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鸟贸易指通过绑架、暴力、欺骗或其他强制手段,招募并运送人口到海外劳动的活动。这一术语主要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太平洋劳工贸易有关,当时这一贸易为澳大利亚、斐济、秘鲁等地的种植园及其他企业输送劳工。黑鸟贸易与受到正式监管的契约劳工制度并行存在,而欺诈性合同、监管不力以及工人无法离职等问题,往往使二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黑鸟贸易并不等同于所有太平洋岛民的劳务移民活动:一些岛民是在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寻求海外工作,另一些人则是在未真正同意的情况下被带走。
术语与范围
“黑鸟贸易”是一个通俗用语,而非定义始终一致的法律术语。在历史著述中,它可以狭义地指为获取劳动力而实施的绑架,也可以广义地指欺骗和胁迫普遍存在的劳工招募制度。当时的官方记录常使用“招募”和“劳工贸易”等措辞,这些说法未必能揭示劳工究竟是如何被招来的。
因此,使用这一术语时,需要区分招募、运输和雇用这几个环节。工人可能同意登船,却在目的地问题上受到欺骗;可能接受合同,却不了解合同期限;也可能自愿受雇,随后却遭到强制拘禁或暴力对待。反过来说,有文献记载的侵害行为确实存在,也不意味着每一次航行或每一份合同都涉及绑架。
黑鸟贸易经常被置于奴隶制的背景下讨论。一些活动,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为秘鲁掠夺人口的行动,与奴隶贩运极为相似。在其他地方,劳工在法律上被归类为合同雇员,而非财产。这种法律上的区别固然重要,但它本身并不能证明招募出于自愿,也不能证明劳动过程不受强制。
经济与殖民背景
出口农业的扩张,使整个太平洋地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甘蔗、棉花及其他种植园作物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许多岛屿社区仍能使用土地、从事自给性生产,因此缺乏接受雇主所提供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动力。
招募者将这些企业与遍布今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基里巴斯、图瓦卢及其他太平洋国家和属地的社区联系起来。船只往来于各岛之间,招集劳工,再将他们送往海外雇主处。殖民地企业、航运利益集团、中间人和政府,分别从这一体系的不同环节中获益。
这一贸易是在帝国扩张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大英帝国的扩张。殖民管辖权分布不均,使监管十分困难。招工船可以在殖民当局无法有效控制的岛屿之间活动,悬挂不同国家的旗帜,并利用究竟由哪个当局有权调查侵害行为这一问题上的不确定性。
太平洋劳工贸易并非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简单延续,但它与其他强迫劳动体系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种族等级秩序、以低成本获取劳工的商业动机,以及雇主与劳工之间极其悬殊的地位。
招募与胁迫
黑鸟贸易涉及几种相互重叠的做法:
- **直接绑架:**从海滩、独木舟、聚落或船只上强行抓走人员,并将其关押在招工船上。
- **欺骗性招募:**招募者谎报目的地、工资、合同期限或航行目的。
- **暴力与恐吓:**武装船员威胁社区,或对抵抗招募的人使用武力。
- **操纵协议:**即使被招募者不懂合同所用的语言或不理解合同条款,其画押或签名仍被视为同意的证据。
- **抵达后的强制措施:**工人可能遭到限制行动、惩罚、扣发工资,或在返乡时受到阻挠。
招募者有时会赠送礼物、提供贸易货物,或向中间人付款。这类交换未必能证明被招募者本人已经同意。当地人的参与方式也各不相同:一些中间人协助以强制手段获取劳工,另一些人则帮助有意到海外工作的人。
并非所有岛民都是被动的参与者。一些人成了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口译员、水手,或多次签约出海的劳工。他们通过海外工作获取金钱、工具及其他物品。承认这种自主行动能力,并不妨碍同时承认这一贸易中的强制性结构,以及有据可查的暴行。
主要地区
昆士兰
太平洋岛民劳工对昆士兰制糖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向昆士兰的劳工招募通常被认为始于1863年,并一直持续到1904年。这一时期的记录包含超过六万条招募或抵达记录;这些记录不应被理解为六万多名不同的个人,因为有些人曾不止一次签约前往。
许多被招募者来自新赫布里底群岛,即今瓦努阿图,以及所罗门群岛。工人主要从事甘蔗种植,也参与其他农牧业劳动。合同期限通常为三年。
早期招募中的绑架和欺骗行为有充分的文献记载。昆士兰后来引入了许可制度、检查制度、随招工船出航的政府代理人,以及有关合同和遣返的规定。这些措施遏制了部分侵害行为,但并未将其消除。措施是否有效取决于执行情况,而雇主和招募者仍保有相当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工人面临不平等的薪酬待遇、严酷的纪律管束和严重的健康风险。在这一贸易的早期阶段,部分地区的死亡率尤其高,这与疾病、恶劣的生活条件、营养不足和繁重劳动有关。
斐济及其他太平洋目的地
太平洋岛民也在斐济的种植园劳动,当地先是棉花生产、后来是制糖业的发展,带来了劳动力需求。招募范围遍及多个群岛,既有自愿迁移,也有强制性做法。英国于1874年吞并斐济后,这一贸易被纳入更为完备的殖民监管体系,但剥削并未立即终止。
斐济对太平洋岛民的招募,与后来于1879年开始的印度契约劳工移民制度在时间上有所重叠,但二者并不相同。这两种制度的劳工来源群体不同,行政管理方面的发展历程也不同。
其他目的地包括萨摩亚,以及太平洋其他地区的种植园和贸易聚落。招募方式和雇用条件各有差异,因此,将整个地区的劳工贸易视为一种完全统一的制度,会造成误解。
秘鲁与东太平洋
1862至1863年间,为秘鲁招募劳工的船只通过绑架和欺骗,从众多太平洋岛屿带走人口。被运走的人被迫从事各种劳动,包括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这些掠夺行动波及拉帕努伊岛,即复活节岛,以及太平洋中部的岛屿。
这些行动给若干小型社区带来了毁灭性后果。居民流失、被掳者客死海外,以及幸存者返乡时带来的疾病,共同导致人口锐减。在拉帕努伊岛,社区成员被掳走,还破坏了知识传承和社会权威的延续。
国际舆论和外交压力促使秘鲁的招工活动终止,但遣返幸存者的努力并不充分,遣返过程本身也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
监管与招募的终结
传教士、海军军官、记者、岛屿社区及部分殖民官员揭露侵害行为,并要求当局介入。反对者的动机并不一致:人道主义关切可能与商业竞争、帝国扩张野心或种族排斥同时存在。
英国于1872年和1875年颁布的《太平洋岛民保护法》,加强了打击绑架的措施,并扩充了处理太平洋地区涉及英国臣民的侵害案件的法律机制。殖民地政府也制定了有关招募和雇用的法规。然而,距离遥远、管辖权问题、文书记录不可靠,以及跨语言获取证词的困难,仍然限制着执法。
在澳大利亚,太平洋岛民招募活动的终结与白澳政策密切相关,而不只是出于对剥削的反对。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联邦政府颁布了《1901年太平洋岛屿劳工法》。该法限制更多岛民入境,并规定在1906年之后将许多太平洋岛民劳工驱逐出境。
驱逐使家庭离散,也迫使一些已在澳大利亚度过大半生的人离开长期生活的家园。部分人获得豁免,得以留下。因此,招募制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曾在这一制度下工作的劳工获得了普遍的居留权。
后果与历史证据
黑鸟贸易及更广泛的劳工贸易,既影响了劳工来源社区,也影响了目的地社会。一些岛屿人口严重流失,家庭生活、粮食生产和政治关系受到破坏。返乡者也带回了工资、物品、语言、宗教信仰和新的经历。这些变化在不同岛屿和不同时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在澳大利亚,留下来的劳工的后代形成了澳大利亚南海岛民社区。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正式承认澳大利亚南海岛民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他们的历史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历史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
这一主题给史学史研究带来了特殊难题。航运记录和合同可以用来确认人员流动及行政程序,但它们往往保留的是招募者和官员的视角,而非工人的视角。有记录的协议不能自动证明当事人在知情的情况下表示了同意。与此同时,某次航行中存在自愿招募的证据,也不能推翻另一次航行中存在绑架的证据。
口述史和口头传统保存了殖民档案中缺失的经历,包括有关绑架、反抗、离散和返乡的叙述。历史分析将这些叙述与庭审记录、往来书信、传教士报告、种植园记录及人口统计证据结合起来。因此,对黑鸟贸易的评估,不仅取决于如何界定这一术语,也取决于所考察的具体地点、时期,以及劳工从招募到受雇过程中所处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