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原则》**是关于大学表达自由的原则声明,由芝加哥大学制定,于2015年1月以《表达自由委员会报告》为题发布。该声明确认大学应致力于自由、开放的探究,包括讨论被认为具有冒犯性或令人反感的观点,同时承认可以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内约束表达和行为。这份声明成为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制定政策的范本。它是一套大学内部的制度框架,而非法律条文,也不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
起源与宗旨
芝加哥大学于2014年7月成立表达自由委员会,负责阐明大学共同体内部表达活动所遵循的原则。委员会的报告将这些原则置于该校长期捍卫思想探究、抵制压制争议性观点之压力的传统之中。
声明回应了大学生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如何在容纳激烈分歧的同时,维持教学、研究及参与学术活动所必需的条件。它认为,接触具有挑战性的思想是教育的一部分,大学通常不应让成员免于接触这些思想。
这份文件虽然通常被称为《芝加哥原则》,但它是一份简短的说明性声明,而非详尽的纪律守则。它确立了原则上应保障表达的立场,并划定了大致边界;各大学仍须将这些承诺落实为具体规则和程序。
核心承诺
质疑与挑战的自由
报告的核心承诺是赋予大学共同体成员广泛的自由,使其能够发言、写作、倾听、质疑和学习。这包括质疑公认的观点,以及提出被他人视为不受欢迎、错误、不道德或具有冒犯性的论点。
这些原则区分了保护表达与赞同表达内容。例如,允许一位有争议的演讲者到校演讲,并不意味着大学认同其观点。保护某种论点的表达,也不妨碍其他人对其提出批评。
在这一框架下,以某种思想具有冒犯性或被认为毫无价值为由提出反对,通常不足以成为压制它的理由。大学共同体成员应通过论证和证据来评价思想,而不是依赖校方排除不受欢迎的观点。
倡导文明,而非强求一致
声明承认文明交流和相互尊重的价值,但并不将文明得体作为表达受到保护的先决条件。否则,要求所有言论都悦耳或礼貌,可能成为实施审查制度的手段,在分歧激烈时尤其如此。
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取消职业行为规范,而是说,单凭维护文明交流的诉求,不应凌驾于大学对思想辩论的承诺之上。
允许抗议,但不得阻挠
这些原则保护批评演讲者、反驳其主张及表达反对意见的权利,同时也将这些活动与阻挠或干扰他人发言或让他人意见得到听取的行为区分开来。
其中一个重要含义是,反对某项活动,并不意味着有权阻止该活动举行。大学既有责任保护不同意见,也有责任维护讨论得以开展的条件。判断抗议何时构成被禁止的干扰,需要更具体的校内规则,并须考虑实际情境。
承认的限制
《芝加哥原则》并不认为所有形式的表达都不受限制。报告列举了大学可以加以限制的表达类别,包括:
- 违反法律的表达;
- 以虚假内容诽谤特定个人的表达;
- 构成真实威胁或骚扰的表达;
- 无正当理由侵犯重大隐私或保密利益的表达;
- 以其他方式直接妨碍大学正常运作的表达。
这些类别旨在构成有限的例外,而非普遍授权大学压制有争议的言论。报告强调,不应以违背大学对自由、开放讨论之承诺的方式运用限制措施。
例如,报告提到的诽谤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法律类别,而不是仅仅令人难堪或让人感到名誉受损的批评。同样,声明提及骚扰,也并非为所有被人感到具有冒犯性的表达设立普遍例外。
大学也可以合理规范表达活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以确保教学、研究及其他日常活动能够继续进行。这类规范针对的是表达的条件,并不意味着可以排斥特定观点。
与学术自由及宪法的关系
这些原则与学术自由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学术自由涉及教学、研究和学术探究所必需的自由。《芝加哥原则》则阐明了大学共同体内部范围更广的表达自由承诺,包括正式学术活动之外的辩论和受邀活动。
这两个概念都不意味着所有观点或成果都必须获得同等的学术认可。大学仍会通过学科标准、考核、编辑判断和同行评审来评价学术成果。保护某种论点的表达,并不意味着必须承认它是严谨可靠的学术成果、将其列为课程材料,或为其提供校方平台。
这些原则也必须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相区分。在美国,公立大学通常须遵守宪法对政府限制言论所设的约束。私立大学通常不以同样的方式受第一修正案约束,但可能受到立法、合同承诺及其他法律义务的约束。
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发布的声明,芝加哥框架表达的是大学自愿作出的制度承诺。它在任何一所具体大学具有何种法律意义,取决于适用法律,以及该校如何将其纳入自身政策。
采纳与实施
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和普渡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已经采纳了以芝加哥框架为基础的声明。采纳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认可原报告、将报告措辞纳入学校政策,或批准一份根据本校情况调整的声明。
单纯表示认可,并不能说明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得到了多么一贯的执行。实施情况取决于活动程序、纪律规范、安保安排、课堂规则和投诉处理流程等事项。
有效实施还要求明确由谁作出决定,以及如何对有争议的限制措施进行复核。如果可能施加处分,那么除了保障表达的实质性承诺外,程序保障和正当程序也同样重要。
大学的机构中立与持续存在的问题
《芝加哥原则》经常与芝加哥大学的**《1967年卡尔文报告》**一同讨论,但两份文件处理的是不同问题。《卡尔文报告》讨论的是大学作为机构在政治和社会争议中的角色,以及大学在机构层面保持克制的理由。《芝加哥原则》则关注大学共同体内部的表达自由。采纳其中一份文件,并不自动意味着采纳另一份。
这一框架仍留下一些无法仅凭确认表达自由便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包括如何区分受保护的抗议与实质性干扰,如何执行反骚扰规则而不将单纯的意见分歧视为不当行为,以及如何处理安全问题而不让干扰威胁决定哪些观点能够得到表达。
开放表达与平等参与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持续存在的议题。大学可能需要应对违法歧视、无障碍方面的障碍,或针对特定对象的不当行为,同时为存在争议的讨论保留空间。《芝加哥原则》确立了原则上强烈反对压制思想的立场,但并未提供一套完整程序,用以解决这些义务之间的所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