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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gukurahundi · 事件

古库拉洪迪

古库拉洪迪是津巴布韦于1983至1987年间主要针对马塔贝莱兰和中部省平民实施的国家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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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库拉洪迪指津巴布韦独立初期主要在马塔贝莱兰及中部省部分地区实施的国家暴力行动。这场行动通常被认为发生于1983至1987年间,涉及大规模杀戮、酷刑、强迫失踪、性暴力、任意拘禁,以及对食物供应和人员流动的限制。陆军第五旅尤其与这些暴行密切相关,但其他军队、情报、警察及政党机构也参与了镇压。受害者大多是平民,其中许多是讲恩德贝莱语的居民,居住在与反对党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关系密切的地区。

总理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政府将这些军事行动描述为对武装异见分子及国家安全威胁的回应。武装异见分子确实犯下了杀人及其他罪行,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也曾试图破坏津巴布韦的稳定。然而,大量证词和文献研究证实,政府军对平民社区施加的惩罚,远远超出了打击可明确识别的武装反对者的范围。经常被引用的估计认为,死亡人数约为两万,但迄今尚无全面且向公众开放的统计核查能够确定确切的死亡总数。

绍纳语词语 gukurahundi 通常被译为“春雨到来前冲走糠秕的早雨”。这一农业隐喻在政治语境中的运用,赋予了它强制镇压的含义。这些事件至今仍在津巴布韦历史中占据核心地位,因为它们影响了执政党权力的巩固、国家与西南部各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持续提出的查明真相、承认苦难和给予补偿的诉求。

解放运动的政治分野与独立时的历史遗产

古库拉洪迪背后的政治分歧形成于反抗罗得西亚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时期,但这些分歧既不是亘古不变的族群对立,也不是独立必然带来的结果。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成立于1961年,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由约书亚·恩科莫领导,是一个重要的民族主义组织。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则于1963年从中分裂而出。在随后的岁月里,政治竞争、不同的军事组织、对外结盟关系,以及各自按地区招募成员的格局,使这两个运动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组织面貌。

在罗得西亚丛林战争期间,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武装力量——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PRA)主要以赞比亚为基地开展行动,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下属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ZANLA)则在莫桑比克建立了主要基地。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获得了苏联的大量援助,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则得到中国的支持。这些关系使解放斗争置于冷战的背景之下,但不能简单地将任何一个组织视为外部大国的工具。双方对民族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争夺,根植于津巴布韦本国的政治。

两个运动的支持者在地理分布上也各有侧重。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在马塔贝莱兰的势力尤为强大,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的支持则主要来自绍纳语地区。这种格局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政府军经常将居住地区、所用语言和推定的政党归属混为一谈,把它们都当作不忠的证据。然而,政党归属与族群身份从未完全重合。两个运动都吸纳了不同语言群体的成员,无论是恩德贝莱语人口还是绍纳语人口,都并非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集团采取行动。

1979年达成的《兰开斯特宫协议》结束了战争,并为获得国际承认的独立作出安排。在1980年的选举中,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赢得了按普通选民名册选出的80个议会席位中的57席,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爱国阵线则赢得20席。根据独立宪法,另有20个席位专为白人选民保留。津巴布韦于1980年4月18日独立,穆加贝出任总理,恩科莫最初也在政府中任职。

因此,独立使这些曾共同反抗殖民统治、却尚未解决政治领导权之争的组织走到了一起。新国家继承了罗得西亚的强制性国家机构、紧急权力,以及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建立统一的军队和行政体系,需要昔日的敌人及相互竞争的解放力量通力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各方未能建立持久的政治互信,构成了随后暴力事件发生的直接背景。

军队整编、武装反叛与1981—1982年的危机

津巴布韦国民军的组建,需要将原罗得西亚安全部队人员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ZANLA)、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PRA)的战斗人员整合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组织建设任务:各支力量的指挥体系、训练方式、政治效忠对象和战争经历各不相同。一些前游击队员加入了军队,另一些则等待复员,或仍留在集结区。就业、军衔、武器和人身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紧张局势。

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的原有人员在布拉瓦约周边爆发了严重交火,尤以1980年11月和1981年2月恩通巴内的冲突为甚。政府军介入平息冲突,而这些交火也强化了官方的一种说法,即相互对立的军事组织危及新生国家的安全。同时,这些冲突加深了前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战斗人员的不安全感,其中一些人认为,整编使他们面临被捕或遭到袭击的风险。这些对抗发生在古库拉洪迪主要行动之前,有助于解释政府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关系恶化的原因。

1982年2月,在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及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有关的物业中发现武器,成为一个决定性的政治转折点。穆加贝指控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领导人准备推翻政府,恩科莫也被解除内阁职务。杜米索·达本瓜和卢考特·马苏库等前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高级指挥官遭到逮捕。他们于1983年被判叛国罪名不成立,却仍依据紧急状态法规受到拘押。法庭宣告无罪与行政机关继续拘押之间的反差,凸显了紧急状态权力在这场不断发展的冲突中的重要作用。

武装反叛确实是这场危机的一部分。在马塔贝莱兰和中部地区活动的团伙实施抢劫、谋杀、袭击农场,并攻击被他们指控与政府合作的平民。这些团伙的成员构成和目的各不相同。有些团伙中有开小差或逃离军队的前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战士;另一些团伙与有组织的反对派政治活动之间的联系则不那么明确。这些团伙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文职领导层在指挥他们,也不能证明农村社区集体支持其活动。

地区势力的介入使局势更为复杂。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支持针对津巴布韦等反对它的邻国政府开展破坏稳定的活动。有文献证实,南非参与了名为“超级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Super ZAPU)的组织的活动,但这既不能解释所有反叛活动,也不能据此将平民视为军事敌手。

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将武装犯罪、前游击队员的不满、反对派政治活动以及外国干预等不同问题,描述为同一种安全威胁。这种混为一谈的做法产生了重大后果:它使打击反叛者的行动与压制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恐吓被视为该党支持基础的社区交织在一起,模糊了武装参与者、政治反对者与平民之间的区别。

第五旅与镇压的组织方式

第五旅是与古库拉洪迪联系最为密切的军事部队。该旅是在津巴布韦于1980年与朝鲜达成协议后组建的,独立初期由朝鲜教官负责训练。其成员主要来自原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由佩伦斯·希里指挥。该旅在1983年1月部署至马塔贝莱兰之前,已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

与普通陆军部队不同,第五旅设立于常规的整合指挥体系之外。其独特的训练、指挥关系和政治属性,使其有别于将原解放军队与罗得西亚军队合并的整体整军进程。它与穆加贝的权力紧密相连,而不只是另一支驻防部队。这种体制上的分离,对于理解为何不能将其行动与其他所有打击异见武装的活动混为一谈至关重要。

第五旅士兵以佩戴红色贝雷帽为显著特征。幸存者的叙述反复提到,士兵在审讯、强制性的政治表演和惩罚过程中使用绍纳语。在士兵与平民接触时,语言可能成为实际的识别标志:听不懂命令,或被认定为讲恩德贝莱语,都可能使一个人遭受暴力。这些叙述并不意味着所有讲绍纳语的人都支持这场行动;它们表明的是,施暴者如何在具体行动中利用语言和政治上的区别。

牵涉其中的组织并不只有第五旅。在有关拘押、审讯、恐吓和虐待的叙述中,中央情报组织、警察、其他陆军部队以及执政党活动分子也被提及。不同机构控制着镇压过程中的不同场所和环节。一个人可能先被当地的政党活动分子指认,随后遭安全人员拘押,再被转送至审讯设施,从此一去不返。因此,要认定责任,就必须区分每起事件涉及的人员和指挥体系,而不能把所有罪行都归咎于一个旅。

公开证据确立了国家机构在其中的核心作用,以及第五旅与国家领导层之间的联系。然而,有关行动命令、内部通信和个人决策的完整记录,至今仍未公开。这些记录的缺失限制了对具体命令传递链条的还原,但并不能否定大量证据所表明的事实:有组织的国家武装力量实施了广泛的暴力。

行动的模式同样重要。反复召集村民集会、提出相似指控、进行政治灌输、协调拘押行动,以及在大片地区实施限制措施,都表明这些暴行并非个别士兵彼此孤立的不当行为。与此同时,具体行为的责任必须与更广泛的政治责任和指挥责任加以区分,尤其是在针对特定个人的证据尚未经任何法院审查的情况下。

1983年在北马塔贝莱兰的行动

第五旅于1983年1月进入北马塔贝莱兰省。其行动波及乔洛乔、卢帕内和恩卡伊等地区,士兵在那里召集村民、进行审讯,并当众施以惩罚。目击者的叙述表明,人们被强迫聚集在学校、商业中心、水井和农家院落。这些地点使暴力发生在乡村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之中,也让受害者的亲属和邻居亲眼目睹暴行。

当众殴打是一种反复使用的手段。受害者被指控支持持不同政见的武装人员、藏匿武器,或属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许多叙述显示,士兵几乎不加区分地对待涉嫌参与武装活动者与普通民众。成年男子和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PRA)前成员尤其容易遭到侵害,但妇女、儿童和老人也遭到杀害或殴打。平民被迫在他人遭受殴打时唱政治歌曲、谴责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或参加颂扬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的活动。

杀戮以多种形式发生。一些人在集体集会时遭到枪杀;另一些人被从家中带走,随后被发现死亡,或从此下落不明。报告还记述了人们被烧死在建筑物内,以及受害者被迫挖掘坟墓的情况。处决、公开羞辱和强迫旁观相结合,使每次袭击的影响都超出了直接受伤害者的范围。幸存者可能无法确定,提供帮助、埋葬死者或报告事件是否会招致进一步惩罚。

宵禁和出行限制减少了人们逃离或获得援助的机会。农村家庭的生活依赖于往返农田、市场、水源、诊所和亲属住所,因此,出行限制带来的后果远不止眼前的军事管控。伤者可能无法就医,有关事件的消息也传播缓慢。尽管如此,神职人员、医护人员和当地居民仍将相关情况传递给教会组织及其他观察者。

恩科莫于1983年3月逃离津巴布韦,途经博茨瓦纳抵达英国。他的出走显示出这场政治危机的严重程度,却未能促成有效保护受影响社区的外部机制。政府继续将这场行动描述为一项安全行动,而教会及其他批评者则对当局对待平民的方式提出质疑。

1983年间,暴力的强度和地域分布不断变化,并非各地始终遵循同一种模式。尽管如此,由于有关杀戮的报告高度集中,且关于集体惩罚的证词相互吻合,北马塔贝莱兰在这一年最初几个月的遭遇成为古库拉洪迪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阶段。这些地区的证据尤为重要,表明这场行动针对的是社会和政治群体,而不只是身份可辨的武装团伙。

南马塔贝莱兰与暴力的延续,1984—1987年

1984年,大规模行动的重心转向南马塔贝莱兰。严厉的宵禁和食品分发限制,使本已遭受干旱的农村社区雪上加霜。政府声称,这些管制措施是为了切断异见武装分子的物资供应。实际上,对商店、运输、救济和人员流动的限制使平民陷入饥饿,并使他们能否获得生活必需品取决于安全当局。

食品管制使镇压呈现出一种不同于1983年初大规模公开暴力的运作形式,而后者通常最容易让人联想到这场行动。无法出行、购买粮食或获得救济的家庭,即使所在村庄没有发生枪杀,也可能深受其害。这一区别对梳理历史至关重要:仅以有记录的处决事件编排大事记,就会遗漏通过行政和军事措施强加于民众的生存物资剥夺。此外,在家庭记录不完整的情况下,也很难区分死亡究竟源于干旱、救济中断、流离失所,还是直接的强制行为。

凯济附近的布哈拉圭(Bhalagwe)成为一处主要拘禁场所,也成为与这场行动相关、在人们记忆中最为深刻的地名之一。曾被关押于此的人描述了牢房拥挤、殴打、酷刑、食物不足以及羁押期间死亡等情况。人们因被指与异见武装分子有联系或在政治上不忠而遭到拘禁,往往没有切实的机会对指控提出异议。对家属而言,如果得不到关于亲人下落或命运的可靠消息,拘禁就可能意味着失踪。

1984年之后,镇压的地域分布和强度有所变化。第五旅的角色发生了改变,但恐吓、安全行动、失踪事件和政治暴力,在这段通常以1987年为终点的时期内仍然持续。因此,将古库拉洪迪视为一次始终不变的军事部署,可能会掩盖各阶段之间的重要差异。早期的农村屠杀、拘禁和食品管制行动,以及后来的选举恐吓彼此相连,但采用的手段和组织安排并不相同。

1985年的议会选举正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举行的。尽管遭受了多年的镇压,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在马塔贝莱兰仍保有广泛的选民支持。该党持续保持的地区影响力表明,军事压力并未就此消除民众对反对派的支持。与选举相关的暴力和恐吓,进一步压缩了开展政治竞争的空间。

异见武装分子也继续危及平民安全。一些人袭击了被怀疑协助当局的民众,使当地社区面临来自不止一方的惩罚威胁。要准确记述这段历史,就必须承认这些罪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异见武装的暴力与国家暴力可以等同视之。国家拥有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拘禁设施、紧急权力,并掌控公共行政体系,因此其行动在规模和制度性质上均有所不同。

平民的经历与长期社会后果

古库拉洪迪的直接受害者包括遭到杀害、伤害、酷刑、性侵、拘禁或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其影响还波及那些被迫目睹暴力、埋葬亲属、背井离乡,或始终不知失踪家人生死的人。因此,分析时不应只关注受害者个人,家庭也是一个重要单位。父母一方或家庭经济支柱的丧失,可能影响子女的学业、家庭获取土地的机会,以及维持农业生产的能力。

有记录的侵害行为包括性暴力。女性遭受强奸、殴打、羞辱和威胁,而怀孕、丧偶以及照顾受扶养者的责任,又可能使她们更易受到伤害。恐惧、污名,以及施害者仍在当地活动或保有影响力,都使受害者难以披露遭遇。因此,不能认为现有记录已经完整反映了此类暴力的规模。记录儿童遭受的侵害,以及在证词得以采集前便已去世者的遭遇时,也存在类似困难。

人员失踪还带来了特有的行政手续问题。家属若没有遗体,也未获得官方死亡确认,便可能难以取得死亡证明、办理遗产事务,或为尚在人世的子女备齐所需证件。出生登记和身份证件方面的问题,可能延续至后代。这些伤害并非仅具象征意义:因缺乏证件而遭到排斥,可能影响人们获得教育、正规就业及其他服务的机会。

安葬也是一大关切。有些受害者被草草下葬或秘密埋葬;另一些则被埋在集体墓穴,或亲属无法前往的地点。无法辨认遗骸或举行适当仪式,扰乱了家庭和社区的惯常做法。因此,发掘遗骸的诉求涉及几个不同目标:确认身份、确定死因、获取证据,以及使重新安葬成为可能。这些目标可能相互重叠,但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权限。

津巴布韦境内的人口迁移以及向邻国的移民,也是这场暴力行动所留下的社会后果。逃离可能暂时保障人身安全,却也使家庭远离土地、生计来源和互助网络。古库拉洪迪对人口的影响,很难与后来的经济移民及其他区域性变化区分开来,因此,对具体人口损失数字的说法应谨慎看待。

这场行动也影响了民众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学校、诊所、警察、军人和地方行政机关,在人们心中可能不再代表日常公共服务,而是与危险或排斥联系在一起。这些经历有助于解释,为何后来的诉求不仅涉及经济赔偿,还包括证件办理、前往墓地的权利、公开承认曾发生的暴力,以及能够公开讲述这些暴力经历。不同家庭和地区所承受的后果各不相同;幸存者的经历并非整齐划一。

文献记录、死亡人数估计与法律定性

已出版的调查报告中,影响最大的是津巴布韦天主教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与法律资源基金会于1997年发布的《打破沉默,建设真正的和平:1980至1988年马塔贝莱兰和中部地区动乱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证词、个案材料以及通过教会和法律界网络收集的信息。其重要性在于,在官方披露的信息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将大量证据公之于众。

报告对特定地区开展的详细调查,并非对所有受影响地区死亡人数的全面普查。在使用报告中的数字时,必须注意这一区别。已记录的个案证实了具体人员的死亡或失踪,也揭示了反复出现的暴力模式,但并不能直接据此得出全国死亡总人数。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名单不完整,就认定未被记录的死亡没有发生。

在公共讨论和历史著述中,最常引用的数字是约两万人死亡。这是一个估计值,而非通过全面的身份确认、遗骸发掘或死亡登记得出的总数。遗体下落不明、墓地没有标记、行政管理中断、家庭流离失所以及人们因恐惧而不敢报告,都使统计工作变得复杂。统计口径同样重要:仅统计直接杀戮造成的死亡,与统计涉及拘禁、基本生活条件被剥夺或医疗服务中断的死亡,属于不同的统计范畴。除非所用方法足以支持,否则不应给出更精确的数字。

由于官方档案不完整或无法查阅,而且许多暴力行为没有留下常规的公开记录,口述史显得尤为重要。证词可以帮助确定地点、姓名、拘禁过程的先后顺序以及行为模式。最有力的运用方式,是将其与其他证词,以及当时的信件、医疗信息、新闻报道、行政记录或实物证据相互比对。对于回忆中的日期或人数差异,需要加以考察,但不应因此直接否定其所描述的核心事件。

法律术语则涉及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学者和倡议人士曾分别将古库拉洪迪描述为大屠杀、国家恐怖、危害人类罪或种族灭绝。这些术语并非同义词。根据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构成种族灭绝,须实施特定行为,并具有全部或部分毁灭某一受保护的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群体的意图。针对讲恩德贝莱语的平民实施暴力,是主张采用这一术语的核心依据;但能否证明存在法律所要求的意图,仍是一个需要单独举证的问题。

迄今没有国际刑事法庭作出判决,确定这场行动的法律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充分记录的杀戮和侵害行为值得怀疑。历史叙述、司法裁判与公共纪念所回应的问题彼此相关,却又各不相同;对暴行证据的判断,不应被简化为某一特定法律定性是否已获司法确认。

《团结协议》与政治权力的巩固

通常被视为古库拉洪迪结束标志的政治和解,是穆加贝与恩科莫于1987年12月22日签署的《团结协议》。协议规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与爱国阵线—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PF-ZAPU)合并,合并后的政党沿用ZANU-PF之名。该协议使与马塔贝莱兰联系密切的主要反对运动不再作为独立组织存在,并将其领导人纳入执政党。

理解这份协议,既要看到它结束了一个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也要看到它带来的政治体制转变。对于遭受军事行动和武装反叛活动冲击的社区而言,暴力减少具有直接而切实的意义。对于国家领导层而言,合并则消除了一个组织严密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不能将这场和解仅仅描述为社群间的和解,也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政党在组织层面的合并;它是在多年强制与压迫之后达成的,并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

协议的核心条款涉及政党组织、领导层以及其宣示的政治团结目标。协议并未设立独立的真相委员会、建立完整的死者名册,也未制定针对暴行追究司法责任的方案。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并非谈判的主要参与方。因此,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协议虽然能够终止公开对抗,却未能解决有关个体受害者、失踪亲属、墓葬或责任归属的问题。

这一进程还伴随着1988年的大赦。大赦范围包括反叛分子和安全部队成员,使冲突期间所犯暴力行为受到起诉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大赦进一步体现了这场和解侧重于结束敌对行动,而非公开审判过去行为的取向。许多家庭也因此未能获得关于亲人遭遇的正式认定。

大致在同一时期,津巴布韦的制度架构也发生了变化。1987年的宪法修正案废除了此前由礼仪性总统与掌握行政权的总理并存的体制,改设掌握行政权的总统职位,穆加贝于同年12月就任。恩科莫后来出任该国副总统之一。这些变化并非全都由《团结协议》规定,但它们共同构成了更广泛的权力集中进程的一部分。

将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纳入执政党,并未消除地区性的记忆或积怨,也不意味着每一位昔日的该党支持者都以相同的条件接受了和解。这份协议之所以具有持久意义,部分原因正在于政治精英之间的妥协与受影响社区的经历之间存在这种区别。全国团结日纪念的是这份协议,而这一官方叙事与协议签署前的暴力之间究竟有何关系,至今仍存在争论。

公共记忆、官方调查与和解举措

1983年,政府成立奇汉巴奎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暴行的指控。委员会的报告并未公开。此后,要求公开相关信息的人士将报告未获公开视为核心问题,因为官方调查可能掌握有关具体事件、证人以及当时国家机关知情程度的证据。调查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受影响家庭能够查阅调查结果,也不意味着公众能够获知责任归属。

在公开承认这段历史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教会组织、律师、历史学者、记者、艺术家和幸存者团体持续开展记录与讨论工作。相关出版物和证词对一种叙事提出了质疑:这场暴力仅仅是国家历史中已经翻过的一页。纪念活动也通过地方实践展开,包括确认墓地位置、记录家庭成员的讲述、举行悼念活动,以及标记与拘禁或杀戮有关的地点。

1999年,穆加贝公开将这场暴力称为“一时的疯狂”。这句话被广泛引用,视为对暴力的承认,但随之而来的并没有全面、公开的责任交代,没有确切的伤亡名册,也没有所有相关国家档案的公布。这句话受到的关注,恰恰说明领导人事后的表态,与能够查明具体个人遭遇的调查程序之间,存在着差别。

津巴布韦2013年宪法设立了国家和平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处理过去的冲突、促进和解以及审议申诉提供了宪法框架。使其工作得以落实的立法随后于2018年出台。设立此类机构,将和解工作纳入了正式的国家体制,但仅仅成立机构,并未解决证据获取、幸存者参与,以及和解与问责之间关系等问题。

在埃默森·姆南加古瓦总统执政期间,官方相关工作日益重视马塔贝莱兰传统领袖的作用。2024年7月,一项由酋长主导的社区走访工作在布拉瓦约公开启动,旨在听取受影响社区的意见,处理古库拉洪迪遗留的问题。这类举措使民事身份登记及证件办理、遗骸发掘、重新安葬和证词记录等实际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这些活动涉及转型正义的不同层面。听证可以记录幸存者的陈述,却未必能确定刑事责任;遗骸发掘可以确认死者身份,却未必能说明完整的指挥链;赔偿可以弥补物质损失,却不能替代对苦难的承认。因此,谁有权开启墓穴、谁负责保管档案、如何保护证词,以及由谁代表受影响家庭,都是这一进程的实质性组成部分。古库拉洪迪至今仍是历史研究与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议题,因为这些涉及个人与制度的问题,尚未因任何一项协议或一次官方声明而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