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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雄实验

吴健雄实验证明了原子核贝塔衰变中的宇称不守恒,表明弱相互作用能够区分互为空间镜像的物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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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雄实验是一项于1956年开展、1957年发表结果的核物理实验,证明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对称性遭到破坏。该实验由吴健雄主持,与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低温物理学家合作完成,测量了极化钴-60原子核发射电子的方向。电子更倾向于沿核自旋的反方向射出,这一结果与宇称守恒不相容。实验由此确立:基本相互作用可以区分一个物理过程及其空间镜像过程。

历史背景

宇称变换是将所有空间坐标反号的变换:

(x,y,z)⟶(−x,−y,−z).(x,y,z)\longrightarrow(-x,-y,-z).

如果某种相互作用遵守宇称守恒,那么对整个物理过程施加这一变换,得到的另一过程也应为相同的物理定律所允许,且发生概率相同。1956年以前,宇称守恒被普遍视为基础物理学的一般原理。来自电磁学和强相互作用的实验证据支持这一原理,但它在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尚未得到实验验证。

这一实验的直接理论背景是“τ–θ之谜”。当时被称为τ和θ的两种粒子似乎具有相同的质量和寿命,却衰变为宇称不同的末态。后来人们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种带电K介子的不同衰变模式;这里历史上的τ称谓并不是指现代所说的τ轻子。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审视了宇称守恒的实验基础,得出结论:现有证据并未确立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他们提出了若干检验方案,其中包括测量极化原子核发生贝塔衰变时所发射电子的角分布。

吴健雄是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贝塔衰变的实验专家,她组织了一项利用钴-60进行的检验。她与美国国家标准局的欧内斯特·安布勒、雷蒙德·W. 海沃德、戴尔·D. 霍普斯和拉尔夫·P. 哈德森合作,后者在极低温物理方面的专长使实验所需的原子核极化成为可能。他们的论文《贝塔衰变中宇称守恒的实验检验》于1957年发表于《物理评论》。

物理原理

自旋与电子动量

原子核可以具有内禀的自旋角动量。在未极化的样品中,核自旋方向没有优先取向,因此,与单个原子核有关的方向不对称性,在对整个样品取平均后可能消失。使原子核极化,就能提供一个共同的参考方向。

吴健雄实验的关键,是比较核自旋与所发射电子的动量方向。在空间反演下,动量反向:

p⟶−p.\mathbf p\longrightarrow-\mathbf p.

然而,角动量是轴矢量,在宇称变换下不反向:

J⟶J.\mathbf J\longrightarrow\mathbf J.

因此,关联量

J⋅p\mathbf J\cdot\mathbf p

在宇称变换下会变号。所以,如果电子的发射系统性地偏向于与核自旋平行的方向,而非反平行方向,或者反过来,就可以用来检验宇称守恒。

如果宇称守恒,极化原子核及其经过宇称变换后的对应体系,应具有相同的自旋方向和相反的电子动量,而且两者的衰变概率相等。这两个发射方向的概率若不相等,就与这一对称性相矛盾。

钴-60衰变

钴-60是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其原子核发生β负衰变:

2760Co⟶2860Ni∗+e−+νˉe.{}^{60}_{27}\mathrm{Co} \longrightarrow {}^{60}_{28}\mathrm{Ni}^{*} +e^{-}+\bar{\nu}_{e}.

其中,e−e^{-}是电子,νˉe\bar{\nu}_{e}是电子反中微子,星号表示原子核处于激发态。主要跃迁是从自旋为5的钴-60态跃迁到自旋为4的镍-60态。激发态镍核随后通过级联过程发射伽马射线。

钴-60适合这项实验,是因为它的原子核可以在足够低的温度下极化,其贝塔粒子可以按发射方向进行探测,而后续的伽马辐射又提供了监测原子核取向的手段。

实验方法

产生原子核极化

在通常温度下,热运动使钴-60核自旋无法形成足够强的净取向。在这样的条件下,仅靠磁场不能产生所需的极化。

研究团队将钴-60掺入顺磁性晶体,并利用绝热退磁将其冷却至约0.010.01 开尔文量级的温度。在这一技术中,首先让磁性材料在与低温环境交换热量的同时被磁化,随后将其与外界隔热并退磁,使温度进一步降低。

在这些条件下,磁相互作用使钴核形成了显著的优先取向。因此,这项实验将核衰变测量与低温物理技术结合了起来。

探测不对称性

贝塔探测器用于观测沿极化轴发射的电子。通过反转原子核极化相对于探测器的方向,研究人员可以比较沿平均核自旋方向及其反方向的电子发射情况。

伽马射线探测器用于监测子核所发射辐射的角分布各向异性。这种各向异性可作为原子核取向的指标。随着样品升温,原子核极化程度降低,从而可以比较极化状态与实际上未极化状态下的测量结果。

决定性的观测结果是:贝塔计数率取决于原子核极化的方向。电子更倾向于沿钴-60核自旋的反方向发射。随着样品升温并失去极化,这种不对称性随之减弱。

反转极化方向并追踪测量结果随温度的变化,有助于将真正的原子核效应与探测器响应或装置几何结构造成的固定不均衡区分开来。

结果的解释

电子角分布的一个简化表达式为

W(θ)∝1+APvccos⁡θ,W(\theta)\propto 1+A P\frac{v}{c}\cos\theta,

其中:

  • θ\theta为电子动量与原子核极化轴之间的夹角;
  • PP为原子核极化度;
  • vv为电子速率;
  • cc为光速;
  • AA为贝塔不对称系数。

这一表达式略去了电子能量分布和探测器接收范围等细节。其核心特征是包含一个与cos⁡θ\cos\theta成正比的项,它使相反的发射方向有所区别。

对于这里考察的自旋—动量关联,宇称守恒要求其中的不对称贡献为零。实验观测到电子倾向于沿自旋反方向发射,由此确立了一个非零的宇称不守恒关联。

这项实验并未表明自然界中的每一种过程都不遵守宇称守恒。它证明的是,宇称并非普遍成立的对称性,具体而言,原子核贝塔衰变中存在宇称不守恒。在通常的理论描述中,电磁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仍然遵守宇称守恒。

这项实验也没有直接测量中微子的螺旋度,或确立弱相互作用的完整数学形式。这些结论需要后续实验和理论发展才能得出。

对粒子物理学的影响

吴健雄实验推翻了一项对称性假设,此前人们对这一假设的应用远远超出了其实验依据所能支持的范围。涉及其他弱衰变的独立实验很快也支持了宇称不守恒,说明这一效应并非钴-60所特有。

这一发现推动了弱相互作用的矢量减轴矢量描述,即V−A理论的形成。在这一理论中,弱带电流对费米子的左手征与右手征分量有不同的作用。这一结构后来被纳入电弱相互作用理论和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

宇称不守恒应与电荷—宇称对称性(即CP对称性)的破坏加以区分。宇称变换使空间坐标反号,而电荷共轭则将粒子与其反粒子互换。吴健雄实验检验的是宇称;单凭这项实验并不能确立CP不守恒。

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对宇称定律的研究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健雄及参与实验的合作者未被列入该奖项的获奖者名单。

实验的范围与局限

最初的测量确立了方向上的不对称性,但要提取精确的内禀不对称系数,还需要考虑原子核极化不完全、电子在放射源中的散射和能量损失、探测器几何结构以及仪器效应。因此,测得的计数不对称性并不等同于其背后的系数AA。

这项实验也说明,在对称性检验中,控制初态为何如此重要。如果原子核取向随机,与自旋有关的发射偏好就会在平均后相互抵消,即使每次衰变都由宇称不守恒的相互作用支配,整体电子分布仍可能显得各向同性。原子核极化使相关的关联效应能够在实验中被观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