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费卡内是一个历史术语,指十九世纪初非洲南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战争、人口迁移、政治整合与国家形成过程,通常将其起讫时间定为约1815年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其地理范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它指非洲东南部与祖鲁王国兴起相关的动荡;广义上,则涵盖整个内陆地区的变革,以及延伸至今津巴布韦、赞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境内的人口迁徙。索托—茨瓦纳语中的 Difaqane 和 Lifaqane 所指的历史经历与之有所重叠,尤其涉及内陆高原地区。
这一术语并非指某一场战争、一场有组织的统一运动,也不是指一个成因已获普遍认同的过程。早期叙述通常将沙卡统治下祖鲁势力的扩张视为一连串连锁反应的起点,认为这场连锁反应给非洲南部大部分地区带来了毁灭性破坏。后来的研究考察了环境压力、非洲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商业网络、掳掠奴隶的活动以及殖民扩张等因素,同时质疑有关广大地区人口锐减的说法所依据的证据。因此,姆费卡内既是对重大历史变迁的称谓,也是非洲南部史学史中一个重要的争论议题。
术语、年代与地理范围
Mfecane 是一个祖鲁语词,通常译作“碾碎”或“离散”。Difaqane 和 Lifaqane 来自彼此相关的索托—茨瓦纳诸语言,通常译作“碾碎”或“被迫离散”。这些译法传达了人们记忆中的动荡经历,却不能证明归入这些术语之下的所有事件都属于同一个历史进程。这些词语之所以获得广泛的历史解释意义,是后世历史书写赋予的,而非源于当时某个区域性制度或共同的政治纲领。
传统的年代划分以约1816年沙卡崛起为祖鲁领袖之时为起点,涵盖了非洲东南部相互竞争的王国遭到击败并分裂、武装群体向内陆迁徙、新国家兴起,以及进一步向北迁移等过程。其终点则不甚明确。姆齐利卡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在林波波河以北建立王国,可以视为一种可能的分界,但更北方各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在此后仍持续进行。另一方面,在解释姆费卡内时占据核心地位的若干进程,早在十八世纪便已开始。
这些事件发生的主要地理环境差异很大。东南沿海低地适宜混合农业和养牛,分布着相对密集的酋邦网络。高地草原上有规模庞大的索托—茨瓦纳人聚落,其中一些建有大型石砌居住建筑和防御设施。今莱索托一带的山地提供了易于防守的避难所,也具备独特的农业发展条件。在更北方,迁徙中的军事群体遇到了早已存在、各有自身政治历史的社会。若把这些地区视为毫无差别的同一片地域,就会掩盖它们在资源、聚落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差异。
这一概念在最宽泛的用法中,将祖鲁、恩德贝莱、索托、斯威士、加沙、恩戈尼和科洛洛等政治实体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这些历史彼此交织,却并非总是通过与祖鲁王国的直接接触而发生关联。有些迁徙源于已经流离失所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另一些则涉及继承权斗争、劫掠、兼并,或获取牲畜和贸易机会的努力。因此,某一事件发生地距离祖鲁兰的远近,并不能可靠地衡量该事件与祖鲁扩张之间的因果联系。
必须区分历史事件本身与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概念标签。否定单一的、以祖鲁为中心的解释,并不意味着否认战争、强迫迁徙或暴力兼并曾经发生。同样,某个聚落遭到毁坏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整个非洲大陆发生过人口灾难。分析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将证据充分的地方和区域发展联系起来,而不把它们归结为由某一统治者或某一族群向外辐射、环环相扣的必然进程。
1815年以前的经济、环境与政治状况
在沙卡即位之前,南部非洲社会就已发生重大变化。在铁器时代晚期,农业社群发展出谷物种植、养牛、手工业生产和交换相互结合的多种生计模式。牛不仅是食物来源和财富,也在婚姻财物往来、政治效忠关系及家庭建立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对人口和牲畜的掌控是政治权力的核心;有作为的统治者不仅寻求扩张领土,也力图吸引更多依附者。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非洲东南部出现了规模更大的政治集团。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丁吉斯瓦约领导的姆特特瓦、兹维德领导的恩德万德韦,以及夸贝。这些集团的发展早于祖鲁王国的大规模扩张。统治者建立联盟、征收贡赋,并通过按年龄组织的制度动员青年男子。政治整合并不一定是持续推进的过程:统治者去世、继承权争议或核心武装力量战败,都可能使联盟迅速瓦解。
农业条件影响着这些斗争,但其具体作用有多大,仍存在争议。玉米在这一时期之前已传入南部非洲,在适宜条件下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却难以抵御降雨不足的影响。历史学家一直在探讨,人口增长、对牧场和可耕地的争夺,以及干旱事件,是否加剧了十九世纪之交的冲突。环境压力可能导致谷物供应减少、牛群衰弱,并促使人们迁往水源更充足的地区。但现有证据并不支持一种简单化的解释,即整个地区的人口都超出了当地资源的承载能力。
商业也将内陆政治与沿海地区联系起来。在德拉戈阿湾,即今天的马普托湾,非洲商人和统治者与欧洲商人交易,商品包括象牙,以及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规模交易的被奴役者。参与沿海贸易可以增强统治者分配进口货物和维系联盟的能力。然而,这类贸易的规模和组织方式随时间而变化;十九世纪初的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印度洋奴隶贸易直接推动的,历史学界仍有分歧。
在内陆高原,政治权力的集中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索托—茨瓦纳城镇通过农业、牲畜管理、贸易,以及酋长权力中心与周边社群之间的联系,聚集了大量人口。不能将它们的历史简化为被动承受沿海事件影响的过程。当地统治者之间的竞争、贸易路线的变化,以及与流动作战的武装群体之间的关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条件有助于解释,为何相似的压力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些社群分散迁离,一些加固了现有聚落,还有一些则加入了不断扩张的国家。
恰卡、祖鲁王国与东南部的战争
恰卡约于1816年成为祖鲁人的统治者,起初身处丁吉斯瓦约领导的姆特特瓦势力所塑造的更大政治格局之中。丁吉斯瓦约去世后——其卒年通常定为1817年——恰卡吸纳了大批原属姆特特瓦的追随者。祖鲁人与兹维德领导的恩德万德韦人之间的冲突,最终以祖鲁人取得数次重大胜利告终,其中包括1818年在戈克利山一带和1819—1820年在姆赫拉图泽河一带的战斗。与关于各场战役的许多细节描述相比,祖鲁势力崛起、恩德万德韦势力瓦解这一总体结果有着更为确凿的依据。
祖鲁军队的战斗力建立在组织、动员和政治整合之上,而非某一项发明。青年男子按年龄编组成团,称为 amabutho,并隶属于王室军事聚落。国王可以从这些编制中征调劳力和兵员,并控制成员何时获得结婚资格。缴获的牛只与贡赋有助于维持王室中枢的运转,而对战败社群的吸纳则扩大了其人力基础。因此,军事制度也承担着组织生产、再分配以及协调各家庭与王权之间关系的功能。
通俗叙述常将短柄刺矛的发明、全新战术的引入,以及把组织松散的社会改造成纪律严明的军事国家,都归功于恰卡。更为审慎的学术研究则区分了对既有做法的改进与强化,以及突然出现的发明创造。年龄组组织、劫掠牛群和协同作战在恰卡之前就已存在。常被称为“水牛角”的包围阵形后来成为祖鲁作战方式的标志,但不应将后世的描述视为对早期每一次战役的精确记录。
祖鲁的扩张采取了多种统治方式。一些社群被击败并驱散;另一些则在从属首领的带领下被纳入王国,或通过结盟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主权。由此形成的王国并不只是一个扩大了的血缘群体,而是通过服役、共同居住、纳贡以及对王室的效忠,将出身各异的人们结合在一起。暴力是这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协商以及在强大政治组织内部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恰卡于1828年遇刺,丁冈继位。他死后的变化表明,王国的政治史不能简单归结为他个人的生涯。同样,也不能把所有离开非洲东南部的迁徙都解释为逃避恰卡:有些迁徙始于更早的斗争之中,另一些则发生在此后形成的各集团相互冲突之后。1824年抵达纳塔尔港的英国商人留下了重要记述,但他们对王室恩宠的依赖、商业野心以及后来的回忆,都影响了他们的叙述。人们熟悉的那种将恰卡视为地区性灾难唯一始作俑者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必须放回上述背景中审视的材料。
内陆高原的战争与国家形成
内陆地区经历的是相互交织的多场冲突,而非一次单一的入侵。当时及后世史料中称为赫卢比、恩瓜内、普廷、福肯等的群体,不断迁徙、分裂、交战,又重新组合。这些名称未必指成员始终不变的稳定人群。一支军事集团可能招纳新的依附者,吸收战败群体,也可能因部分成员脱离而缩小;即使人员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仍可能沿用原有的酋长名号。因此,很难将这些迁徙简单还原为一个个完整的“部落”在地图上的移动。
其中一条重要的发展脉络与姆齐利卡齐有关。他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脱离沙卡的统治,率部进入高地草原地区,逐渐建立起恩德贝莱王国。这一政权通过征服和兼并,获取了牛群、农业劳动力和兵源。其扩张打乱了既有聚落的生活秩序,也使周边统治者承受压力。不过,恩德贝莱的历史并不只是流动作战与劫掠:他们还建立了政治中心和统治体系,治理与统治集团关系各不相同的人群。
另一条发展脉络是莫舒舒一世领导下索托政权的巩固。他最初在布塔布泰立足,1824年迁至塔巴博修。那里是一座四周陡峭的台地,具有显著的防御优势。难民和其他新来者纷纷加入他的麾下。粮食生产、牛群管理、外交活动,以及通过得到认可的地方领袖接纳各群体,使这一政权得以壮大。提供庇护固然重要,但人们的效忠有赖于持续维系彼此的关系,而非仅仅因为居住在天然堡垒之内。
莫舒舒在与周边势力交往时,既采取武装防御,也寻求妥协。有关他向撤离的进攻者赠送牛只的传说,体现了人们赋予慷慨和谈判的政治价值;不过,具体事件仍需结合其被记录时的背景加以评估。他的王国之所以能够长久维系,部分原因在于它提供了一套政治框架,使流离失所的群体能够重建家庭,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有的领导体系。这个王国最终成为莱索托的核心,但其后来的疆界则是此后冲突与外交交涉的产物。
内陆地区也存在强大的茨瓦纳群体,他们的经历不能简单归入“入侵军队与无助难民”的对立框架。有些群体保卫了大型聚落,有些出于战略考虑迁移,还有些通过与南方的联系获得火器。传教站成为交流联络的节点,有时也成为施加政治影响的依托。1823年迪塔孔的战斗涉及格里夸火枪手,以及在当时记述中被冠以各种不固定的群体名称的武装力量。这场战斗说明,要依据立场偏颇的记载还原参战者及其动机,十分困难。在整个高原地区,政治格局的演变取决于当地资源、防御条件、领导能力,以及能否获得武装盟友的支持。
向北迁徙与新政权的形成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数个起源于非洲东南部的武装群体向北迁徙。这些迁徙推动了新政治实体的形成,但并非一批构成固定的南方人口简单地迁入一个原本停滞不变的北方地区。迁徙者穿越已有农耕群体定居的地域,介入当地冲突,招募追随者,并将俘虏和盟友纳入自身群体。在接触不同的生态条件、贸易体系和权力形式时,他们的制度也随之改变。
与战败的恩德万德韦政权有渊源的索尚加内在非洲东南部建立了加扎国,其领土主要位于今天的莫桑比克境内。该国的权力依托于军事组织、贡赋、对农耕群体的控制,以及对区域贸易的参与。它与葡萄牙人定居点之间既有冲突与谈判,也存在对人口和资源的争夺。因此,加扎的历史既是非洲东南部战争余波的一部分,也属于莫桑比克沿海与内陆腹地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史。
后来被称为恩戈尼人的群体则迁往更北方。其中一支主要队伍由兹旺根达巴率领,通常认为他们于1835年渡过赞比西河。口述传统将这次渡河与一次日食联系起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颇有价值的年代参照,不过,对迁徙路线及途中各阶段的重建仍须依赖后来的证词。兹旺根达巴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去世后,其追随者分裂,分化出的群体分别在今天赞比亚、马拉维和坦桑尼亚的部分地区立足。
恩戈尼人的军事与政治实践对这些地区产生了影响,但迁徙者的后裔并不只是移居他乡的祖鲁人口。他们的群体吸纳了大量当地人,往往采用当地语言,同时保留独特的酋长世系和某些制度。因此,统治群体的身份认同与人口祖源之间的关系因地而异。即便日常语言和家庭生活习惯已呈现出周边社会的特点,军团编制、贡赋和牲畜获取仍可能占据重要地位。
另一场迁徙由塞贝特瓦内领导,其科洛洛追随者起源于说索托语的群体。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他已在赞比西河上游地区建立统治,控制了洛齐人的布洛齐王国。科洛洛人的统治于1864年结束,但其语言影响在王朝覆灭后依然延续:当地一种源自索托语的语言对现代洛齐语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姆齐利卡齐率众迁至林波波河以北,在今天的津巴布韦境内建立了另一个延续长久的国家。这些事例表明,迁徙能够带来征服、文化交流和政治重组,却未必遵循统一的进程,也未必产生相同的制度。
殖民边疆、掠奴活动与区域联系
较早的叙述往往将欧洲人的活动视为姆费卡内之外的因素,直到非洲内部的战争据称已使内陆人口流失殆尽之后,才将其纳入叙事。这种割裂具有误导性。当时,南部非洲已经存在不断扩张的殖民边疆、商业联系和武装中间势力。1806年英国占领开普、开普东部边疆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共同构成了非洲各社群作出政治决策时所处的宏观背景。
通常被称为格里夸人和科拉纳人的流动社群拥有马匹和火器,参与贸易、狩猎、劫掠及边疆战争。他们与邻近非洲社会及殖民当局之间的关系差异很大。能否获得骑马枪手的支持,可能改变一场地方冲突的结局;而在内陆掠得的牛,则可以通过南方的网络进行交易。这些联系对那种将内陆每一起暴力事件都归因于祖鲁地区所带来压力的叙述提出了挑战。
1823年的迪塔孔战役在后来的争论中尤为重要。传教士的记述描绘了茨瓦纳各社群所面临的武装威胁,并赞颂格里夸枪手的介入。后来的历史学家则质疑,这些报告对逼近群体身份的判断究竟有多准确,以及战斗与夺取牛只、掳掠人口之间存在何种联系。这一案例说明,不能不加审视地接受当时关于“入侵者”的描述,而必须考察这些描述出自谁手、服务于何种利益,以及相关名称是如何使用的。
在更偏东的地区,葡萄牙人的定居点和商人参与了将沿海需求与内陆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网络。经由德拉戈阿湾输出奴隶所起的作用,尤其受到关注。奴隶贸易和强制获取劳动力确实是该区域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其规模、发生时间及其与特定战争的关系,都需要分别加以论证。某一地点存在俘虏交易的证据,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惯常被称为姆费卡内的整连串事件都源于沿海地区对奴隶的需求。
自1830年代中期起,大迁徙使不断扩张的移民势力与非洲诸国发生直接冲突。1836至1837年,先民及其非洲盟军与姆齐利卡齐领导的恩德贝莱人交战,促使后者离开高地草原。这些事件在时间上与姆费卡内后期重叠,但也属于移民殖民主义的历史。后来,内陆此前已成为无主空地的说法,被用来为移民占有土地提供正当理由。承认此前非洲人之间发生过战争,并不能证明这些说法成立:如果一种叙述将看得见的城镇等同于人类居住的全部范围,那么季节性的土地利用、分散的聚落、因动乱而中断的占居,以及仍然存续的政治权利,都可能从中消失。
人口流离、吸纳与人口后果
十九世纪初的动荡给人们带来的后果包括战死、聚落被毁或遭到废弃、牛只损失、饥饿、被俘以及家庭离散。这些影响在各地并不均衡。有些地区反复遭受袭击,另一些地区则成为避难中心或政治势力发展的中心。流离失所的社群可能只迁移很短的距离,在危险过去后返回,也可能在另一位统治者治下重新组织起来。因此,长途迁徙只是更广泛的人口流动格局中的一个部分。
即使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并非异常之高,战争也可能破坏人们的生计。牛只的损失减少了家庭财富,也削弱了可用于恢复牛群和缔结婚姻的资源。耕作中断和粮食储备被毁,可能在军队离开后造成粮食短缺。难民的聚集也可能增加对安全农地的需求。这些机制说明,冲突何以能够造成严重的人口后果,而不必以通俗历史叙述中有时反复提及的巨额伤亡数字为前提。
目前并不存在可靠的区域死亡总数。早期对姆费卡内运动的描述中,经常出现一百万或两百万人死亡的说法,但这些数字既无法通过当时的人口普查得到证实,也无法通过对出生、死亡和迁移情况的一致性重建加以确立。留下文字记录的观察者所见地域有限,而且常常依赖利益相关的消息提供者所提供的报告。聚落遭到废弃并不能直接衡量死亡人数,因为其中的居民可能已经迁走、分散,或加入了另一个社群。
吸纳人口与驱逐人口同样影响深远。扩张中的国家通过自愿归附、协商臣服、收养、俘获和强迫劳动等方式吸收人口。被吸纳者的地位取决于具体情形,也可能随着世代更替而改变。妇女和儿童被吸纳的方式往往不同于成年男性战士,由此影响了家庭组织、农业劳动、婚姻与继承。因此,那些看似指代古老且同质的族群的名称,背后可能是这一时期由不同来源的人口汇聚而成的社会。
政治重组也改变了身份认同。成为王室追随者的一员、参与军团制度,或依附于受到保护的聚落,都可能成为持久集体归属的基础。这些身份认同既不是凭空创造的,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它们将传承下来的语言和习俗,与效忠关系及居住经历带来的新体验结合起来。索托人、恩德贝莱人、恩戈尼人及其他社群的历史表明,生存与国家形成可以相伴而行。必须将考古发现的聚落证据、口述谱系和后来的行政记录相互比照,才能区分人口损失、人口重新分布以及政治称谓的变化。
史料、历史解释与姆费卡内之争
关于姆费卡内的证据来自传教士通信、商人记述、殖民地档案、非洲颂赞诗、族谱、口头传统以及考古学。每类史料都保存了其他史料所没有的信息,但没有哪一类能不经中介地呈现整个地区的历史。文字记录的地理覆盖范围往往有限,且受到商业、宗教或政治目的的影响。口头叙述保留了非洲人的视角,以及对各种关系的细致了解,同时也反映了后来的继承权纷争、身份认同的变化和采集这些叙述时的具体情境。
詹姆斯·斯图尔特档案对于非洲东南部历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斯图尔特记录了众多非洲受访者的证言,留下了大量有关政治制度、战争和社会记忆的材料。这些访谈开展时,距其中描述的许多事件已过去数十年。要发挥这些材料的价值,就必须关注受访者的立场、知识的传递过程、访谈所提的问题,以及亲身回忆与传承叙述之间的区别。因此,口述史方法是运用这些材料的关键。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许多历史叙述,都以沙卡以及征服与逃亡引发的连锁反应为主线来讲述这一时期。约翰·奥默-库珀的《祖鲁的余波》(1966年)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区域综合解释,着重论述非洲的政治转型与国家形成。在一个长期以欧洲扩张为中心的研究领域中,这类著作有助于确立非洲历史的重要地位,但其宏观框架也促使人们将各种不同的冲突视为一场相互关联的大动荡的组成部分。
朱利安·科宾于1988年发表的《作为托辞的姆费卡内》一文,直接挑战了这一框架。他认为,传统叙述掩盖了掠夺奴隶的活动、殖民地的劳动力需求,以及与欧洲相关利益集团相联系的暴力,却将破坏归咎于非洲人,尤其是祖鲁人。他的论述使人们重新关注有关人口锐减的叙事在政治上的用途。其他历史学家则质疑其替代解释的证据基础与适用范围,尤其是试图将奴隶需求视为相距遥远的诸多事件之首要成因的做法。
随后的争论并未产生一种可以直接取代旧说的新共识。卡罗琳·汉密尔顿主编的论文集《姆费卡内的余波》(1995年)所汇集及相关的研究,既考察了区域转型的实际情况,也探究了用以描述这些转型的概念范畴是如何建构起来的。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区分各地的事件时序,对事件之间的联系加以检验而非预先认定,并考察历史叙述如何为后来的政治诉求服务,包括与种族隔离制度及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相关的诉求。
实物证据不断推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石墙聚落、聚落分布、陶器以及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序列,可以反映人口的集中、聚落使用情况的变化和经济活动的形式。但若无其他证据佐证,它们很少能说明袭击者是谁,或其确切动机是什么。同样,关于离散的口头叙述或许能够确认人们记忆中的生活断裂,却无法确定其发生的确切年份。要厘清某一具体事件,就必须比较这些不同类型的记录,并分别评估:关于事件的时间、参与者、规模,以及它与其他地方事件的关系,究竟能够确知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