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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尔二世

巴西尔二世于976至1025年统治拜占庭帝国,平定贵族叛乱,征服保加利亚,并向东扩张帝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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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尔二世(958年—1025年12月15日)自976年起担任拜占庭帝国的首席皇帝,直至去世。他出身于马其顿王朝,早在960年幼时便已加冕为共治皇帝,但直到约翰一世·齐米斯凯斯去世后,才真正掌握最高统治权。他作为首席皇帝在位近五十年,是罗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在他的统治下,独立的保加利亚帝国遭到覆灭,拜占庭的统治扩展至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地区,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得到显著加强。

巴西尔的权威是在与势力强大的军事家族及宫廷官员的长期斗争中逐步确立的。他最终能够获胜,依靠的是财政资源、部分将领的忠诚、外国军事援助,以及他本人持续亲自领兵作战。他与基辅的弗拉基米尔结盟,不仅帮助他稳固了皇位,也将拜占庭的王朝政治与罗斯皈依基督教联系起来。尽管后世主要以“保加利亚人屠夫”这一称号铭记巴西尔,但他也寻求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在被征服地区保留有用的地方制度,并根据巴尔干、叙利亚和高加索各地的不同情况调整帝国政策。

人们熟悉的巴西尔形象——生活俭朴的军人、冷酷无情的征服者,以及将帝国推向中世纪鼎盛时期的统治者——很大程度上来自他死后写成的叙事。这些记述保存了宝贵的信息,但也以道德评判和后见之明下的对比来组织历史事件。他的军事成就有充分依据;然而,对于其政府的具体运作方式、所积累财富的规模,以及某些广为流传的残酷事迹,则需要更加审慎地区分同时代证据与后世传说。

王朝传承与亲政的开端

巴西尔生于958年,是皇帝罗曼努斯二世与皇后狄奥法诺之子。他的父系出自巴西尔一世于九世纪开创的王朝。这个家族稳固的地位为年幼的皇子提供了强有力的统治合法性依据,而他出生于父亲在位期间,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拜占庭的政治用语将这样的孩子称为 porphyrogennetoi,即“生于紫室者”,把他们的身份与皇室产房以及合法统治的延续联系起来。

罗曼努斯二世于960年为巴西尔加冕为共治皇帝,又于962年为巴西尔的弟弟君士坦丁加冕。这些仪式并未使两个孩子获得实际的执政权,却公开确立了他们的皇帝身份。罗曼努斯于963年3月去世时,巴西尔约五岁。狄奥法诺最初在摄政体制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战功卓著的统帅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于同年稍后夺得皇位,成为尼基弗鲁斯二世。他迎娶了狄奥法诺,同时保留巴西尔与君士坦丁的次席皇帝地位。

尼基弗鲁斯于969年12月遇刺后,另一位军人出身的统治者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掌权。狄奥法诺被排除在此后形成的权力安排之外,并遭到流放。约翰保留了两位年幼皇子的皇帝身份,又通过迎娶他们的姑母狄奥多拉,巩固了自身在王朝中的地位。这一安排体现了拜占庭皇位继承的一个特点:既有皇室可以在一位强势的军人皇帝治下延续,由这位皇帝与皇室中地位较低的成员共同在位。无论是严格的世袭继承,还是不受限制的军队推举,都不足以单独解释拜占庭皇位的传承机制。

约翰于976年1月去世后,年约十八岁的巴西尔成为首席皇帝,君士坦丁八世则与他共治。在巴西尔整个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始终保有皇帝头衔,却很少参与持续的军事与行政事务。起初,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巴西尔·利卡佩诺斯。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宫廷官员,也是宦官,担任地位显赫的寝宫总管(parakoimomenos)。他曾为多届政权效力,拥有巨额财富和广泛的庇护关系网。

因此,巴西尔继承的不只是一顶皇冠。他接手的行政体系由早在他掌权前便已执政的高官主导,军队由各自享有威望的将领统率,而帝国的疆界也因尼基弗鲁斯与约翰的胜利而向外拓展。他早期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凭借皇位的合法性切实驾驭这些相互竞争的权力集团。这一转变并未在976年完成,而是又经历了近十三年的政治冲突与内战。

贵族叛乱与皇权巩固

第一个重大挑战来自巴尔达斯·斯克莱罗斯,他是一位与约翰·齐米斯基斯关系密切的杰出将领。约翰去世后,斯克莱罗斯失去了在中央的军事统帅职务,于976年起兵叛乱。他的支持主要来自东部的军事关系网,其中包括各级将领和贵族家族;他们的影响力横跨地方官职、土地产业和私人效忠关系。叛乱威胁到了朝廷对小亚细亚兵源和赋税收入的掌控。

朝廷的应对依赖于另一位军事重臣——小巴尔达斯·福卡斯。福卡斯出身于尼基弗鲁斯二世的家族,在这个十年稍早的时候也曾起兵叛乱。他被重新召回为朝廷效力,最终于979年击败斯克莱罗斯,期间得到了格鲁吉亚陶地区统治者大卫三世的重要援助。斯克莱罗斯逃入穆斯林统治的地区。巴西尔的政权虽然渡过了危机,但其对福卡斯的依赖也表明,要击败一个强大的军事家族,却不使另一个家族因此坐大,实非易事。

985年,巴西尔罢黜巴西尔·利卡佩诺斯,这是他亲掌大权的决定性一步。皇帝将这位大臣免职,没收其财产,并着手否定他主政期间推行的措施。此事的确切动机与经过已无法完全还原,但结果十分明确:这位自巴西尔即位以来一直主导宫廷的官员,不再充当皇帝行使权力的中间人。此后,巴西尔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某一位大权独揽的宫廷重臣。

986年在保加利亚的军事失利,削弱了巴西尔刚刚确立的地位。987年,福卡斯起兵叛乱,斯克莱罗斯也同时归来,再度争夺帝位。两人的利益无法相容。福卡斯暂时压制了斯克莱罗斯,成为皇帝的主要对手,控制了东部军事体系的大部分力量,并威胁通往首都的要道。巴西尔的对手并非仅仅谋求地方割据;他们要夺取的是皇位,以及整个国家的资源。

巴西尔依靠效忠自己的军队和从罗斯获得的部队,保住了统治。988至989年,帝国军队先后在克里索波利斯附近和阿比多斯击败叛军。福卡斯于989年4月在阿比多斯身亡,此后他的联盟随之瓦解。斯克莱罗斯最终经谈判归顺。这些和解并未将贵族家族排除出政治生活,却消除了军事强人另立为帝的迫切威胁。此后,巴西尔继续提拔、任用贵族军官,同时设法防止任何一个关系网形成能够独立挑战朝廷的权势。他后来的土地立法反映了这段经历,但也延续了10世纪早期诸位皇帝制定的政策。

与罗斯的联盟及其宗教影响

巴西尔与基辅罗斯结盟,是为应对内战而采取的举措,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眼前的战事。在987至989年的危机期间,他与基辅的弗拉基米尔谈判,寻求军事援助。协议将出兵援助与弗拉基米尔迎娶巴西尔的妹妹紫衣公主安娜以及接受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在位拜占庭皇帝的紫衣出身妹妹嫁给外国统治者,是一项极不寻常的让步,反映出巴西尔当时处境的严峻。

由于留存下来的记载各不相同,谈判、弗拉基米尔受洗及婚姻缔结的确切先后顺序,至今仍有争议。罗斯编年史将弗拉基米尔的皈依和婚姻与他攻占克里米亚的赫尔松联系起来。拜占庭、东方基督教世界及罗斯的记载,无法拼合出一套没有争议的时间顺序。不过,其中的核心联系十分明确:与巴西尔的军事合作、皈依基督教以及王朝联姻,都是同一项政治协议的组成部分。

一支通常据称由6,000名罗斯战士组成的军队抵达巴西尔麾下,帮助镇压了叛乱。这支部队的投入,使皇帝拥有了一批地位直接取决于皇帝雇用、而非依附于小亚细亚既有军事世家的士兵。这些部队通常被认为与瓦兰吉卫队的形成有关。后来的卫队发展出鲜明的自身特色,并从更广泛的北欧地区招募成员;但巴西尔统治时期的这支罗斯部队,是它逐步成为帝国军事机构的关键一环。

传统上定于988年的基辅罗斯基督教化,并不意味着弗拉基米尔治下的所有社群都在一夕之间完成了转变。基督教此前就已在罗斯人中传播,尤其是在弗拉基米尔的祖母奥尔加的宫廷中,而各公国权力中心以外地区的皈依进程则参差不齐。尽管如此,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仍为王公对宗教的扶持、教会组织的建立以及与拜占庭世界的关系确立了新的框架。

这项协议并未使罗斯成为拜占庭的一个行省,也没有使其成为永久听命于拜占庭的附庸。弗拉基米尔仍是独立的统治者,此后的双方关系既可能包含合作,也可能发生冲突。协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将王朝声望、军事交流和宗教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与希腊教会的联系、翻译而来的宗教文本、教会艺术,以及基督教君主的统治范式,都在罗斯各地产生了持久影响。对巴西尔而言,协议的直接结果是保住了统治;对东欧历史而言,它则成为十世纪末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

最后攻势之前的保加利亚战争

拜占庭与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冲突,根源可追溯至巴西尔前几任皇帝的征战。971年,约翰·齐米斯基斯在保加利亚击败罗斯军队,占领了保加利亚东部的旧有核心地区,并将保加利亚皇帝鲍里斯二世带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虽宣称已终结保加利亚的独立,却并未实际控制保加利亚全境。西部地区的抵抗仍在继续,一个被称为“科米托普利”(意为“伯爵之子”)的家族成为重建国家的核心。

在这几兄弟中,萨穆伊尔逐渐成为最具权势的统帅,最终登基为帝。他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尤其是普雷斯帕和奥赫里德一带。这一地理位置至关重要。重重山岭、设防的隘口和分散的堡垒,使拜占庭难以通过一次决定性的远征征服该地区。保加利亚军队可以向南突袭,利用当地民众的支持,并在遭遇规模更大的帝国军队时退入易守难攻的地形。

巴西尔首次亲自率领的大规模远征以惨败告终。986年,他进攻塞尔迪卡,即今天的索非亚,却未能攻下该城。8月17日,撤退中的拜占庭军队在图拉真之门遭到伏击。皇帝虽得以逃脱,这场败仗却损害了他的军事声望,也为福卡斯和斯克莱罗斯再度挑战皇权创造了条件。这一事件还表明,大军在未控制周边据点的情况下穿越狭窄通道,风险极高。

随后的内战限制了巴西尔在巴尔干地区持续作战的能力。萨穆伊尔在这些年间扩大了势力,并进攻更南方由拜占庭控制的领土。即使击败了国内的对手,巴西尔也无法立即集中帝国的全部资源对付保加利亚,因为叙利亚边境接连发生的危机需要他分神应对。因此,对保加利亚的战争并非巴西尔亲自率军持续推进的过程,而是远征、局部作战与帝国将领指挥的战役交替展开。

990年代,双方力量的对比逐渐发生变化。997年,拜占庭将领尼基弗鲁斯·乌拉诺斯在斯佩耳刻俄斯河附近找到一处渡河地点,得以发动突袭,击败了萨穆伊尔的军队。萨穆伊尔虽然逃脱,但这次失败挫败了保加利亚的一场大规模攻势。到1000年前后,巴西尔的统治已经稳固,也拥有了实施更系统战略所需的军事资源。战争目标日益转向削弱保加利亚赖以维系的领土基础与后勤体系,包括堡垒、交通线、农业地区,以及各地抵抗中心之间的联系。

征服、克雷迪昂之战与保加利亚的战后安排

约从1000年起,拜占庭的军事行动变得更加持久,各战区之间的配合也更加紧密。帝国军队收复了保加利亚东北部的主要重镇,同时在其他战线上向内陆及多瑙河沿岸推进。1002年,维丁在遭到长期围困后陷落。针对斯科普里周边地区及西部重要堡垒的军事行动,削弱了萨穆伊尔在其剩余领地之间调动兵力的能力。1005年,都拉齐翁转入拜占庭控制,进一步限制了他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通道。

这场战争依靠的是持续累积的压力,而非一连串每战皆能定局的会战。攻下一座堡垒,可以保障一条通道的安全、切断敌方驻军的补给,或促使当地指挥官展开谈判。巴西尔一面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一面向愿意归顺的人许诺官爵与恩赏。他的军队也在敌对地区摧毁物资。这些战役有赖于反复动员,以及在取得局部胜利后继续维持军事压力的能力。

其中最著名的一战是1014年7月29日的克雷迪昂之战。萨穆伊尔在斯特鲁米察河谷的一处狭窄通道构筑防御工事,阻挡巴西尔推进。尼基弗鲁斯·西菲亚斯率领的一支拜占庭分遣队翻越险峻地形,从后方攻击保加利亚阵地,协助主力突破防线,击溃守军。萨穆伊尔在儿子加夫里尔·拉多米尔的帮助下逃脱。

据后世史家约翰·斯基里泽斯记载,巴西尔下令刺瞎约15,000名俘虏的双眼,每百人中只留一人保有一只眼睛,以便带领其余人返乡。这一记载将萨穆伊尔目睹俘虏后倒下,与他不久后于1014年10月6日去世联系起来。记载中的人数及其戏剧化的叙事安排均存在争议,因此不应将这一数字视为经过独立核实的统计。不过,巴西尔与大规模致盲事件的联系,仍是后世有关他征服保加利亚的叙事传统中的核心内容。

克雷迪昂之战并未结束战争。加夫里尔·拉多米尔继承了萨穆伊尔的王位,却于1015年被堂兄弟伊万·弗拉迪斯拉夫杀害。抵抗一直持续到1018年伊万·弗拉迪斯拉夫在进攻都拉齐翁时战死。此后,王室成员及主要将领相继归顺,但部分地方仍在抵抗。巴西尔将重要的保加利亚贵族纳入帝国官僚体系,兼用吸纳与强制手段巩固统治。

战后安排在终结保加利亚独立王权的同时,保留了部分原有制度。巴西尔颁布敕书,保留以奥赫里德为中心、享有自治权的大主教区,但原有牧首区的较高地位被取消。在新征服的重要地区,最初的税收安排照顾了当地既有的实物缴纳惯例。军事与民政机构在拜占庭统治下得到重组,保加利亚的主要军事指挥中心设于斯科普里。这些措施减轻了征服在短期内造成的冲击,却没有保留保加利亚的政治独立。至此,拜占庭势力横贯巴尔干半岛,直抵多瑙河,其控制范围达到了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规模。

叙利亚、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边疆

巴西尔的东方政策既注重守住前人征服的领土,也谋求有选择地扩张疆域。在叙利亚北部,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持拜占庭、阿勒颇的哈姆丹酋长国与法蒂玛王朝三方之间的力量平衡。阿勒颇既是重要的缓冲地带,也是依附于拜占庭的盟友,但法蒂玛王朝的扩张不仅威胁到当地统治者,也危及帝国在安条克周边的地位。

995年,法蒂玛军队发动攻势,使阿勒颇承受了巨大压力。巴西尔随即从巴尔干迅速东进,让部队乘马赶路,以加快行军速度。他的到来迫使法蒂玛军队撤退。这次战役显示了帝国内部交通网络的战略意义:当边疆危机可能使先前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时,皇帝能够跨越遥远距离调动资源。999年,他再次出兵叙利亚,进攻法蒂玛王朝控制的据点,并加强帝国的防御。

东方的冲突并不是通过试图征服埃及或整个叙利亚来解决的。1001年缔结的停战协定,使拜占庭与法蒂玛王朝的关系趋于稳定。此后的外交活动有助于维持边疆安排的总体格局,尽管其间也曾出现宗教和政治上的紧张。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使巴西尔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保加利亚,同时保住前任皇帝在叙利亚北部取得的领地。

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边境地区,领地继承安排以及对地方统治者地位的承认,与公开交战同样重要。陶地区的大卫三世曾在979年为对抗斯克莱罗斯提供关键援助,但后来又与反对巴西尔的势力产生了联系。随后达成的一项协议规定,大卫去世后,其领地将归皇帝所有。1000年大卫去世,巴西尔便前往东方接收这些领地。这些新取得的领土加强了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东北门户地区的影响力。

围绕这些领土的主权争议,是1021至1022年巴西尔与格鲁吉亚的乔治一世交战的原因之一。巴西尔亲自领兵出征,最终达成协议,乔治放弃争议领土,并将儿子巴格拉特交作人质。皇帝还与亚美尼亚国王约翰-斯姆巴特三世就阿尼未来的归属进行了谈判。这一安排为日后的吞并铺平了道路,但阿尼直到1045年,即巴西尔去世二十年后,才被纳入帝国版图。

区分当下的征服与对未来领土的权利主张十分重要。巴西尔治下的东方边疆错综复杂,既有帝国直接管辖的地区,也有附属统治者的领地、经协商确定继承权的土地,以及分属不同教会的社群。疆域扩张增加了战略纵深,提升了帝国威望,但也使帝国政府更直接地卷入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政治纷争。仅凭疆域地图,无法呈现拜占庭在当地行使权威所依托的种种权利义务关系。

土地占有、税收与帝国行政

巴西尔的国内立法与贵族势力问题密切相关。10世纪的历代皇帝曾多次试图限制被称为“权势者”的豪强(dynatoi)兼并小地产。这一群体包括有影响力的地主和官员,他们凭借自身财力与权势,能够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购买土地、吞并村社地产,或获得豁免和有利于自己的裁决。这不仅涉及社会关系,也关系到国家能否维持稳定的税收。

996年颁布的一项重要法律重申并加强了对豪强的限制。巴西尔不承认他们仅凭时间推移就能使有争议的土地收购获得法律保障,并再次确认早先立法的效力,尤其是罗曼努斯一世·利卡潘努斯于922年推行的相关措施。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违反保护性法律而取得的土地可以无偿归还原主。这项法律还针对利用宗教机构及其他法律手段积聚地产的做法作出了规定。

不应将这些法律理解为废除大地产或实现土地占有者之间平等的尝试。巴西尔仍然倚重富有的将领和官员。他所关注的,是那些危及赋税履行,或造成势力过度集中、超出皇权有效监督范围的土地兼并行为。斯克莱罗斯和福卡斯的叛乱构成了这一政策的直接政治背景,但这些立法也延续了行政领域长期以来的讨论:赋税应由谁承担,政府又该如何保护其税源。

约在1002年,巴西尔推行了连带纳税制,要求富有的土地占有者承担贫困纳税人拖欠的某些税款。这个术语原本有着更广泛的集体纳税责任背景,但巴西尔的措施明确将负担加在豪强身上。这既有助于避免欠税直接从国家账目中被一笔勾销,也使地方精英必须为税收缺口承担财务责任。该政策招致了反对,后来被罗曼努斯三世废除。

帝国行政仍由中央各部门、地方官员、军事指挥机构和地方税务体系共同构成。拜占庭军区制与其形成初期相比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到巴西尔时代,规模更大的区域军事指挥机构和职业军队在旧有地方体制之外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官员负责核定和征收赋税、保存档案及裁决争端,皇帝则通过立法、任命和裁断介入行政事务。

后世记载称,巴西尔去世时留下了极为充盈的国库。这些记述印证了其财政实力雄厚的总体印象,但其中列出的具体数额,不能等同于留存至今、经过核查的账目。当时的货币体系仍以成色优良的诺米斯马金币为基础,为大额支付和帝国开支提供了稳定的支付手段。军事胜利与财政资源相互促进:税收支持了旷日持久的战事,而征服成果与政治稳定又保障了政府的征税能力。

军队、战略机动与地中海外交

巴西尔统率的并非一支编制和性质完全一致的“拜占庭军队”。帝国武装力量包括职业军团、地方部队、外籍部队,以及征募方式和服役义务因地区而异的各类部队。他在位期间的战事表明,领取薪饷的部队和地方高级统帅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这些战事也说明,皇帝亲临前线虽可能具有战略意义,却并非每次行动都不可或缺:尼基弗鲁斯·乌拉诺斯和尼基弗鲁斯·西菲亚斯等将领都曾独立取得重大胜利。

保加利亚战场与东方战场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巴西尔的用兵方式。在巴尔干地区,狭窄的山口和设防城镇使反复出征、有条不紊地孤立敌方据点成为有效策略。在叙利亚,迅速介入可以保全附属国,或解除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不一定带来永久性的领土征服。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边境,一次出征可能是为了落实继承协议,或迫使对方交出有争议的地区。因此,仅以持续不断的进攻战争来概括他的军事行动,会歪曲其行动的多样性。

后勤将这些不同的战略联系在一起。军队需要粮食、牲畜、装备、军饷,以及畅通的道路和渡口。一次成功的围城可能与一场会战同样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补给路线及周边农田控制权的转移。保加利亚最终战败,关键在于帝国政府能够经年累月地维持战事,而非巴西尔据说独创的某种战术革新。关于其军队总规模的详细证据不足,无法据此得出精确的全帝国兵力数字。

巴西尔政府也经营海上与商业关系。992年颁布的一份金玺诏书对来自威尼斯共和国的商人所享有的特权作出规定,其中包括降低其通过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峡时缴纳的关税。威尼斯不仅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一支与拜占庭在亚得里亚海利益密切相关的海上力量。这些安排是双方通过协商,以服务换取商业优惠的关系逐步发展的结果,不应将其与11世纪稍后授予威尼斯的、范围广泛得多的特权混为一谈。

拜占庭统治下的意大利南部仍是另一处战事频仍的边疆。帝国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地面临地方反抗、伦巴第势力的政治角逐,以及来自北欧的新军事力量。1018年,帝国将领巴西尔·博约安尼斯在坎尼击败了一场得到诺曼战士支持的叛乱,巩固了拜占庭的统治。这与征服保加利亚的完成发生在同一年,表明帝国的军事活动远不止巴西尔亲自指挥的战役。他去世时,帝国正在筹备一场针对穆斯林统治下西西里岛的大规模远征。这一行动尚未带来任何征服成果,因此不能将西西里列入他取得的领土。

宫廷、教会与皇权的呈现

后世作者笔下的巴西尔格外俭朴自律,专注于战争,对宫廷生活中的礼仪盛事和文学成就相对淡漠。米海尔·普塞洛斯对他的描写影响深远,将他早年纵情享乐的生活与成年后严于律己的习惯形成对照。普塞洛斯出生于巴西尔统治末期,相关记述则写于此后,因此,这些文字反映的是后人记忆中的皇帝性格,而非对其言行的持续亲历记录。

巴西尔终身未婚,也没有留下公开承认的子女。这使他有别于许多既借婚姻确保皇位传承,又以此缔结外交联盟的统治者。他的弟弟君士坦丁一直担任共治皇帝,因而王朝已有现成的继承人;皇室其他成员则通过安娜与弗拉基米尔的婚姻建立了姻亲联盟。巴西尔未婚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支持任何特定的心理解释;相较于后世对其动机的解读,文献记录更能确证的只是这一事实。

尽管巴西尔以军事功业著称,他的统治仍深深植根于基督教制度与帝国礼仪之中。统治者接受加冕,在礼拜中受到纪念,其形象铸于钱币之上,并被赋予神圣庇佑的意味。巴西尔的立法和赞助活动也在这一框架内展开,而非游离于其外。不过,他与教会之间仍可能因资源与权力发生冲突。牧首塞尔吉乌斯二世反对连带纳税制一事,表明教会领袖未必认同皇帝在财政上的优先考量。

对被征服地区教会的处置,也随政治形势而异。在保加利亚,巴西尔保留了奥赫里德在教会管辖方面的重要地位,同时使其服从新的帝国秩序。在亚美尼亚地区,帝国政府所面对的基督徒群体,在教义与教会制度上均与君士坦丁堡有所不同。政治上的并入并未消除这些差异。帝国既可以任用亚美尼亚军官,与亚美尼亚统治者谈判,又继续恪守自身的迦克墩宗教传统。

在被称为《巴西尔二世圣咏集》的手抄本中,有一幅著名图像:皇帝身披武装、头戴冠冕,得到来自天国的扶助,战败者则伏倒在他的脚下。这幅图像表达了基督教胜利与君权受神认可的理想,并非对某场战役的中立记录。此类表现方式有助于说明,在帝国的视觉文化中,军事权威、宗教正统性与敌人的臣服如何融为一体。

传统上称为《巴西尔二世圣徒月历》的手抄本,同样将他的统治与插图精美的宗教作品联系起来。这一惯用书名的涵盖范围比其实际内容更广;该书以简短记述及圣徒、节庆的图像,介绍了教会年历中的一部分。这些作品表明,不能仅因巴西尔并非以文学皇帝的形象留名,就简单断言其统治时期缺乏文化活动。宫廷的文化创作与宗教赞助,并不完全取决于皇帝是否亲自撰文或参与学术辩论。

去世、皇位继承与巴西尔声誉的形成

巴西尔于1025年12月15日去世,享年约六十七岁。他没有依照皇室惯例葬于圣使徒教堂,而是安葬在君士坦丁堡陆墙外赫布多蒙的圣约翰福音传道者教堂;这一区域与军队的仪式活动密切相关。他的墓志铭以征战和保卫罗马世界来概括其一生,列举了他的敌人,并强调在他统治期间,长矛从未停歇。这些文字塑造了一位与戎马生涯不可分割的皇帝形象,并使这一形象流传后世。

已担任共治皇帝六十余年的君士坦丁八世继位,成为唯一的统治者,在位直至1028年。这次皇位交接并未立即打断王朝的延续,但兄弟二人都没有儿子,王朝的未来因而取决于君士坦丁的女儿们,尤其是佐伊和狄奥多拉,以及通过婚姻或收养关系登上皇位的男子。巴西尔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却未能确立新一代男性继承人。

1025年的帝国疆域辽阔,拥有强大的财政体系、经验丰富的军队和相当高的外交威望。然而,人们常将巴西尔之死描述为帝国从“鼎盛”转向必然衰落的唯一转折点,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此后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变化,源于历届政府的决策、兵员招募方式与政治联盟的转变,以及新的外部压力。1071年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之败发生在近半个世纪之后,当时的形势已大不相同,不能简单地将其解释为失去一位格外能干的君主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有关巴西尔统治时期的史料并不均衡。执事利奥留下了接近同时代的记述,涉及其统治前期的历史,包括986年那次灾难性的远征。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基督徒史家安条克的叶海亚,其著作对研究东方事务和核定年代尤为重要。斯基利策斯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后世叙事史,而普塞洛斯对皇帝性格的刻画则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律、钱币、印章、教会文书和手稿提供了其他类型的证据,往往能纠正一种印象,即帝国历史只有战争与宫廷人物的故事。

Bulgaroktonos,即“保加利亚人屠夫”这一称号,是在后世拜占庭传统中与巴西尔联系起来的,并非他生前惯用的正式头衔。这一称号的广泛流传,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对保加利亚的征服,尤其是弄瞎战俘双眼的故事。因此,在现代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历史文化中,同一位皇帝既可能成为帝国功业的象征,也可能成为外来统治的象征。民族史书写的兴起,赋予这些中世纪事件以不同于原先的意义;它们最初发生于一个自认是罗马的帝国之中。

因此,现代学者不仅考察某些具体故事是否可靠,也探究它们何时以及为何成为巴西尔声誉的核心。关于克雷迪昂之战的记述、国库充盈的形象,以及这位强悍皇帝与据称较为软弱的继任者之间的对比,都属于源流可辨的叙事传统。将这些传统与立法及行政史料结合起来阅读,便可看出,这位统治者的权力不仅依赖于他本人坚持不懈的征战,也依赖于制度、通过协商维系的忠诚关系,以及因地制宜的妥协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