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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视觉艺术与建筑 / anamorphosis

变形透视

变形透视是一种刻意扭曲图像的表现方法,只有从特定视点观看或借助光学装置,图像才会显现正常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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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透视文艺复兴艺术装置艺术矩阵(数学)射影几何菲利波·布鲁内莱…莱昂·巴蒂斯塔·阿…列奥纳多·达·芬奇变形透视

变形透视是一种图像表现方法:通过刻意扭曲图像,使其只有在特定的观看条件下,才呈现出可辨识的形态、协调的比例或令人信服的空间感。这些条件可能包括从异常倾斜的角度观看、观察曲面镜中的倒影,或借助能够还原畸变的光学系统。在视觉艺术中,变形透视使观看者所处的位置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某个位置看似支离破碎或难以理解的图像,换一个位置观看,便可能显现为一张面孔、一件物体、一段文字或一个几何图形。

变形透视与线性透视密切相关,其发展既体现了几何投影的实际应用,也展示了视觉形象如何随视点而变化。它的历史串联起文艺复兴艺术、数学论著、宗教装饰、光学娱乐以及当代装置艺术。道路标线、透视校正广告、投影图像和变形宽银幕摄影也以相关原理为基础,不过,这些应用并不都具有历史上变形透视图画所特有的隐藏图像效果。

几何原理与主要形式

常规透视画与变形画可以遵循相同的几何原理。两者都在视点、所表现的物体或图像,以及绘制图形的表面之间建立关系。区别主要在于观看方式。常规画作通常预设观者从接近正面的方向观看,而透视变形画可能要求观者的眼睛靠近画面所在的平面,或以很小的夹角沿该平面望去。那些从正面看显得过度拉长的形象,此时便会在观者的视野中呈现出预期的比例。

一种简单的作图方法,是先设想一幅直立的画面,并选定一个观察点。从该点出发,经过画面中的重要特征绘制直线,直至这些直线与承接图像的表面相交;这个表面可以是地面或墙面。这些交点决定了相应的图形应当绘制在何处。艺术家可以借助方格网、绳线、测定的坐标或投影仪完成这一过程。即使表面不规则,同样的原理依然适用:每一处可见的图形都必须位于相应的视线上,即便不同部分分别落在不同的建筑构件上。

对于从同一中心观察的两个平面,其映射是一种平面射影变换,也称为单应变换。用齐次坐标可写为

(uvw)=H(xy1),(X,Y)=(uw,vw),\begin{pmatrix} u\\ v\\ w \end{pmatrix} = H \begin{pmatrix} x\\ y\\ 1 \end{pmatrix}, \qquad (X,Y)=\left(\frac{u}{w},\frac{v}{w}\right),

其中,HH 是一个非奇异的 3×33\times3 矩阵。除以 ww 这一步至关重要:它使缩放程度能够随图像位置而变化,而非处处一致。这正是一般透视变换与单纯沿水平方向拉伸图像的区别。此类作图属于射影几何的范畴;在这一领域中,关联关系与直线性是基本性质,而长度和角度则不必保持不变。

透视变形画,又称斜视变形画,只是其中一种主要形式。镜面变形画采用经过特殊扭曲的图像,其在圆柱、圆锥或其他曲面反射体中的映像会恢复为可辨认的比例。光学变形画则可利用透镜或其他成像系统。这些类别对应不同的物理机制;曲面镜或透镜引入的非线性变换,通常无法用单一的平面单应变换来描述。

变形画也不同于普通的透视缩短和错视画。透视缩短表现的是向纵深延伸的形体,而错视画力求使画中之物看起来如实物般存在。变形画则特别依赖于图像在通常观看方式下的外观与在指定观看条件下的外观之间的差异。这些类别也可能相互重叠:一幅地面画在构图方法上可能属于变形画,同时又以行人脚下仿佛裂开洞口的幻象,产生错视画的效果。

文艺复兴时期的实验与荷尔拜因的《大使们》

十五世纪意大利系统性透视法的发展,为变形透视提供了概念工具。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的相关实验,以及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于1435年发表的绘画论述,使眼睛、画面平面与所描绘空间之间的关系成为明确的研究对象。变形透视的构图并未否定这一框架,而是利用了常规透视绘画通常避免的条件,尤其是极端的观看角度,以及与观看者视线严重偏斜的画面。

现存最早的一批有意运用变形透视的习作,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几幅素描。这些作品通常被认为绘于十五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保存在《大西洋古抄本》中。其中一个被拉长的儿童头部和一只眼睛,从斜角观看时便更容易辨认。它们的重要性不在于题材有多复杂,而在于清楚地区分了图画本身的实际形状与从选定位置观看时呈现的形状。这些作品表明,透视法不仅可以逼真地描绘物体,也可以用来隐藏或变换图像。

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例子,是小汉斯·荷尔拜因于1533年绘制的《大使们》,现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这幅画的长宽均约两米,描绘了让·德·丹特维尔和乔治·德·塞尔夫,两人身旁的架子上摆放着仪器、书籍和其他物品。画面前景下方横着一个硕大、浅色、沿对角线拉长的形体。从画作侧面某个合适的斜向位置观看,这个形体便显现为一颗人的头骨。

这颗头骨为一幅原本清晰易辨的双人肖像引入了第二种观看方式。从最能看清人物及其物品的正面位置观看,头骨是扭曲的;而从能使头骨恢复正常形态的位置观看,主体场景又会被严重压缩。因此,两种图像无法同时在同样有利的条件下被观看。这种结构上的对立是作品产生效果的关键,而不只是给一幅原本常规的画作增添的巧妙细节。

头骨属于既有的死亡意象,人们通常将其与虚空画及“勿忘人终有一死”(memento mori)的传统联系起来讨论。这种关联有充分依据,但对画作最初观看顺序所作的更具体重构,仍属于解释性的推测。有人认为,这幅画原先安装在门口或楼梯旁;这样的设想可以解释移动中的观者如何发现头骨,但其最初的确切陈设方式尚无可靠定论。画面上可见的这一手法足以证明荷尔拜因对透视法的娴熟掌握,但不应认为画作最初所处的建筑环境及其展示安排也同样确凿。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变形透视同时发挥着多重作用:它既是几何实验,也是艺术技巧的展示、视觉谜题和意义的载体。荷尔拜因的例子尤其意义深远,因为其中扭曲的图像并不只是一幅等待被发现的秘密肖像。它改变了身体移动、对画面的认知,以及主体场景中所描绘物品三者之间的关系。

十七世纪的论著与光学文化

十七世纪,畸像成为透视学、趣味数学和光学效应相关的大量著述所探讨的内容。印刷图解使构图方法得以复现,演示则将几何知识转化为引人入胜的奇观。宗教修会、宫廷、作坊以及学者交流网络都参与了这一文化。同一种光学手法,可以用于教学、宗教虔修、娱乐,也可以用于展示精湛的技艺。

其中一位核心人物是法国最小兄弟会修士、数学家让-弗朗索瓦·尼塞龙(1613—1646)。他的《奇妙透视法》(La perspective curieuse)于1638年在巴黎出版,通过几何作图步骤和图版,讲解不同寻常的透视构图以及借助镜面显现的图像。他的拉丁文著作《光学奇术》(Thaumaturgus opticus)于1646年问世。这些著作并未将畸像呈现为无法解释的奇迹,而是展示了如何通过有控制地安排表面、视线和观看位置,产生看似非凡的效果。

尼塞龙也创作过大型畸像壁画。17世纪40年代,他与同属该修会的埃马纽埃尔·迈尼昂,在罗马山上天主圣三修道院的走廊中创作了重要的畸像作品。迈尼昂绘于1642年的保拉的圣方济各像,是现存作品中尤为重要的一例。从预设位置沿走廊望去,拉长的笔画便组合成圣人的形象;若从较正面的角度观看,这些笔画在墙面上的分布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走廊不只是承载图像的空间:其纵长的轴线使观看者能够实际获得所需的斜向视线。

其他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则将畸像置于更广泛的光学奇观领域之中。阿塔纳修斯·基歇尔的《光与影的大艺术》(Ars magna lucis et umbrae)于1646年问世,加斯帕尔·肖特的《自然与技艺的普遍魔法》(Magia universalis naturae et artis)则于1657至1659年间分四卷出版,其中收录了光学和数学方面的趣味内容。在这一语境下,“魔法”可以指凭借对自然的认识而产生的效果,而非超自然力量的介入。镜子、透镜、投射光以及透视构图,都是彼此交叠的演示手段。

这类著作也揭示了图解在实践中的重要性。单凭文字解释变形过程,可能难以理解;而借助网格作图,读者便可以逐点转绘图案。不过,复制仍然需要格外细心。印刷图版的比例发生变化、抄绘网格时出现差错,或镜面直径不正确,都可能削弱预期效果。要实现这种光学效果,就必须保持图像与观看装置之间的相互关系。

历史术语 anamorphosis 源自与“重新成形”有关的希腊语词素,后来成为这类变换的统称。后世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可能使早期的各种实验看起来像是一场统一而延续不断的艺术运动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创作者的目的差异很大。宫廷中的视觉谜题、用于宗教虔修的走廊图像,以及数学教学图版,虽然运用了相同的几何原理,却未必面向相同的受众,也未必承载相同的意义。

镜面畸变画与反射图像

镜面畸变画以曲面反射镜取代特殊的观看位置,或作为其补充。最常见的布置方式,是在绘有畸变图案的平面纸张上,竖直放置一个抛光圆柱。直接用肉眼观看时,印制或绘出的线条和色块往往呈现为展开的扇形、月牙形或环形图案;而在圆柱镜中,它们则显现为较为熟悉的图像。光学中研究反射成像的分支,传统上称为反射光学。

这一现象遵循的物理定律是:以反射点处的法线为基准测量,入射角等于反射角。圆柱镜表面的法线方向沿圆周连续变化。因此,纸张上不同位置的线条和色块,会以不同的方式将光线反射到观看者眼中。要使图像成功还原,就必须考虑圆柱的尺寸和摆放位置、图案的朝向,以及预定的观察点。仅仅将普通图像沿圆周环绕排列或拉伸,通常无法得到精确的构图。

理解这一过程的一种有效方法,是反向追踪光线。对于希望在所见图像中呈现的每一处特征,都从观察者的眼睛出发,将一条光线追踪至镜面,再依据反射定律继续追踪至承载图案的表面。这条反射路径与承载面相交的位置,就决定了相应笔画或色点应当落在哪里。重复这一操作,便能生成畸变图案。历史上的制作者采用几何作图和网格转绘法;现代系统则可以通过数值计算求出这种映射关系。

圆锥镜使周围图案与其反射形象之间形成不同的对应关系。倾斜的镜面既改变了反射的几何关系,也改变了便于观看成像的位置。形状更复杂的反射物体还会带来额外的畸变、局部不可见和可能的遮挡。因此,并不存在一种通用的“镜面畸变”变换:镜面形状、图像承载面和视点的每一种组合,都构成一个独立的光学问题。

镜面畸变画曾以版画、装饰品和光学趣玩物的形式在欧洲流传,在现存的东亚器物和收藏中也能见到。肖像及其他容易辨认的题材尤其适合这种形式,因为观看者很容易判断,那些看似杂乱的线条和色块是否还原成了可辨识的形象。便携式圆柱镜使这一效果可以反复呈现,无须依赖长廊或建筑装置。

镜面也改变了隐藏与显现之间的关系。在斜视透视畸变画中,观察者通常需要移动位置,才能找到图像。而在圆柱镜畸变画中,观察者则可能通过放入或重新摆放一个物体,使图像变得清晰可辨。装置由此成为图像表现的一部分。没有正确的反射镜,留存下来的纸张便只是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缺少演奏条件的印刷乐谱,保存的是指示,而非完整的演出。

建筑幻象与空间组织

变形透视的原理在建筑中尤其能发挥作用,因为建筑本身就制约着人的移动、视线和通行。壁画可以预先考虑观者站在门口、穿行于长廊,或从指定位置向上仰望时的观看情形,其比例也可以根据观者的身高和观看距离加以调整。在小幅纸面上十分显眼的大幅变形,分布到从低处仰望或以很小的夹角观看的表面上时,却可能产生逼真的效果。

与之密切相关的一种手法是幻景建筑画,即通过绘制虚构的建筑结构,营造真实建筑向外延伸的视觉效果。这种手法在巴洛克装饰中尤为盛行。并非所有幻景建筑画都适合归为变形透视:许多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营造连贯的幻象,而不是让隐藏的图像显现出来。不过,采用强烈透视缩短效果的天顶画和绘制的假穹顶,也可能依赖同一原理,即针对某个特定视点进行补偿。

耶稣会画家、透视理论家安德烈亚·波佐(1642—1709)在罗马圣依纳爵堂创作了这类作品的著名范例。他于1685年绘制的假穹顶,在并未建造实体穹顶的地方营造出具有空间体量的建筑形象。他在1690年代初完成的宏大中殿天顶画,则以幻象建筑将教堂向上延伸,仿佛直通天国。波佐在《画家与建筑师的透视学》(Perspectiva pictorum et architectorum)中公布了自己的方法,该书两卷分别于1693年和1700年出版。

这些作品的效果,取决于从选定位置观看时,画中建筑线条与真实建筑之间的协调。画在天花板上的柱子或檐口,其实际轮廓或许十分奇特,但从预定观测点看去,却仿佛是下方结构的延续。一旦离开该观测点,不相吻合之处便显露出来:看似直立的柱子发生倾斜,圆形开口变得扭曲,虚构的建筑也不再连贯。这种离开最佳视点后便失效的现象,并非偶然的缺陷,而是以单一视觉中心为准优化幻象的必然结果。

同一原理也能把分布在多个真实表面上的图形片段连接起来。一个圆可以被分置于地面、柱子和远处的墙壁上,各个片段依据所在位置的远近和表面朝向,分别放大或作斜向变形。从构图所依据的视点看去,这些片段会相互对齐,呈现为一个完整图形。而在其他位置观看时,建筑又显现为一组彼此分离的表面。与传统壁画不同,仅仅孤立地审视一面墙,并不足以理解这样的作品。

建筑中的变形透视也引出了一个问题:谁能够到达并占据预定的观看位置?视线高度、障碍物、台阶以及人流都会影响观者能否看到这种效果。建筑经过改建后,原先适宜的视点可能已无法到达。因此,作品的光学结构也部分存在于周围空间之中,而非完全依附于画面本身的物质载体。

现代与当代艺术实践

在现代与当代艺术中,变形透视已不再局限于隐藏具象图像,而是拓展为对空间、抽象以及观看行为的探索。有些艺术家保留了图像骤然显现、令人恍然大悟的戏剧性瞬间;另一些则着重突出统一图像与构成它的分散物质痕迹之间的反差。当艺术家以一条简单的规则——从一个位置看见一个完整图形——来统筹原本复杂的场所介入创作时,变形透视与观念艺术的联系便尤为明显。

生于1952年的瑞士艺术家费利切·瓦里尼,以分布在建筑表面的几何绘画著称。圆、椭圆、线条及其他图形,从指定视点观看时会组成完整的形态;而从其他位置观看,则会显露出它们分散在墙面、洞口和建筑构造细部上的片段。这些最终可辨的图像往往是非具象的。因此,观者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辨认隐藏的物体,而是转向二维视觉组织与承载它的三维场所之间的差异。

生于1947年的法国艺术家乔治·卢斯将绘画、空间介入与摄影相结合。他在建筑内部创作,通常选择即将改造或拆除的建筑,并根据选定的相机位置布置绘画形态。最终拍摄的照片是作品呈现的核心。这与永久性壁画的情况有所不同:即使实际的介入作品或其所在环境已经消失,摄影图像仍能保存那一特定视点下的视觉对齐效果。

变形透视也通过地面绘画和街头艺术而广为人知。库尔特·温纳、朱利安·比弗等艺术家创作了大型绘画,从选定的地点观看时,地面仿佛裂开,显露出深坑、瀑布、建筑空间,或出现向外突出的物体。一幅沿人行道延伸数米的图像,在校正后的视图中可能显得相当紧凑。这种极端的拉伸是必要的,因为观者的视线是掠过近乎水平的表面,而非正对一幅直立的画面。

相机深刻影响了人们观看和接受这些作品的方式。从构图所依据的视点拍摄的照片,能够比移动中的观者所体验到的效果更纯粹地呈现幻象。照片排除了其他视角的干扰,并提供单一的光学中心,使画面中的纵深感在屏幕上显得格外逼真。相反,从侧面拍摄的照片则会揭示,实际的地面绘画究竟有多大、变形有多严重。将校正与未校正的视图并置,已成为解释这一技法的常见方式。

这些实践追求的并非同一种幻象。有些旨在营造令人信以为真的地面深洞;另一些则刻意使用平涂色块,拒绝自然主义式的纵深表现,却仍要求精确的空间对齐。也并非所有针对特定场所创作的几何绘画都属于变形透视。判断的关键在于:某种特殊的观看关系,是否能将分散或扭曲的痕迹转化为预期的完整形态,而不只是作品是否位于一个不同寻常的地点。

在标识、投影和电影中的技术应用

在纯艺术领域之外,变形设计往往着眼于实际的辨识需求,而非制造出人意料的效果。路面文字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驾驶员以很小的视角、从不断变化的距离观看路面标记,因此文字和符号可以沿行车方向拉长。它们在路面上的实际比例补偿了视觉上的压缩。这类标记未必针对某一个精确的眼睛位置而设计;实用的设计方案会兼顾不同的车辆高度、观看距离和驶近条件。

体育场馆中的广告可以采用几何条件更为严格的设计。设置在比赛场地表面或邻近区域的图形,在某台选定的电视摄像机镜头中可能显得直立或比例正常,但在其他位置的观众看来却是拉伸的。如果承载图形的是平面,且摄像机已经过标定,就可以通过单应变换,将预期的电视播出画面映射到实际表面上。摄像机位置、焦距设置或承载表面的几何形状发生变化时,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变换。即使观众看到的只是校正后的电视画面,这种效果仍然依赖于特定视点。

投影映射处理的是一个相关的逆问题。投影机将图像投射到墙面、建筑立面、雕塑或其他表面上,并通过调整源图像,使投影结果呈现预期的外观。对于单一平面,校正可能涉及射影变换;对于复杂物体,则可能需要三维模型、表面测量和可见性计算。实用系统还要处理亮度、表面颜色、对焦和遮挡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仅靠几何校正无法解决。

“变形”一词在电影领域有其独特的技术发展史。变形镜头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采用不同的放大倍率。一种常见的配置是在拍摄时沿水平方向压缩宽幅场景,再在放映或后续图像处理中将其展开。20世纪20年代,亨利·克雷蒂安开发了一套重要的早期系统——Hypergonar。1953年投入商业应用的 CinemaScope 则将变形宽银幕电影带给了世界各地的广大观众。

对于理想化的水平压缩系数 ss,记录过程可表示为

xrecorded=xs,yrecorded=y.x_{\mathrm{recorded}}=\frac{x}{s}, \qquad y_{\mathrm{recorded}}=y.

相应的展开操作可以恢复预期的比例。因此,2×2\times 系统在记录时会将水平方向的尺寸压缩至其相对尺度的一半,之后再解压还原。实际镜头还会带来其他特征,包括特定的焦外形状、眩光图样,以及随像场位置变化的畸变;这些是设备的光学特性,而非所有变形变换都必然具备的特征。

电影中的变形技术与隐藏的骷髅图像或路面错视不同,因为观众通常看到的是还原后的图像,而非经过扭曲的中间图像。它的目的是在选定的画幅规格内高效地采集和呈现影像。这些应用的共同之处,是为了适应后续的观看系统而有意引入某种变换,而不是采用一种普遍适用的视觉风格或某一种数学映射。

感知、阐释与保存

畸变透视的观看体验,取决于画面痕迹的实际分布与它们向特定位置的眼睛或相机呈现的图像之间的差异。人类视觉不会像测量员那样直接测量这些痕迹,而是借助透视、熟悉的形状、遮挡关系、明暗及其他线索来解读视觉图案。构造精巧的畸变透视会妥善安排这些线索,使看似不合常理的实体布局呈现出相对寻常的视觉形象。

双眼视觉可能使这种效果变得复杂。两只眼睛所处的位置不同,因此各自看到的对齐关系略有差异。与远处的图像相比,近距离的装置、表面显著的起伏,或间距较大的碎片,都可能更容易暴露其中的不一致。单眼观看或使用相机,可以使几何构造更精确地发挥作用,因为两者都只提供一个投影中心。不过,成功的错觉并不总是要求视点在数学意义上与某个无穷小的点完全重合:在有限的观看区域内,图像仍可能保持稳定可辨。

移动同样重要。当观察者接近预定的观看位置时,分散的痕迹会逐渐趋于对齐;一旦越过该位置,整体形象便会解体。这种过程能带来格外强烈的发现体验,因为图像的变化是由观看者自身的位置变化引起的。在镜面畸变透视中,移动反射镜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观看者所面对的图像,是物体、装置与观察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自足的平面。

在阐释时,应将这种可以验证的光学依赖关系与更广泛的哲学论断区分开来。畸变透视可以引发关于死亡、启示、欺骗或知识局限的思考,但这些意义并非几何结构所固有。霍尔拜因画中的骷髅头与死亡有明确联系,是因为它是置于特定绘画语境中的骷髅头。几何装置或交通标线,并不会仅仅因为需要从斜角观看就获得同样的意义。作品在历史上的创作目的、图像内容、所在位置及使用方式,仍然是阐释所必需的依据。

因此,记录与文物保护与修复所要保存的,不能只是一张孤立的正面照片。有价值的记录包括设计的实际尺寸、承载面的形状、预定的眼睛位置、通往观看位置的路线,以及镜面作品中反射镜的直径、轮廓形状和摆放位置。从校正视点拍摄的照片记录了预期呈现的形象,而从其他位置拍摄的照片则记录了作品的实体构造。测量数据或三维记录有助于确定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

看似细微的改动也可能改变作品的效果:抬高地面会改变眼睛的高度,移动隔断会阻挡视线,而用不同直径的圆柱镜替换原有镜子,则会改变反射图像。为了让碎片化的形态从正面看起来更规整而重新涂绘,可能会破坏原本设计的畸变透视效果。对于主要通过摄影保存下来的临时作品,要准确记录,同样必须区分原始装置、其观看条件与最终的摄影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