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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斗焕

全斗焕于1980至1988年任韩国总统,后因军事夺权、镇压光州及受贿等罪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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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斗焕(1931年1月18日—2021年11月23日)是韩国陆军上将、政治人物,于1980年至1988年担任大韩民国总统。他于1979年12月夺取陆军指挥权,成为韩国军方的主导人物,并在1980年5月扩大戒严范围后巩固了自身地位。他的崛起与镇压光州起义密不可分;在镇压过程中,军队杀害了反抗军事统治的平民。

全斗焕执政期间,在实行威权政治控制的同时,继续推动工业发展、扩大国际贸易,并筹备1988年汉城奥运会。限制政治活动、新闻审查、酷刑以及强制性的社会管控运动,都是其政府的显著特征。1987年6月的大规模示威迫使当局接受总统直接选举,但全斗焕仍完成了任期,并于1988年2月将总统职位移交给昔日军中同僚卢泰愚。

卸任后,全斗焕受到国会调查,并面临刑事诉讼。法院认定他犯有与军事夺权、镇压光州有关的罪行及受贿罪。他被判处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并于1997年获得总统特赦。对他的判决、对非法资产的追缴,以及围绕他晚年有关光州事件言论的争议,始终是韩国追究军事统治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年生活与军中人脉

全斗焕出生于庆尚南道陕川,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后来,他随家人迁居大邱,并在那里上学。他成长期间,先后经历了1945年殖民统治结束、朝鲜半岛分裂,以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争期间及战后,韩国军队迅速扩张,为在反共色彩浓厚的国家安全体制内发展的军官提供了晋升机会。

他于1951年进入韩国陆军士官学校,1955年作为第十一期学员毕业。卢泰愚是他的同学。军校不仅提供专业训练,也使学员建立起持久的私人关系。在这支晋升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上级提携和派系归属的军队中,这些关系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全斗焕随后赴美国接受军事训练,并在空降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服役。他还曾在参加越南战争的韩国派遣部队中担任团长。

1961年5月,朴正熙领导的军事政变改变了全斗焕仕途发展的环境。全斗焕支持这场政变,此后在军方支持的朴正熙总统任内逐步晋升。朴正熙政府既将军队视为国防机构,也将其视为行政与政治领导人才的储备库。军官可以通过在总统身边、情报机构或负责首都防卫的部队任职来获取影响力。

全斗焕成为秘密军官团体一心会的核心人物之一。该团体的成员关系与军校同期生关系、地域人脉相互交织。一心会并非军队的正式组成部分,但其成员所担任的职务,使他们能够绕过正常指挥系统进行协调。1979年12月,私人效忠关系帮助全斗焕动员指挥官和部队,对抗他们名义上的上级,一心会的重要性由此显露无遗。这个组织也说明,仅凭正式军衔,并不能可靠地判断军中权力的实际分布。

到1979年,全斗焕已晋升少将,担任国军保安司令部司令。该司令部是军方主要的反间谍与内部安全机构。这一职务使他能够掌握有关军官政治可靠性及潜在反对力量的情报。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遭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刺杀时,这一职位也使全斗焕处于有利地位。全斗焕负责调查这起刺杀案,由此获得了超出原有指挥权限的影响力。因此,他的崛起并非仅仅依靠作战资历,而是安全机构赋予的权力、派系组织,以及朴正熙死后体制内的不确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1979年12月夺权与“首尔之春”的终结

朴正熙遇刺后,国务总理崔圭夏出任代总统;1979年12月,崔圭夏依照当时的间接选举制度当选总统。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戒严状态,但朴正熙统治的结束,使人们期待政治限制能够放宽。学生、反对派政治人物、记者及其他群体纷纷要求修改宪法。这段短暂的政治开放时期通常被称为“首尔之春”。

在军方内部,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上将同时兼任戒严司令。1979年12月12日,全斗焕及其同伙军官以调查朴正熙遇刺案为名,下令逮捕郑升和。此次逮捕事先并未获得总统授权。效忠全斗焕集团的部队开进首尔,政变策划者在夺取关键指挥机关、控制可能抵抗的指挥官时,引发了武装冲突。当时担任第九步兵师师长的卢泰愚也是支持此次行动的军官之一。

此次行动的决定性结果是军队控制权易手,而非立即公开撤换文职总统。崔圭夏仍然在任,但全斗焕派系已经表明,他们能够凌驾于正式的指挥体系之上。这一事件通常被称为“双十二军事政变”。后来的刑事诉讼将此次夺取指挥权的行动认定为叛乱,明确区分了这些军官声称的调查目的与其夺权所采用的非法手段。

此后数月,全斗焕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1980年4月,他在保留军方保安职务的同时,兼任韩国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情报职权如此集中,使军事指挥、政治监控与文官政府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与此同时,民主化呼声日益高涨。5月的示威活动要求解除戒严、军人退出政治,并释放政治犯。

1980年5月17日,当局将戒严范围扩大至全国,包括济州岛。大学被关闭,政治活动遭到禁止,反对派领导人和活动人士遭到逮捕。金大中被拘押,其他知名政治人物也受到限制,或被迫退出政治活动。军队阻止国会正常运作。这些措施终结了“首尔之春”,并直接促成了随后光州冲突的局面。

因此,这场夺权是分阶段进行的。1979年12月,全斗焕掌握了军队指挥权;1980年5月,他利用这一权力扼杀政治开放,镇压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理解这一先后顺序十分重要,因为全斗焕最初并非通过总统职位实施统治。他在正式就任国家元首之前就已掌握实权,而这一权力建立在强制性国家机构之上,使他能够决定名义上的文官政府采取何种行动。

光州事件与军事统治的巩固

光州起义于1980年5月18日在韩国西南部城市光州爆发。抗议全南大学被关闭的学生遭遇了执行戒严任务的空降部队。士兵殴打示威者和旁观者,这种暴力行为促使学生抗议演变为更广泛的城市起义。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其中,他们或是反对军方镇压,或是希望保护在街头遭到袭击的人。

此后数日,对抗不断升级。军队使用了致命武力,包括向人群开枪;一些市民则从警察局及其他设施取得武器。5月21日,部队撤出市中心,在光州周边布防。市民委员会试图维持秩序、分发物资,并通过谈判结束危机。对于应当交出武器还是继续抵抗,武装市民团体与立场较温和的谈判代表之间并不总能达成一致。

5月27日黎明前,军队重新进入市中心,夺回道厅大楼,有组织的抵抗就此结束。镇压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官方调查已记录了大量平民死亡案例,但统计总数会因是否纳入失踪者及后来因伤死亡者而有所不同。因此,用一个不加区分的总数来概括,可能会掩盖受害者类别以及官方认定阶段之间的差异。

这些事件发生时,全斗焕尚未出任总统。然而,他是夺取军队指挥权并扩大戒严范围的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后来对他的定罪,确认了他在镇压事件中所负的刑事责任。有关具体开火命令、指挥体系内的信息传递,以及个别军方暴力事件的问题,此后一直受到调查。这些较为具体的证据问题,与已经确立的事实应当区分开来:军队曾对平民使用致命暴力,而镇压使新的军事领导层得以巩固权力。

当局最初以反共叙事定性这场起义,并严格限制新闻报道。金大中在起义开始前就已被捕,随后遭到包括煽动叛乱在内的多项指控,并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后来获减刑,最终流亡美国。此后的司法程序撤销了对他的定罪。这场起诉表明,政府将地方反对力量、政治异议与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联系在一起。

光州事件后,全斗焕出任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这一应急机构将军方的影响力扩展至文官行政体系各个领域。在大规模清洗中,官员、记者及其他公众人物遭到撤职或排挤。崔圭夏总统于1980年8月辞职,同月稍后,全斗焕经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举为总统,并于9月1日就职。因此,只有在对其权威构成主要挑战的有组织力量遭到镇压之后,他才完成了从掌握军方主导权到出任总统的转变。

第五共和国:制度、审查与强制镇压

1980年10月,一部新宪法经公民投票获得通过;1981年2月,全斗焕依据这部宪法由选举团选举为总统。他于3月3日宣誓就职,标志着第五共和国正式开始。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七年,不得连任,取代了朴正熙时期的宪政安排,但保留了强大的行政权力和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任期限制后来在接班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规定并未使全斗焕本人的上台受到竞争性民主机制的制约。

民主正义党成为执政党。反对党虽然参加选举,但逮捕、取消参选资格以及排除主要反对派人物等措施,已重塑了政治格局。选举规则也有利于执政一方。因此,国会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总统权力受到了有效制衡。对结社和政治活动的限制,使反对派政治人物难以在政府允许的渠道之外开展组织活动。

对大众传媒的控制是统治的核心手段之一。1980年,当局强行对报社和广播电视机构进行大规模合并,并清退了大批记者。此后,《言论基本法》为新闻传媒业确立了限制性的法律框架。政府的新闻指令左右着哪些议题可以报道,以及事件应当如何呈现。这些控制不仅影响了直接涉及政治的报道,也限制了公众获取有关劳资纠纷、官员不当行为以及光州事件的信息。

强制镇压的对象远不止职业政治人物。在1980年发起的“三清净化”运动中,数万人遭拘押,被送往军方管理的场所接受甄别、强制训练或劳动。当局公开宣称这场运动旨在打击犯罪、整顿社会秩序,但许多被拘押者并未经过正常的刑事审判。后来的官方调查证实,运动中存在严重侵害行为,造成了死亡和永久性伤害。这场运动体现了当局将整顿社会秩序视为紧急安全事务,而非应受正常法律保障约束的问题。

警察讯问和安全调查中也存在酷刑。政府利用《国家保安法》及其他权力打击被指控从事亲朝活动的人,学生、工人、宗教人士和政治组织者也面临监视与拘押。镇压波及面之广,促使教会、律师、受害者家属和学生组织结成相互交织的抵抗网络。他们的抗争将释放特定在押人员的诉求,与更广泛的人权和宪政问题联系起来。

其间也曾出现有选择的放宽措施。一些此前被禁止参与政治的人士恢复了政治权利,对大学的管控在这十年间也曾有所放松。但这些措施既未撤除安全机器,也未允许不受限制的政治竞争。相反,政府交替采取有限让步与重新加强镇压的策略,试图在不放弃控制总统继任安排的前提下,争取更广泛的公众支持。

经济政策与日常生活的变迁

全斗焕接手的工业经济在朴正熙执政时期曾迅速扩张,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面临严重困难。第二次石油危机、通货膨胀、重工业投资造成的失衡,以及国内政局动荡,共同导致1980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萎缩。因此,经济政策最初侧重于稳定经济,而非单纯延续此前十年的投资扩张。

政府收紧财政与货币政策,推行产业合理化调整,并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经济主管官员力求降低通胀,并将资源从部分过度扩张的重化工业转向其他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物价稳定状况显著改善,但调整也使企业和工人付出了代价。经济复苏还得益于全斗焕就任总统前已形成的工业产能、教育水平和出口网络。

到了80年代后半期,经济增长明显提速。所谓“三低”——低油价、低国际利率,以及美元相对日元等货币走弱——为韩国出口商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汽车、船舶、消费电子产品和机械等工业制成品进一步打入国际市场。80年代末的数个年份,韩国经济实际增长率达到两位数,对外收支状况也有所改善。这些成果既反映了国内的生产能力,也得益于国际环境,并非仅由总统的决策促成。

通常被称为财阀的大型企业集团,仍在工业发展中占据核心地位。银行业和金融政策的变化,并未立即终结政府、信贷分配与大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支持了投资和出口,却也为通过政治关系输送金钱创造了机会。全斗焕卸任后遭到起诉的受贿案件,揭示了各大企业向国家元首提供资金的规模。

经济扩张的同时,独立劳工组织受到限制。政府重组劳工制度,压制未经批准的罢工和组织活动。出口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较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对工人议价能力的限制。尽管如此,工人仍建立起新的联系网络,且常得到宗教界和学生运动人士的支持。1987年6月政治危机之后爆发的大规模劳资纠纷,使工人在多年快速工业化和工会活动受限过程中积累的诉求显现出来。

一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政策,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82年,政府在大多数地区取消了长期实行的普遍性夜间宵禁。职业棒球赛事于同年开办,而1980年开播的彩色电视则扩大了商业娱乐的覆盖范围。这些变化与城市消费社会的发展相伴而行。大型体育赛事的筹备加快了工程建设和城市改造,但拆迁清理项目也迫使居民迁离。因此,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新休闲方式的出现,与政治参与、住房保障及工作场所权力分配方面持续存在的不平等并行不悖。

对外关系、国家安全与国际体育

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始终是韩国对外安全政策的基石。美军驻扎在韩国,两国的联合防御体系旨在威慑朝鲜,防止其再次发动进攻。全斗焕政府将国内稳定和反共立场视为维系这一同盟的必要条件。1981年2月,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不久,全斗焕便访问了华盛顿。当时,他夺取权力的方式仍是国内反对声浪的主要根源,此次访问则为他带来了国际认可。

由于美国在光州危机期间与韩国军方领导层的关系,韩美同盟也在韩国民众中引发了争议。韩国某些部队在作战指挥体系中的归属、美方对部队调动的知情程度,以及华盛顿所作的外交选择,都成为长期调查和争论的议题。韩国各支部队并非都处于同一套指挥体系之下,同盟内部的协调也不意味着美国官员指挥了韩国军方的每一次行动。尽管如此,这些事件仍助长了部分民主运动参与者的反美情绪。

全斗焕担任总统期间,韩国与日本的交往更加活跃。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3年1月访问首尔,全斗焕则于1984年9月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资金合作和安全方面的考量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密切发展,但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遗留问题仍持续影响着公众态度。两国关系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日本的资本品、技术和资金与韩国的工业发展紧密相连。

朝鲜既是韩国的军事对手,也偶尔成为谈判对象。1983年10月9日,全斗焕在缅甸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仰光发生了一起针对他的炸弹袭击。他因尚未抵达现场而幸免于难,但爆炸造成代表团多名成员死亡,其中包括韩国高级官员。缅甸方面的调查认定,袭击由朝鲜特工实施。这一事件使双方的安全对抗骤然加剧。即便如此,此后的南北接触仍促成了1985年的离散家属互访和文化团体交流。

国际体育赛事成为韩国扩大外交影响力的另一种途径。首尔于1981年获选为198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城市,并于1986年举办了亚洲运动会。政府将这些赛事视为经济发展和获得国际认可的证明。筹办赛事需要在交通、体育设施、住宿和通信方面投入巨资,也使韩国政治受到更多国际关注。

1988年9月首尔奥运会举行时,全斗焕的总统任期已经结束。不过,奥运筹备工作仍影响了他执政的最后几年:这场即将向全球进行电视转播的盛会,使韩国国内的动荡更受国际瞩目。1987年11月29日,就在总统选举前不久,大韩航空858号班机遭炸弹袭击而坠毁,机上115人全部遇难;韩国调查人员认定,袭击由朝鲜特工实施。即使韩国国内政治体制正逐步转向以直接选举展开竞争,此类事件仍使国家安全问题保持着高度紧迫性。

1987年六月危机与总统权力交接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五共和国受控的政治体制已越来越难以遏制反对派的组织活动。新韩民主党在1985年2月的国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表明城市民众对修宪有着广泛支持。反对派领袖和公民团体日益将诉求集中于总统直选。这一问题尤为迫切,因为全斗焕唯一一届七年任期将于1988年结束,如何选出其继任者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987年1月,首尔大学学生朴钟哲死亡,进一步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他在接受警方审讯期间死亡,而官方最初的解释隐瞒了使用酷刑的事实。案件曝光后,企图掩盖真相的内幕又陆续披露,使这起个人死亡事件与国家安全体制的整体运作联系起来。宗教组织、记者、律师及反对派活动人士推动了相关事实进入公共讨论。

4月13日,全斗焕宣布暂停有关修宪的讨论,并按现行制度完成总统权力交接。这一决定成为抗议活动的主要矛头。6月9日,学生李韩烈在首尔的一次示威中被催泪弹击中;他由另一名学生搀扶的照片广为流传,成为这场运动的标志性影像。他于7月去世。他受伤后不久,6月10日便爆发了全国性示威。

六月民主运动将学生与上班族、宗教团体、反对派支持者及其他城市居民团结在一起。示威不再局限于大学校园,而是蔓延至全国。参与人数之多、涉及社会阶层之广,使镇压的政治代价上升,也加大了政府孤立抗议者的难度。奥运会筹备工作以及国际社会可能作出的反应,构成了当时局势的部分背景,但迫使政府让步的直接压力仍来自示威本身。

6月29日,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宣布接受总统直选,并提出范围更广的改革方案。宣言内容包括恢复政治权利、扩大新闻自由及其他措施。全斗焕接受了这些改革提议。10月,修订后的宪法经公民投票通过,确立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五年且不得连任的制度,并强化宪法保障。这些制度安排构成了第六共和国的基础。

在1987年12月16日的选举中,卢泰愚以约36.6%的得票率获胜。金泳三和金大中分别参选,分散了反对派的大量选票。因此,这场选举既带来了制度上的民主化,也延续了原有统治精英的执政地位。1988年2月25日,全斗焕将总统职务移交给卢泰愚。此后劳工运动、独立新闻报道和国会调查的扩展表明,这一政治安排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使卢泰愚得以上台的选举程序本身。

调查、刑事判决与晚年生活

全斗焕卸任后,围绕其政府暴力行为与财务问题的质疑并未消散。1988年国会选举使执政党失去多数席位,为国会开展更有力的调查创造了条件。听证会审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的不法行为及对光州事件的镇压。1988年11月,全斗焕公开道歉,随后与妻子李顺子隐居于佛教寺院百潭寺。他后来返回首尔,但其行踪与公开露面仍持续受到关注。

在金泳三总统任内,对全斗焕提起刑事诉讼成为可能。金泳三政府还着手打击了支撑此前军事干政的军内关系网。1995年针对前总统秘密资金的调查引出了重大受贿案件。另有诉讼分别处理1979年12月的军事夺权及1980年5月的事件。有关五一八运动的特别立法帮助扫除了起诉障碍,法院则审议了涉及追诉时效,以及如何处理夺取国家政权过程中所犯罪行等宪法问题。

1996年8月26日,首尔一家初审法院以涉及军事叛乱、随后夺取政权及镇压光州事件的罪行,判处全斗焕死刑。法院还认定其受贿罪成立,并判令追缴约2205亿韩元的非法所得。1996年12月,上诉法院将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1997年4月,韩国大法院维持了主要罪名的定罪及无期徒刑判决。卢泰愚也在同一系列诉讼中被定罪入狱。

1997年12月,金泳三总统在候任总统金大中的支持下,特赦了全斗焕与卢泰愚。特赦使两人获释,但并未抹去审判所认定的历史事实,也未解决尚未完成的非法所得追缴问题。这一决定成为韩国转型正义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刑事追责确立了司法记录,而行政赦免则结束了两人的监禁。

资产追缴持续了数十年。由于全斗焕仍未履行全部追缴义务,检方对与其家属及关系人有关的财产和资金展开调查。2013年通过的立法强化了在特定条件下追缴由第三方持有的犯罪所得的机制。这场旷日持久的执行过程表明,取得有罪判决与实际追回腐败所得之间存在差距。

全斗焕还因其对光州事件的叙述而面临诉讼。2020年11月,法院认定他诽谤已故天主教神父曹喆铉(又名曹比五)的罪名成立。全斗焕在回忆录中指控这位神父谎称自己曾目睹镇压期间直升机开火。全斗焕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随后提出上诉。2021年11月23日,他在上诉尚未审结时于首尔家中去世。他的去世终结了该案中针对其本人的刑事追诉,但其他司法及公共机构仍继续就军方暴力、受害者身份认定及光州事件的文献记录开展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