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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军区制

拜占庭军区制统合地方军队与行省行政,由七世纪的军事驻屯安排逐渐发展为帝国统治的主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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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军区制是七世纪在拜占庭帝国发展起来的一种军事与地方行政组织形式。“军区”一词在希腊语中作 thema,复数为 themata,起初指一支军事部队,后来则指该部队驻扎并从中获得给养的地域。军区逐渐成为地方行政的主要单位,通常由称为 strategos 的军事长官统辖。军区的组织形式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显著变化:七至八世纪的大型区域军事辖区,与十世纪较小的边境辖区,以及后来沿用同一名称的行政区,都不尽相同。

起源与历史背景

军区产生于七世纪东部罗马帝国的转型时期。帝国与萨珊王朝长期交战,随后又遭遇阿拉伯征服,丧失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这些领土的丧失削减了帝国财政收入,迫使其围绕剩余领土,尤其是安纳托利亚,重组军队和地方行政。

早期学者往往将军区制归因于在位于610至641年的皇帝希拉克略所推行的一次全面改革。按照这种解释,皇帝将士兵安置在土地上,并建立了一套军事行省体系。然而,现存证据无法证实曾有过这样一次统一的创制行动。如今一般认为,这一制度是七至八世纪一系列渐进变化的产物。

几个早期军区由既有的罗马野战军发展而来,其名称保留了这些军事渊源:

军区 起源或特征
安纳托利孔 与原东方野战军有关;设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和南部
亚美尼亚孔 与在亚美尼亚地区作战的军队有关;以安纳托利亚东北部为基地
奥普西金 源于皇帝的 obsequium,即随扈部队;设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
色雷斯西亚 与冠有色雷斯名号的部队有关;设于安纳托利亚西部

这些部队的建立、辖区的固定,以及其纳入民政体系的过程,未必发生在同一时间。因此,史料提及某支军队、其指挥官或其部署地区,并不总能证明当时已经存在一个成熟的行政区。

军区最初与旧有地方行政体系的部分机构并存。从晚期罗马的行省与野战军指挥体系,转向以固定辖区为基础的军事行政,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过程,而非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整齐划一的替代。

行政与军事指挥

军区的典型首长是将军,由皇帝任命,负责统率辖区军队。在许多军区,这一职位也成为地方行政的最高权威。军事指挥权与广泛行政权的结合,使军区组织有别于晚期罗马行政理想中更为明确的军政分立。

不过,军区并非将军的私人领地。财政官员、法官及其他行政人员各司其职,其中一些人与中央政府保持直接联系。这些官职之间的权力平衡随时代和地区而变化。此外,奥普西金最初由称为 komes,即伯爵的官员统率,而非将军。

军区部队下设若干指挥单位,通常包括由 tourmarchai(分区指挥官)统率的 tourmai(分区部队)。相关术语、部队规模和地域安排各不相同。不能仅凭军阶和官职名录,就认定每个军区都拥有完全相同的组织结构。

皇帝任命高级指挥官,也可将其调任或免职。因此,军区始终是帝国政府的机构,而非法律上享有自治权的公国。不过,军区长官掌握着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使其有能力介入皇位继承斗争和叛乱。

士兵、土地与财政

兵役与土地占有之间的关系,是军区史的核心问题,也是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

传统模式将军区士兵描绘为自耕农:他们从国家获得土地,作为回报,承担世袭兵役。这种解释抓住了地方资源与军事义务之间的重要联系,但若将其套用于整个制度,尤其是最初几个世纪,就显得过于一概而论。

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七世纪曾在整个帝国进行过一次统一的军田分配。士兵的生计可以由土地占有、军饷、物资配给和家庭资源以不同方式组合维持。最早的军区部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地产而非公帑供养,至今仍有争议。

到十世纪,法律已明确承认通常称为 stratiotika ktemata 的军役地产。这类地产为履行兵役相关义务提供经济支持,包括承担装备费用。法律限制了可能削弱履行这些义务所需财力的地产转让。

以下三点区别尤为重要:

  • 军役地产未必由皇帝赐予。 土地可以通过继承、购买或其他方式进入军人家庭。
  • 义务可以由一个家庭或某种地产组合承担,而非落在单个耕作者身上。 供养一名士兵,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承担费用的土地持有者都必须亲自服役。
  • 占有土地并未消除公共财政的作用。 货币支付、税收、征发和中央组织的物资供应仍然十分重要。

因此,不能将兵役简化为“以免费土地换取作战”。也不应将所有军区士兵都想象成偶尔服役、未经训练的民兵。他们的经验、装备、财富和服役频率各不相同。

扩展与分化

随着帝国统治的推进,军区数量不断增加。巴尔干、爱琴海及其他地区出现了新的军事辖区,而原有的大军区则被拆分。

拆分兼具实际与政治上的好处。较小的辖区既有助于改善地方防务与行政,也能减少集中于单一长官手中的资源。八世纪对强大的奥普西金军区的拆分,体现了地方行政重组与皇权控制军事力量之间的联系。

并非所有军区都承担相同职能。大体而言,军区包括:

  • 大型内陆军区,尤其集中在安纳托利亚,为区域防御和帝国征战提供兵力。
  • 海军军区,如基比拉奥特军区及后来爱琴海地区的军事辖区,负责海上力量与海岸防御。
  • 欧洲军区,其发展反映了帝国权威在巴尔干地区的恢复与巩固。
  • 小型边境军区,在十世纪帝国扩张时期尤为众多。

一些边境地区最初被编为 kleisourai(隘区),即负责山口和重要边境地带的军事辖区。其中部分后来升格为军区。边防并非只依靠军区野战部队,还依靠堡垒、地方部队,以及与边防军人相关的军事居民群体。

随着帝国在十世纪向东扩张,新设军区的规模可能远小于安纳托利亚的旧军区。因此,同一制度名称之下,各辖区的领土面积和军事资源可能相差悬殊。

军区与中央军

军区军队只是拜占庭军事体系的一部分。自八世纪起,皇帝逐步建立起中央禁军,即由中央控制的军团,最初主要驻于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区。

中央禁军为皇帝提供了更便于直接调用的兵力,并有助于制衡强大的地方军事长官。它们也与军区部队并肩出征。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只是中央军为“职业军人”、地方军为“业余士兵”:这两类军队都随时间发生变化,一些中央禁军部队最终也驻扎于地方。

军区为地方防御、应对袭扰和较大规模的远征提供兵力。其地域基础有助于持续抵御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期的进攻。地方部队可以监视道路、守卫据点并迎击入侵者,而在形势需要时,则集结更大规模的军队。

十世纪,帝国军队日益将军区分遣部队、中央军团、外籍部队和特种部队混合编组。因此,指挥体系也超出了个别军区长官的权限范围。

十至十一世纪的转型

军区制并非在一次改革或崩溃中消失。其军事与行政组成部分以不同的速度发生变化。

帝国扩张推动了更大区域指挥体系的建立,由 doukes(都督)和 katepanoi(总管)等官员统辖,他们能够指挥跨越数个较小辖区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民事法官和财政官员在地方行政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某些情况下,strategos 的头衔虽得以保留,但任职者的权限已小于早期军区长官。

土地向富裕家族集中,也影响了小土地所有者所能掌握的资源。十世纪的皇帝颁布法律,试图保护小土地所有者与军役地产。这些措施表明,统治者关注地产、财政收入与军事能力之间的关系,但不能据此认定军区的所有衰落都源于贵族兼并土地这一单一过程。

在巴西尔二世及其继承者统治时期,帝国军队包含多种地方与中央部队。十一世纪期间,征募方式、财政优先事项、指挥结构和军事义务的变化,改变了两者原有的平衡。

1071年的曼齐刻尔特战役及其后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的丧失,严重破坏了旧有军区的地域基础。然而,军区的转型早已开始。不应将曼齐刻尔特战役视为一支此前始终未变的军区军队突然覆灭的时刻。

在后来的各王朝统治下,“军区”仍被用来指行政辖区,但这些辖区并非早期军事行省的简单延续。

解释与史料

由于土地占有与兵役相联系,军区常被拿来与封建制度下的机构相比。但这种比较有其局限。军区官员由皇帝任命,征税仍是国家职能,而军役地产通常也不构成通过个人人身臣属关系授予的自治领地。

拜占庭后期的普罗尼亚制也必须与军区组织加以区分。普罗尼亚涉及特定财政收入或收益权的授予;它并非只是换了名称的军区制,也不是对士兵自有农地的普遍替代。

关于军区的史料来自编年史、帝国法令、军事手册、印章、行政名录和地理著作。十世纪与君士坦丁七世有关的《论军区》,对于了解军区地理及有关各地起源的传统说法十分重要,但它并非对七世纪制度形成过程的同时代记述。

这些史料揭示了制度的不同侧面。印章可以证明某位官员的任职,法律可以界定受保护的军役地产,军事手册则可以规定军队应当如何行动。但任何一种史料都无法单独说明每个军区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因此,解释上的主要难点,在于区分那些共用“军区”之名的早期区域军队、成熟的军事行省,以及后来的行政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