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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battle-of-talas · 事件

怛罗斯之战

怛罗斯之战是751年阿拔斯王朝在中亚击败唐军的一场战役,后世常将其与造纸术西传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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怛罗斯之战于751年在中亚怛罗斯河附近爆发,通常认为发生在当年7月。交战双方是阿拔斯王朝军队与唐朝将领高仙芝统率的军队。阿拔斯军由齐亚德·伊本·萨利赫指挥,在葛逻禄军队的决定性参与下,击败了唐军及其盟军。这场战役源于各方对当地诸国和贸易路线的争夺,而非两个统一文明之间有计划的对决。战役的军事胜负明确,但其规模、战场细节及长远意义,至今仍是历史研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

地区背景

8世纪的中亚分布着众多王国、城邦和游牧部落联盟。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取决于不断变化的联盟、军事远征、朝贡关系,以及能否掌握通常统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地方统治者可以向不同的帝国势力寻求支持,而不一定接受永久性或排他性的臣属地位。

唐朝在塔里木盆地设有驻军和都护府,并不时向更西方投射军力。唐朝的地位受到突厥诸势力和吐蕃帝国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穆斯林政权向阿姆河以外的河中地区扩张所带来的压力。

阿拔斯王朝刚刚在750年的革命中取代倭马亚王朝。其在东部各省的统治,很大程度上依靠呼罗珊革命领袖阿布·穆斯林的军队与政治网络。早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穆斯林军队就已在河中地区广泛征战,但其控制程度仍因地而异,部分取决于与当地精英的妥协合作。

因此,怛罗斯交战双方并不能简单地按族群划分为“中国”军队和“阿拉伯”军队。唐朝依靠来自多个边疆族群的军队和盟友,而阿拔斯王朝东部的军事力量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呼罗珊。

直接起因

高仙芝于750年进攻塔什干,是这场战役的重要前因。中国史籍称该国为石国。据中国史籍记载,高仙芝俘虏了石国国王,后者随后在唐朝朝廷被处死。一些记载特别指出,高仙芝在俘虏国王之前曾作出保证。

石国王子逃脱后,向外求援以对抗唐朝。此事加剧了地区各势力对高仙芝的敌意,也促使地方上的不满与阿拔斯王朝的军事干预联系起来。

751年,高仙芝率领由唐军和盟军组成的混合部队西进。与其对阵的阿拔斯军由齐亚德·伊本·萨利赫率领。双方在怛罗斯河谷交战,战场一般被认为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附近及与之相邻的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确切的战场位置尚未得到可靠确认。

战役经过

现存记载不足以详细还原双方军队的行动。中国史籍通常记述,双方交战数日后,唐军阵线崩溃。

葛逻禄军队的参与至关重要。按照中国史籍的传统叙述,隶属高仙芝军队的葛逻禄部队倒戈,从后方发起攻击,而阿拔斯军则从正面进逼。另一些解释则提出疑问:葛逻禄的行动究竟应被视为战场上的突然倒戈,还是执行了此前已与高仙芝的对手达成的安排。现有证据不足以厘清其阵营归属的所有问题。

高仙芝率部分军队逃脱。中国史籍记载,唐将李嗣业在撤退中协助杀开通路,立下功劳。大量士兵阵亡或被俘,但无法确定可靠的总人数。

有关双方兵力的记载差异很大。中国与阿拉伯史学传统中的数字相去甚远,一些较晚的记载更将参战兵力和伤亡人数写得极其庞大。这些数字不应被当作精确的军事统计。能够确证的是,唐朝统率的远征军遭受了惨重失败,而不是某个记载中的伤亡总数已被证实无误。

史料及其局限

关于怛罗斯之战的知识,主要来自中国史籍和阿拉伯语史学传统。这些史料的关注重点、年代记述以及成书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的距离各不相同。

中国正史保存了有关高仙芝生平、西征及撤退的资料。阿拉伯文献则将这次交锋置于穆斯林势力在中亚发展的历史中叙述,不过,现存一些较重要的记载是在数百年后才写成的。两种史学传统都未能提供一份可经独立核实、前后连贯的战役记录。

杜环是了解这场战役更广泛背景的一位重要见证者。他是被俘的中国人,后来游历了穆斯林统治下的多个地区,并于762年返回中国。他的著作《经行记》仅有部分摘录存世,保存在其亲属杜佑编纂的《通典》中。这些片段是了解当时中国人对伊斯兰世界认识的珍贵史料,但并未提供完整的战场叙事。

由于证据详略不一,有必要将有充分史料支持的战败事实,与有关确切人数、统帅意图,以及这场战役所谓全球性后果的较不可靠说法区分开来。

政治与军事后果

怛罗斯之战遏制了高仙芝的西征,也暴露出唐朝远征军在远离主要驻地作战时的脆弱性。这场胜利还增强了阿拔斯一方在与地区各势力交涉时的地位。但它并未使整个中亚立即置于阿拔斯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

同样,这次失败也没有导致唐朝立即撤离西域。751年之后,唐朝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仍在继续。影响深远得多的冲击来自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这场叛乱迫使唐朝将资源转用于中国境内关乎王朝存亡的斗争。吐蕃的扩张以及维持交通联系日益困难,进一步削弱了唐朝在西方的控制。

因此,不能仅凭怛罗斯之战来解释唐朝在中亚影响力的终结。帝国扩张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内部叛乱、对手扩张以及地方联盟的变化,都是促成因素。

这场战役也没有立即带来宗教格局的转变。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是一个漫长且各地进程不一的过程,涉及政治扶持、商业往来、人口迁徙、宗教活动以及后来各穆斯林王朝的推动。751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佛教、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群体仍继续存在于这一地区。

造纸术与文化交流

怛罗斯之战常被与造纸术西传联系起来。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战役中被俘的中国造纸工匠将这门技艺传入撒马尔罕,随后又从那里传播到整个伊斯兰世界。

这一说法需要审慎看待。751年以前,纸张就已在中亚流通,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正是这场战役中的俘虏开创了当地的造纸业。后世将被俘工匠与造纸术联系起来的记载,可能保存了他们曾作出贡献的历史事实,但不能据此证明怛罗斯之战是造纸术传播过程中唯一或决定性的节点。

有必要区分纸张作为贸易商品的流通,与制造纸张所需技艺和设备的传播。两者都可能经过多条路线,在较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后来伊斯兰世界造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不能确凿地将其归因于某一次战场事件。

历史解读

怛罗斯之战常被描绘为一场划定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永久边界的对决。这种解读赋予了这场战役一种界限分明、尘埃落定的意义,而这并不符合8世纪的政治格局。

参战各方依靠成分多样的军队和不断变化的地方联盟展开行动。战后,整个地区的贸易、外交和文化交流仍在继续。阿拔斯王朝的胜利既未划定固定的文明边界,也未使中国的影响立即消失。

更有史料依据的理解是:在围绕中亚影响力展开的更广泛争夺中,这场战役是唐朝一支远征军遭受的一次重大失败。它在后世的声名,将这一军事结果与唐朝势力从西方退却、中亚伊斯兰化以及造纸术传播等更广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进程发生于不同的时间尺度,也各自有着多重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