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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harald-hardrada · 人物

哈拉尔·哈德拉达

哈拉尔·哈德拉达于1046至1066年任挪威国王,曾为拜占庭将领,入侵英格兰时战死于斯坦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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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尔·哈德拉达通常被称为挪威国王哈拉尔三世,自1046年起与侄子“善王”马格努斯共同统治挪威,1047年起独自执政,直至1066年9月25日去世。他生于约1015年,是国王奥拉夫·哈拉尔松(后来的圣奥拉夫)同母异父的弟弟。1030年奥拉夫战败后,哈拉尔在海外度过了约十五年,先是旅居罗斯,随后效力于拜占庭帝国。他积累的财富、军事经验以及与王室的关系,帮助他登上了挪威王位。

哈拉尔在位期间,一面巩固挪威国内的王权,一面持续谋求夺取丹麦。1066年,他与流亡的英格兰伯爵托斯蒂格·戈德温森结盟,入侵英格兰。在约克附近击败一支英格兰军队后,他在斯坦福桥战役中被哈罗德·戈德温森的军队击杀。他死后不到三周,征服者威廉便率领诺曼人入侵英格兰。

哈拉尔常被称为“最后的维京国王”,但仅从劫掠活动的角度,无法理解他所处的世界。他的一生将斯堪的纳维亚的王朝政治、东欧的诸侯宫廷、拜占庭军旅生涯、基督教王权以及英格兰王位继承之争联系在一起。中世纪萨迦中保存的生动事迹,既以同时代诗歌和独立编年史为依据,也融入了后世叙事的大量铺陈。

史料、姓名与历史重建

重建哈拉尔生平的主要困难,在于同时代证据与后世叙事之间并不对等。许多详细记述来自12世纪末至13世纪写成的挪威和冰岛史书,包括《腐皮书》《美皮书》,以及传统上认为由斯诺里·斯图鲁松编纂的挪威国王萨迦集《挪威列王传》。这些记述编成时,距哈拉尔去世已约有150年,甚至更久。它们保存了重要材料,但其中长篇的演说、私下的交谈和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不能当作目击者的实录来读。

其中尤为珍贵的一类材料是吟唱诗歌,其繁复的格律和措辞有助于单首诗作在流传过程中得到保存。与哈拉尔有关的诗人包括索多尔夫·阿尔诺松、阿尔诺尔·索尔达松和斯图夫·索尔达松。他们的颂诗提及征战、统治者和地名,有时能提供比前后穿插的散文叙述早得多的证据。然而,这类诗歌也有其政治目的:赞颂资助者的慷慨和胜利,以充满典故与暗示的语言浓缩事件,并可能夸大其功业所及的地域范围或胜利的彻底程度。附在诗句旁的散文解说,未必与诗句本身同样古老,也未必同样可靠。

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证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核验依据。拜占庭作家凯考梅诺斯在11世纪后期的著作中,记述了一位名叫阿拉尔特斯的战士。此人是一位瓦兰吉人统治者的兄弟,其服役经历与哈拉尔的生涯高度吻合。这一记述证实哈拉尔曾获皇帝授予荣衔,但也表明,某些萨迦段落营造的显赫形象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关于英格兰战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供了一个年代上较为接近事件的基本框架。英格兰和盎格鲁—诺曼史书也补充了一些信息,不过作者们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有时还依赖于已经受到诺曼征服影响的传说。

哈拉尔的古诺斯语姓名为 Haraldr Sigurðarson,意为“西居尔之子哈拉尔”。他的绰号 harðráði 通常译作“严酷的统治者”“严厉的统治者”或“决断强硬者”。英语中常见的形式 Hardrada 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写法,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姓氏。这个绰号在后世传统中十分突出,不应将其视为同时代人对他施政各方面的客观评价。同样,“哈拉尔三世”这一称谓也出自后世对挪威诸王的追溯编号。

这些不同类别的证据,使我们能够较为可靠地勾勒出哈拉尔流亡、效力异国、登基为王及对外入侵的人生轮廓。然而,对于他在具体事件中的动机、麾下军队的确切规模,以及传说中他在攻城战里使用的种种巧计,这些证据所能提供的确定性就小得多。

家世、斯蒂克莱斯塔德之战与流亡罗斯

哈拉尔约于1015年出生,父亲是西居尔·叙尔,母亲是奥斯塔·古德布兰兹多特。他与1015年成为挪威国王的奥拉夫二世·哈拉尔松同母异父。西居尔·叙尔属于挪威东部的地方贵族;后世萨迦传统将他描述为林厄里克的一位小国王。这类头衔反映了当时王权与地方豪族并存的政治格局,并不意味着具备后世中央集权君主国的制度或领土控制能力。

奥拉夫的统治遭到了挪威权贵以及英格兰和丹麦统治者克努特的抵制。1028年,克努特取得了挪威的控制权,奥拉夫流亡国外。1030年,奥拉夫重返挪威,却在斯蒂克莱斯塔德之战中兵败身亡。据挪威的叙事传统记载,尚未成年的哈拉尔曾与这位同母异父的兄长并肩作战,并在战斗中负伤。学界普遍认可他曾参战,但有关他逃脱和养伤的详细记述,则依赖于后世的萨迦。这场战役改变了奥拉夫死后的政治地位:对他的圣人崇敬逐渐兴起,赋予了王朝一种宗教权威,而他生前的王权并未普遍享有这种权威。

哈拉尔向东逃亡,经瑞典抵达基辅罗斯,在那里投效智者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的宫廷以基辅为中心,与诺夫哥罗德保持联系,并通过战争、贸易、移民和王室联姻,同斯堪的纳维亚维持着广泛往来。雅罗斯拉夫的妻子英厄格德是瑞典国王奥洛夫·舍特科农的女儿。因此,哈拉尔进入的是一个早已形成的关系网络,而不是一个陌生的东方世界。

史料记载哈拉尔曾在雅罗斯拉夫麾下从军,但很难准确还原他在这最初几年间的活动。这段经历很可能巩固了他作为武装扈从首领的地位,也让他了解到更南方的机遇。斯堪的纳维亚的旅人可以沿东欧水系抵达黑海和君士坦丁堡;这些路线世代以来既用于贸易,也用于军事远征。

流亡不仅仅打断了哈拉尔原本预期的人生道路,更塑造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虽然失去了在挪威掌权的机会,却仍保有王室血统,并能在海外积累财富、招揽追随者。后来,他迎娶了雅罗斯拉夫的女儿伊丽莎白,使他与雅罗斯拉夫的关系发展为王朝间的联盟。伊丽莎白在古诺尔斯语中被称为埃利西芙。这场婚姻通常被认为缔结于1044至1045年前后,使哈拉尔与11世纪欧洲国际联系最广泛的统治家族之一建立了姻亲关系。

在拜占庭帝国的军旅生涯

哈拉尔约于1034年率一批斯堪的纳维亚随从抵达君士坦丁堡,投身帝国军旅。人们通常认为他曾效力于瓦兰吉卫队,这支部队由拜占庭皇帝雇用的北欧士兵组成。卫队既承担宫廷护卫任务,也参与战场作战,但哈拉尔的军旅生涯不应被简化为宫廷中的仪仗勤务。当时拜占庭军队活跃于地中海各地及巴尔干半岛,哈拉尔也参与了帝国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最有力的独立记载来自凯考梅诺斯,他称哈拉尔抵达时带有约500人。这一数字指的是随行部众,并不意味着他统率了整支帝国军队或所有瓦兰吉人。凯考梅诺斯记述了他参加西西里远征以及随后对保加利亚人作战的经历。这些记载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与斯堪的纳维亚诗歌中的颂述大体相符,但对其军中地位的描述更为克制。

1038年,一支由乔治·马尼亚凯斯指挥的拜占庭远征军开始重新征服穆斯林控制下的西西里岛。军中有多支不同背景的部队,包括瓦兰吉人和诺曼雇佣兵。哈拉尔参加了这场战役。拜占庭军起初取得了显著战果,却未能持久地收复该岛。后世萨迦将西西里战事演绎成一连串绘声绘色的攻城故事,其中包括为潜入设防城镇而设计的种种巧计。有些情节与广为流传的军事故事相似,因此不能将每段事迹都确切归于哈拉尔。

哈拉尔还曾在米海尔四世皇帝麾下,参与镇压1040至1041年的保加利亚起义。凯考梅诺斯记载,他先后获授manglabites和spatharokandidatos两个宫廷荣衔。这些只是帝国等级体系内的荣誉头衔,并不能证明他曾成为拜占庭全军的最高统帅。他的服役经历为他带来了声望和可观的财富,不过萨迦所述的财富积累规模难以核实。军饷、赏赐和战利品分成,都为他提供了一个在挪威失势的王子所无法获得的机会。

他离开的具体情形则不甚清楚。斯堪的纳维亚叙事将哈拉尔与入狱、越狱,以及1042年米海尔五世皇帝遭暴力推翻并被刺瞎双眼的事件联系起来。皇帝倒台一事有独立史料佐证,但哈拉尔本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尚无确证。涉及宫廷情爱纠葛的说法尤其依赖后世的故事铺陈。哈拉尔于1040年代初离开拜占庭军队,经罗斯返回,随后继续前往斯堪的纳维亚。此时,他的处境已发生根本变化:他拥有了军事经验、便于携带的财富,以及能够转化为政治支持的声望。

返回斯堪的纳维亚与取得王位

哈拉尔旅居海外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格局几经变化。克努特于1035年去世,他的帝国随之分崩离析。同年,在挪威,奥拉夫之子善王马格努斯凭借民众对丹麦统治的反抗,以及父亲获奉为圣人所带来的声望,登上王位。1042年,哈德克努特去世,马格努斯随后又取得了丹麦王位。因此,哈拉尔约于1045年返回斯堪的纳维亚时,他的侄子已同时统治挪威和丹麦。

哈拉尔以自己同属王室为依据提出王位要求,但当时的王位世袭并不遵循固定的长子继承制。王室血统、军事资源、议事会的认可,以及显赫家族的支持,都是重要因素。因此,哈拉尔在海外积累的财富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使他能够供养追随者、酬赏盟友。他与圣奥拉夫的亲缘关系,也让他得以借助王朝的神圣声望,尽管马格努斯与奥拉夫之间的父子关系更为亲近。

起初,哈拉尔与马格努斯争夺丹麦的对手丹麦国王斯文二世结盟。斯文的母亲埃斯特里德是克努特的姐妹,这层外甥身份为他的王位抱负提供了坚实的血统依据。哈拉尔与斯文的合作,使马格努斯面临不止一条战线的威胁。这也体现了11世纪结盟关系的灵活性:尽管两人后来长期敌对,但在马格努斯同时挡住双方去路时,他们仍能联手。

1046年,哈拉尔与马格努斯达成协议,共同担任挪威国王。萨迦传统将这一安排描述为以哈拉尔的部分财宝换取政治权力。谈判的具体经过已无法还原,但结果十分明确:哈拉尔无须先摧毁侄子的权位,就取得了公认的国王身份。这种共治是王朝政治体制内的一种务实妥协,并非依据完备的宪制分权原则作出的安排。

马格努斯于1047年去世,哈拉尔由此成为挪威唯一的国王,而斯文则在丹麦站稳了脚跟。后世记述称,马格努斯将挪威留给哈拉尔,将丹麦留给斯文,但这些说法不应掩盖地方支持与武力在决定最终结果时的重要作用。哈拉尔并不承认斯文对丹麦的占有已成定局。因此,1047年形成的局面,既为哈拉尔在挪威的统治奠定了持久基础,也引出了他余生大部分时间里最主要的对外冲突。

他的即位也表明,在广阔的北方世界中跨地域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在拜占庭服役时获得的资源、与罗斯统治家族的联姻,以及挪威王朝的血统,共同促成了他在大西洋与北海沿岸的王权统治。

王权、财富与挪威教会

哈拉尔力图加强王权,以制衡那些在地方上足以与国王分庭抗礼的贵族家族。挪威的治理依赖于王室、地方领袖、议事会,以及负有提供物资或服兵役义务的各个社群之间的关系。当时并不存在能够贯彻国王每一道命令的庞大职业官僚体系。因此,要维持统治,就必须综合运用协商、资源再分配、个人效忠关系与强制手段。

他与埃纳尔·坦巴尔斯凯尔维尔及其子恩德里迪的冲突,成为这场权力斗争中最广为人知的事例。埃纳尔是特伦德拉格地区的显贵,曾支持马格努斯。据萨迦记载,约1050年,哈拉尔在尼达罗斯下令杀死了埃纳尔和恩德里迪。冲突中的具体对话和事件经过虽属文学建构,但这一事件本身反映了一场围绕政治主导权的激烈争夺。铲除强大的对手固然能够迅速加强王室的控制,却也可能招致其亲属和依附者的敌意。

铸币为了解哈拉尔的统治提供了另一类证据。哈拉尔大规模发行钱币,标志着挪威王室铸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些钱币的图案借鉴了北欧已有的样式,其铭文与流通分布则将货币生产同国王联系起来。钱币含银量的变化,包括大幅降低成色,表明王室货币并不只是便利交换的中性工具。铸币可以带来收入,也能确立王室对支付活动的支配权,不过钱币的使用范围仍很不均衡。后世文献对哈拉尔钱币的抱怨,需要结合存世钱币加以考察,不能视为对其货币政策的完整记述。

传统上,哈拉尔也被认为于1050年前后建立了奥斯陆。考古学已证实,在此之前当地就有人类定居活动。因此,所谓“建城”,更适合被理解为后世关于王室推动城市发展的历史叙事,而不能作为此前当地不存在聚落的证据。奥斯陆地处挪威东南部,既连接物产丰饶的腹地,也通往丹麦和瑞典。与尼达罗斯及其他正在发展的城镇一样,奥斯陆也是一个联系网络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一网络,王权、商业与教会机构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

哈拉尔与教会的关系既涉及资助与庇护,也涉及管辖权。挪威是一个基督教王国,对圣奥拉夫的崇敬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资源。然而,当外部教会提出的权利主张与王室控制发生冲突时,哈拉尔仍予以抵制,其中就包括汉堡—不来梅总主教对斯堪的纳维亚各地教会所宣称的管辖权。与英格兰及其他地区有联系的主教在挪威开展活动,反映出当时教会的组织界限仍在形成之中。挪威直到1152/1153年才在尼达罗斯设立总主教区,晚于哈拉尔的统治时期;因此,他在位时的教会辖区安排,尚不如中世纪后期挪威王国那样明确。

争夺丹麦

从1047年到1064年议和,夺取丹麦始终是哈拉尔对外政策的核心。他与斯文·埃斯特里德松之间的争端,源于双方对善良王马格努斯所留政治遗产的不同理解。哈拉尔认为,自己继承了马格努斯的挪威王位,便有理由谋求更广泛的统治;斯文则倚仗丹麦人的支持,以及自己与克努特家族的亲缘关系。但任何一方都无法仅凭这些主张确保实际统治权。连年的战争考验着两位统治者征集舰队、维系追随者,以及保持地方权贵效忠的能力。

战争大多以沿海作战为主,而非长期占领。舰队能够迅速将战士运往各处聚落,袭击财富集中的地方,并使对手保护臣民的声誉受损。哈拉尔的军队多次劫掠丹麦领土。1050年对海泽比的袭击便是其中的著名一例,宫廷诗人也曾以诗歌颂此役。海泽比位于日德兰半岛根部附近,曾是一座重要的贸易中心。它的毁坏是当时更广泛的动荡与城镇变迁的一部分,但这座聚落的衰落不能完全归因于一次袭击。

海军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莱当制,即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向沿海各地征调船只、船员和给养的制度。其具体组织形式因地区而异,并随时间推移而发展;不能将后世法律中的记载直接套用于哈拉尔统治时期。不过,海上动员确实是他军事力量的根基。接连不断的远征也给挪威各地民众带来了负担,因此,丹麦战争不仅是国王之间的争斗,也成了挪威的内政问题。

最受传颂的大规模交锋是1062年的尼索海战,战场位于哈兰海岸的尼桑河口附近。哈拉尔击败了斯文的舰队,但这场胜利并未使他得以长久征服丹麦。萨迦以富有戏剧性的笔触,描绘了战船相连、夜间激战和斯文逃脱的情景。相较于战役的基本结果,其中关于双方舰队具体规模的数字并不那么可靠。斯文幸存下来,仍能从自己的王国获得支持,表明赢得一场战役与推翻一位根基稳固的统治者,是两回事。

1064年,两位国王议和,各自保有自己的王国。这项协议终结了哈拉尔长期以来将挪威与丹麦统一于自己统治之下的努力,也扫除了他进一步向西远征最直接的障碍。不过,不应仅仅把入侵英格兰视为事先计划好的丹麦战争的延续。英格兰的王位继承危机带来了新的机会。哈拉尔与斯文的长期冲突,既展现了挪威海上力量的影响范围,也暴露了它的局限:破坏性的劫掠和战场上的胜利,并不一定能换来另一个王国的认可、行政控制权,或稳固的王位继承安排。

英格兰王位继承之争与进军约克

忏悔者爱德华于1066年1月5日去世,由此引发了英格兰王位继承之争。哈罗德·戈德温森于次日加冕,但诺曼底的威廉也坚持自己拥有王位继承权。这场争夺原本已受到英格兰及欧洲大陆政治局势的影响,哈拉尔的介入又使其中多了一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王位觊觎者。后世的古诺斯文献以善良者马格努斯与哈德克努特之间的一项协议,为他的主张提供依据:按照该协议,两人中后去世的一方将继承另一方的领土。即使马格努斯取得丹麦王位确实以这项协议为依据,也不能由此直接推导出哈拉尔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而这种主张也未获普遍认可。

哈罗德的兄弟托斯蒂格·戈德温森是其中一位关键的牵线人。托斯蒂格原为诺森布里亚伯爵,直到1065年的一场叛乱迫使他离任。哈罗德接受了随后达成的政治安排,而没有以武力帮助兄弟复位。托斯蒂格此后转向国外寻求援助,并成为哈拉尔的盟友。他熟悉英格兰政局及英格兰北部的情况,能够为哈拉尔提供帮助,但他昔日伯爵领的居民并非一致盼望他归来。反对他的起义表明,他在当地的根基已遭到严重削弱。

1066年,哈拉尔集结了一支规模可观的舰队,横渡北海,并从包括奥克尼群岛在内、更广阔的挪威海上势力范围内获得支援。中世纪文献对其舰队和军队规模的估计各不相同,无法据此得出确切人数。数千人的兵力与这场战役的规模相符,但现代记述中经常引用的精确数字,却有赖于对船只载员能力及每艘船上战斗人员数量的不确定推算。

入侵者驶入亨伯河,向约克推进,将船只留在乌斯河下游里卡尔一带。9月20日,他们在约克以南的富尔福德战役中击败了英格兰北部的两位伯爵——麦西亚伯爵埃德温和诺森布里亚伯爵莫卡。英军的战败为入侵者打开了通往约克的道路。哈拉尔取得了重大胜利:抵达该地区仅数日,他便击溃了当地主要的野战部队,并达成了让约克归降及交出人质的协议。

然而,这还不等于征服了英格兰。哈拉尔仍需将北方的胜利转化为更广泛的认可,并迎战已加冕国王的军队。此前一直关注诺曼底威胁的哈罗德·戈德温森,以惊人的速度向北进军。他抵达时,入侵者尚未巩固自己的阵地。9月25日,哈拉尔的军队位于约克以东的斯坦福桥,显然是为了接收人质或补给,而挪威军队中仍有相当一部分留守舰队。

斯坦福桥之战与入侵的失败

哈罗德·戈德温森率军抵达斯坦福桥,在战略上出其不意。挪威军队与停泊在里卡尔的舰船及留守人员相隔甚远,需行军相当长一段路才能会合。相比许多围绕这场战役流传的生动细节,这种兵力分散的局面对战局的影响更为确凿。后世的北欧记载称,当天天气炎热,许多战士把盔甲留在了船上。这或许确实解释了他们为何易受攻击,但这种说法的具体程度,超出了独立证据所能确证的范围。

英格兰军队于1066年9月25日发起进攻。战斗围绕德文特河的一处渡河通道及河对岸的挪威军阵地展开。《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一个版本保存了一则著名故事:一名斯堪的纳维亚战士独自守住桥梁,直到一名英格兰人从桥下将他杀死。这一情节后来成为大众记忆的核心,但无论是守桥者的身份,还是具体的战斗过程,如今都无法可靠地还原。它不应掩盖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抵抗英格兰军队进攻的是一支有组织的军队,而非一名孤军奋战的勇士。

哈拉尔在战斗中阵亡。北欧传统记载称,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喉咙;这一细节虽属合理,却未能得到独立证据的确证。托斯蒂格也在此役中丧生。留守舰船的援军最终赶到战场,但未能扭转战局;萨迦将这支援军与埃斯泰因·奥里联系在一起。关于他们长途奔袭、疲惫不堪,以及最后一次进攻的详细叙述,主要见于后世的斯堪的纳维亚传统。不过,各种史料对核心结果的记载毫无歧义:入侵部队遭到决定性失败,并失去了主要统帅。

幸存的挪威人与哈罗德达成协议后,获准离开。哈拉尔之子奥拉夫也在返乡者之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称,仅用二十四艘船便载走了所有幸存者。这个惊人的数字体现了败北的惨重程度,却不能据此可靠地计算出确切的伤亡人数。中世纪记载的舰队数量,并非衡量战斗兵力或可用运力的标准化数据,而返航船只与最初远征舰队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明确。

斯坦福桥之战粉碎了哈拉尔当时夺取英格兰王位的企图,却没有决定整场王位继承危机的走向。威廉的军队于9月28日在英格兰南部登陆,哈罗德随后率军南下,于10月14日在黑斯廷斯战败身亡。北方战事耗费了时间和资源,但仅凭这一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英格兰军队在黑斯廷斯的失败,仍存在争议。诺曼征服是随后另一场战役的结果,有其自身的战术、后勤与政治条件,并非哈拉尔入侵必然引发的后果。

王位继承、王朝联系与历史声誉

哈拉尔留下的是一个仍能正常运作的挪威君主国,他的战败并未使王国覆灭。留守挪威的儿子马格努斯于1066年即位。在英格兰远征中幸存的奥拉夫随后与兄长共同执政,并在马格努斯于1069年去世后独自统治。他就是奥拉夫三世,通常被称为“和平者奥拉夫”,在位直至1093年。王朝得以延续,说明英格兰战场上的军事惨败并不等同于国内王权统治的崩溃。

哈拉尔的家庭也体现了他一生中的跨国联系。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是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女儿,雅罗斯拉夫的子女与欧洲多个王室缔结了婚姻。哈拉尔与伊丽莎白的女儿包括玛丽亚和英格格德。英格格德后来通过先后两次婚姻,先成为丹麦王后,继而成为瑞典王后。哈拉尔的儿子马格努斯和奥拉夫则由出身挪威显赫家族的托拉·托尔贝格斯达特所生。现存史料写于基督教婚姻文化不断变化的时期,无法据此确切判定哈拉尔这些伴侣关系在法律及教会意义上的性质。

根据挪威史学传统的记载,哈拉尔的遗体被运回挪威,安葬于尼达罗斯。他与这座城镇及其教堂的联系,使对他的纪念融入了当地早已以圣奥拉夫为中心的宗教景观。王室葬仪、王朝纪念以及颂诗的保存,都有助于维系他的声望。不过,流传到后世的形象尤其受到萨迦作者的塑造:在他们笔下,哈拉尔强悍有力、足智多谋,对竞争者心怀戒备,既能慷慨待人,也能严厉无情。

“最后的维京人”这一称谓只有在有限的意义上才适用。斯坦福桥之战常被用作划分维京时代终点的一个方便标志,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海外征战并未在1066年9月停止。哈拉尔的继承者们仍继续跨越北海,干预不列颠群岛的事务。哈拉尔本人也并非只是一个延续到基督教时代的异教海上劫掠者:他是一位基督教君主,参与王朝外交、发行货币,还曾在帝国军事体系中担任军官。

因此,除了传统叙事中1066年英格兰的故事之外,他的生涯对中世纪历史也有重要意义。它展现了军事人力、财富与政治合法性如何在斯堪的纳维亚、罗斯和东地中海之间流动,也揭示了依赖君主个人能力的统治所具有的局限:积累的财宝和战场上的本领帮助哈拉尔取得了挪威王位,但屡次获胜并未使他夺得丹麦;而起初进展顺利的英格兰远征,最终也因遭受突袭、兵力分散和统帅阵亡而失去赖以维系的基础,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