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特尔堡—多拉是一个纳粹集中营群,以今德国图林根州诺德豪森附近为中心。该营于1943年8月设立,起初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附属营,1944年10月成为独立集中营。囚犯被迫为哈尔茨山脉南部地区的地下军工生产和建设项目服劳役,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在科恩施泰因山内的米特尔工厂制造V-2弹道导弹。
1943年至1945年间,约有6万人被关押于米特尔堡集中营系统,其中至少2万人死于饥饿、疾病、暴力、繁重劳役,以及伴随纳粹德国崩溃而进行的撤离行动。这座集中营的历史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技术发展与支撑武器生产的强制性机构联系在一起。其历史也不局限于火箭制造:许多囚犯从事隧道开凿、运输和建设工作,而相关项目最终并未成为投入运行的工厂。
米特尔堡—多拉与军备管理机构、私营承包商、军方武器计划及党卫队紧密结合,因此在集中营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其现存遗迹、司法记录和囚犯证词,既记录了强迫劳动的组织方式,也记录了遭受强迫劳动者的经历。
建立与转入地下
多拉集中营建立的直接背景,是德国为保护武器生产免遭盟军轰炸而采取的行动。1943年8月17日至18日夜间,位于波罗的海沿岸佩内明德的陆军火箭研发中心遭到英国皇家空军袭击。尽管这次空袭没有摧毁火箭计划,却进一步坚定了分散生产、将重要设施转入地下的决策。V-2火箭当时的代号为A4,是一种液体燃料弹道导弹,设计用途是携带大型高爆弹头打击远距离目标。
诺德豪森西北部的科恩施泰因山中,已有为地下燃料储存设施开凿的大规模隧道。这使它成为颇具吸引力、能够抵御空袭的工业场址,但要将其改造为火箭生产基地,仍需进行大量额外的开挖、施工和设备安装工作。党卫队为这些工程提供了集中营囚犯。第一批107名囚犯于1943年8月28日从布痕瓦尔德运抵此地。新集中营最初以“多拉”为代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行政上始终隶属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最初几个月,囚犯几乎完全被关在地下。他们开凿岩石、清运渣土、安装设备、布置生产场地,同时还要睡在尚未完工的隧道洞室里。缺乏适当住处并非与生产过程无关的暂时不便,而是这套强行推进快速建设的制度的核心特征。大批囚犯被送入工地,那里却没有维持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供水、卫生、通风和住宿条件。
中央工厂有限公司于1943年9月成立,负责组织生产。其运作将国家军备生产的优先目标、工业管理和党卫队对囚犯劳动力的控制结合在一起。阿尔伯特·施佩尔领导的军备部,以及由汉斯·卡姆勒参与领导的党卫队机构,都是地下生产体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各机构的职责相互重叠,彼此可能因权限、资源和进度安排而发生争执。但这些争执并未改变它们共同依赖强迫劳动的事实。
此后,多拉成为一个规模大得多的集中营网络的中心。1944年10月28日,党卫队设立了独立的米特尔堡集中营管理机构,使其脱离布痕瓦尔德。因此,“米特尔堡”所指的行政体系,比最初的多拉集中营范围更广。战后通用的合称“米特尔堡-多拉”,既指这一更广泛的体系,也指其主要营地。
隧道工厂与区域集中营网络
米特尔工厂位于科恩施泰因山体内部,占据了两条大致平行的长主隧道,其间由众多横向坑道连接。两条主隧道各长约1.8公里。铺设其中的铁轨使零部件、机械设备和制成的武器得以在这座地下设施内运输。横向坑道内设有车间、仓储区和装配区;在集中营建立初期,这些坑道还被用作囚犯的睡眠区。工厂设于地下,虽能抵御空袭,却使工人置身于封闭的工业环境,面临严重的通风和卫生问题。
隧道入口以南的地面上逐渐建起了一座营房区。1943年末至1944年初的营建工作,使囚犯得以从地下睡眠区迁出;这一迁移过程在1944年春基本完成。地面营区设有营房、医务室、厨房、行政楼、点名广场、拘禁设施和火葬场。迁至地面改善了部分条件,尤其是能呼吸到更多新鲜空气、接触到日光,但饥饿、过度拥挤、暴力和致命的劳动任务并未因此终结。
随着纳粹政权下令增建地下工厂并分散军工生产,区域集中营网络不断扩张。到战争最后阶段,米特尔堡已拥有约四十座附属集中营,不过,因统计日期及所纳入设施类型的不同,总数也有所差异。重要营地包括埃尔里希—尤利乌斯许特、哈尔聪根、罗特勒贝罗德,以及与名为“赫尔姆布雷希茨铁路”的建设项目相关的营地。囚犯随劳动力需求在各营地间调动,而行政隶属关系的变更可能掩盖他们在待遇和劳动安排上始终未变的处境。
埃尔里希—尤利乌斯许特集中营建于1944年5月,因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而尤为臭名昭著。囚犯从事繁重的建筑劳动,却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和衣物。哈尔聪根同样为附近的地下建设项目提供劳动力。这些营地说明,米特尔堡的历史不能仅仅归结为技术工人组装火箭的历史:这一体系中有很大一部分囚犯在挖掘隧道、修筑公路和铁路,以及为工业设施的投产进行准备,而劳动条件使他们的健康迅速恶化。
这一集中营网络也依赖周边地区。火车站、建筑公司、工场、农场、市政当局和平民雇员,共同构成了囚犯与物资流转所依托的环境。地下生产的军事细节虽属机密,但使用囚犯劳动的现象在许多地方都清晰可见。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一体系将工厂内部、戒备森严的营房、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平民聚居地附近的工地连接起来。因此,其留存至今的遗迹散布于广阔地域,而非仅限于主要纪念馆所在地。
党卫队的管理与强制统治体系
党卫队通过一套等级体系控制囚犯,这套体系从集中营中央管理机构向下延伸,涵盖营长、警卫、劳工调配部门以及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在多拉集中营建立初期,其行政管理仍由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负责。党卫队军官奥托·弗施纳担任多拉集中营营长,后来又执掌独立后的米特尔堡集中营。1945年初,随着苏军推进、受到威胁的集中营将人员和囚犯向西转移,原奥斯维辛集中营营长理查德·贝尔接替了他的职务。
劳工调配是这套管理体系的核心。囚犯被登记、分类,再根据生产需求以及对其体力或技能的评估,分配到各个劳动队。工业企业为使用囚犯劳动力向党卫队付费,而不是向囚犯本人支付工资。这种将人视为可替换劳动单位的管理方式,与一套使囚犯遭受殴打、剥夺基本生活所需、禁闭乃至处决的惩戒制度相伴而行。
劳动现场的权力分属不同群体,却又彼此交织。平民工程师、工头和企业管理人员负责技术作业并提出生产要求;党卫队人员则负责看管囚犯和执行纪律。包括囚舍长和卡波在内的囚犯管理人员,经授权对其他囚犯行使管理权。他们的行为差异很大。有些人利用职务保护其他囚犯,另一些人则参与剥削和暴力行为。他们所拥有的有限且依附于他人的权力,必须与党卫队以及使用囚禁劳动力的雇主所拥有的制度性权力区分开来。
囚犯可能因被指违反营规、工作表现不佳、持有违禁物品、企图逃跑或涉嫌破坏活动而受到惩罚。公开处决被用来恐吓全体囚犯。在最后几个月里,有关反抗和破坏活动的指控引发了更严厉的调查、酷刑和绞刑。地下工厂本身也成了杀一儆百的暴力场所,表明生产与恐怖统治并非彼此分离的领域。
米特尔堡—多拉并不是配备毒气室、用于系统性大规模屠杀的灭绝中心。但这一区别并不意味着,死亡只是其运作中偶然出现的后果。党卫队强加于囚犯的生存条件,导致大批人死于本可避免的基本生活保障匮乏、繁重劳动、蓄意虐待和谋杀。丧失劳动能力的囚犯可能被转送他处,而不是得到照料直至康复,因此部分死亡未被记入该集中营自身的死亡记录。由此,理解这座集中营的关键,在于认识经济剥削与致命迫害之间的关系:生产目标并未使当局形成持续保护囚犯生命的意愿。
囚犯群体与日常求生
米特尔堡的囚犯来自欧洲多个国家,因遭受不同形式的迫害而被关入这一集中营体系。其中包括苏联战俘和平民、波兰人、法国和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其他政治犯、被纳粹以各种名目监禁的德国人,以及从被占领土遭驱逐而来的人。法国囚犯中,有人因参与与法国抵抗运动有关的活动而被捕。国籍、语言、政治经历、年龄和职业技能影响着囚犯获取信息的机会,以及他们能获得的岗位,但这些因素都无法使他们免遭肆意施暴。
囚犯的构成随时间发生了显著变化。1944年,尤其是1945年初,从东部集中营转来的囚犯使米特尔堡体系中的犹太囚犯人数不断增加。这些转移将多拉与纳粹大屠杀的最后阶段直接联系起来:此前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幸存者,被送入一个早已人满为患的强迫劳动网络。一些囚犯在漫长的转运途中几乎得不到食物和饮水,抵达时健康状况已极度恶劣,却仍被分派继续劳动。
囚犯的日常生活围绕着点名、轮班劳动、排队、检查,以及设法获取食物、衣物和休息机会展开。在地下劳动的囚犯面临粉尘、爆破、噪声、通风不良,以及搬运重物造成的身体负担。在早期的隧道阶段,囚犯始终被困在同一个封闭环境中,工作场所与睡眠场所实际上毫无区隔。后来修建的地面营舍改变了这种安排,却仍未能提供足够的营养,也无法使囚犯免受严寒和疾病的侵袭。
食物配给不足以支撑持续的重体力劳动。饥饿削弱了囚犯抵抗感染的能力,也使他们在受伤后更难存活。腹泻性疾病、结核病及其他疾病在拥挤的环境中传播。医务室能提供的治疗十分有限,而囚犯一旦被判定为永久丧失劳动能力,进入医务室就可能带来危险。患病囚犯被转往其他集中营,也使多拉登记的死亡人数与因被关押于此而死亡的人数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能否生存也取决于人际关系和工作分派。掌握一门技术、懂德语,或能获得一份对身体损害较小的工作,都可能带来重大差别。囚犯之间会分享食物、交换信息、帮助患病的同伴,有时还会利用行政岗位影响工作分配。这类互助是在物资极度匮乏、处境极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并不能摆脱这些限制。幸存者的叙述既记录了团结互助,也记录了孤立、胁迫与冲突。
约6万名囚犯中至少有2万人死亡这一估计,只能依据不完整的证据重建得出。它包括集中营内的死亡,也包括被转移或疏散出营者中的死亡。这一数字反映了死亡的规模,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最终命运都已得到查证。
武器生产及其人员代价
V-2火箭是米特尔工厂最著名的产品。它由陆军火箭计划研发,以液氧和酒精为推进剂,在动力上升阶段结束后沿弹道飞行。与无人驾驶的V-1飞弹不同,V-2以超音速飞行,当时用于对付速度较慢的飞机和巡航导弹的防御手段无法将其拦截。其技术上的创新使它后来在火箭发展史中占据突出地位,但有时也因此掩盖了那些被迫制造它的人们的遭遇。
米特尔工厂于1944年初开始批量生产V-2火箭。囚犯与平民雇员一起从事零部件准备、组装、检验、运输等作业。有些工序要求精密操作和技术训练,另一些则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依赖分散在各地的供应链,因此,这座地下工厂是更大工业体系中的一个组装中心,而非能够自行生产全部零部件的独立工厂。
米特尔工厂共完成约6,000枚V-2火箭的生产。自1944年9月起,德军用V-2袭击伦敦、安特卫普等地。这些武器造成平民和军人死亡,却未能扭转德国不断恶化的战略处境。精度不足、成本高昂以及投入使用过晚,限制了它们的军事作用。技术雄心与生产所付出的人员代价之间,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反差:通常的估计表明,在与V-2相关的生产体系中死亡的人数,比其投入作战后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具体比较结果取决于将哪些生产地点和受害者类别纳入统计。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米特尔工厂还生产了V-1飞弹,而更广泛的米特尔堡营地网络则为飞机、发动机、燃料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相关项目提供支持。许多建设项目最终未能完工。这些项目未能产出可用的武器装备,却丝毫没有减轻被派往这些项目的囚犯所承受的苦难。在一条尚未完工的隧道内劳作,可能与在一座已经运转的工厂中劳动同样致命。
负责火箭生产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与集中营劳役体系存在接触。陆军火箭研发计划的主要技术负责人韦恩赫尔·冯·布劳恩曾到访米特尔工厂。阿瑟·鲁道夫则在那里担任高级生产管理职务。两人后来都在美国取得了显赫的事业成就,这也引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军事和科研机构究竟如何讲述这些专家的专业知识与经验的来源。
历史研究的问题不在于V-2是否具有重要的技术意义——它确实具有——而在于如何解释这种意义。它在工程上的成就依赖国家资源、工业组织、军事上的优先安排以及强迫劳动。将这枚导弹与上述条件割裂开来的叙述,遗漏了其生产史中的核心部分。
抵抗、互助与破坏活动的证据
米特尔鲍—多拉集中营内的抵抗形式多样,既有日常的小规模互助,也有秘密结社和阻碍生产的尝试。囚犯隐瞒信息,帮助处境脆弱的同伴,传播消息,有时还利用自己在囚犯等级体系中的职位,设法影响人员任命或劳动分配。这些活动虽未形成对党卫队控制的有组织挑战,却可能提高个人的生存机会。
一些曾有地下运动经验的政治犯,依托国籍、语言或政治归属建立起联络网络,也有人跨越这些界限建立联系。但实际困难重重:囚犯的工作班次各不相同,还会在各附属营之间转移,并受到看守、平民工作人员、告密者及其他囚犯的监视。极度疲惫和为获取食物而进行的挣扎,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开展有组织行动所需的时间与资源。
破坏活动在集中营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却也难以确切认定。囚犯可以损坏零部件、干扰装配、隐瞒缺陷,或放慢工作速度。一些幸存者的叙述提到了蓄意阻挠生产的行为。然而,生产故障也可能源于技术不成熟、零部件质量不一、装配仓促、培训不足,以及劳工身体状况恶劣。因此,不能直接把一枚存在缺陷的导弹视为囚犯实施破坏的证据。
党卫队将破坏活动的指控纳入其镇压机制。调查伴随着审讯、酷刑和处决;在此类条件下取得的供词,不能作为对事件的可靠描述。1944年末至1945年初,保安行动将疑似囚犯秘密网络作为打击目标,并通过公开绞刑恐吓劳工。这些杀戮足以证明镇压的暴虐,却不能独立证实施害者提出的每一项指控。
两名囚犯的经历体现了抵抗与记录活动的多样性。德国共产党囚犯阿尔伯特·昆茨参与了秘密组织活动,于1945年1月被党卫队杀害。法国艺术家、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押送至集中营的莱昂·德拉布尔,则秘密绘画,记录囚犯、劳动与苦难。保存这些画作本身就充满危险。这些作品从受害者的视角,为集中营当局未曾记录的营内状况留下了视觉见证。
随着可用史料和战后政治环境的变化,历史研究对抵抗活动的阐释也发生了变化。东德的纪念活动尤其突出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与反法西斯抵抗。后来的研究则考察了更广泛的不同国籍群体、非正式互助网络及个人行动。将有史料依据的抵抗与事后的夸大叙述区分开来,既能保留这些行动的意义,也能避免描绘出一种集体组织严密的图景,从而忽略许多囚犯所经历的孤立无援与脆弱处境。
撤离、屠杀与解放
到1945年初,盟军的推进正在改变集中营体系的格局。从其他集中营撤出的囚犯被不断运抵米特尔鲍,使这里更加拥挤,疾病也随之蔓延。尽管运输网络和物资供应体系日益恶化,集中营管理部门和生产负责人仍试图维持生产。对囚犯而言,最后几个月不仅意味着更加严重的物资匮乏,还意味着随时可能被转移到未知的目的地。
诺德豪森的伯尔克兵营成为这一体系中死亡尤为惨重的一处场所。这座昔日的军营被用来关押囚犯,其中许多人患病或已无力劳动,关押条件极其恶劣。1945年4月3日和4日,英国空军对诺德豪森发动空袭,兵营区域也遭到轰炸,许多囚犯因此丧生。幸存者仍被困在大片废墟、尸体和病情危重的同伴之间。这一场所应与多拉主营区加以区分,尽管二者都属于同一个地区性迫害体系。
随着美军逼近,党卫队从4月初开始,将多拉及其附属集中营中的大多数囚犯撤走。囚犯被装上货运列车,或被迫踏上死亡行军。许多人死于精疲力竭、风寒侵袭、饥饿和枪杀,也有人因长期被拘禁且缺乏足够的饮水和食物而死亡。撤离路线分向不同方向,将一批批囚犯送往贝尔根—贝尔森、诺因加默集中营系统,以及德国北部的其他目的地。
与这些转移行动有关的最大规模屠杀之一,于1945年4月13日发生在加尔德莱根。1,000多名集中营囚犯被关进伊森施尼贝庄园的一座谷仓,随后遭到纵火焚烧和枪击杀害,其中包括从米特尔鲍集中营系统撤出的男性囚犯。美军不久后抵达该地区,并记录了这一罪行。这场屠杀表明,囚禁的最后阶段远远超出了既有集中营的边界,参与者不仅有与集中营体系有关的人员,也有当地人。
1945年4月11日,美军抵达诺德豪森和多拉。大多数囚犯此前已被转移,主营区只剩下相对少量的囚犯,其中许多人因病情过重而无法撤离。在诺德豪森,美军在伯尔克兵营发现了大量已经死亡或奄奄一息的囚犯。军队医护人员组织了紧急救治,但解放无法逆转严重饥饿和疾病造成的后果,一些幸存者在盟军到来后仍不治身亡。
解放时拍摄的照片、影片,以及医疗记录和军事报告,后来都成为重要证据。这些材料记录了囚禁对身体造成的摧残,但仅凭集中营最后几天的影像,并不足以解释导致这些惨况的更长历史,包括劳动力调配、囚犯转移和行政决策。
审判、科技人才招募与战后追责
美国针对米特尔堡—多拉集中营的主要审判于1947年在达豪举行,是美国军事法庭一系列审判的一部分,通常称为达豪审判。19名被告因参与该集中营体系内的罪行而受审,其中包括党卫队人员、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以及与生产有关的人员。审判涉及杀人、虐待,以及有组织地制造导致囚犯受苦和死亡的生存条件等问题。
审判既作出了有罪判决,也有无罪判决。党卫队军官汉斯·默泽尔被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被处决。其他被告被判处监禁,其中一些人后来获得减刑。审判的法律框架及所能取得的证据决定了其追责范围:它能够认定特定被告对具体行为所负的责任,但并未对所有参与集中营运作的机构进行全面的司法审查。
战后的德国还开展了进一步的诉讼。1967年至1970年,埃森进行了一场重要审判,审理与米特尔堡集中营群有关的罪行,包括处决和镇压囚犯。与其他较晚进行的纳粹罪行起诉一样,法院面临着时间流逝、嫌疑人死亡或患病、档案不全,以及难以在庞大的行政体系内确定具体行为责任归属等问题。由此形成的司法记录固然重要,但其涵盖的责任范围比历史上实际涉及的全部责任要窄。
另一条战后发展脉络涉及对德国专家的招募。美国当局在撤出划归苏联占领的地区之前,从当地运走了火箭硬件、文件和相关人员。通过后来与回形针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各项计划,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进入了美国的军事及民用研究机构。苏联当局同样转移了设备,并招募或强迫德国专家为其自身的项目提供支持。逐渐展开的冷战赋予了导弹专业技术极高的战略价值。
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和阿图尔·鲁道夫成为美国火箭研制领域的重要人物。在美国司法部对鲁道夫的战时活动展开调查后,他于1984年放弃美国国籍并离开美国。这一结果并非刑事定罪,在叙述相关司法记录时,必须明确这一区别。
刑事审判与技术人才招募并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公共叙事。一些军工体系的参与者遭到起诉,另一些人则主要因其科学成就而受到介绍。因此,历史研究不仅考察战时行为,也考察1945年以后的机构决策:招募档案、安全审查评估、庭审证词和工业档案,有助于解释有关强迫劳动的信息是如何被保存、淡化,或与技术成就的叙述相割裂的。
纪念与历史研究
战后,原集中营旧址发生了巨大变化。建筑物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原有营房区大多已不复存在。苏联当局拆走了工业设备,隧道入口后来也遭到炸毁或封闭。因此,如今的遗址中,原有建筑、地基、经改造的工业空间与后来增设的纪念设施交错并存。解读这处遗址,既要关注仍然可见的遗存,也要留意那些已经消失的部分。
这处遗址在东德时期成为纪念场所,并于1964年正式设立纪念馆。早期的纪念叙事强调反法西斯抵抗,往往将共产党囚犯置于尤为突出的位置。这一框架保存了有关迫害与反抗的重要记忆,却未能同等呈现所有囚犯群体及其经历。德国统一后,纪念馆的研究与展览拓宽了视野,更全面地探讨营内来自各国的囚犯、附属营,以及集中营与工业界和当地社会的联系。
如今的米特尔堡—多拉集中营纪念馆保存着原集中营的部分遗迹,包括焚尸炉设施及其他建筑遗存。自1995年起,参观者可以在导览带领下进入地下设施的部分区域。新的常设展览于2006年开放。这些隧道既是历史证据,也给历史阐释带来挑战:如果展示时未能始终以强迫劳工的处境与死亡为核心,隧道的宏大规模就可能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工业工程本身。
相关研究利用的资料包括党卫队文件、企业档案、军事档案、战后调查材料、幸存者回忆录、绘画、照片和口述史。这些资料能够回答不同的问题。行政记录有助于了解囚犯的流转和劳动力分配,但其中使用的是施害者所设定的分类。证言能够还原官方档案中遗漏的经历与人际关系,不过,使用时也须留意回忆形成的情境与时间。解放时拍摄的照片记录的是特定时刻,而非集中营的完整历史进程。
考古学调查与建筑研究补充了实物证据,尤其适用于建筑已经消失的地点,或相较多拉本营较少受到关注的附属营。地基、工业遗存、废弃物品以及遗址中的道路,可以帮助厘清日常生活与劳动的组织方式。将这些证据与文献研究相结合,而不是视为不言自明的材料,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其价值。
通过比对囚犯名册、转运名单、死亡记录及家属提供的信息,确认遇难者身份的工作仍在继续。这些工作对于那些转营后或撤离途中死亡的人尤其重要,因为有关其命运的线索可能分散在多个集中营和多个国家的档案中。重建个人生平,既能让死亡人数估算背后的人获得具体面貌,也能揭示一名囚犯的经历如何将被占领地区的社区、拘禁体系、工业场所,以及远离诺德豪森的死亡地点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