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定义汽车是指功能、运行特性和用户体验主要通过软件实现的汽车,这些软件可在车辆的整个使用寿命内持续维护和扩展。这一术语通常不只是指车辆配备了电子控制系统,而是描述一种架构和开发模式: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将软件与特定硬件组件分离,并将其作为一个持续演进、覆盖整车的平台进行管理。目前,对于车辆达到何种技术标准才算“软件定义”,尚无公认的界定。
这一概念将汽车工程与分布式计算、持续软件开发以及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联系起来,涵盖动力与能量管理、底盘协调控制、驾驶辅助、信息娱乐、诊断和互联等领域。其重要意义在于,车辆出厂后仍有可能改进或改变其所支持的功能;而主要制约因素则包括实体硬件、实时性能、安全性、网络安全,以及道路车辆格外漫长的使用寿命。
起源与主要特征
由软件控制的汽车,比“软件定义汽车”这一说法早出现了数十年。电子燃油喷射、数字化发动机管理、防抱死制动系统,以及后来出现的电子稳定控制,逐步将原本由机械或模拟系统实现的功能转交给可编程电子设备。到二十世纪末,一辆汽车可能配备许多电子控制单元(ECU),每个单元都集处理器、软件和电气接口于一体,负责某个特定子系统。因此,配有大量 ECU 的汽车虽然高度依赖软件,却不一定拥有统一的软件平台。
早期架构通常围绕部件及其供应商的分工来组织。发动机控制器、变速器控制器、制动控制器和娱乐系统可能采用不同的处理器、开发工具、通信接口和版本发布周期。软件通常作为部件的一部分交付,主要在开发阶段修改,或由维修车间重新编程。整车集成工作的重点,是确保这些各自独立开发的系统在车辆投产时能够协同运行。
多方面的发展推动了更整体化的思路。连接能力的增强,使远程诊断和软件交付变得切实可行。性能更强的处理器,使原本分散在独立控制器上的功能能够共享计算硬件。驾驶辅助系统需要对多个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协同解读,而日益复杂的显示系统和移动设备集成,则提高了人们对购车后仍能持续改进的交互界面的期待。电动汽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趋势,为通过软件协调动力驱动、充电、电池保护和座舱温度调节提供了机会。
商业化实例帮助这一理念进入公众视野。特斯拉于 2012 年推出的 Model S 展示了对车辆软件进行大范围远程更新的能力。此后,其他制造商也扩展了自身的更新能力,并开发出集中式或面向功能域的计算平台。这些发展并非汽车软件的起点,也没有确立所有制造商共同遵循的单一架构;它们改变的是整车项目对软件交付和投产后持续开发的定位与处理方式。
软件定义方式通常具有三个突出特征。首先,车辆通过明确规定的接口提供各项能力,而不要求每个应用程序直接与专用硬件交互。其次,软件配置与更新在整车层面统一管理,而不只是逐个部件分别处理。第三,开发在车辆制造完成后仍会继续,实际使用中收集的信息会用于后续版本的开发。
这些特征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仅有导航系统能够远程更新,并不意味着动力驱动或制动也由软件定义。反过来,一辆采用高度集中式架构的汽车,也可能保留程序固定不变的本地控制器。因此,最好将这一概念理解为架构和组织方式上的发展方向,而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分类,也不是自动驾驶的同义词。
电气与电子架构
软件定义汽车的物理基础是其电气与电子架构,包括计算单元、电源、通信网络、传感器、执行器及其相互连接。软件抽象并不会消除这一基础,而是改变各项功能在其中的分配方式,以及这些分配随时间演变的方式。
传统的分布式架构将计算单元布置在各项功能附近。车门模块控制车窗和门锁,发动机控制器管理燃烧过程,制动控制器则操控液压阀。这种布局有利于各部分针对特定任务进行优化,也能隔离故障,但同时会形成大量集成边界。一项横跨多个子系统的功能,可能需要对不同公司提供的多个控制器进行协调修改。
域架构将相关功能整合到性能更强的计算机中。不同的域可以分别涵盖车身电子、底盘、动力系统、信息娱乐和驾驶辅助。相比之下,区域架构主要按照物理位置组织电气连接。位于车辆某个角落附近的控制器可以汇集周边传感器和执行器的连接、分配电力,并与中央计算机通信。按域组织侧重于功能分组,按区域组织则侧重于物理拓扑。量产设计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
集中化可以减少重复配置的计算资源,并缩短部分较长的线束走线,但也会带来新的工程依赖。高性能计算机需要散热、可靠供电、高速通信链路以及可控的启动过程。一个替代多个控制器的中央单元,如果没有适当的隔离、监控或冗余设计,就可能成为共同故障点。更换该单元时,还可能需要恢复多个功能的配置、凭据及软件兼容性。
本地处理仍然十分重要。轮速传感器接口、电机逆变器或乘员约束系统控制器,可能需要响应时间具有严格的上限,并配备专门的电气保护。例如,逆变器可以在本地实现快速电流闭环控制,而中央车辆控制器则以较低的频率发送转矩请求。这样,系统既能实现集中协调,又不必将每一项控制计算都转移到同一个处理器上。
区分计算集中化与电力分配也很重要。电子熔断器和区域电源控制器可以替代传统熔断器与继电器组合中的部分部件,但这些变化也有各自的额定电流、热管理、诊断及故障隔离要求。由软件指令控制的电源开关,仍然必须能够安全切断故障电路。
因此,架构决策取决于车辆类别、产量、所支持的功能和现有硬件。计算机的数量并不能可靠地衡量软件的成熟度。一个由多台职责明确、各自具备独立保护的计算机构成的平台,可能比名义上集中化、实则软件紧密耦合且依赖关系缺乏文档记录的系统更易于维护。
软件平台与硬件抽象
软件定义架构通常通过多个层次将应用程序与底层硬件分离。最底层是设备驱动程序和硬件支持软件,其上是操作系统、通信服务、诊断功能、安全机制和中间件。应用程序则通过文档明确规定的接口,请求获取车速、车内温度、摄像头视频流等信息,或请求执行获准的执行器指令。
这种分离很有价值,因为汽车硬件会在漫长的产品周期中发生变化。制造商可能出于成本、供应限制或新一代计算需求而更换处理器。如果应用程序依赖的是稳定的接口,而非特定芯片的寄存器,那么部分应用代码就可以保持不变。不过,这种可移植性仍然有限:时序行为、数值计算性能、加速器支持以及安全性证据,都可能需要重新评估。
AUTOSAR 是一个成立于 2003 年的开发合作组织,也是汽车软件标准化的重要范例。其经典平台面向深度嵌入式应用,通常在微控制器上运行采用静态配置的软件。其自适应平台则面向计算能力更强的环境和面向服务的应用。两者并非同一运行时的前后版本,而是服务于不同类别的计算需求,可以在同一辆车中共存。
其他平台则将基于 Linux 的系统、专用实时操作系统以及制造商专有服务组合使用。实时操作系统强调可预测的任务调度和有明确上限的响应时间,而不只是较高的平均吞吐量。图形界面丰富的娱乐系统,与一旦错过截止时间就可能影响车辆运动的控制器,有着不同的要求。平台的选择体现了这些差异。
虚拟机监控器可以将一台物理计算机划分为多台虚拟机。例如,这使仪表显示环境与娱乐环境能够共用一个处理器,同时在逻辑上保持隔离。容器提供了另一种软件打包和进程隔离方式,但容器通常共享宿主机内核,并不会自动具备与独立虚拟机相同的隔离特性。这两种机制本身都不足以保证功能安全。
接口设计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软件之间交换的是原始信号,还是更高层次的服务。面向信号的接口可能按规定的时间间隔发布轮速值;面向服务的接口则可能允许应用程序请求某项受支持的车辆功能,并接收状态通知。两种方式都有其用途,而在两者之间进行转换时,必须明确处理单位、时间戳、有效性和故障状态。
决定性的因素并不在于是否采用某个特定品牌的平台,而在于接口的含义是否稳定、权责归属是否清晰、不兼容的变更是否受到控制,以及资源使用是否有明确限度。例如,一个提供“车速”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必须明确该数值表示的是测量速度还是估算速度、采用何种参考系、更新频率是多少,以及底层信息无法获取时接口会如何响应。
网络、时序与车辆控制
软件定义汽车是一种分布式实时系统。信息不仅必须准确送达,还必须及时到达,以满足使用该信息的功能的需求。摄像头图像若在预定的决策时间窗口之后才送达,即使每一比特都完好无损,在实际运行中也可能毫无用处。因此,网络带宽、时延、抖动、时钟同步和消息优先级都是车辆本身的工程特性,而非次要的连接问题。
博世于1986年推出的控制器局域网(CAN)已广泛用于汽车控制通信。经典CAN每帧最多承载8字节数据;CAN FD则将有效载荷扩展至最多64字节,并允许在数据阶段采用更高的传输速率。基于优先级的仲裁机制使重要消息能够优先获得共享总线的访问权,但设计人员仍须分析预期流量负载下的最坏情况时延。
高数据速率应用越来越多地采用车载以太网。以太网链路可传输摄像头数据、软件包、诊断流量,以及中央计算机之间的通信数据。单对线物理层针对汽车布线和电磁环境进行了适配。交换式网络可以隔离不同类别的流量,而时间敏感网络技术在得到恰当实现和配置时,可以支持按计划调度或具有时延上界的通信。
仅有足够的网络容量并不能保证控制的及时性。总响应时延包括感知、传输、调度、计算和执行各环节的耗时。一个示例性的时延预算可写为
各项耗时都可能变化,而可接受的上界取决于具体功能。相关要求通常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最坏情况时限,或以其他严格方式规定的时限,而不是轻负载下测得的平均值。
时间对齐在传感器融合中尤为重要。摄像头观测、雷达检测和惯性测量可能对应不同的时刻。若在融合时未考虑这些差异,就可能引入位置或速度误差。因此,时间戳标记、时钟同步、标定以及处理时延补偿都属于感知流程的一部分。
车辆动力学也制约着控制功能的分布方式。控制理论中的方法将采样周期和通信时延与稳定性、性能联系起来。电机电流、转向执行或制动压力等快速控制回路通常仍在本地运行,而上层计算机则计算扭矩指令、轨迹或运行模式。这种分层架构可减少对长通信链路的依赖。
远程服务器的运行条件则有所不同。它们可以分发地图、分析车队数据或规划充电服务,但移动网络的覆盖范围和时延并不固定。车辆的安全关键行为必须考虑连接中断的情况,而不能将不间断接入互联网视为控制车辆的必要前提。
空中下载升级与配置管理
空中下载升级(OTA)通过无线连接将软件或配置数据传送至车辆,无须在维修站通过物理连接进行编程。这是软件定义汽车最引人注目的能力之一,但传输更新包只是整个流程的一环。车辆还必须验证更新包的真实性、判断其是否适用、在适当条件下安装,并确认更新后的配置是否有效。
更新系统会区分下载、暂存、安装和激活等阶段。更新包可以在车辆使用期间下载,但只能在停车后激活。更新的前提条件可能包括低压蓄电池电量充足、供电状态稳定、硬件兼容,以及车辆未处于会因安装而受到干扰的运行模式。不同控制器可能有不同的限制条件。
密码学签名用于确认更新包已获授权方批准,且签名覆盖的内容未被更改。加密可以保护内容的机密性,但不能替代真实性校验。版本策略可以防止安装含有已知漏洞的过时软件。同时,恢复流程必须能够应对安装中断,并满足正常维修的需要。
有些系统采用两个软件分区或具有同等作用的冗余存储。更新会写入非活动镜像,经验证后被选定用于后续启动,同时保留先前可正常运行的镜像,以供恢复。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回滚问题。持久化数据格式、安全计数器、标定数据或与之交互的控制器发生变化后,恢复到旧版镜像可能不再安全,甚至在技术上无法实现。
整车范围内的兼容性要求尤其严苛。能源管理控制器的更新可能依赖于相应版本的电池控制器软件或充电系统软件。因此,更新管理器需要记录已安装的版本及获准使用的版本组合。如果多个控制器必须一同更新,系统就必须管理更新过程中的中间状态,并明确某一项安装失败时应如何处理。
制造商通常通过分阶段部署来降低更新推送的风险。一个版本可以先部署到内部车队或少量车辆上,在满足既定监测标准后,再扩大部署范围。这与软件服务的部署方式类似,但车辆未必能够立即停止使用,而且车队中的车辆在硬件、选装配置、所处气候及累计磨损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
远程更新也涉及监管要求。对于适用《联合国第156号法规》的司法管辖区,该法规对相关车辆审批中的软件更新及软件更新管理系统提出了要求。更新可能影响型式认证所涉及的车辆特性,也可能构成安全召回的一部分。远程交付改变的是修复方式,并不免除对根本缺陷进行评估、记录和处理的责任。
开发、集成与验证
软件定义汽车的开发不仅需要计算机系统之间的持续集成,也需要跨组织的持续集成。汽车制造商、半导体供应商、零部件供应商、平台开发者和应用团队都可能为同一个发布版本贡献软件。因此,要构建出可正常运行的软件,就必须有受控的接口、可复现的工具链、兼容的软件库,以及对交付内容的准确记录。
持续集成会定期合并代码变更并运行自动化检查。汽车软件的持续集成流水线可以包括面向多种处理器的编译、静态分析、单元测试、接口检查、安全扫描,以及针对仿真车辆部件开展的测试。流水线成功运行表明指定的检查已经通过,但这本身并不能证明该发布版本可以安全地用于公共道路行驶。
测试在多个层级开展。模型在环测试在生产代码尚未就绪时评估控制模型。软件在环测试让软件在仿真环境中运行。硬件在环测试将真实控制器连接到能够模拟传感器、车辆动力学、通信对端和电气故障的设备上。随后,实车测试和试验场测试会考察那些难以通过仿真充分复现的交互作用。
每个层级都能发现不同的问题。仿真可以快速覆盖大量变化情况,而硬件台架能够暴露处理器时序、通信行为和电气接口方面的问题。实车则能揭示热耦合、电磁干扰、安装公差、道路振动和人机交互等因素的影响。数字孪生可以将模型与特定物理系统的观测结果联系起来,但其效用取决于这些模型的保真度及维护情况。
回归测试尤为重要,因为软件变更可能影响预期目标之外的功能。一项旨在降低正常运行期间处理器负载的修改,可能会改变诊断事件期间的任务时序。一项新的显示功能可能会增加内存访问流量,干扰共享资源上的感知工作负载。因此,依赖关系分析必须涵盖资源和时序,而不能仅考察显式的函数调用。
可追溯性将需求与实现、测试、已知缺陷和已发布的二进制文件关联起来。制造商必须能够确定哪些车辆搭载了某个特定版本的组件,以及哪些验证证据适用于该版本。构建的可复现性和软件组件清单为这一过程提供支持。编译器或代码生成工具的变更也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即使应用源代码没有相应变更,这些工具的变化仍可能改变可执行程序的行为。
车队观测数据可以揭示在开发阶段未得到充分覆盖的情况,包括不常见的充电操作顺序或罕见的通信故障。只有在考虑了采样偏差、监测手段的局限以及上下文信息不完整等因素后,这些观测结果才能成为有用的工程证据。新版本仍需经过受控评估:持续开发意味着反复执行可追责的流程,而不是在已经部署的安全相关系统上不受约束地开展试验。
功能安全与运行限制
功能安全关注电气和电子系统发生故障所引发的风险。对于道路车辆,ISO 26262 提供了一套应对此类风险的全生命周期框架,其第二版于 2018 年发布。该框架涵盖危害分析、安全要求、架构设计、验证,以及开发和运行过程中的变更管理。
危害分析考察故障在相关运行场景中可能造成的后果。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从 ASIL A 到 ASIL D,通过综合考虑严重度、暴露度和可控性的流程来确定;某些情形则归入质量管理类别。ASIL 并不是面向消费者的车辆综合评级,将软件部署在高性能处理器上,也不会降低其所需的安全完整性要求。
集中式计算带来了混合关键性挑战。娱乐进程和制动相关进程可能共用硬件,但二者发生故障的后果却大不相同。架构必须确保适当的免受干扰能力,包括防止内存损坏、处理器资源过度占用、不受控的通信,以及共享资源故障造成的干扰。内存保护、调度控制、看门狗、独立监控和分区隔离,都可以为证明这种免受干扰能力提供支持。
故障响应方式取决于具体功能。对于某些故障,停用某项功能并告知驾驶员就已足够。对于另一些故障,立即关闭功能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危险。线控转向或高度自动驾驶功能可能需要继续运行足够长的时间,才能使车辆达到适当状态。冗余可以支持这一目标,但如果重复配置的组件共用易受故障影响的电源、存在相同的软件缺陷,或共用通信路径,它们就不能算作彼此独立。
安全问题也不局限于故障。2022 年发布的 ISO 21448 针对的是预期功能安全,通常简称为 SOTIF。感知系统可能完全按设计运行,却因感知或决策能力不足而误判复杂场景。这与传感器损坏或程序损坏不同,尽管由此产生的车辆行为也可能同样危险。
软件更新必须确保受影响功能的安全论证依然成立。对摄像头处理流程看似微小的修改,也可能影响探测距离、时延或不确定性。修改后的扭矩管理策略可能改变车辆在低附着路面上的响应。这些影响都需要进行影响分析和适当的确认,即使面向用户时将该更新描述为一项改进,也不例外。
形式验证可以在明确的假设条件下,证明代码或模型的某些特定性质;故障注入和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则用于考察故障行为。这些方法都不能免除对硬件及物理环境相关假设进行确认的必要性。软件所能承担的作用,始终受到执行器控制权限、传感器能力、运行条件,以及支撑完整车辆功能的证据所限制。
网络安全与数据治理
具备联网和更新能力的汽车,其攻击面并不限于车内网络。潜在的攻击入口包括移动应用、无线接口、诊断设备、充电连接、供应商软件、后端服务和更新基础设施。因此,网络安全涉及的是一个端到端系统,而不只是安装在车内的计算机。
一项基本的架构原则是限制各个接口所拥有的权限。娱乐应用遭到入侵后,不应自动获得发送运动控制指令的能力。网关、经身份认证的通信、服务授权、网络分段和进程隔离可以落实这些边界,但每种机制都必须结合现实中的攻击路径和实现错误进行评估。
安全启动会在启动过程中验证软件是否经过授权,而基于硬件保护的密钥存储可以提高凭据被提取的难度。调试接口需要实施访问控制,尤其是在车辆生产完成后。诊断功能需要谨慎处理,因为维修车间的合法操作能力,例如对控制器重新编程或调用执行器测试,一旦授权机制被绕过,就可能成为强大的攻击工具。
汽车安全研究已经展示了远程入侵可能造成的现实物理后果。2015年,查理·米勒和克里斯·瓦拉塞克公开演示了如何通过一辆吉普切诺基的联网娱乐系统实施远程入侵;随后,菲亚特克莱斯勒在美国召回了约140万辆汽车。这一案例表明,外部连接与车内通信环节的弱点可能相互叠加,演变成整车层面的安全问题。
2021年发布的 ISO/SAE 21434 规定了汽车网络安全工程框架。联合国第155号法规在适用该法规的司法管辖区的型式批准框架内,对车辆网络安全及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提出了要求。这些方法强调风险评估、组织流程、监测和全生命周期响应,而不是将一次性的渗透测试视为足以证明安全性的依据。
数据隐私则涉及另一组不同的问题。车辆可以处理位置历史、驾驶行为、车内音频、摄像头图像、标识符和移动设备信息。某些数据涉及的可能是乘客或附近人员,而非登记车主。安全措施保护数据免遭未经授权的访问,而隐私治理还关注收集哪些数据、用于何种目的、保存多长时间,以及依据谁的授权进行处理。
在本地处理信息可以减少部分对外数据传输,但本地存储仍可能在车辆转售、维修或部件更换时导致敏感信息泄露。同样,移除驾驶员姓名也不一定能使详细的出行轨迹实现匿名化。全生命周期治理必须考虑用户变更、凭据撤销、账户隔离、数据删除以及诊断记录的访问。车辆首次售出很久之后,这些责任仍可能持续存在,并且可能同时涉及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
车辆功能、商业模式与使用寿命
软件定义架构能够协调跨越传统部件边界的功能。在电动汽车中,路线规划可以为车辆在抵达快充站前进行电池预调节提供依据。电池管理系统估算电池状态并确保运行不超出限制,上层监控软件则统筹座舱温度调节、动力系统需求与充电目标。实际效果取决于电池化学体系、温度、可用功率和硬件能力,而不仅仅取决于是否配备了可更新的控制器。
底盘功能是另一个例子。再生制动必须与摩擦制动协调配合,同时满足电池充电接受能力、轮胎附着力和车辆稳定性方面的要求。软件可以在经过验证的限值内调整协调方式或标定参数,但无法凭空增加电机能力或轮胎抓地力。同样,更新可以改进已有的驾驶辅助功能,却无法补上车辆原本没有的传感器或计算资源。
因此,“软件定义”与“自动驾驶”是两个独立的分类维度。一辆车可以具备广泛的更新能力,却仍完全由驾驶员操作。反过来,自动驾驶系统的更新模式也可能相对受限。机器学习可以用于感知、语音处理或诊断分析,但并不是软件定义架构的必要条件。
在商业层面,软件平台可以支持可选功能激活、订阅、车队服务以及售后增购。有些产品提供持续性的外部服务,例如联网交通信息;另一些则解锁车上已安装硬件本就支持的功能。这些属于不同的经济安排。要实现这些模式,需要建立使用权限记录和账户管理机制,并明确在联网状态、订阅状态或所有权发生变化时,相关功能和服务应如何运行。
这种方式也改变了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传统的零部件采购通常将硬件与嵌入式软件捆绑为一个交付单元。以平台为导向的开发则将计算硬件、运行环境、应用、集成和更新的职责分开。这可以提高不同车型之间的复用程度,但也会使集成责任更加集中,并形成对平台供应商、云服务、半导体支持和专业开发工具的依赖。
较长的使用寿命使汽车与普通消费级计算设备之间出现了不匹配。车辆仍在使用时,其最初配备的处理器、通信模块或开发环境可能早已过时。要持续提供支持,就需要妥善维护签名密钥、归档构建工具、保存可恢复的配置记录、确保替换部件的兼容性,并建立相应流程,处理投产多年后才发现的安全漏洞。某一代移动通信网络退网后,即使车辆在机械层面仍可正常使用,远程服务也可能因此失效。
维修和转售使这些依赖关系成为切实的问题。更换控制器可能需要进行软件部署、标定、防盗授权,以及恢复与法律要求有关的配置。保障独立维修方的访问权限与防止未经授权的修改,可能会对同一诊断接口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最终形成的服务模式不仅取决于软件设计,也取决于合同安排、可获取的文档、适用法律,以及能否持续获取维持车辆运行所需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