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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loudun-possessions · 事件

卢丹附魔事件

卢丹附魔事件是17世纪法国一起修女疑遭恶魔附身的案件,导致神父于尔班·格朗迪耶于1634年受审并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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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丹附魔事件是指自1632年起,发生在法国西部卢丹的乌尔苏拉会修女之间的一系列据称遭恶魔附身的事件。相关指控逐渐演变为一场广受关注的宗教与司法风波,最终天主教神父于尔班·格朗迪耶被判施行巫术,并于1634年8月18日被处死。他死后,关于附魔的报告和公开驱魔活动仍在继续。此事将修道院内的经历、地方势力的争斗、备受争议的超自然证据,以及效力于黎塞留枢机的官员的干预交织在一起,因而在猎巫审判、宗教权威与王权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与地方背景

卢丹是一座外省城镇,居民中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宗教分歧,依然深刻影响着当地的公共生活;与此同时,法国王室正加强对城镇和地方机构的控制。

乌尔苏拉会是一个尤其重视女童教育的修会,于17世纪20年代在卢丹设立了会院。院长天使的让娜成为附魔事件的核心人物。

在近代早期的基督教观念中,恶魔附身与巫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附魔指恶魔占据人的身体,或借人的身体行事;巫术指控则针对据称实施有害超自然行为的人,有时认为此人与魔鬼订有契约。卢丹案的审理将这两类概念联系起来,把修女们所报告的经历视为有人导致她们附魔的证据。

驱魔既是宗教上的应对手段,也是一种调查方式。神职人员盘问所谓的恶魔,命令它们报出身份,并寻找能够区分附魔、疾病与欺骗的征象。即使在当时,这些程序也存在争议:相信附魔可能发生,并不意味着人们会一致认定某个具体案例确属附魔。

对格朗迪耶的指控

1632年,修道院内有人报告看到了令人不安的幻象,并有种种异样经历,这些现象被解释为恶魔活动。相关记述提到了抽搐、异常的身体动作、亵渎言辞,以及带有性意味的言论。天使的让娜和其他修女指认格朗迪耶是造成她们这种状况的人。

格朗迪耶是卢丹的一名本堂神父,以善于布道著称,但也与当地神职人员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居民发生过严重纠纷。他的性关系,以及据称违反神职纪律的行为,早已使他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这些情况为他树立了敌人,也损害了他的名声,却不能据此认定巫术指控成立。

格朗迪耶并非该修道院的告解神父,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他长期指导该院的宗教生活,因此这些指控并非由此而起。相反,据称出自附魔修女之口,以及出自借她们之口说话的恶魔的陈述,成为本案的核心。

最初的调查并未形成稳固的共识。一些观察者相信附魔确有其事,另一些人则质疑驱魔者的方法、修女们的举止,或她们陈述的证据价值。不过,公开展演和流传的叙述,仍使此事受到远超修道院范围的关注。

王室干预与审判

与黎塞留政府关系密切的王室专员让·马丁·德·洛巴尔德蒙介入后,事态发生了决定性变化。格朗迪耶于1633年12月被捕,随后由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审理此案。

此案的政治背景包括围绕王权及拆除卢丹防御工事的争议。格朗迪耶的人脉和在地方事务上的立场,使他卷入这些冲突。他的敌人还将他与一篇匿名抨击黎塞留的文章联系起来,但并无定论证明文章出自他手。这些情况促使一些人将此次起诉解读为政治清算。不过,仅凭这些情况,并不能证明所有参与者都在执行同一个协调一致的计划。

委员会采纳了以当时恶魔学为依据的各类证据,包括有关附魔的证词、驱魔过程中说出的指控,以及被当作魔鬼契约呈交的文件。其中一份臭名昭著的文件,据称记载了格朗迪耶与恶魔势力订立的协议。这类材料能够证明的是控方提出了什么主张、采用了什么方法,而不是超自然事件确实发生过的独立证据。

格朗迪耶否认自己造成了这些附魔现象。他被判犯有巫术罪,遭受严厉的司法酷刑,并于1634年8月18日在卢丹被处以火刑。他始终没有承认订立过所指控的契约,也没有承认对修女施过巫术。

处决后的附魔现象

格朗迪耶之死并未终结那些据报发生的异象。驱魔仍在继续,因此,这场风波并不是一起随着主要被告遭处决便告结束的案件。

耶稣会神父让-约瑟夫·叙兰于1634年末开始参与驱魔。他后来的著作描述了强烈的灵性体验和长期的个人痛苦。这些文字是重要的记录,表明参与此事不仅会影响被称为附魔者的人,也可能影响驱魔者。

天使的让娜后来将自己的经历描述为一个从遭恶魔折磨,到获得解救和蒙受神恩的过程。有关她手上出现神奇印记及其他非凡征象的记述,使她成为宗教名人。到1638年,围绕她的公共叙事已越来越强调她摆脱附魔的经历,以及证明她圣洁的迹象。

异象持续发生,使控方的解释面临难题:除掉所谓的巫师,并未立即消除其巫术据称造成的影响。当时的人可以在自身的宗教理解中容纳这一现象,而后世历史学家则将其视为评估本案时的一个重要问题。

史料与历史解释

留存至今的记录包括法律材料、驱魔报告、论战性出版物、书信,以及自传或灵修著作。这些史料出于不同目的而产生:控方力图证明被告有罪;驱魔者为宗教解释辩护;反对者质疑审理过程;宗教自传则为个人经历赋予了有意义的灵性结构。

因此,对修女行为的描述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中立的实录。驱魔时提出的问题、对恶魔行为的预期、在场的观众,以及出版记述时的编辑加工,都塑造了留存下来的证据。

以下几种研究路径影响了此事的史学史:

  • 政治与司法解释着重考察格朗迪耶的敌人、非常规司法程序,以及地方纠纷与王室政府之间的关系。
  • 宗教解释研究驱魔、灵性权威、恶魔信仰,以及天主教方面为区分真正的超自然体验与欺诈所作的努力。
  • 性别与制度解释关注修道院的等级秩序、性,以及修女在仍受神职人员监督的情况下获得公众关注的途径。
  • 心理学解释则提出,暗示、集体性的精神困扰,或有意的表演,可能解释部分据报发生的行为。

依据这些记录,无法可靠地作出任何回溯性的医学诊断。证据也不要求人们在完全真诚的体验与完全自觉的欺诈之间作简单的二选一:预期、痛苦、制度压力和策略性行为,在不同参与者身上可能以不同方式相互作用。

文学与艺术中的接受

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卢丹的恶魔》(1952年)使这一事件广为现代读者所知。这部历史叙事作品也探讨了宗教体验、心理活动与政治强制。

约翰·怀廷依据赫胥黎的叙述,将其改编为舞台剧《恶魔》(1961年)。克日什托夫·潘德列茨基的歌剧《卢丹的恶魔》于1969年首演,肯·罗素的电影《恶魔》则于1971年上映。这些改编作品在侧重点和历史细节上差异显著,往往尤其突出性、奇观与权力滥用。它们的呈现属于这一事件的文化接受史,不能作为证明17世纪30年代相关事件的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