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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royal-cemetery-of-ur · 地点

乌尔王陵

乌尔王陵是伊拉克南部的早王朝时期墓地,以丰厚的随葬品、精湛的工艺和人牲证据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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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王陵位于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是一处古代墓地,其中有多座属于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早王朝时期(美索不达米亚)、随葬品极其丰厚的墓葬。最著名的几座墓葬约可追溯至公元前2600—前2450年,不过具体年代划分仍有分歧。伦纳德·伍利主持的发掘出土了金饰、乐器、武器、器皿,以及与精英人物一同下葬的大批人骨。这处墓地是了解苏美尔政治权威、手工业、远距离交流和丧葬习俗的重要资料来源。惯用的“王陵”之称反映了其中某些墓葬的非凡规格;许多墓主的身份和职位仍不明确。

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

乌尔坐落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冲积平原上,附近的水道将城市与波斯湾相连。青铜时代,乌尔是一座重要的城市中心,既能利用农业资源,也能参与区域及海外交流网络。

墓地位于城市主要宗教区的东南方。其形成早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宏伟建筑,包括大塔庙现存最广为人知的形制。因此,这些王陵的年代远早于乌尔纳姆统治时期;这位生活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末期的统治者与该建筑的营建有关。

随葬品最丰厚的墓葬所处的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分立着相互竞争的城邦。墓葬的财富显示出显著的社会地位差异,也表明强大的家族或机构有能力集中劳动力、进口材料和专业化生产。不过,仅凭墓葬证据,还无法确切判断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是如何组织的。

发现与发掘

乌尔的主要发掘工作于1922至1934年间开展,由大英博物馆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察队,在伍利主持下进行。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的墓地发掘,使这些令人惊叹的墓葬受到国际关注。

伍利在墓地中记录了约1,800座墓葬,并将其中16座认定为王陵。这些墓葬的特征包括专门建造的墓室、非同寻常的随葬品,以及伴随主葬者下葬的人群。墓地中也有许多较为简陋的墓葬,说明这里并非只供地位最高的人使用。

PG 800、PG 1237等墓葬编号源自当时的发掘记录体系,至今仍是考古出版物中通用的识别编号。

这次发掘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体现在对脆弱复合器物的记录与提取方面。木材及其他有机材料往往仅以残迹、印痕或色斑的形式保存下来。发掘者利用这些痕迹,复原了金属、贝壳和石质部件仍留在原位的器物。此类复原保存了宝贵信息,但复原器物的外观也包含了发掘与保护过程中作出的解释性判断。

墓葬建筑与埋葬布局

墓地并未采用统一的墓葬布局。许多普通墓葬只是土坑,内置一具遗体和少量器物。一些精英墓葬则有石砌或砖砌墓室,经由竖井或斜坡通道进入。

在几处大型墓葬群中,与主墓相邻的区域埋有大量其他遗体,以及车辆、动物、武器和个人饰物。伍利将这些区域称为“死亡坑”。其中一些与可明确辨认的墓室相连,另一些则未能确定其对应的主墓室。

遗体与器物常按精心设计的格局排列。携带武器的人、佩戴繁复饰物的人、乐器,以及与车辆相关的动物,表明葬礼经过周密安排。不过,“士兵”“乐师”或“侍从”等称谓,都是根据位置和装备作出的解释,并非每个人的职业都已得到证实。

古代盗掘、后期扰动及墓葬之间的叠压,使单次葬礼的复原变得复杂。因此,保全器物的考古语境——即它与遗体、建筑及其他发现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其意义至关重要。

主要墓葬

普阿比墓

PG 800是普阿比的墓葬,随葬的一枚滚筒印章上刻有她的姓名和头衔。头衔 nin 可意为“夫人”或“女王”,因此通常称她为普阿比女王。她确切的政治角色与家族关系尚无定论。

她的墓中出土了一套繁复的金饰,包括叶形饰片、花冠、饰带、耳环,以及嵌用进口石料的项链。这些器物展示了高度发达的金属加工和制珠技术,也说明身体装饰在精英阶层的丧葬展示中具有重要意义。

用于确认普阿比身份的印章上,她的姓名旁并未附有丈夫的姓名。这引发了关于其独立地位的讨论,但仅凭这一点,还无法确定她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性质。

国王墓

PG 789传统上被称为“国王墓”,是一处包含大量伴葬者、车辆和动物的墓葬建筑群。虽然主墓室曾遭盗掘,但保存下来的遗物仍包括重要的乐器和仪式用品。

“国王墓”这一名称体现的是伍利依据其规模和出土物作出的判断,而不是根据现存铭文确认了墓主身份。

大死亡坑

PG 1237被称为“大死亡坑”,内有74人的遗骸,发掘者将其中大多数判定为女性。许多人佩戴着繁复的饰物,出土物中还包括乐器。

其规模使它成为墓地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这批死者与某一特定主葬者之间的关系仍不明确,说明仅凭保存下来的埋藏遗存,很难重建一场完整的仪式。

随葬品与工艺

墓地出土器物将本地可获取的材料与远距离输入的原料结合使用。金、银、铜合金、贝壳、红玉髓和青金石被组合成复杂精美的器物。其中大量青金石的最初产地是阿富汗东北部,其他材料则通过连接伊朗高原、波斯湾及邻近地区的交流网络,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单件器物具体经过的路线,并非总能查明。

最著名的发现包括:

  • 乌尔军旗:一件经复原的木质器物,以贝壳、红色石料和青金石装饰。其主要画面描绘了战争与宴饮。它原本的用途不明;现名反映的是伍利最初的解释,而非已经确证的功能。
  • 乌尔里拉琴:由多种材料制成的弦乐器,带有装饰华丽的共鸣箱和兽首饰件。它们为早期音乐文化提供了证据,但其原始调弦方式与演奏习惯尚无法确切复原。
  • 所谓的“灌木丛中的公羊”像:一对由多种材料组合而成的器物,表现长角动物以后肢站立、前身探向开花植物的姿态。其现代名称借用了《圣经》中的一个情节,但并不能据此确定古代作品的题材。
  • 金质器皿、头盔、武器、首饰与印章:展示了先进的成形、接合、雕刻和镶嵌技术。

这些器物的用途不仅在于装饰。它们在墓中的配置,将财富、身份、仪式活动和权威的展现联系起来。

人牲与丧葬解释

伴随主葬者下葬的人群,是有关早期美索不达米亚人牲争论的核心。伍利认为,侍从们自愿饮下毒药,在一场秩序井然的仪式中躺下,随后墓葬被封闭。这种复原说法广为人知,但仅凭遗体的排列方式,既无法证实他们是自愿参与,也无法证实他们死于中毒。

后来,研究者对少量保存下来的人类遗骸进行了检查,包括计算机断层扫描,发现了与蓄意致命打击相符的颅骨损伤。研究者还提出,一些遗体可能在下葬前经过了旨在延缓腐败的处理。这些发现表明,从杀害、遗体处理到仪式性安置,实际过程可能比伍利最初的描述更为复杂。

接受检查的遗骸只占出土人骨的一小部分。这些证据无法证明每一名伴葬者都以相同方式死亡,也无法回答他们是否被迫参与、牺牲者如何选定,以及何种信仰为这种做法提供了正当依据。

墓地中的大规模伴葬现象属于特殊情况,并不代表所有苏美尔葬礼。解释这些现象时,必须区分针对特定仪式的证据,与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宗教或社会的广泛论断。

历史意义与保存

乌尔王陵为研究早期城市精英提供了极为集中的证据。其出土遗物揭示了技术劳动力的组织动员、奢侈材料的流通,以及通过丧葬仪式彰显社会差异的方式。

铭文确认了一些人的身份,但要将他们与苏美尔王表中的统治者可靠对应起来,仍然十分困难。这部文献的文学与政治目的,加上墓地年代划分的不确定性,使人无法将各墓葬直接对应到一条连续的王位承袭序列中。

根据当时约束考察队的安排,出土文物由伊拉克与参与发掘的机构分配收藏。主要藏品现藏于巴格达的伊拉克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由于许多器物将留存的古代部件与现代支撑结构或复原部分结合在一起,发掘记录和保护修复档案始终是研究它们不可或缺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