在马丘比丘,被称为太阳神庙的建筑,以及名为拴日石的雕琢石体,尤其受到关注。对这类解释需要保持审慎:有关天文功能的论断,只有在可测量的对准关系得到考古背景和历史证据支持时才最为有力,而不能仅凭形态相似或孤立的观测。
神圣空间还会依照准入范围加以区分。大型广场可以容纳众多参与者,而内室、高台和限制进入的围合空间,则使特定物品或活动不为公众所见。因此,宗教建筑不仅通过方位上的对准关系或纪念性形制发挥作用,也通过趋近、显露、遮蔽和身体移动的一系列过程来实现其功能。
行省中心、仓储与帝国行政
建筑是印加国家在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多样的领土上确立统治存在的主要手段之一。行省中心汇集了广场、大厅、居住院落、仓储区,以及用于仪式和行政管理的设施。其规模和布局因战略位置、当地人口、既有政治结构和附近可用资源而异。因此,一座行省中心即便没有复刻库斯科的城市格局,也能鲜明地展现出帝国营建的特征。
位于秘鲁中部高地的瓦努科潘帕,是大型规划行政中心中一个尤为清晰的实例。其巨大的广场、中央乌什努祭台、长厅、规模庞大的院落群和仓储设施,体现了仪式性展示与实际行政管理之间的紧密联系。空间的数量与分布表明,这里承担的活动超出了小规模常住社群的需要,包括定期召集较大群体并为其提供物资。
科尔卡仓库是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仓库既有圆形,也有矩形,往往成群建在山坡上,利用开阔位置和空气流通改善储藏条件。建造细节和选址随气候及预定储藏物品的不同而变化。考古发掘证据和历史记载表明,帝国仓储物资包括玉米、马铃薯及其加工制品、纺织品、器具和其他资源。并非每座仓库都储存相同的物品,而由于保存状况各异,许多单体建筑内曾储藏什么,至今仍无法确定。
仓储为军队、国家工作人员、劳役队伍和仪式性分配提供物资支持。因此,仓库与广场、大厅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行政管理不仅通过命令落实,也通过人员的调动、饮食供应和住宿安排来实施。宴饮以及食物、饮品的分发,可以使帝国权威变得切实可感。为集会和接待而设计的建筑,与仓库和道路共同构成了同一套制度性空间体系。
建造和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组织的劳动力,其中包括通常称为米塔制的轮役义务。各社群为国家工程提供劳力,国家则安排不同形式的物资供应和监督。专业工匠也参与采石、石砌及其他工作。这一制度应与后来殖民时期的矿业征役制度相区别;后者沿用了同一名称,但所处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已经不同。
帝国营建也会因地制宜,适应地方传统。在秘鲁中部沿海的帕查卡马克,印加人并未另建一座全新的圣城,而是在一个历史悠久得多的朝圣中心内增设建筑和机构。在更北方和更南方的地区,帝国风格的建筑可能与当地建筑并立,也可能将当地建筑纳入其中。因此,标准化形式是在灵活的策略中发挥作用的:它们使国家权威清晰可辨,同时又让既有聚落、区域性材料和当地宗教机构共同塑造最终的建成环境。
道路、水利与农业工程
印加建筑是更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的一部分。印加路网又称安第斯道路系统,将帝国腹地与遥远的高地、沿海河谷及边疆地区连接起来。路网绵延数万公里,也纳入了印加扩张之前开辟的道路。道路因地制宜地修建:现存路段中可见经过整修的路面、挡土墙、阶梯、排水设施,以及在险峻山坡上开凿或修筑的通道。
沿途通常称为“坦博”的驿站,以不同的组合提供住宿、补给和行政支持,其规模和重要性差异很大。这些设施的选址,使建筑与旅行及国家通信的实际需求紧密相连。接力传信的信使、军队、官员以及货物运输所依赖的,不仅是一条连贯的道路,还有沿途一系列得到维护的设施和可供使用的资源。
桥梁使这一路网得以跨越峡谷与河流。安第斯地区的建造者采用多种方案,包括木构桥梁和以植物纤维绳索搭建的悬索桥。这类桥梁需要定期更换,并由社区有组织地共同维护。阿普里马克河上的克斯瓦查卡桥至今仍不断重建,表明与之相关的技术和社会传统延续至今;不过,不应将这种活态实践视为帝国时期所有桥梁一成不变的复制品。
灌溉和排水在聚落设计中同样居于核心地位。水渠将泉水或溪水引至农田和居住区,建筑群内的喷泉与出水口则调节用水。在马丘比丘,一套以泉水为水源的供水系统为依次排列的十六座喷泉供水。该系统依靠精确控制的坡度和精心成形的水渠运行,而非机械水泵。其布局还将取水安排与居住及仪式空间的组织联系起来。
农业梯田将山坡改造为可耕种的地面,在得到妥善维护的情况下,还能减少土壤流失。梯田挡土墙支撑着填土层,其构成随当地条件和预定用途而变化。有些梯田采用粗颗粒材料及其他地下结构来促进排水;另一些则主要围绕保土和灌溉需求设计。因此,不应假定所有梯田都具有统一的内部构造。梯田还需要持续维护,包括保持墙体稳定、疏通水渠、维持土壤肥力和进行耕作。
在季节性强降雨威胁墙体与地基的地方,排水尤为重要。地表水渠、排水口、透水填料以及挡土结构的布置,有助于让水流穿过或离开有人居住和使用的区域。在地势陡峭的遗址,可见的建筑只是工程成就的一部分:广场、梯田和地基之下的大规模前期工程,才使人们能够在此居住。对这些不甚显眼的工程设施开展的考古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几乎只关注壮观石砌建筑的解读。
阐释、存续与保护
对印加建筑的认识,建立在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情境下形成的证据之上。佩德罗·西耶萨·德莱昂、胡安·德贝坦索斯和印卡·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等16至17世纪的作者,留下了宝贵的描述和传统记述,但他们的著作并非性质相同、可以相互替代的目击记录。这些作品的成书年代、获取消息的渠道、政治立场和写作目的各不相同。因此,阐释印加建筑时,需要将这些记述与建筑营建序列、出土材料、建筑与周边景观的关系以及科学测年结果相互对照。
现代考古研究拓展了记录范围,不再局限于早期旅行者最为赞赏的宏伟遗迹。约翰·H. 罗为理解印加历史与物质文化建立了影响深远的研究框架。约翰·希斯洛普研究了聚落规划和道路系统;让-皮埃尔·普罗岑则围绕采石、石材加工和奥扬泰坦博,通过细致观察和实际实验探究营建技术。对地方行政中心、家庭和仓储的研究,进一步将关注点转向支撑宏大工程的制度与劳役体系。
马丘比丘的国际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源于海勒姆·宾厄姆1911年的考察及其后发表的著作。他并非发现了一个当地居民此前一无所知的地方;早已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及其活动,同样构成了遗址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更广泛地说,大众对印加建筑的印象往往偏重壮观的废墟,而忽视了仍有人居住的城镇、土质建筑以及当地社区的贡献。
文物保护与修复涉及结构加固、重建和持续使用等方面的艰难抉择。重建倒塌的墙体,或许能够保护遗址,并使其形态更易于理解,但也可能模糊原有建筑实体与现代干预之间的界限。屋顶重建还会带来更多问题,因为现存墙体留下的证据,并不总是足以确定屋顶的确切形制或材料。因此,凡是修缮会改变砌体、排水系统或出入通道的地方,都必须做好记录。
库斯科和马丘比丘历史保护区于1983年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名录》。2014年,分布于六个国家的卡帕克南安第斯道路系统的选定组成部分,以跨国遗产的形式列入名录。这些认定体现了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仍有人居住的历史城市、坐落于更广阔自然环境中的宏伟建筑群,以及一张规模庞大的网络,其意义取决于各处分散地点之间的联系。
不同环境下的保护压力也各不相同。在库斯科,房地产改建、公用设施铺设和用途变更,都会影响融入城市日常生活的考古遗存。在露天遗址,降雨、植被、边坡失稳以及高度集中的旅游业活动,都可能损坏砌体和步道。水管理尤其重要:出水口堵塞或排水方式改变,可能威胁到那些原本依靠精心维护的水利系统才得以留存的建筑。仍有必要持续研究地基、营建阶段和景观工程,以区分最初设计与后期修缮,并了解现存建筑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