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声定位是一种主动感知方式,动物通过发出声音,利用返回的回声获取周围环境的信息。回声可以揭示物体的距离、方向、运动状态、大小和表面结构。被动听觉接收来自外界的声音,而回声定位则让动物自行产生信号,用以探测环境。蝙蝠和齿鲸的回声定位能力最为发达,但某些鸟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也具备这种能力。人类也能利用回声,包括用嘴发出咔嗒声所产生的回声,来感知邻近空间的某些特征。
当黑暗、浑浊水体或障碍物限制了视觉时,回声定位能帮助动物辨向行进和捕捉猎物。其效能取决于发声、声音传播、听觉和行为之间的相互配合:随着新的回声不断传来,动物会持续调整自身发出的信号和运动方式。主动声呐也以相同的物理原理为基础,不过,生物回声定位系统在解剖结构和信息处理策略上与之有很大差异。回声定位研究涉及声学、感觉生物学、神经科学、进化和工程学等领域。
声学原理与回声中的信息
声音是在介质中传播的机械扰动。进行回声定位的动物发出信号后,部分声学能量遇到物体,其中一部分返回耳朵。测量距离最直接的依据是信号发出与回声接收之间的时间间隔。对于均匀介质中静止的声源和目标,目标距离近似为
其中, 为距离, 为声速, 为声音往返传播的时间。式中的因子 2 用于计入声音去程和回程的路程。在 20 °C 的空气中,声速约为每秒 343 米;在海水中则约为每秒 1,500 米,后者随温度、盐度和压强而变化。因此,距离一米的物体在空气中产生的回声约在 5.8 毫秒后返回,在海水中则约在 1.3 毫秒后返回。
距离只是回声所携带的信息之一。动物可以根据声音到达双耳的时间差和强度差,以及头部和外耳对不同频率声音的滤波作用,推断声音的方向。对于齿鲸而言,发射声束的指向性和声音接收的方向特性也有助于限定目标的位置。回声幅度取决于距离、目标大小、朝向、材质,以及声音入射表面的角度。因此,仅凭回声幅度无法明确判定物体的大小。
波长与物体尺寸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波长由 给出,其中 为频率。在空气中,50 千赫信号的波长约为 6.9 毫米;在海水中,100 千赫信号的波长约为 15 毫米。短波长能够提供有关小目标和精细结构的有用信息,但高频声音也更容易被吸收,在空气中尤其如此。因此,许多进行回声定位的动物使用超声波,即频率高于通常所说的人类听觉上限(约 20 千赫)的声音,但回声定位并不一定都使用超声波。
频率成分还能提供更多信息。物体内部的多个反射结构会产生相互重叠的回声,这些回声的干涉会改变返回声音的频谱。运动目标会通过多普勒效应引起频率变化,而振动的翅膀则会产生特征性的幅度调制和频率调制。较宽的信号带宽有助于分辨彼此邻近的反射面;对于理想化的脉冲压缩系统,距离分辨率近似按 缩放,其中 为带宽。这一表达式描述的是一种物理关系,而非衡量动物能力的通用标准。实际感知还取决于信号强度、背景噪声、听觉灵敏度,以及动物处理信号的策略。
发现与演化起源
回声定位的实验研究始于人们尚无法记录相关声音的年代。18世纪90年代,拉扎罗·斯帕兰扎尼证明,蝙蝠无需视觉也能避开障碍物。路易·朱里纳的实验以及斯帕兰扎尼随后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听觉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干扰蝙蝠的耳朵会损害其定向能力。这些结果说明,单靠通常的视觉引导不足以解释蝙蝠的导航能力,但并未揭示其中涉及的高频信号。发挥作用的声音超出了人类裸耳的听觉范围。
电子超声探测器的出现带来了决定性进展。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唐纳德·R. 格里芬和罗伯特·加兰博斯证明,蝙蝠会发出超声波,并依靠其回声避开障碍物。格里芬于1944年提出了“回声定位”这一术语。此后的实验不再局限于证明这种感知能力的存在,而是开始测量目标探测能力、距离分辨能力、信号设计特征以及猎物截获能力。20世纪中叶对海豚和鼠海豚的研究同样证实,它们发出的高频咔嗒声可用于主动声学探测。
重建演化历史比通过实验验证现生动物的能力更加困难。回声定位本身无法直接以化石形式保存,因此,研究人员会考察内耳和颅骨等相关结构,并结合分子证据以及这种行为在现生物种中的分布进行分析。距今约5200万年的芬尼爪蝠(Onychonycteris finneyi),在有关飞行与精密回声定位能力演化先后顺序的争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者对其听觉解剖结构的解读存在分歧,这也说明,仅凭少数化石特征来推断复杂的感知能力存在局限。
现生蝙蝠的亲缘关系也使演化过程难以用简单的模式解释。蝙蝠分为阴翼手亚目和阳翼手亚目。前者既包括具有精密喉源回声定位能力的菊头蝠,也包括通常缺乏这种能力的狐蝠科果蝠。喉源回声定位在阳翼手亚目中广泛存在。这种分布格局支持了相互竞争的假说:一种认为回声定位起源较早,后来在狐蝠科谱系中丧失;另一种则认为,它在蝙蝠的主要谱系中分别起源。哪种假说获得更多证据支持,部分取决于所分析的解剖、发育和遗传性状。
蝙蝠和齿鲸的回声定位是趋同演化的一个突出例子。这两个类群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演化出了主动声学感知能力,所使用的发声器官也不相同。然而,二者都需要灵敏的高频听觉和精确的时间信息处理能力。分子研究在一些与听觉有关的蛋白质中发现了趋同变化,其中包括参与耳蜗外毛细胞机械活动的 prestin 蛋白。这些相似之处并不意味着单个基因就能产生回声定位能力:这种能力依赖于解剖结构、感觉信息处理、运动控制和行为等方面的协同变化。
蝙蝠的回声定位
大多数具有回声定位能力的蝙蝠通过喉部发声,再经口或鼻孔发出。经鼻孔发声的种类往往具有结构复杂的鼻叶,有助于塑造发出声束的形态。硕大且灵活的外耳收集回声,并对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产生不同的声学滤波作用。在连续发声的过程中,耳朵和头部的运动会改变蝙蝠能够获取的信息,因此,实际发挥作用的感知系统不仅包括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还包括动物的姿态和飞行路径。
蝙蝠的声信号在持续时间、频率、带宽和重复率方面差异很大。调频叫声的频率扫过一定范围,能够提供有关回声延迟和附近复杂表面的精确信息。相对窄带的叫声将能量集中在较小的频率范围内,有利于探测远处的目标或分析运动。许多叫声兼具这些特性,而非明确归属于某一单独类别。在开阔空间捕猎的蝙蝠往往使用持续时间较长的窄带叫声,而在植被间穿行的蝙蝠通常发出较短、带宽较宽的信号,以便将猎物的回声与周围的杂波区分开来。
菊头蝠及其他一些特化类群使用含有较长恒频成分的叫声。它们的听觉系统对一个狭窄频率区间内的声音尤其敏感,这一区间常被称为“听觉中央凹”。朝目标飞行时,多普勒频移会使回声频率升高;这些蝙蝠能够降低自身的发声频率,使返回的回声保持在听觉最敏感的频率范围附近。昆虫振翅会调制回声,因此即使树叶和枝条产生强烈的干扰回声,蝙蝠仍能探测到振翅的猎物。
另一项区别在于叫声与回声是否在时间上重叠。许多蝙蝠采用低占空比回声定位:发声所占的时间比例较小,动物在两次发声之间聆听回声。采用高占空比回声定位的特化蝙蝠则通过在频率上分离发出的信号与返回的回声,来适应叫声与回声在时间上的大量重叠。这是一项重要的功能差异,而不仅仅是叫声“短”与“长”的区别。
在空中攻击猎物时,蝙蝠通常从搜索阶段转入接近阶段,最后进入捕食终末嗡鸣阶段。随着与猎物的距离缩短,叫声变得更加频繁;某些物种在终末阶段的发声频率超过每秒100次。这能在拦截猎物时快速更新信息,不过最短发声间隔和信号的具体变化因物种而异。并非所有蝙蝠都捕捉飞虫:回声定位也能帮助它们捕猎物体表面的猎物、捕捉水面附近的鱼,或寻找果实和花朵。
蝙蝠并非盲眼动物。视觉、嗅觉、被动听觉和回声定位各自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物种及其所执行的任务。许多果蝠高度依赖视觉和嗅觉。隶属于果蝠属(Rousettus)的埃及果蝠通过舌头发出咔嗒声,而不是发出典型的喉部叫声。这种不同的机制表明,在哺乳动物的同一个目内,大体相同的感知功能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声系统实现。
齿鲸的回声定位
齿鲸类包括海豚、鼠海豚、抹香鲸和喙鲸。回声定位在这一类群中十分普遍,有助于它们在水下导航和探测猎物。声音在水下尤为有用,因为水下能见度往往有限,而声信号却能传播相当远的距离。须鲸能发出多种声音,但尚未证实它们具有与齿鲸相当的主动回声定位能力。
齿鲸的咔嗒声产生于鼻部复合结构,而非喉部。通常称为“声唇”的结构利用流经鼻道的气流参与发声。气腔和特化组织有助于将声能导向前方。在许多齿鲸中,额部的脂肪结构——额隆——有助于塑造发射声束。抹香鲸的鼻部发声器官不仅大得多,结构也明显不同,因此,人们熟悉的海豚模型并不能详尽描述所有齿鲸的发声机制。
返回的声音通过涉及传声脂肪的特化通路到达听觉器官,其中与下颌相关的传声脂肪尤为重要。耳部复合结构具有特化的声学构造,并与周围的颅骨结构部分隔离。定向发声与定向接收相结合,使动物能够探查空间中的特定区域。针对宽吻海豚的受控实验表明,它们能够区分大小、形状或材质不同的物体。这种能力依赖于回声到达时间、振幅和频谱结构中蕴含的多方面信息,而不是将回声简单地一一转换为类似视觉的图像。
不同演化支系的咔嗒声特征差异显著。许多海豚发出短促的宽带咔嗒声,其频率范围深入超声频段。港湾鼠海豚发出的则是窄带高频咔嗒声,频率集中在约130千赫。抹香鲸使用强烈的咔嗒声;与小型鼠海豚的典型咔嗒声相比,其声能更多地集中于较低频段。这些差异反映了体型、发声器官结构、猎物及声音传播条件的不同。测量声级时需要谨慎:水下声级通常以1微帕为参考声压,而空气中的声级通常以20微帕为参考声压,因此两者的分贝数值不能直接比较。
齿鲸接近猎物时,可以缩短咔嗒声之间的间隔,进入快速的末段嗡鸣阶段。间隔缩短使它们在追捕的最后阶段能够更频繁地获取信息。附着于动物身上的声学与运动记录标签,已在难以直接观察的深潜物种中记录到这些声序列,包括喙鲸和抹香鲸。潜水深度、身体朝向、加速度和声音数据相结合,揭示了捕猎过程中声学采样方式的变化。
回声定位咔嗒声不同于用于社会交流的哨声及其他信号,但不同发声的功能可能有所重叠。海豚可以在发出哨声的同时发出咔嗒声序列,动物也能听到同伴发出的信号及其产生的回声。要理解这些相互作用,必须区分发声动物自身的主动感知与对其他个体所产生信息的被动利用。
其他具有回声定位能力的动物及这一范畴的界限
少数鸟类利用回声定位来导航。油鸱是一种生活在南美洲热带地区、夜间活动的食果鸟,在黑暗的洞穴中飞行时会发出人耳可听见的咔嗒声。几种金丝燕也会利用咔嗒声在洞穴中导航。这些鸟类发出的信号,其频率通常远低于大多数具有回声定位能力的蝙蝠;它们的回声感知能力主要适于探测洞壁及其他较大的障碍物,而非定位空中微小的昆虫。
这些动物在解剖结构和行为上的差异很有启发性。油鸱视觉发达,可用于洞穴外的活动,而其声学系统则在没有光线的地方提供信息。金丝燕可以在户外依靠视觉觅食,并在筑巢的洞穴内使用回声定位。金丝燕会在空中捕食昆虫,并不意味着它们用于洞穴导航的咔嗒声与蝙蝠的超声波具有相同的猎物定位功能。在某一层面上相似的行为——发出声音并避开障碍物——可能掩盖了频率、分辨能力和生态用途上的重大差异。
也有报道指出,一些鼩鼱和马岛猬会发出高频声音,其使用方式符合短距离回声定向的特征。不过,与蝙蝠和齿鲸相比,这方面的证据不够丰富,一致性也较差。对这些动物而言,声音可能有助于探明近处环境、植被或通道的特征,而不是支持它们远距离追逐单个猎物。实验必须将回声携带的信息与其他可用线索区分开来,例如气味、触觉、空气流动以及基底产生的声音。
因此,要认定一种行为属于回声定位,仅仅证明动物在黑暗中移动时会发声还不够。有力的证据需要将动物自身发出的信号与反射回来的声音联系起来,并证明对回声进行操控会改变其行为。相关实验可以改变障碍物的位置,以电子手段延迟回声,滤除特定频率,或比较动物在能够与不能接收到返回声波时的表现。设置对照十分必要,否则,极低光照条件下的视觉、被动听觉以及触须的接触,都可能解释看似依靠声音完成的导航行为。
即使没有明显的特化叫声,动物也可能进行基于回声的主动感知。动物或许能从运动声或自身产生的其他声响的回声中获取信息。不过,偶然获得的声学信息与高度适应化的生物声呐系统,处于同一功能连续谱上的不同位置。二者的区别取决于动物利用回声的可靠程度、是否会调整发声以改善感知,以及是否具有特化的解剖结构或信息处理机制。
被动声学定位是一种经常与回声定位联系起来、但又有所不同的行为。猫头鹰根据啮齿动物发出的窸窣声确定其位置,或蝙蝠聆听昆虫的求偶鸣声,在这些过程中都不是在进行回声定位,因为提供信息的声音来自目标。同一只动物可以在被动聆听与主动回声定位之间切换,因此,与实施这一行为的动物属于什么物种相比,信号的来源是更有用的界定标准。
神经处理与主动感知控制
回声定位对神经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神经系统必须将微弱的返回声与此前发出的、通常强得多的声音联系起来。声音进入耳蜗后,由对不同频率敏感的区域进行分解,转化为神经活动,再经由脑干、中脑、丘脑和大脑皮层的听觉通路传递。相关的神经编码既包括哪些神经元作出反应,也包括它们在何时作出反应。一些具有回声定位能力的动物拥有特化的外周听觉系统,对其信号中特别重要的频率更为敏感。
延迟调谐是一种已得到深入研究的机制。当类似鸣叫的声音之后,间隔特定时间再出现类似回声的声音时,延迟敏感神经元的反应尤为强烈。由于这一延迟对应着目标距离,这类反应可能构成距离的神经表征。对髭蝠的研究发现,一些神经元能够整合所发鸣叫及其回声中不同谐波成分的信息。这些发现揭示了将发出信号与返回信号联系起来的具体机制,但不应据此认为,所有蝙蝠或海豚中这些机制的具体组织方式都完全相同。
其他神经特化则与频率和运动有关。恒频蝙蝠的神经系统为行为上重要的频率分配了更大的表征区域。神经回路能够对多普勒效应引起的变化,或昆虫振翅产生的调制作出反应。方向听觉依赖双耳之间的信息比较,以及外耳形状产生的频谱线索。无论是蝙蝠还是齿鲸,大脑都必须整合这些声学维度,而不能将距离、方向和物体身份视为彼此独立的测量结果。
动物还必须应对自身发出的强烈声音。中耳肌肉、听觉灵敏度的变化以及中枢机制,都能减轻发声造成的干扰。在某些物种中,听觉灵敏度会在发声至回声返回的间隔内发生变化,或随预期目标距离而调整。这些调节有助于兼顾两项相互冲突的需求:既要避免自身产生的强信号造成过载,又要在紧接着的短时间内检测到弱得多的回声。外周机制与中枢机制的相对贡献,因动物种类和实验条件而异。
因此,回声定位是一种主动的感觉运动过程。蝙蝠在调整飞行的同时,会改变鸣叫的持续时间、带宽、强度和声束方向。海豚转向目标时,可以改变咔嗒声的发出时序和输出强度。每一个动作都会改变下一次的感觉输入,从而在感知与运动之间形成反馈回路。发出的信号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探测工具,而是受神经系统控制的行为的一部分。
这种组织方式使回声定位成为研究注意和感觉选择的重要对象。当多个物体返回回声时,动物可以将声束指向其中一个,同时继续监测其他物体。它也可能在接近障碍物或进行把握不大的机动时,提高采样频率。这类行为说明,为何在实验室中测得的单一阈值无法全面描述这一系统:其表现取决于信号序列、动物的预期,以及影响传入信息组织方式的运动。
生态相互作用与环境限制
回声定位形成了一种双向的生态关系。它帮助捕食者寻找猎物,但发出的信号也可能暴露捕食者的存在。许多蛾类具有对蝙蝠超声波敏感的听觉器官,在察觉蝙蝠接近时会改变飞行方式。根据物种和具体情境的不同,它们可能转向飞离、做出不规则的机动动作,或向地面坠落。自然选择同时作用于双方:猎物越早发现危险就越有利,而蝙蝠则受益于那些既能提高探测效果、又不会给猎物过多预警的信号和捕猎策略。
一些蛾类会发出超声波来应对蝙蝠。在某些物种中,咔嗒声用于宣示自身具有化学防御;而在另一些物种中,实验证据表明,密集的咔嗒声序列能够干扰蝙蝠捕获猎物。灯蛾 Bertholdia trigona 就是一个得到充分研究的声呐干扰实例。在蛾类中,这些功能并不总是相互排斥的;不能仅仅因为某种声音出现在攻击过程中,就将其判定为干扰信号。要确定其功能,需要考察发声时机、声学结构、适口性以及捕食者的反应。
猎物的其他防御方式则直接作用于回声本身。一些天蚕蛾的后翅具有长尾突,能够将蝙蝠的攻击从身体引向损伤后不致危及生命的翅部区域。声学测量还表明,某些蛾类的翅部结构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吸收超声波。这些发现揭示了两种不同的机制——转移攻击方向和减少声波反射,而非普遍适用的声学隐身能力。它们的效果取决于捕食者的信号、昆虫的朝向以及双方相遇时的几何关系。
物理环境也施加了同样重要的限制。树叶、枝条、洞壁和水面都会产生回声,可能掩盖目标。蝙蝠在植被附近追捕昆虫时,必须区分到达时间相近的回声。信号带宽、声束方向和飞行路径都会影响这种区分能力。在平滑水面上方,水面会将大量声音反射到远离飞行中蝙蝠的方向,而突出水面的昆虫则会产生明显的回声,从而为专门从水面捞取猎物的捕食者创造有利条件。
环境噪声也会通过声掩蔽降低回声的可探测性。其他动物、降雨、流水、机械和船舶会造成不同类型的干扰。一些利用回声定位的动物会在嘈杂条件下改变叫声的振幅、频率或发声时机,但反应会因物种、任务和噪声频谱而异。因此,回声定位并不能让动物普遍免受感知干扰。在水下,噪声及其他人为产生的声音,既可能影响回声的接收,也可能影响决定动物暴露程度的行为。
声传播条件还会带来额外限制。大气对声音的吸收随频率、湿度和温度而变化,从而改变空气中超声波的有效作用距离。水下声速则随深度和水体性质而变化,进而影响传播路径。在群体或密集聚居地中,动物还必须应对同类信号相互重叠的问题。证据表明,定向聆听、调整发声时机、移动和选择性注意等多种方式有助于维持回声定位的效能;目前尚未证实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回声定位动物的通用“干扰规避”机制。
人类的回声定位
人类即使不发出专门的超声信号,也能从回声中获取空间信息。说话声、脚步声、手杖敲击声、拍手声和口腔弹舌声都会产生反射声。在日常环境中,这些反射声有助于人们感知房间的大小、空间的开阔程度以及附近的物体表面。在主动的人类回声定位中,人会有意发出声音,并解读返回的回声,以探测物体或判断其特征。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存在独立的感觉器官:相关信息是通过普通听觉接收的。
口腔弹舌声尤其适合作为实验信号,因为它持续时间短,而且可以包含较宽的频率范围。其回声会随物体表面的距离、朝向、尺寸和声学特性而变化。熟练的回声定位者或许能够辨别一块板是否存在,确定它的大致位置,或判断其形状和朝向的某些特征。表现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目标物和声学环境。一般而言,体积大、距离近、反射声音能力强的物体,比体积小、距离远或吸声的物体更容易被探测到。
历史上,一些盲人避开障碍物的能力曾被称为“面部视觉”,这一说法暗示面部皮肤能够探测附近的物体。20世纪的对照研究表明,听觉信息可以解释这种能力中的重要部分。回声不仅会改变接收到的声音的时间特征,还会改变其响度、音色和干涉模式。因此,人不必听到像山间回声那样清晰分离的重复声,也能获取有用的信息。在距离较短时,发出的弹舌声及其回声可能会被感知为一个具有独特音质的声音。
盲人和明眼人都能学会依靠回声完成任务,而一些盲人则积累了丰富的实际运用经验。仅凭失明这一点,不能认定一个人会使用回声定位;经验是造成个体差异的重要因素。实验室研究会区分主动发出弹舌声与聆听预先录制的信号,也会区分静止状态下的任务与在真实环境中移动的任务。这些条件不能等同看待:自己发出的信号能提供动作时序信息,而头部和身体的移动则能让人从不同位置反复采集信息。
脑成像研究发现,一些精通回声定位的盲人在处理回声信息时,会调动通常被认为与视觉有关的脑区。这些结果与神经可塑性及空间知觉的组织方式有关。但它们并不能证明,人对回声的体验与视觉图像完全相同,也不能证明每一位盲人或受过训练的参与者都表现出同样的模式。听觉和运动系统仍是完成这一任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人类回声定位不同于电子感觉替代系统。电子设备可以发出超声波,测量返回的信号,再将距离转换为可听见的音调或振动。在这种情况下,声学测距由设备完成,人则负责解读其编码后的输出。两种方式都能传递空间信息,但其信号来源、频率范围和处理环节各不相同。
实验方法与技术联系
回声定位研究将野外观察与严格控制的实验相结合。超声波麦克风用于记录蝙蝠的叫声,水听器则用于记录齿鲸在水下发出的咔嗒声。传感器阵列可以通过比较声音的到达时间和接收声级,估算声源的位置、运动情况及声束方向。由于动物朝向偏离传感器时,其发出的定向信号在记录中可能显得较弱,因此解读振幅时需要了解录音的空间几何关系。在比较录音时,设备带宽、麦克风响应和校准也都至关重要。
声音回放实验和电子回声实验可以单独考察特定的声学变量。麦克风捕捉到动物发出的声音后,设备会生成延迟、声级或频谱受控的人工回声。改变延迟可以检验距离感知;对回声进行滤波则可以检验动物对频谱结构的利用。这类方法能够区分回声在物理上包含的信息与动物实际利用的信息。行为辨别实验和神经活动记录分别考察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在两者的实验条件密切对应时,所得结果最具解释力。
野外研究方法日益注重将声学信息与运动联系起来。高速摄像、热成像、位置追踪和微型记录标签能够揭示信号如何随动物的自然行为而变化。附着在鲸身上的标签可以在记录咔嗒声的同时记录深度和加速度,有助于识别水面深处的追逐过程。对于蝙蝠,同步录音和录像可以将叫声变化与转弯、截获猎物或避障行为联系起来。这些方法也揭示了圈养条件下实验的局限性:实验中的可用空间和目标距离可能与野外情况大不相同。
被动声学监测利用录制的动物声音研究其分布、活动和行为,无须持续进行目视观察。尽管名称中有“被动”二字,这种方法仍可记录动物主动用于回声定位的信号。探测器广泛用于蝙蝠调查,水下记录仪则可探测齿鲸的咔嗒声序列。物种鉴定并不总能得到确定结果:叫声会随行为而变化,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可能具有重叠的声学特征,而距离也会改变记录到的频谱。因此,叫声数量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个体数量,也不能直接衡量种群数量。
生物回声定位也影响了工程传感技术。相关原理包括定向声束、宽带信号、自适应采样,以及运动与测量之间的协调。机器人系统在接近物体时,可能会改变脉冲重复频率或传感器朝向,这与动物行为的某些方面相似。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水下声呐和医学脉冲回波成像都以返回的声波为基本工作依据,但各自的硬件、工作尺度和用途有所不同。
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是,动物如何根据稀疏且相互重叠的回声重建复杂场景。实验室演示通常只涉及少量受控目标,而自然环境中则存在移动物体、多次反射和不断变化的噪声。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在快速行为过程中,视觉、被动听觉和回声定位之间如何共享感知信息。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将动物耳部可接收到的声学信号与神经活动及其决策联系起来,而不能将记录到的回声所包含的丰富信息等同于动物感知的丰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