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德兰海战于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丹麦日德兰半岛以西的北海海域进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舰队交战,也是英德两国主力舰队在这场战争中唯一一次全面交锋。约翰·杰利科海军上将爵士指挥的大舰队,在戴维·贝蒂海军中将爵士所率战列巡洋舰部队的支援下,与赖因哈德·舍尔海军中将指挥的公海舰队及弗朗茨·希佩尔海军少将指挥的侦察部队交战。参战军舰约有250艘。在德国,这场战役通常被称为斯卡格拉克海战。
战斗由双方侦察部队的遭遇战发展为主力舰队的交锋,随后双方在混乱中于夜间撤离。英国损失14艘舰艇,阵亡6,094人;德国损失11艘舰艇,阵亡2,551人。德军给英军造成了更大的装备和人员损失,但未能打破英国对北海的控制,也未改变决定海战格局的战略力量对比。双方都宣称获胜,使这场战役的战术结果与战略后果之间的区别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
日德兰海战展现了工业时代海战的能力及其局限:远程重炮、集中式火力控制、无线电情报、鱼雷攻击,以及在烟雾弥漫、能见度不佳的环境中作战的重装甲军舰。因此,对这场战役的解读不仅取决于双方的损失与机动,还取决于两支舰队各自肩负的任务,以及指挥官如何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北海的战略态势
英国参战时,粮食、原材料的供应、与帝国各地的联系以及军队的调动,都依赖海上交通。因此,英国皇家海军的职责远不止击败敌方军舰,还必须保护商业航运、支援军事行动,并在避免主力舰队遭受不必要损失的同时,持续对德国施加压力。英国的海上优势也限制了德国水面舰艇部队在大西洋的行动自由。
1914年以前的英德海军军备竞赛,造就了两支实力强大却并不对等的作战舰队。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主导下的德国海军政策,旨在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使得即便是英国,与德国开战也要承担巨大风险。然而,英国仍保持着数量优势,并将大部分现代化主力舰艇集中在本土水域。地理条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优势:德国在北海的主要基地位于德意志湾内,通往这些基地的水道水浅且防守严密,而英国舰队则可在北海北部各出口一带活动。
英国并未在德国港口外近距离实施不间断封锁,而是建立了一套由远距离拦截、巡逻、雷区和出入航道管制组成的体系。对德封锁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对商船的检查,以及针对中立国贸易施加的外交压力,其经济影响随着时间推移逐步累积。德国主力舰队威胁着英国的海上行动,牵制了大量英国兵力,但仅仅维持这支舰队的存在,并不足以打通德国的海上贸易航线。
因此,德国指挥官力图寻找机会,逐步削弱英国的优势。炮击英格兰沿岸、出海侦察、部署潜艇以及攻击孤立编队,都可能将英国舰艇引入不利位置。此前的交战,尤其是1915年1月24日的多格尔沙洲海战,既展现了此类行动的潜力,也暴露了其中的风险。在多格尔沙洲,德国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被击沉,而英方的信号传递失误则让其余德国舰艇得以逃脱。
1916年1月出任公海舰队司令的舍尔,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水面作战战略。他的目标并非单纯寻求与英国大舰队全军展开势均力敌的决战,因为德国在数量上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相反,他希望迎击英国舰队中一支脱离主力的部队,在增援抵达前将其摧毁,从而为后续行动改善双方力量对比。相比之下,杰利科的职责是在把握有利时机击败德国舰队的同时,保住本已足以服务英国战略目标的海上优势。双方处境与目标的这种不对称,塑造了日德兰海战中的各项抉择。
舰队、指挥官与作战体系
参加日德兰海战的英国兵力共有151艘军舰,包括28艘无畏战列舰和9艘战列巡洋舰。德国兵力共计99艘军舰,包括16艘无畏战列舰、6艘较老的前无畏战列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双方还投入了轻巡洋舰,以及数量可观的驱逐舰或鱼雷艇。这些小型舰艇负责侦察、掩护大型军舰、实施鱼雷攻击,并对抗敌方的小型舰艇编队。
杰利科以战列舰“铁公爵”号为旗舰,指挥大舰队。他的主力作战舰艇以数列平行纵队接近战场,可展开为单一战列线。贝蒂以“雄狮”号为旗舰,指挥战列巡洋舰队,在主舰队前方行动,负责搜索敌军并与敌方侦察兵力交战。临时配属贝蒂指挥的还有海军少将休·埃文-托马斯率领的第5战列舰分舰队,由快速战列舰“巴勒姆”号、“勇士”号、“厌战”号和“马来亚”号组成。这些军舰装备15英寸舰炮,防护厚重,使该编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舍尔的旗舰是“腓特烈大帝”号。他的主舰队包括多个现代无畏舰分舰队,以及一支由6艘前无畏舰组成的后卫分队;后者航速较低,增加了舰队行动的难度。希佩尔的第1侦察舰群由“吕措”号、“德弗林格尔”号、“塞德利茨”号、“毛奇”号和“冯·德·坦恩”号战列巡洋舰组成。希佩尔最初以“吕措”号为旗舰。德国战列巡洋舰的主炮口径通常小于英国同类舰,但拥有坚实的防护、精心设计的内部水密分舱,以及有效的损害管制措施。
大型军舰作战时,依靠由光学测距仪、弹着观测人员、标绘仪器和向各炮塔统一下达的射击指令构成的体系。舰炮火力控制需要不断估算敌舰的距离、航向和航速,同时还须考虑本舰运动的影响。舷侧齐射看似简单,背后却是一套要求极高的观测与修正流程。烟雾、炮弹落水激起的水柱、薄雾和突然转向,都可能打断这一流程。
指挥同样依赖容易受干扰的通信手段。旗语在视距内很有用,却可能被遮挡或遭到误读。无线电报能够传得更远,但发送、译码、分发和解读都会造成延误。报告敌方位置,既要准确估计观测舰自身的位置,也要准确估计目标的方位和距离。两支舰队都没有雷达。因此,数量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有效火力:军舰必须找到目标、正确识别目标、保持接触,并接收到可据以行动的命令。这些制约因素,无论在最初的战列巡洋舰交战中,还是在杰利科后来的舰队展开过程中,都起着关键作用。
情报与双方的作战计划
日德兰海战的起因,是德国试图将水面舰艇作战与潜艇伏击相结合。德方原先计划袭击桑德兰,但因条件不允许飞艇按计划实施侦察,遂调整了方案。修改后的计划派遣希佩尔的侦察兵力驶向斯卡格拉克海峡,舍尔的主力舰队则尾随支援。德方仍然希望,英国舰队在应对德国舰队的行动时,会被诱入一场对德国有利的交战。
德国潜艇此前已部署在英国基地附近及英舰可能经过的航线上。它们既承担侦察任务,也负责削弱敌方兵力:既可报告英国舰队出港的消息,也可能在水面交战前击伤其主力舰。实际情况是,这道潜艇警戒幕并未显著削弱抵达日德兰海域的英国兵力。作战海域过于广阔、时机、能见度,以及潜艇难以抢占对高速航行军舰的射击阵位,都限制了其效能。
英国凭借海军部的海军密码破译机构第40室,掌握了重要的情报优势。缴获的德国密码资料、截获的无线电通信以及对通信活动的分析,使英国情报部门能够察觉德方即将展开行动的迹象。因此,大舰队与贝蒂的舰队于5月30日便已出航,早于德国舰队在5月31日凌晨离开基地的时间。英国舰队的行动并非仅仅是对海上目视接触作出的反应。
这一优势虽相当显著,却并不全面。无线电侦听无法持续、准确地掌握德国舰队的动向。呼号、发报台的位置,以及对指挥部署的推断,都可能造成误导。5月31日,杰利科收到的情报错误地表明,具有德国旗舰识别特征的无线电活动仍来自其基地。确定无线电发射位置与确定指挥官座舰位置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情报帮助英国舰队进入了有利位置,却未能准确告知杰利科将在何时、何地遭遇舍尔。
双方舰队逐渐接近,但两位指挥官都未掌握完整态势。侦察兵力发生接触时,贝蒂正驶向与杰利科会合的地点。5月31日约14时20分,正在查验丹麦商船 N. J. Fjord 号的轻型舰艇发现了敌方舰只。巡洋舰和驱逐舰之间的交火使冲突扩大,战列巡洋舰也随之投入战斗。
阅读日德兰海战的记载时,须留意时间标注:英德双方的记录采用不同的计时标准,后来的重建叙述也并非在每一分钟上都相互吻合。此处的事件顺序采用英语历史著作中常用的英国时间。作战层面的关键事实是,双方舰队最终卷入的这场战斗,其实际形态都不在各自原定计划之内:德国原本希望攻击一支孤立的英国舰队,而英国虽已根据情报出动截击,却并不掌握敌军的完整部署。
战列巡洋舰交战:向南航行与向北航行
5月31日约15时48分,贝蒂的六艘战列巡洋舰与希佩尔的五艘战列巡洋舰在大致向南航行的同时开始交火。这一阶段后来被称为“向南航行”。希佩尔正将英军引向舍尔率领的、正在接近的主力舰队。贝蒂试图与德国战列巡洋舰交战,但第5战列舰分舰队起初落在后方数英里处。该分舰队未能及时参战,既是因为其在编队中的位置,也因为两支部队不常协同作战,在传达机动指令时遇到了困难。
最初的交火暴露了英军在火力分配和防护方面的弱点。一些德国舰艇起初承受的火力低于英军原定安排,而德军炮火很快便取得了造成严重损伤的命中。贝蒂的旗舰“雄狮”号一座炮塔被炮弹击中,险些遭到毁灭。弗朗西斯·哈维少校虽已身负致命伤,仍下令向该炮塔的弹药库注水。这一举措帮助阻止了火势引发灾难性的弹药库爆炸。
约16时02分,“不倦”号遭“冯·德·坦恩”号击中后发生致命爆炸。约16时26分,“玛丽王后”号在德国战列巡洋舰的炮火下也发生爆炸并沉没。两舰均仅有极少数人员生还。这些损失并非舰体逐渐进水所造成的普通沉没,而是火势蔓延至弹药舱室或引发灾难性爆炸,导致主力舰迅速毁灭。
随后,第5战列舰分舰队的四艘战列舰以强大的舰炮有效投入战斗,在远距离上命中德国舰艇。它们的参战意味着,南向交战并不只是防护薄弱的侦察舰艇之间的较量。不过,贝蒂的部队此时正逐渐接近德国主力舰队。由威廉·古迪纳夫海军准将指挥的轻巡洋舰“南安普敦”号发现并辨认出舍尔的战列舰,随即发出了报告。
约16时40分,贝蒂掉头向北。战斗的性质就此改变:贝蒂不再跟随希佩尔驶向德军支援部队,而是试图将德军引向杰利科。埃文-托马斯的分舰队转向较晚,在撤离时遭到猛烈炮击。其战列舰虽承受重创后仍得以幸存,但这一插曲表明,信号传达延误以及与敌方战列线距离过近会带来巨大风险。
在“向北航行”阶段,能见度越来越不利于德军观察,而英军的侦察报告仍不完整,质量也参差不齐。希佩尔继续追击,舍尔则紧随其后。杰利科正率领英国主力舰队从北方接近,但在下令舰队展开为战列线之前,他仍需确定敌军方位。因此,这场战列巡洋舰交锋在不同时刻产生了相反的结果:起初是希佩尔将贝蒂引向舍尔,随后则是贝蒂将德国舰队引向一支规模大得多的英国舰队。
舰队展开与战列舰队交锋
杰利科面临的关键指挥难题,是在不知道德国舰队确切位置的情况下,如何将正在接近战场的战列舰从巡航时的多路纵队展开为单一战列线。如果选错展开方向,英国舰队的部分舰只可能会离敌舰过近、射界受到遮挡,或在尚未完成编队时便暴露于敌方火力之下。贝蒂和侦察巡洋舰发来的报告虽有帮助,但烟雾和不确定的舰位使杰利科无法获得清晰、完整的战场态势。
约18时15分,杰利科下令向左舷展开,以最东侧纵队为基准组成战列线。这使英国舰队横亘在舍尔先头舰只的航路上。这一机动形成了经典的T字横头优势:横列于敌方纵队前方的舰只能够发挥舷侧火力,而敌方先头舰只能够用于还击的火炮则较为有限。能见度不佳,使英国各艘战列舰无法同等充分地利用这一有利位置,但德国舰队仍遭到了优势兵力的集中炮击。
舰队展开之际,英军又蒙受了损失。霍勒斯·胡德海军少将率领的第3战列巡洋舰分舰队已投入战斗,其旗舰“无敌”号于约18时34分中弹爆炸,全舰仅六人生还。附近的装甲巡洋舰“防御”号因过于接近双方战列线、陷入险境而被击毁。“勇士”号遭到重创,后来被弃舰。“厌战”号的操舵装置一度卡死,在德军集中火力下绕圈航行,但幸存下来,随后返回港口。
舍尔意识到危险后,下令各战列舰同时转向掉头。这一机动不是让各舰跟随领舰依次通过同一个转向点,而是让所有舰只同时转向。德国舰队凭借娴熟的操舰能力,借助烟雾和不断恶化的能见度撤离。随后,舍尔又转向英国舰队,使自己的舰队再次陷入极为不利的交战态势。历史学家对他这样做的动机一直存在争论,其中的解释包括试图恢复行动自由,以及避免被进一步逼离基地。
约19时15分至19时20分,舍尔再次命令舰队撤离。德国战列巡洋舰冒着猛烈炮火向前推进,鱼雷艇则朝英国战列线发起攻击。这些行动既掩护了舰队撤退,也使杰利科的战列舰面临水下武器的威胁:无论主力舰的火炮多么强大,鱼雷都可能使其丧失战斗力或将其击沉。杰利科转向远离德舰,以降低鱼雷攻击带来的危险。
这一选择后来成为这场海战的主要争议之一。它给了舍尔更多脱身空间,但也符合鱼雷威胁下的应对原则,以及杰利科维护舰队战略优势的职责。英国舰队曾两次占据有利的交战位置,却都未能借此摧毁德国战列线。随着天色渐暗,进行有序远程炮战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夜战与德军突围
入夜后,杰利科令大舰队大致向南航行,力求继续占据德军舰队与其基地之间的位置。他无意让双方主力舰队在夜间展开全面交战。黑暗大大削弱了远程舰炮的效用,也增加了遭受鱼雷攻击、发生碰撞、误认目标和队形混乱的危险。在近距离夜战中,英国舰队的数量优势能发挥多大作用,更难预料。
舍尔当时的首要目标,是抵达穿过德国雷区的已扫雷航道,经霍恩礁航线返航。为此,他的舰队必须从英国舰队队形的后方横穿而过。由此引发了一连串激烈却零散的交战,参战舰艇包括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偶尔还有战列舰。英军个别舰艇或分队曾遭遇德军大型编队,但它们发出的报告未能让杰利科及时、清楚地掌握德军通过的情况。
夜战依赖识别信号、探照灯、战备状态,以及在极短时间内有效开火的能力。德国舰艇为这类作战条件做了充分准备,往往因此占得先机。然而,双方都无法掌控黑暗中的局势。己方编队可能被误认为敌军,炮火只能短暂照亮目标,而在指挥官弄清发生了什么之前,舰艇可能又已消失在烟雾或夜色中。
英国装甲巡洋舰“黑王子”号与舰队失散后,在夜间接近德国战列舰,遭击沉,全舰官兵无一生还。英国驱逐舰的攻击也给德军造成了重大损失。6月1日凌晨,老式战列舰“波美拉尼亚”号被鱼雷击中后爆炸,同样无人生还。数艘英国驱逐舰在这些交战中沉没或遭受致命损伤;德国轻巡洋舰“罗斯托克”号则中雷,后来被凿沉。另一艘德国轻巡洋舰“埃尔宾”号因碰撞受损而被弃舰。
在日间战斗中遭到重创的战列巡洋舰“吕措”号已无法保住。舰艏不断进水,削弱了该舰的航行能力,也威胁到其浮力。舰员转移后,德国鱼雷艇将其击沉。希佩尔早在战斗期间便已离舰,最终将旗舰旗帜转移至“毛奇”号。“塞德利茨”号也严重受损,舰艏深深下沉,历经艰难返航才抵达安全水域。
到拂晓时,舍尔的主力已穿过英军舰队后方,正接近受保护的水域。杰利科试图重新发现德军,但缺乏足够可靠的情报,无法实施拦截。若继续向德国海岸防御区推进,既不能保证与敌交战,又会面临水雷和潜艇的威胁。因此,两支舰队各自返回基地。未能在夜间截住舍尔,是德国舰队得以保全的关键;但这一结果源于多次局部交战及情报传递失误,而不是一场持续进行、敌情始终清晰可见的追击。
舰艇损失、弹药安全与作战表现
英国损失了“不倦”号、“玛丽王后”号和“无敌”号三艘战列巡洋舰、三艘装甲巡洋舰及八艘驱逐舰。德国损失了“吕措”号战列巡洋舰、前无畏舰“波美拉尼亚”号、四艘轻巡洋舰及五艘鱼雷艇。英国损失舰艇的总吨位约为113,000吨,德国则约为62,000吨。公认的阵亡人数为英方6,094人、德方2,551人。这些数字说明,若以舰艇和人员损失衡量战果,德国声称获胜是颇有说服力的。
英国战列巡洋舰的毁灭引发了一些疑问,单纯比较装甲厚度并不足以解答。炮弹穿透装甲是起因,但火势沿弹药输送和操作舱室蔓延才是关键。柯代无烟火药作为发射药,燃烧时可能极其猛烈;大量发射药封闭存放在弹药库内,则可能引发灾难性爆炸。防焰设施、舱门、扬弹机、弹药操作室和弹药操作规程共同构成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安全体系。
追求高射速的压力,促使部分英国舰艇采用了削弱这一体系的做法,包括在弹药库外堆积发射药,以及采用有损防焰隔离效能的布置。对于每一艘沉没舰艇,其毁灭的具体过程都无法以同等程度的把握加以还原。不过,一个更普遍的结论已经得到充分证实:舰艇的易损性取决于装甲被击穿、发射药特性、内部设计与操作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雄狮”号在向受到威胁的弹药库注水后得以幸存,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
德国舰艇也并非无懈可击。“吕措”号因进水而损失,“塞德利茨”号也险些沉没。其他德国舰艇能在猛烈炮火下幸存,不仅得益于装甲,也有赖于有效的水密分舱、损害管制和弹药安全措施。“塞德利茨”号在多格尔沙洲海战中曾发生严重的炮塔火灾,这一教训促使德方作出改进,以防火焰蔓延至弹药库。在日德兰海战中,当舰艇遭到多枚大口径炮弹命中时,这些准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弹药同样暴露出不足。一些穿甲弹在穿入足够深的位置之前就已破碎或爆炸,未能造成与其口径相称的破坏。战后的研制工作改进了英国穿甲弹,通常与后来被称为“绿男孩”的炮弹联系在一起。炮术表现也因部队和战斗阶段而异:德国战列巡洋舰在交战初期表现出色,而英国战列舰则在能见度和射击机会允许时,于远距离命中敌舰并造成重创。
因此,不能仅凭所谓舰艇、舰员或技术上的优越性,就对这场战役作出单一解释。作战表现取决于目标的可见程度、训练、装备设计、弹药、指挥体系以及偶然因素。一艘舰艇即使射击精准,也可能遭受致命损伤;另一艘舰艇则可能因为进水范围得到控制,或某枚炮弹未能有效爆炸而幸存。因此,日德兰海战留下的技术教训既具体又广泛,不能简化为某一国海军在各方面都更胜一筹。
直接结果与更广泛的海上战争
德国政府将日德兰海战宣称为一场胜利,着重强调英国主力舰遭到击沉,以及双方损失对比对德国有利。英国最初发布的公告承认损失惨重,却未能同时说明英方取得了相应的战果,因而引发了失望和批评。公众往往认为,大规模舰队交战理应以英国取得辉煌胜利而告终,重现以往海战的荣光。公海舰队得以保存,加之英国损失了三艘战列巡洋舰,使这种公众期待与英国海军部的战略评估难以相容。
然而,从作战层面看,大舰队仍是实力更强的一方。英国在无畏型战列舰数量上依然占优,并继续控制着通往外海的通道。德国未能以可接受的代价歼灭一支孤立的英国舰队;相反,德国舰队在与英国主力战列舰队交锋后,仅仅是侥幸脱身。数艘幸存的德国主力舰需要大规模维修,短期内难以投入作战。英国在海战中损失惨重,但这并未妨碍大舰队继续作为北海占主导地位的水面作战力量。
封锁仍在持续。德国商船未能恢复不受限制地进入海外市场的能力,英国的海上交通线也未因这场海战而被切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英国舰队未能歼灭对手,日德兰海战仍维持了英国所需的战略态势。海上力量可以通过持续控制与威慑来实现政治和经济效果,而不必依靠一次又一次的决战。
公海舰队并未从此丧失行动能力。此后它仍进行了多次行动,包括1916年8月18日至19日的出击,并继续影响英国的作战规划。它的存在迫使英国在本土水域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不过,日德兰海战进一步表明,依靠一次水面交战扭转英国优势十分困难。舍尔在战后评估中强调了舰队行动的局限,并指出,从德国的角度看,无限制潜艇战具有更大的战略潜力。
德国于1917年2月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这一决定源于更广泛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考量,而非仅仅由日德兰海战促成。其目的是以超过英国补充损失或安排替代补给能力的速度,摧毁英国商船。这场作战行动也促使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
因此,日德兰海战既未标志着战列舰的消失,也未意味着北海海上冲突的结束。其意义在于,德国动用了所能集结的最大规模水面兵力,却未能改变双方根本的战略关系。此后的海上战争越来越取决于潜艇、商船、水雷、护航组织以及封锁能否持久,而双方战列舰队仍对彼此构成强有力的制约。
指挥争议、历史解读与纪念
围绕日德兰海战的争论几乎在战后立即展开。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贝蒂对开局战斗的指挥、杰利科的舰队展开及其对鱼雷攻击的应对、通信与侦察的失误,以及舍尔在舰队交战期间的决策。各种评价往往体现了不同的成败标准。如果以歼灭敌舰的机会为衡量尺度,那么一位以保全不可或缺的战略优势为己任的指挥官,就可能显得过于谨慎。
贝蒂与杰利科之间的对比,在英国的讨论中尤具影响。贝蒂勇于进取的公众形象,以及他于1916年末接掌大舰队,都助长了这场争论;杰利科及其支持者则强调情报不完整,以及鱼雷和水雷带来的风险。贝蒂的批评者指出了信号传递失误、对第5战列舰分舰队的指挥处置不当,以及敌方位置报告不够准确等问题。杰利科的批评者则认为,他的机动和夜间部署让已被击败的敌军得以逃脱。
官方记述、回忆录、参谋部门编写的战史,以及作战档案的开放,不断影响着后来的解读。朱利安·科贝特在英国海军作战官方战史中撰写的叙述,成为争议的一部分,后来海军参谋部门对战斗经过的重构也是如此。困难并不只在于各方立场偏颇。各舰时钟并不一致,依靠航位推算得出的位置不够准确,观察人员也经常误认远处的舰船。战后编绘的海图可能让战局显得清晰明了,但当时没有任何一位指挥官掌握这样的全局。
现代研究通常将战术战果与战略结果区分开来,而不强行用一个结论概括两者。德国给对方造成了更重的损失,并成功使主力舰队脱离战场;英国则保住了其战争努力所依赖的制海权。这两个判断并不相互抵消。同样,承认杰利科成功完成了舰队展开,并不意味着必须将英方的每一项决策都视为最优选择;肯定德国的炮术与舰队指挥,也不意味着舍尔实现了最初的作战目标。
这场海战至今仍是海洋考古学研究与纪念活动的重要主题。沉船调查为舰船受损情况、爆炸及沉没舰船的保存状况提供了证据,不过沉船遗址无法消除文字记录中的所有疑点。未经许可的打捞已破坏了一些遗址,也增加了保护工作的难度。依据《1986年军事遗骸保护法》指定的英国沉船受到法律保护,体现了它们作为军事遗存及大量人员丧生之地的地位。
纪念碑、海军博物馆、舰船藏品和家族档案,保存着约8,600名阵亡者的经历。2016年海战百年纪念活动中,英国与德国均参与了纪念。在丹麦的蒂博伦,日德兰海战博物馆及附近的纪念景观,将这场战役置于其发生的北海环境之中,把舰队的行动与那些随舰未归的船员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