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冈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通常定年为约公元前1600年至前1400年,但不同学术分期方案对其年代界限的划定有所不同。它因河南郑州的二里冈遗址而得名,以大型设防聚落、专业化青铜生产,以及遍布中原大部并延伸至长江中游的相关陶器和礼器传统为特征。二里冈文化通常被认为与早期商朝有关,但这一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与某一特定王朝或统一国家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仍存在不同解释。
发现与分类
20世纪50年代在郑州开展的考古发掘,确立了二里冈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阶段的地位。“二里冈”这一名称最初指二里冈遗址的考古堆积,后来逐渐用于指称分布范围更广的一组相关物质遗存。
考古学文化是依据器物、建筑、丧葬习俗及其他物质证据中反复出现的特征组合而作出的分类,并不一定对应某个单一族群、语言群体或政治共同体。因此,“二里冈文化”既可指郑州地区一个相对明确的考古学序列,也可泛指共享技术与上层群体活动方式的聚落网络。
其主要序列通常分为二里冈下层和二里冈上层两个阶段,各阶段又有进一步的分期。这些是根据地层关系与器物形态变化建立的相对年代类别。绝对年代则依赖放射性碳测年以及不同遗址序列之间的对比,不能将其视为某一王朝开始或结束的精确年代。
年代与区域背景
二里冈文化兴起于以今洛阳附近地区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之后,并与二里头文化晚期存在部分时间上的重叠。二里头文化已出现宫殿建筑群、专业化作坊和铸造青铜礼器。二里冈文化所代表的,是城市建设、青铜制造和跨区域联系在规模上的显著扩展,而非这些制度与生产形式的突然出现。
二里冈文化的核心区位于中原,尤其是郑州周边地区。此后,与二里冈文化相关的陶器、青铜器和生产技术出现在更为广阔的地域。重要遗址包括豫西的偃师商城,以及湖北今武汉附近的盘龙城。
这一分布范围随时间而变化。一些聚落的物质文化与郑州核心区高度相似,另一些则将二里冈文化因素与本地传统相结合。因此,不能将二里冈文化相关遗存的分布图直接视为固定政治疆界的地图。
城市与聚落组织
郑州
郑州商城是当时东亚规模最大的城市中心之一。其主要夯土城垣周长约七公里,围合面积约三平方公里。居住区、作坊及其他活动区域也延伸至城墙之外。
考古学家在城址内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居住区、墓地及专业化生产区。大型建筑群通常被解释为与政治和祭祀上层群体有关的设施,但其具体功能并非总能确定。
城墙和主要建筑采用夯土技术建造,即将土层逐层夯实,形成致密的建筑结构。此类工程需要大量劳动力、物资和组织协调。这些遗存说明当时存在有组织的权力机构,但仅凭这些证据,尚无法了解其行政结构或劳动者的法律地位。
其他中心
偃师商城是另一座重要的设防中心,拥有规模可观的建筑群。它与二里头遗址距离很近,因此对于研究豫西地区政治组织的转变尤为重要。
盘龙城表明,与二里冈文化相关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已延伸至长江中游地区。其上层群体使用的建筑、墓葬与青铜器显示出与中原的密切联系。由于盘龙城的地理位置,研究者常从获取南方资源和利用交通路线的角度解释其作用,尤其关注与金属供应有关的资源和路线。它究竟是殖民据点、区域行政中心,还是由本地组织、与北方上层群体联系密切的共同体,仍有争论。
技术与物质文化
青铜生产
二里冈文化青铜生产的特点之一,是陶范铸造技术的扩大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工匠先制作泥模,再围绕泥模制作分块陶范,将焙烧后的范块围绕型芯组装起来,然后浇注熔融金属。这种方法能够铸造形状复杂、表面带有纹饰的器物。
郑州发现的铸铜遗存,包括陶范、坩埚及其他生产废弃物,证明了专业化生产的存在。其生产规模意味着燃料、黏土、金属和熟练劳动力的获取需要经过协调组织。
青铜制品包括兵器和工具,但制作精美的容器在上层群体的礼仪生活中尤为重要。常见器形包括三足鼎、用于斟酒的爵以及斝。许多器形和装饰惯例后来成为中国青铜礼器长期沿用的特征。
装饰包括几何纹样和程式化的动物图像,其中有通常称为饕餮的兽面纹的早期形式。仅凭这些图像的外观,无法可靠地还原其最初含义。
陶器与其他手工业
陶器是识别二里冈文化遗址的关键,因为其出土数量远多于青铜器,能够为年代比较提供细致的依据。陶器组合包括用于炊煮、储藏和盛食的灰陶器,器表常饰绳纹。
手工业生产还使用骨、石及其他材料。骨制品包括工具和装饰品;即使青铜生产不断扩大,石材仍在继续使用。因此,“青铜时代”描述的是一项重要的技术与社会发展,而非青铜取代了此前所有的材料。
经济与社会组织
农业支撑着二里冈文化的聚落及其中的专业手工业者。粟黍类作物在北方核心地区占有重要地位,而在更广阔的分布区域内,尤其是向长江流域延伸的地区,作物种类和生计方式有所不同。家畜也提供食物及其他资源。
大型城市依赖与周边聚落的联系。聚落规模、建筑和墓葬财富的差异表明,社会存在分化,人们获取资源的机会并不平等。专业化作坊的存在,以及青铜器集中于上层群体活动场所的现象,说明手工业生产和礼仪消费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青铜制造还需要远距离的资源网络。铜、锡,有时还有铅,都必须经过获取、运输和配制。考古遗存的分布和科学分析为这些联系提供了证据,但金属的确切来源和运输路线并非总能还原。金属或成品器物的流动,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所有相关地点都存在直接的领土控制。
墓葬的结构与随葬品差异很大。随葬青铜器的富裕墓葬,与较为简朴的墓葬形成对比。早商遗存中已发现人牲和动物牺牲的祭祀遗存,但其出现频率、组织方式与意义,必须逐一结合遗址加以评估,不能假定整个二里冈文化分布区的情况都相同。
与商朝的关系
二里冈文化常被称为早商考古学文化。这一认定依据其年代位置、它与晚商物质文化传统的关系,以及将已发掘的中心遗址与历史文献所载地名相对应的尝试。
郑州常被认为是亳,即传世文献中与早商有关的一座都城。偃师也一直是早商都城讨论中的重要地点。但这两种认定,都尚未得到直接记载城名的同时代铭文的确证。
这一证据状况与安阳附近的殷墟不同;后者的晚商甲骨卜辞提供了大量有关王室活动和人名的文字证据。二里冈文化遗址虽有刻划符号和少量文字材料,却没有规模可与之相比的文献资料群。
包括《史记》在内的后世史书,保存了有关早期王朝统治者及迁都的传统记载。这些文献是研究历史记忆的重要证据,但其编纂年代远晚于二里冈文化时期。要将这些记述与考古地层对应起来,仍需独立证据的支持。
扩展、转变与解释
二里冈文化遗存的广泛分布催生了数种解释模式。一些模式强调,一个以郑州为中心的国家不断扩张,通过附属聚落或据点控制战略通道和资源。另一些则更重视交换、迁徙、地方政治力量的主动活动,以及对具有声望的礼仪实践的采纳。
这些可能性并不相互排斥。两处遗址出土相似的青铜器,可能反映成品器物的流动、共同的工艺传承、政治上的归属关系,也可能是多种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考察上层群体使用的器物时,还必须结合陶器传统、作坊证据、聚落组织和丧葬习俗进行分析。
公元前第二千纪后期,以郑州为中心的格局发生变化。一些区域中心衰落或经历重组,新的政治与文化形态则随之出现。在中原地区,二里冈文化之后、文字资料丰富的殷墟晚商阶段之前的发展,常通过洹北及其他中商遗存来讨论。不同区域研究对这一转变的年代划分和术语使用并不一致。
在研究中国早期大型城市中心、专业化手工业、上层礼仪体系与远距离网络如何相互联结时,二里冈文化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对它的解释,关键在于区分物质遗存所能证明的高度组织化与广泛互动,以及需要额外证据才能确认的政治疆界和王朝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