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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是七世纪日本朝廷推行的中央集权改革,传统上以645年政变及646年改革诏令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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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改新是指传统上与645年苏我氏掌权者被推翻,以及据载由日本朝廷于646年颁布改革诏令相关的一系列政治与制度变革。主要参与人物包括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中臣镰足和孝德天皇。改革旨在加强朝廷对贵族家族、地方豪强、农业资源及依附人口的支配权。在有关日本早期国家形成的叙述中,大化改新占据着核心地位。

通常认为,这场改革立即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但这一说法需要加以限定。记述改革的主要史料《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其中有关改革的记载包含一些术语和制度安排,它们与640年代实际状况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议。传统上归入大化改新的许多措施,是在此后数十年间才逐步实施、修订,或在行政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

因此,理解大化改新,既应将其视为645年发生的一次具体的政治剧变,也应将其视为一场更长期转型的惯常起点。这场转型使原先由强大世袭氏族主导的大和朝廷,逐步走向以刑律和行政法令为基础、于八世纪初前后确立的律令制。

645年以前的大和朝廷

大化改新产生于飞鸟时代的政治环境之中。当时,大和朝廷不断扩张权力,却仍依赖势力强大的血缘集团。这些集团通常称为“氏”,拥有世袭地位,掌控各类资源,并为朝廷提供专门服务。各氏首领持有称为“姓”的称号,表明其在以职掌和声望为基础的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当时的权力并未明确划分为公共国家权力与私人社会权力:君主家室、贵族宗族、宗教机构和地方首领对土地与人口的支配权相互交叠。

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苏我氏的势力尤为显赫。卒于626年的苏我马子,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朝廷官职的任用以及与王室联姻,帮助确立了苏我氏的优势地位。苏我氏也是佛教的重要护持者,扶植寺院,并支持研习大陆学术。他们对宗教的扶持是更广泛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但不应将其简化为佛教革新派与本土传统捍卫者之间的对立。朝廷中与之竞争的其他家族,同样会按照自身利益调整和运用外来的制度。

因此,改革思想在645年以前便已出现。推古天皇在位期间(592—628年),朝廷于603年采用冠位十二阶制度。传统上认为由圣德太子于604年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强调官员应恪守职分、尊奉权威、注重德行。其文本的形成与流传过程仍有争议,而且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不过,这些记载表明,后世作者将七世纪初视为朝廷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时期。

与隋朝及其后的唐朝交往,为日本提供了君主统治、官僚等级、文书行政及法律制度的范本。赴海外求学的学生和僧侣等人,掌握了大陆制度的知识。僧旻与学者高向玄理都曾在中国学习,后来作为博学的顾问参与改革政权。他们的经历说明,往来各地的专门人才在传播行政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我氏自身也参与了这些发展。因此,645年的政变,并不是一个全然墨守传统的氏族与一支独力推动革新的反对力量之间的简单对抗,而是一个已经历制度变革的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争夺的焦点包括控制接近君主的渠道、左右皇位继承,以及分配将最高权威的主张转化为有效治理所需的资源。

乙巳之变与新的政治联盟

改革在政治上的直接起点是645年的乙巳之变,其名称取自当年的干支。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密谋铲除当时权倾朝野的苏我入鹿。据《日本书纪》记载,入鹿是在宫中举行的呈递朝鲜半岛诸国文书的仪式上遭到袭击的。这意味着刺杀发生在象征皇权的礼仪核心场所,且皇极天皇就在现场。

《日本书纪》以富有戏剧性的笔触,记述了密谋者的准备、发动袭击时的困难,以及皇子的亲自参与。这些叙事细节不能视为对事件原貌的实录。不过,事件的主要结果是明确的:入鹿被杀,其父苏我虾夷也在不久后身亡,家族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随之崩塌。此次事件摧毁的是苏我氏这一支系的支配地位,而非消灭了所有苏我氏族人。

此后,皇极天皇退位,其弟即位,是为孝德天皇。中大兄皇子并未立即登基,而是成为皇太子,在新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镰足获任内臣这一要职,并继续与皇子保持密切联系。其他重要职位则由阿倍内麻吕、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等贵族担任。后者的任职尤其值得注意:新政府吸纳了一位苏我氏成员,并未不加区分地清除整个氏族。

朝廷采用“大化”为年号,通常释为“巨大的变化”或“重大的改革”。这是现存史籍所记载的日本第一个年号。采用年号,是仿效中国早已确立的做法,彰显君主界定政治时间的权威。日本的年号自此尚未形成连续不断的序列,但这一举措标志着对大陆统治方式的一次重要借鉴。

新朝廷还将政治中心迁至难波,即今大阪一带。难波通达濑户内海,在通信、外交以及物资和人员流动方面都具有战略意义。迁都使孝德朝廷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飞鸟原有的政治格局。然而,这一联盟仍不稳定。649年石川麻吕的倒台,以及后来孝德天皇与中大兄皇子的失和,都表明刺杀入鹿并未解决统治精英内部的权力竞争。

646年的改新诏令

关于改革纲领的传统表述,见于《日本书纪》系于646年年初的四条诏令。这些条文描绘了对政治权力的全面重构,涉及对人口和农业资源的世袭支配权、地方行政、户籍登记与土地分配,以及赋税和徭役的组织。合观四条,朝廷被确立为正当公共权力的来源,而不再仅仅是贵族联盟中地位最尊崇的一员。

第一条宣布废除王室和豪族各自控制的某些部民与田庄,其用语涉及子代、部曲、屯仓和田庄等制度。这些制度并不都等同于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而是涵盖依附人口、王室的农业经营机构,以及归属于特定权贵的资源。该条还规定向地位尊贵者提供供给,表明改革纲领并非一味剥夺贵族的经济基础。

第二条涉及京畿地区和地方行政的组织,规定了官署、疆界、道路,以及通信和监察机制。第三条要求编制户籍、计帐,并建立耕地分配制度。第四条则规定以更规范的义务取代或重整旧有征敛,将纳税户与物资、劳役、马匹和装备的供给联系起来。

这些条文常被概括为“公地公民”。这一说法体现了后世的解释,即土地与臣民应归于君主的公共权力之下。然而,若将其理解为所有田地在一夕之间都转入统一的国家所有制,就会产生误解。诏令表达的是权力主张和行政目标,并不能证明此前的一切权利均已消失,也不能证明朝廷能够立即在整个日本列岛推行其改革纲领。

传世文本与646年原始诏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史学问题。其中一些措辞似乎与七世纪后期文献记载更为充分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编纂者可能保留了早期措施,同时用他们所处时代熟悉的法律词汇加以重述。因此,历史学家将孝德天皇时期很可能确曾开展实质性改革这一判断,与现存每项条款是否都保留原貌的问题区分开来。

这些诏令也是据载由新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命令的一部分。《日本书纪》还记述了禁止官员不法行为、训令地方官员、规范贵族丧葬习俗,以及听取民众申诉等措施。这些举措表明,改革既试图整顿权势强大的中间势力,也着眼于重组制度。其实际成效有赖于信息、人员和各方配合,而这些并非仅凭一纸诏令就能获得。

土地、户籍、赋税与役务

中央集权的经济逻辑,有赖于将户口与农业生产纳入行政掌握。朝廷若不了解人口、田地、居所和身份状况,就无法切实分派各项负担。因此,户籍登记将改革的政治抱负与日常征敛联系起来。户尤其重要,因为官员可以以户为单位分派劳役、确定纳税对象,并要求地方共同体负责缴纳赋税。

后来的班田收授制度,即耕地的授予与重新分配制度,将登记在册的人口与所授田地联系起来。这一制度借鉴了亚洲大陆的先例,尤其是均田制,但也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作了调整。在日本成熟的律令制度下,授田数量因性别和法律身份而异,按制度设计,田地的重新分配应与六年一次的户籍编造周期相配合。不应将这些后来的具体规定直接套用于646年。它们表明的是户籍与土地政策在制度上的发展方向,而不能证明这些制度当时已立即在全国施行。

一个尤为重要的里程碑,是天智天皇在位期间于670年编制的庚午年籍。其完整原本已无存世,但在后来的行政实践中,它被视为确定世袭身份和个人身份的基础性户籍。690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户籍编造。从改革诏令颁布到这些史料记载更为确凿的举措之间的时间间隔,可以看出建立以人口为基础的财政秩序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成熟的赋税结构通常概括为“租”“庸”“调”。租是对农田征收的赋税,通常以稻米缴纳。庸涉及劳役及其折纳,调则由指定物产构成,往往是纺织品或其他地方物产。这些赋税与耕作者承担的负担有关,却并未涵盖全部负担。徭役、兵役、运输差役及其他征发,都可能在单纯的田赋之外带来沉重负担。

法律上的权利与实际经济控制之间的区别,始终十分重要。贵族家族和寺院仍保有资源、依附人口,以及获取官职的特权渠道。地方首领提供信息并组织征收,因此有机会影响中央颁布的规则在地方如何施行。田地在灌溉、产量、交通便利程度及既有权利关系等方面各不相同。统一的法律分类并不能消除这些差异。

对务农人口而言,改革可能只是用一种负担模式取代另一种,而非消除依附关系。朝廷宣称臣民应归公权力管辖,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或社会平等。后来的法律秩序承认身份差别,其中也包括非自由身份类别。户籍登记扩大了政府的管辖范围,同时也使人们更直接地承担核定的役务与赋税。核心问题不只是土地由谁“拥有”,而是哪些机构能够查明耕作者、分派负担,并强制其履行。

地方行政与官职体系的重组

改革旨在建立更为规整的地方行政层级,以取代旧有的地方体制,或将其纳入管辖。在中央集权形成之前,通常称为“国造”(kuni no miyatsuko)的地方首领,凭借世袭地位及其与大和朝廷的关系,在各自地区行使权力。国、郡体制的发展并非简单地排除这些家族,而是重新安排了他们在制度中的位置;这些制度也日益宣称自身代表君主行事。

在成熟的体制中,国司(kokushi)由中央政府派遣,郡一级官员则通常从当地根基深厚的家族中选任。这种分工有其实际用途。朝廷任命的官员能够代表中央利益,而地方首领则熟悉聚落、可耕土地、交通路线以及地方社会关系。因此,中央集权不仅依靠取代地方掌权者,也同样依靠将他们吸纳进来。

地方行政术语本身也表明,这一体制是逐步发展的。七世纪的郡级行政区称为“评”(kōri),而后来的律令则使用“郡”字,依语境读作 kōri 或 gun。出土木简证实,早期确实使用过“评”这一名称。《日本书纪》在叙述早期事件时采用后来的术语,可能是以编纂时通行的行政用语来表述过去。

官阶也是重组政治秩序的工具。朝廷在603年所创制度的基础上,于647年和649年修订了冠位制度。官阶使尊卑等级得以通过中央认可的统一序列来体现,而不再仅仅取决于世袭的氏族称号。不过,官阶与门第并未相互排斥。豪族仍然受益于出身、婚姻联盟和世代传承的关系,而君主则获得了更多酬赏功绩、区分官员等第的手段。

行政权力所能覆盖的范围,还取决于实体设施与文书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道路、驿站、使者、书面命令和规范化的呈报制度,将朝廷与偏远地区联系起来。这些体系使征发劳役、运输赋税收入、传达任命及应对军事威胁成为可能。建立这些体系需要持续投入,而有效监管所能覆盖的地域范围也存在很大差异。

不应将朝廷声称管辖的疆域与现代日本的国界混为一谈。本州北部和南部诸岛被纳入统治的过程各不相同,而且往往晚得多。即便在朝廷影响下的主要地区,行政机构的分布及管理的深入程度也并不均衡。改革有助于形成一套按地域组织统治的表述方式,但不能将后世的诸国地图视为孝德天皇政府在646年实际控制范围的准确写照。

朝鲜半岛、唐朝与国家建设的加速

大化改新发生于东亚各政治势力相互竞争的环境之中。建于618年的唐朝为以成文法制治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典范,但大陆影响并非仅通过单一的直接渠道传入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新罗和高句丽都是活跃的外交与军事力量。来自半岛的移民、僧侣、文书人员和熟练工匠,推动了文字、宗教制度、技术知识和行政实践的传播。

大和朝廷与百济的联系尤为密切。这些关系涉及上层家族间的亲缘纽带、外交、佛教以及人员往来,也使朝廷卷入了重塑半岛格局的冲突。660年,唐与新罗联军攻灭百济。此后,百济遗民试图复国,日本朝廷为此提供了大量援助。

663年,日本在白江口之战中遭遇决定性失败,此战在日语中也称为“Hakusukinoe”。支援百济复国运动的日本舰队被唐军击败。这场失败使百济依靠日本援助复国的现实希望归于破灭,也使朝廷面临来自海上的进攻威胁。因此,不能仅将660年代的制度变革解释为对646年既定蓝图的落实。

随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加强了九州北部的防御据点,包括664年在大宰府附近修筑的水城土垒,并修建了山城。百济的专业人才为这些防御工程提供了技术支持。烽火、边防守卫、运输安排和地方动员,都需要官员具备协调王廷核心地区以外资源的能力。

中大兄皇子于667年将朝廷迁至近江,并于668年正式即位,是为天智天皇。对于这次迁都,学者从安全、交通联络及巩固王权等方面作出解释,但没有任何单一解释能够涵盖其全部背景。670年开展的户籍编制,同样发生在军事上的脆弱处境与国内组织建设紧密相连的时期。

因此,大陆模式既具有吸引力,也带来了威胁。唐朝的法律和制度提供了强化统治的手段,而唐朝的军事实力又使动员能力的建设更为紧迫。日本官员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对这些手段进行了选择和调整。与唐朝不同,日本朝廷并未将以文才竞争的考试作为进入高级官职的主要途径。尽管文书行政、按品阶任官和明文规定的职掌不断发展,世袭的上层身份仍占据核心地位。

从大化时期的政治联盟到八世纪的律令国家

孝德天皇于654年去世,天智天皇于671年去世,但传统上与大化改新联系在一起的转型并未因此终止。不过,两人的去世确实改变了这一转型的政治环境。孝德天皇去世前,他与中大兄皇子的关系已经恶化,朝廷也从难波迁回飞鸟地区。天智天皇去世后,皇位继承之争最终演变为672年的壬申之乱。大海人皇子击败了拥护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的势力,即位成为天武天皇。

天武天皇在位于673年至686年,这一时期对建立更具权威的君主统治至关重要。朝廷任职制度、氏族地位、礼仪和官阶体系都得到了重整。684年推行的“八色之姓”制度重新排列了世袭姓氏称号的等级,同时保留了等级分明的贵族社会。这并非消除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而是力图将显赫氏族纳入一个更明确地以君主为中心的等级体系。

法典编纂也取得了进展。天武朝开始筹备、持统天皇于689年颁行的《飞鸟净御原令》,标志着从改革时期迈向八世纪律令体制的重要阶段;后者有史料留存至今。这部法典的完整文本并未传世,因此只能通过间接材料重建其具体条文。相传天智朝还曾制定过更早的《近江令》,但其情况更难确定:它是否曾是一部体系完整、可与后世法典相比的法典,至今仍有争议。

持统天皇在位期间,户籍编制、土地管理与规划性政治中心的建设进一步结合。694年,朝廷迁至藤原京。藤原京规整的布局和宫殿配置,体现了日益制度化的君主统治与政府观念。一座具有长久定都气象的都城,对物资供应、营建劳役、官员宅邸和交通运输提出了新的需求。因此,行政改革改变的不仅是法律上的分类,也包括朝廷在空间上的组织方式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701年的《大宝律令》为中央各省、地方行政、官员职掌、身份等级、赋税与刑罚提供了更为完备的制度框架。718年编成、757年施行的《养老律令》也属于同一法律传统。其中,“律”规定刑罚规范,“令”则规定行政制度及各项义务。关于这一体制的许多重要细节,今天所知主要来自后世的注释和记载,而非各部法典完整的原始文本。

这些发展既说明了“大化改新”这一名称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它的局限。645年的事件推翻了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领导集团,为中央集权政策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后来成形的律令国家,还依赖于此后的内战、皇室统治的巩固、户籍编制、都城建设以及多次法典编纂。若将这些变化全都视为一道改革诏令的直接成果,就会掩盖随后半个世纪中各具背景的政治决策与制度探索。

史料、考古学与历史阐释

《日本书纪》不可或缺,因为它是唯一一部对640年代朝廷政治与改革措施作出大篇幅连续叙述的文献。该书于720年在朝廷主持下编成,将早期传说与记录整理为按年代编排的皇室历史。其记述并非单纯中立的行政档案。书中的言辞、道德评判、征兆以及精心铺陈的政治事件,都从八世纪君主政权所关注的问题出发来呈现过去。

由此产生了几个需要分别考察的问题。入鹿是否在645年被杀,与这部史书是否保存了他临死时所说的原话,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同样,孝德在位期间确曾推行改革,也不能证明被系于646年的四条诏令未经后世修订而完整流传下来。历史分析需要区分事件、制度、术语与文学呈现,而非将整套叙述视为一个整体,全盘接受或否定。

考古学提供了一套独立的证据。对飞鸟、难波、藤原京等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宫殿、官署建筑群、道路、仓储设施及其营建先后。早期难波宫建筑群对理解孝德的统治中枢尤为重要。物质证据可以证明,朝廷工程集中了大量资源,但仅凭这些证据,无法确定某道诏令的措辞或某位统治者的意图。

被称为木简的木质文书尤其珍贵。木简用于标签、账目、传信及行政记事,保存了日常使用的术语,较少受到国史编纂中追述往事的文学意图影响。它们所记录的地方行政区名称、物产、人名及货物流动,有助于追溯各种行政做法究竟何时开始施行。这些材料也说明,为什么必须以同时代记录来检验传世叙述中的术语。

随着证据的变化,以及历史学者所提问题的转变,对大化改新的解释也不断变化。较早的论述往往强调,从氏族支配到天皇统治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并将645至646年描述为一场全面的制度革命。后来的研究则更加关注制度的延续性、地方精英的政治能动性、诏令文本流传沿革的不确定性,以及天武、持统两朝的决定性意义。有些解释十分重视孝德的改革举措;另一些则认为,律令国家的实际形成要晚得多。

将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相比较,也影响了现代人对它的理解。两者都曾被描绘为君主权威的恢复,同时伴随着行政重组以及对外国模式的选择性采纳。然而,这种比较可能将十九世纪关于国家、财产权和中央集权式主权的观念,套用于一个截然不同的七世纪社会。历史研究仍须持续辨明:哪些变化可以确切归于640年代,哪些是在后续推行过程中形成的,又有哪些反映的是八世纪编纂者组织史事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