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目人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71—1368年)对来源各异的一些人群的统称,在行政管理上与蒙古人以及通常归为“汉人”和“南人”的人口相区别。色目人多来自中亚和西亚,但也包括其他地区的人。他们并非具有单一族群性的群体,也不是同一个宗教共同体或国民群体。“色目人”是一种含义随具体情境而变化的分类,与官员选任、法律待遇的差别以及元朝对不同臣民群体的管理有关。
术语与含义
汉语中的“色目”一词,本来有“类别”“种类”或“名目”等较宽泛的含义。在元代语境中,“色目人”指属于不同群体、在管理上与蒙古人及中国臣民的主要类别分别对待的人。
这一名称有时被译成“有色眼睛的人”,但这种解释具有误导性,把字面当成了对外貌的描述。眼睛的颜色并不是划分色目人的标准。“各类人”等译法更能体现其分类性质,不过,任何简短的英语译法都难以完整传达这一名称在历史上的用法。
这一术语的含义取决于具体文献和相关制度。中国早期文献中作为普通词语、表示类别的“色目”,不应一概理解为后来元朝的人口分类名称。
蒙古帝国扩张背景下的形成
这一分类形成于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扩张、将欧亚各地人口纳入统治的背景下。征服、军役、商业活动和技术工匠的流动,使中亚和西亚人来到中国北方,随后又进入元朝统治的其他地区。
这些人口流动有多种形式。一些人以盟友、行政人员、士兵或商人的身份为蒙古统治者效力;另一些人则是俘虏,或属于奉帝国命令迁徙的群体。他们的后代即使定居中国,也可能继续保有世代相承的群体归属。
蒙古统治者借助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才治理庞大的帝国。具备财务、语言、商业和行政经验的人,可以充当朝廷与臣民之间的中介。官员任用也取决于权贵的提携、家族历代效力的经历以及政治忠诚,而非出于一项统一任用外来人的政策。
因此,色目人这一分类的形成,既反映了人口迁移,也体现了征服过程中形成的行政管理方式。它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对所有居住在中国的外来人的称呼。
人群构成与宗教多样性
通常被列入色目人的群体,包括畏兀儿人、党项人,以及中亚和西亚的不同人群,其中也有来自波斯语地区的人。一些来自高加索等地的人也被归入这一类别。色目人的范围在不同的行政情境中并不完全一致。
色目人群体的宗教信仰十分多样,包括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传统的信众。宗教归属与行政分类并不重合:色目人并非都是穆斯林,“色目人”也不是任何单一宗教群体的同义词。
同样,这一分类也不意味着共同的语言。被归为色目人的人可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伊朗语族语言、蒙古语、汉语或其他语言。他们使用语言的习惯也可能随世代更迭而改变,尤其是在汉语地区定居的家族中。
在元代社会中的地位
四等人模式
元代社会常被描述为由四类人构成的等级体系:
- 蒙古人,即通过征服取得统治地位的人群。
- 色目人,即来源各异的其他群体的集合。
- 汉人,通常指原受金朝统治的中国北方人口,其中包括并不等同于现代汉族范畴的群体。
- 南人,通常指南宋原有的臣民。
按照这一通行说法,色目人处于蒙古人之下、汉人和南人之上的优越地位。这一模式反映了入仕机会和部分法律待遇上的重要不平等,但它只是分析上的简化,并不能完整说明元代所有制度。
这些类别综合了政治历史、世代相承的群体归属和地理来源,不应直接对应于现代族群身份或公民身份。元朝也没有制定一部统一、全面的法典,将社会的所有方面都纳入一律适用的四等秩序。
任官与科举
色目人在元朝官僚制中担任各种职务,涉及财政管理、行省政务和宫廷服务等领域。一些家族通过数代仕宦积累了影响力。其他色目人则是士兵、工匠、商人,或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的普通人家。
科举制是制度性差别待遇的一个明确例子。朝廷于1313年下令恢复科举后,在1315年举行考试,对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作出规定。与人数多得多的汉人和南人相比,考试要求和选拔安排更有利于前两类人。
不过,科举只是元代入仕途径之一。世袭任职、荐举、由吏入官和直接任命也很重要。因此,科举特权只能解释色目人参与政务的部分情况。
法律与社会地位
元朝法律有时会依据群体归属,在司法程序、刑罚和某些官职的任职资格上区别对待。这些差别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并不完全相同。
行政上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每个色目人都比每个汉人或南人更富有、更有权势。品秩、职业、财富、权贵庇护和户籍身份等因素,与人口分类交织在一起。即使同被归入这一宽泛类别,高级官员、商人和依附性工匠的经历也可能大不相同。
经济与文化作用
一些色目商人参与了与蒙古诸王和官员有关的商业合伙活动。中亚和西亚人士也参与财政管理和长途贸易。这类活动可能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不应视为所有色目人的共同特征。
这些群体中的专业人才参与了天文学、历法、医学和翻译工作。他们的事业是蒙古统治下欧亚大陆广泛交流的一部分,而非某种统一的色目文化的集体活动。
定居也促使人们适应当地制度和习俗。一些家族采用汉姓、学习汉文典籍,或通过婚姻建立地方联系。这些变化并不一定会立即消除世代相承的群体归属,不同群体在文化适应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元朝之后
1368年,元廷失去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色目人作为重要行政分类所依托的政治框架也随之终结。在继起的明朝,元代迁入人群的后裔走上了不同道路:一些人留在中国,另一些人则迁往他处,或继续为蒙古统治者效力。
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定居家族融入了当地社会。一些与这些迁徙有关的穆斯林家族,成为后来回族群体形成的部分历史渊源。这并不是色目人简单转变为回族的过程:色目人中包括非穆斯林,而穆斯林在中国的定居既早于元代,也在元代以后继续发生。
历史阐释
阐释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描述确实存在的不平等,同时又不把一种灵活的分类说成僵化、无所不包的社会制度。将元代秩序描述为四等“种姓制度”,可能掩盖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以及官职、户籍归属和个人关系的重要性。
反过来,这一术语含义多变,也不意味着其影响仅仅停留在名义上。科举规则和任官实践表明,群体分类可能产生实际作用。最有助于理解的做法,是区分作为行政统称的“色目人”、被归入其下的具体群体,以及往往跨越这些界限的个人仕途与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