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五月事件是西班牙内战期间,于1937年5月3日至8日主要发生在巴塞罗那的武装冲突。冲突的一方是无政府主义工人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另一方则是警察以及支持加泰罗尼亚政府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武装力量,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组织。警方试图控制该市中央电话局的行动引发了战斗,暴露出各方在革命变革、公共秩序和战争方针上的矛盾。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最终削弱了革命组织,并加强了中央政府在加泰罗尼亚的权威。
背景
加泰罗尼亚的战争与革命
1936年7月,巴塞罗那的军事叛乱被击败,随之展开的既有保卫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斗争,也有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工人武装组织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工厂、交通运输及其他企业则转由工人管理或集体控制。
奉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联合组织全国劳工联盟(CNT)在加泰罗尼亚尤其具有影响力。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AI)与其关系密切。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也支持继续推进革命变革。
然而,政府机构并未消失。由路易斯·孔帕尼斯领导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逐渐收回了此前落入革命委员会和武装组织手中的权力。全国劳工联盟的代表先后加入加泰罗尼亚政府和共和国中央政府,由此在参与国家机构和该运动的反国家原则之间产生了张力。
相互冲突的优先目标
各方的主要分歧在于革命与军事胜利之间的关系。无政府主义活动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不同方式主张,革命改造是击败军事叛乱的必要条件。共和派政治家、温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则普遍强调重建国家权威、协调生产,以及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SUC)成立于1936年7月,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成为后一种立场的重要倡导者。它不仅得到部分有组织工人的支持,也得到了一些对革命征收和秩序混乱感到不安的社会群体的支持。
这些分歧并未形成两个内部完全一致的阵营。全国劳工联盟领导人经常寻求与政府当局妥协,而一些基层成员则抵制解除武装和恢复警察控制。工人总联盟(UGT)的加泰罗尼亚组织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关系密切,但工人总联盟在西班牙各地的政治立场并不一致。
到1937年春,围绕粮食供应、治安、武器以及工作场所控制权的争执日益激烈。政治暗杀和武装冲突进一步破坏了各组织之间的关系。
电话局对峙
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出现在5月3日。当天,巴塞罗那治安专员欧塞维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指挥警察进入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的西班牙电信公司大楼。这次行动是在加泰罗尼亚治安部门授权下进行的。
自1936年7月以来,电话局一直由工人控制,其中全国劳工联盟成员的影响力尤为突出。它的战略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日常电话服务:控制交换总机,便能监听或切断涉及政府官员的通信。
警察占领了大楼下层,但武装工人在上层进行抵抗。对峙的消息迅速传开。许多无政府主义工人认为,这次行动不是一项仅为保障通信而采取的有限措施,而是全面打击革命组织的开端。
巴塞罗那各处出现街垒,工作大体停顿,武装团体占据了建筑物和街道交叉口。围绕一处战略设施的争端,由此演变为席卷全城的对抗。
战斗经过
从5月4日起,巴塞罗那被划分为由敌对武装各自控制的区域。全国劳工联盟的活动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与警察及包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在内的政府武装支持者展开对抗。战斗主要围绕建筑物、街垒和通往重要公共机构的道路展开,而非沿着一条连续战线进行。
冲突期间,谈判与呼吁克制的声音始终存在。包括中央政府部长在内的全国劳工联盟高层人物敦促工人撤离街垒。他们的首要考虑,是防止这场对抗破坏共和派的团结,削弱对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军队的作战。
一些革命活动分子拒绝接受这些呼吁。无政府主义反对派组织杜鲁蒂之友小组要求作出更坚决的革命回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支持抵抗警方行动的工人,但缺乏独立领导这场对抗的力量。
暴力也包括远离主要街垒的杀戮。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米洛·贝尔内里及其同伴弗朗切斯科·巴尔比耶里遭绑架并被杀害。工人总联盟的重要干部安东尼奥·塞塞也在危机期间遇害。某些具体死亡事件的责任归属,成为当时相互矛盾的叙述及后续调查所关注的问题。
共和国中央政府接管了加泰罗尼亚的治安事务,并向巴塞罗那增派安全部队。全国劳工联盟的呼吁、各方谈判、参战人员的疲惫,以及政府增援部队的到来,共同促使战斗结束。到5月8日,当局已基本恢复控制。
加泰罗尼亚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相关骚乱,但巴塞罗那始终是这场危机的中心。
伤亡与直接结果
确切的伤亡总数尚不清楚。通常估计死亡人数为数百人,常见数字约为400至500人,另有更多人受伤。估计数字的差异,反映出记录不完整,以及哪些死亡应计入此次事件仍存在不确定性。
当局重新控制了战略设施,并削弱了革命组织独立掌握的武装力量。事态平息后,并非所有集体化企业都立即遭到废除,全国劳工联盟也没有被排除出公共生活,但自主开展革命行动的空间已大幅缩小。
事件还暴露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其领导人参与政府并反复呼吁妥协,与部分活动分子的期待发生冲突;后者认为,1936年7月取得的成果正在遭到逐步瓦解。
政治后果
共和国政府更迭
这场危机加剧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政府内部的争执。共产党部长力主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采取行动,而更广泛的分歧则涉及军事领导权、公共秩序和总理的权威。
拉尔戈·卡瓦列罗于5月中旬离任,由胡安·内格林接任。五月事件促成了这次更迭,但并非唯一原因。新政府进一步集中共和国战争动员与指挥的权力,全国劳工联盟则不再拥有内阁席位。
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1937年6月,当局取缔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逮捕其领导人。共产党的宣传将该党描绘成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但关于该党领导层为佛朗哥效力的指控并未得到证实。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安德烈乌·宁在一次有苏联安全人员及其在西班牙的合作者参与的行动中遭绑架并被杀害。他的死亡属于五月事件之后镇压行动的一部分,而非街头战斗本身造成的死亡。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常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尤其是在当时共产党的谴责中。然而,如果这一标签意味着该党在组织上效忠于列夫·托洛茨基,就会产生误导:该党独立于托洛茨基的运动,而托洛茨基本人也曾严厉批评其政策。
中央集权与苏联影响
事件的结果增强了那些主张将民兵、警务和经济管理置于国家机构之下的力量,也使反斯大林主义革命者在政治上更加孤立。
苏联向共和国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援助,使苏联代表和西班牙共产党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过,不能仅将这场冲突解释为苏联政策的执行结果。加泰罗尼亚政府机构的利益、共和国的国家建设、地方社会矛盾,以及工人运动内部的争执,也都影响了这场对抗。
历史解读与当事人见证
关于五月事件的各种叙述,在电话局行动背后的意图、参与者之间的协调程度,以及战斗究竟是有计划的挑衅还是积累已久的紧张局势升级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无政府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解读,通常强调社会革命遭到镇压。倾向于政府的叙述则强调战时建立统一权威的必要性。历史分析也区分了全国性政党的战略,与工人、警察及街区组织当时切身关注的问题。
乔治·奥威尔曾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部队服役,战斗期间身在巴塞罗那。他在1938年出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记述了这些事件。这部作品成为英语世界描述此次事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它提供了一位同情革命左翼的参与者的亲历见证,但并未全面记述各个组织的决策,也未涵盖整座城市的所有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