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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maastricht-treaty",
  "title":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lang": "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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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y":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欧洲联盟，奠定欧元框架，引入欧盟公民身份，并扩大欧洲政治合作。",
  "category": "society",
  "subcategory": "politics",
  "type": "work",
  "aliases": [
    "马约",
    "欧洲联盟条约",
    "欧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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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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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ing": "",
      "text":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名称为**《欧洲联盟条约》**，是1992年2月7日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签署的国际协定。该条约于1993年11月1日生效，欧洲联盟由此成立。条约由欧洲共同体的十二个成员国缔结，不仅对现有共同体条约作出广泛修订，还就外交政策、安全以及司法和内政合作作出新的安排。条约还确立了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法律层面行动方案，其中包括最终引入单一货币。\n\n该条约标志着欧洲一体化从主要围绕经济活动展开，转向建立具有明确政治目标、并与公民个人形成直接法律关系的联盟。其主要创新包括设立欧盟公民身份、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确立适用于整个条约的辅助性原则，以及制定货币一体化时间表。与此同时，条约保留了不同政策领域各自不同的决策制度，反映出各国政府不愿将所有合作都置于超国家机构管辖之下。\n\n《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谈判受到欧洲单一市场、德国统一和冷战结束等因素的影响。其艰难的批准过程暴露了各方在民主问责、国家主权以及一体化的经济后果等问题上的分歧。后续条约大幅修订了其制度架构，但欧洲联盟、欧盟公民身份以及货币联盟的核心框架，仍植根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的安排。"
    },
    {
      "heading": "历史背景与谈判",
      "text":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四十年来逐步建立的制度为基础。根据1951年《巴黎条约》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置于共同监管之下。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尽管这些安排也有政治目的，但其中发展最成熟的机构和法律权限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包括关税同盟、农业政策、竞争，以及商品、劳动力、服务和资本的流动。\n\n1986年签署、1987年生效的单一欧洲法案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奠定了直接基础。该法案扩大了内部市场立法中多数表决制的适用范围，加强了议会的参与，并正式承认了外交政策合作。法案提出在1992年底前完成内部市场建设的计划，由此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各国货币仍受汇率波动影响的情况下，深度一体化的市场能否有效运转？自1979年开始运行的欧洲货币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汇率不稳定，却未能消除各国在货币政策重点或经济表现上的差异。\n\n由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担任主席的委员会，为货币一体化提出了具体方案。该委员会于1989年4月提交的报告建议，分三个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设立共同的货币管理机构，并逐步加强经济政策协调。1989年6月，欧洲理事会马德里会议同意于1990年7月1日启动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是进一步放宽资本流动限制，加强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而不是立即取代各国货币。\n\n政治局势的变化加快了谈判进程。1989年11月柏林墙开放、1990年10月德国统一，以及苏联解体，改变了欧洲的整体格局。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支持将货币联盟与更深入的政治合作相结合。然而，两国政府并非在所有制度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其他成员国也寻求建立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的保障机制。英国先由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后自1990年11月起由约翰·梅杰领导，反对承担采用单一货币的强制性义务。\n\n1990年12月，两场政府间会议在罗马开幕，分别讨论经济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谈判涉及的问题包括中央银行独立性、议会权限、国防、移民和社会政策等。1991年9月，荷兰提出了一份主张建立更为一体化的制度架构的草案，但遭到强烈反对。最终，各方于1991年12月9日至10日在马斯特里赫特达成协议，转而采用加强共同体机构、同时另设政府间合作安排的方案。各国外长和财政部长于1992年2月7日签署了由此形成的条约。"
    },
    {
      "heading": "法律结构与三大支柱",
      "text":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既是创设性文件，也是一项修正性条约。它在建立欧洲联盟的同时，修订了规范既有欧洲各共同体的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更名为欧洲共同体，表明其职责已不再局限于狭义的经济事务。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则在法律上保持独立。因此，欧盟并非简单地以一个实行统一权限体系的新组织取代各共同体。\n\n由此形成的安排被称为三大支柱结构。第一支柱由欧洲各共同体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欧洲共同体。第二支柱涵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第三支柱涉及司法与内政合作。三大支柱共用一套机构框架，但赋予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联盟理事会及欧洲联盟法院的角色各不相同。这一区别决定了决策如何提出、通过、执行，以及如何受到法律质疑。\n\n在共同体支柱内，超国家法律机制仍居于核心地位。通常由委员会提出立法提案；在条约允许的领域，理事会可通过特定多数表决采取行动；议会则通过影响力各不相同的程序参与其中。共同体法还受益于法院确立的各项原则，包括优先适用原则，以及在满足相关条件时适用的直接效力原则。这些原则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前就已存在；该条约并非创设这些原则，而是扩大了共同体制度的适用领域。\n\n第二和第三支柱赋予各国政府更强的主导地位。这两个支柱通常要求一致同意，议会的参与较为有限，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小得多。外交政策决定并不具有与一般共同体条例或指令相同的法律性质。司法与内政合作同样高度依赖共同立场、联合行动，以及须依照各国宪法程序通过的公约。这种差异化结构使合作得以推进，而不必在所有领域移交同等程度的权限。\n\n条约的开篇条款将欧盟描述为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建立日益紧密联盟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其目标包括促进均衡的经济与社会进步、确立国际身份、保护公民权利，以及维护和发展既有的共同体法律体系。这些目标并未赋予欧盟无限的权力：其行动仍须以条约授予的权限为依据。\n\n《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宣告尊重各国的民族特性和基本权利，并以欧洲人权公约及各成员国共同的宪法传统为依据。它并未使欧洲共同体成为该公约的缔约方，也未包含后来制定的《基本权利宪章》。因此，其法律设计有意采取了复合结构：在建立统摄性的联盟的同时，仍在其下保留不同的条约、法律文书和机构运作方式。"
    },
    {
      "heading": "经济与货币联盟",
      "text":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最为详尽、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条款涉及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将一项政治目标转化为分阶段实施的法律方案，规定了参与条件和最终时间表。第一阶段已于1990年7月启动。第二阶段始于1994年1月1日，当天欧洲货币局在法兰克福成立。该机构加强了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并为共同货币政策筹备制度、技术和监管框架，但本身并不执行这一政策。\n\n第三阶段将不可撤销地固定参与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并将货币政策权限移交给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体系。《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在满足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提前启动这一阶段，同时将最迟启动日期定为1999年1月1日。实际执行中，第三阶段于该日启动，共有11个国家参与。“欧元”这一名称是后来在1995年12月于马德里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商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货币条款使用的名称则是“欧洲货币单位”（ECU）。\n\n参与货币联盟须满足趋同标准，目的是证明各国经济具备维持货币联盟的能力。物价稳定标准以物价稳定表现最佳的至多三个成员国的通胀水平为基准，允许高出该基准1.5个百分点。长期利率不得高出相应基准2个百分点以上。汇率方面的参与条件要求，在至少两年内遵守欧洲货币体系规定的正常汇率波动幅度，期间不得出现严重紧张状况，尤其不得单方面将本国货币对另一成员国货币贬值。\n\n公共财政是另一项标准。随附议定书规定，政府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参考值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的3%和60%。这些数字并非完全机械的准入门槛。条约允许考虑某些具体情形，例如赤字超标属于例外且为暂时现象，或债务比率已显著下降，并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接近参考值。法律趋同，包括中央银行独立性，也属于评估内容。\n\n货币制度的根本框架强调物价稳定。新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在不妨碍这一目标的前提下，还应支持共同体的一般经济政策。条约条款禁止中央银行向公共当局提供信贷，并确立了一项原则：共同体和各成员国均不承担其他政府的债务责任。这些规则旨在使货币决策免受短期政治融资压力的影响。\n\n然而，货币联盟并不意味着设立单一的财政部或统一的国家预算。经济政策仍主要由各国制定，同时须接受协调、监督和过度赤字程序的约束。特别议定书为英国和丹麦作出了特殊安排，两国最终的不参与安排在法律形式上有所不同。这种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责任相结合的模式，成为货币联盟的一项显著特征，也是此后制度改革的重要议题。"
    },
    {
      "heading": "联盟公民身份与内部政策的扩展",
      "text":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所有具有成员国国籍的人确立了联盟公民身份。作为这一身份基础的成员国国籍，其取得仍由各国法律规定，同时须遵守欧洲法的限制。联盟公民身份既不取代成员国公民身份，也不设立独立的入籍制度。其意义在于，将个人确认为一个政治与法律联盟的成员，而不只是共同市场的参与者或特定经济自由的受益者。\n\n条约赋予了这一身份若干具体权利。联盟公民获得了以条约为依据、在成员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但须遵守共同体法规定的限制和条件。居住在非本国成员国的公民，在符合获准作出的具体安排的前提下，有权在与该国国民相同的条件下，参加市政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并作为候选人参选。这些规定并未赋予公民参加另一成员国国家议会选举的一般投票权。\n\n在本国未设外交或领事代表机构的非成员国，联盟公民还有权在与另一成员国国民相同的条件下，获得该成员国的外交和领事保护。条约确认了向欧洲议会提出请愿以及向新设立的欧洲监察专员投诉的权利。监察专员的职权范围涉及共同体机构和机关的行政失当行为，但不包括规定排除的司法活动；这一职务并不因此成为受理针对各国政府申诉的一般性上诉机关。若干公民权利需要制定实施立法后，才能充分落实。\n\n除公民身份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扩大了共同体的政策职责。条约就教育、职业培训、青年、文化、公共卫生、消费者保护、跨欧洲网络、产业竞争力及发展合作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些领域的权限差异很大。例如，在教育领域，共同体可以鼓励合作并支持成员国的行动，同时尊重各国在教学内容和教育组织方面的责任。对于其中一些共同体仅发挥支持作用的领域，条约明确排除了统一各国法律的权限。\n\n条约还加强了经济和社会凝聚力。它规定设立凝聚基金，为环境项目和跨欧洲交通基础设施提供资助，该基金于1994年正式成立。对于那些既面临巨大基础设施需求、又在为货币联盟作准备的较不富裕成员国而言，这一工具尤为重要。环境政策获得了更坚实的条约基础，包括确认预防原则，以及要求将环境保护纳入其他政策。\n\n社会政策则需要另行达成妥协。其他十一个成员国缔结了《社会政策协定》，并将其附于条约的一项议定书，英国并未加入。这一安排使参与国得以利用共同体机构采取进一步的社会政策措施，并使雇主组织与工人组织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发挥作用。英国后来接受了这一社会政策框架，《阿姆斯特丹条约》又将其纳入条约的主体结构。因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内部政策方面的安排，既赋予个人新的权利，也确立了按议题和各国参与情况审慎区分的政策权限。"
    },
    {
      "heading": "机构、议会权力与辅助性原则",
      "text":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改变了欧洲各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但并未建立完整的议会制。条约在议会方面的核心创新是共同决定程序，使欧洲议会在特定政策领域与理事会共同立法时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内部市场立法的重要部分，以及条约新增的若干政策领域。欧洲议会自1979年起便由直接选举产生，但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前，在许多仅征询其意见或由其通过合作程序参与的领域，议会通常无力阻止立法通过。\n\n最初的共同决定程序，比后来由其演变而成的普通立法程序更为复杂。该程序规定由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分别审议，并在必要时成立由双方代表组成的调解委员会。议会最终可以阻止一项措施获得通过。不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允许理事会在调解未果后，依照特定条件确认其共同立场；议会随后可以全体议员的绝对多数否决这一立场。后来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取消了理事会的这一后备机制，并简化了程序。\n\n议会对委员会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委员会在正式任命前，须作为一个整体获得议会批准；各国政府提名委员会主席人选时，也须征询议会意见。自1995年生效的机构安排起，委员会的任期与议会的五年任期保持一致。此外，条约明确赋予议会设立临时调查委员会的权力，以及要求委员会提交适当立法提案的权力。这些变化加强了议会的监督作用，但并未将委员会的一般立法提案权转交给议会。\n\n条约设立了地区委员会，作为代表地区和地方利益的咨询机构。该机构的成立，反映出共同体政策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关联日益密切，尤其是在凝聚政策、基础设施、教育和文化等领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将审计院提升为共同体机构，并加强了司法执行力度，允许法院在规定条件下，对未遵守先前判决的国家处以罚款。\n\n辅助性原则成为共同体专属权限以外各领域的一般规则。只有当成员国无法充分实现有关目标，而且考虑到行动的规模或效果，由共同体层面采取行动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时，共同体采取行动才有正当依据。与之相关的比例原则要求，共同体的行动不得超出实现条约目标所必需的限度。因此，辅助性原则关注的是应在哪一层级采取行动，而不是简单地推定国家层面的行动始终更可取。\n\n这些规定回应了彼此竞争的诉求。一些政府和议员希望强化欧洲机构，使其有能力管理一体化市场和货币联盟；另一些则希望对权力集中作出更明确的限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应对方式，是扩大议会参与、增加咨询层面的代表性，并确立约束权力行使的法律原则。条约并未建立后来由各国议会就辅助性原则提出附理由意见的制度；这一机制是在此后的条约改革中逐步形成的。"
    },
    {
      "heading":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text":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通常缩写为 CFSP），将其作为联盟的第二支柱。这一政策取代了较为松散的欧洲政治合作机制；自1970年以来，各国政府一直通过该机制协调外交立场。这一变化在制度上意义重大：外交政策合作成为建立联盟的条约的一部分，并有了明确的目标、手段和程序。不过，它与共同体的超国家体制仍有本质区别。\n\n条约规定的目标包括维护共同价值观和根本利益，加强联盟及其成员国的安全，维护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以及支持民主、法治和人权。欧洲理事会负责确定总体方针，欧盟理事会则作出实施这项政策的决定。成员国承诺积极支持联盟的对外与安全政策，并避免采取违背联盟利益或可能损害其政策成效的行动。\n\n主要政策手段是共同立场和联合行动。共同立场用于协调各国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联合行动则在各国政府认为适合开展行动层面合作的领域，为集体行动提供框架。全体一致仍是基本决策规则，不过，对于某些联合行动的实施，只要欧盟理事会事先作出相应规定，条约便允许在有限范围内采用合格多数表决。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事务上代表联盟，其他主席国和欧盟委员会则依据相关安排提供协助。\n\n欧洲议会应就这项政策的主要方面和基本抉择接受征询，并获知政策进展，也可向欧盟理事会提出问题和建议。但欧洲议会并非外交政策领域的共同立法者。欧盟委员会全面参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工作，却不享有其在共同体支柱内通常行使的专属提案权。欧洲法院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也不具有其在共同体法领域通常享有的管辖权。这些安排保留了各国对外交和战略敏感决策的控制权。\n\n条约对安全事务的规定有意附加了限制条件。条约提出最终制定共同防务政策，而这项政策日后可能发展为共同防务。条约将西欧联盟确认为联盟发展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设想借助它来拟订和执行涉及防务的决定。与此同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尊重各成员国特有的安全政策，以及成员国因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承担的义务。条约既未建立一支欧洲军队，也未要求具有中立传统的国家承担相同的防务义务。\n\n伴随南斯拉夫解体而爆发的战争，使这项新政策立即面临严峻考验。各国政府在外交承认、制裁、干预，以及欧洲行动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供了协调程序，却无法仅凭法律上的制度设计消除实质性分歧，也无法据此获得军事能力。后来的条约增设了高级代表等机构与政策手段，并扩展了安全与防务安排；这些都不属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初确立的机制。"
    },
    {
      "heading": "司法与内政事务",
      "text": "第三支柱确立了司法与内政事务合作机制，将人员流动与内部安全及法律协调问题联系起来。其涵盖的事项反映了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难题：消除共同市场内部的壁垒增加了跨境往来，但警务、刑事司法、移民和庇护领域的大部分权力仍掌握在各国手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未通过将整个领域移交共同体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在欧盟内部建立了政府间合作框架。\n\n条约确定了九项共同关心的事项：庇护政策；有关跨越外部边界的规则；移民政策及有关非成员国国民的政策；在其他条款尚未涵盖的范围内防治毒瘾；打击国际性欺诈；民事司法合作；刑事司法合作；海关合作；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非法毒品贩运和其他严重国际犯罪的警务合作。清单涵盖的范围虽广，却不应将其等同于统一的欧洲刑法典或单一的边境管理机构。\n\n理事会可以采取共同立场和联合行动，并拟订公约，供成员国依照各自的宪法要求通过。各国政府仍居于核心地位，决策通常须经一致同意。委员会可以在这一支柱的部分领域提出措施，但无法像在共同体政策领域那样，以同等条件在整个领域行使提案权。议会有权就主要事项获得信息并接受征询，但其影响力远低于共同决定程序下的水平。\n\n司法监督也受到限制。欧洲法院并未获得对第三支柱的一般管辖权。个别公约可以规定法院的参与，但这取决于各方商定的条款。由于公约往往需要各国分别批准，其实施可能比通过可直接适用的共同体规则更为缓慢，也更不统一。这种制度设计反映了各国政府的顾虑：警务和刑事司法涉及对主权及强制权力尤为敏感的行使。\n\n《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设想在欧洲警察局内部建立信息交换系统。这为欧洲刑警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条约基础，不过该组织的公约直到1995年才签署，全面运作则始于1999年。欧洲刑警组织逐步发展为支持和协调各国执法工作的机制，而不是取代各国警察、拥有一般性独立逮捕权的机构。\n\n这一框架与申根安排最初相互独立。1985年的《申根协定》和1990年的实施公约，是由少数国家在欧洲共同体框架之外缔结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本身既未取消整个欧盟内部的边境检查，也未将全部申根规则纳入欧盟法律。后来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将申根规则体系纳入欧盟框架，并将庇护、移民、边境及民事司法合作中的大量事项转入共同体支柱。这些后续变化改变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初确立的制度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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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ading": "批准、公民投票与违宪审查",
      "text": "条约须由全部十二个签署国批准：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批准程序依照各国宪法进行，而非通过一次覆盖全欧盟的投票。这一过程引发了异乎寻常的激烈争议，表明政府间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必能获得国内认可。最初设想，如果批准程序完成，条约将于1993年1月1日生效，但政治和法律障碍使生效时间推迟到了11月。\n\n丹麦首先出现了重大转折。在1992年6月2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50.7%的选民投票反对该条约。由于条约必须获得每个国家的批准，这一结果阻止了条约生效。1992年12月在爱丁堡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商定了一系列安排，以回应丹麦在公民身份、经济与货币联盟、防务以及司法与内政事务四个领域的关切。其中包括确认丹麦不参与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以及限制丹麦参与欧盟防务相关决策的条款。1993年5月18日，丹麦举行第二次公民投票，以56.7%的赞成票通过了对条约的批准。\n\n1992年6月18日，爱尔兰通过公民投票，以69.1%的支持率通过了允许批准条约的宪法修正案。法国在完成批准条约所需的修宪后，于1992年9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法国的投票结果要接近得多：约51%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辩论集中于单一货币、民主监督、国家独立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总体方向。双方票数如此接近，成为一个重要信号，表明即使在政府大力支持条约的国家，社会对条约也存在分歧。\n\n英国通过议会而非公民投票推进批准程序。《1993年欧洲共同体（修正）法》提供了主要的国内立法依据。约翰·梅杰政府持续遭到本党保守党议员的反对，同时也面临议会中的其他反对力量，后者的立场受到围绕社会政策豁免权的分歧影响。1993年7月，政府在一项相关动议的表决中失利后，梅杰赢得了信任投票。因此，该条约成为英国议会政治中欧洲政策分歧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n\n德国批准条约的程序在联邦宪法法院受到质疑。法院在1993年10月12日作出的判决中驳回了相关诉求，同时强调，公共权力的转让和行使受到宪法限制。这一判决通常被称为“马斯特里赫特判决”。法院将欧盟界定为国家联合体，并强调各国议会继续发挥的民主作用。该判决对德国此后有关欧洲一体化的宪法判例产生了重要影响。\n\n批准程序的最后障碍于1993年10月消除，使条约得以在11月1日生效。这一过程在欧洲条约政治中确立了一种延续至今的模式：经谈判达成的制度改革，可能需要经过修宪、司法审查、公民投票以及各国国内的政治妥协，才能付诸实施。"
    },
    {
      "heading": "实施、后续修订与持续争论",
      "text":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是逐步推进的，并非一蹴而就。条约生效后，欧盟公民身份制度和新的机构规则开始施行，而货币联盟则按照既定阶段推进。欧洲货币局于1994年开始运作，欧洲中央银行于1998年6月成立，货币联盟第三阶段于1999年1月1日启动。欧元纸币和硬币于2002年1月1日开始流通。这些都是通过后续决策和立法落实马斯特里赫特框架的举措，并非在条约签署时就已完成的事项。\n\n后来的条约对这一制度安排作了广泛修订。《阿姆斯特丹条约》于1997年签署、1999年生效，将司法与内政领域的大量职责转移至共同体支柱，把申根安排纳入欧盟框架，扩大并简化了共同决定程序，同时加强了外交政策机制。《尼斯条约》于2001年签署、2003年生效，主要为迎接欧盟扩大而调整机构设置和决策机制。这些改革改变了马斯特里赫特三大支柱之间的平衡及其实际运作方式，但并未立即取消三大支柱。\n\n《里斯本条约》于2007年签署、2009年12月1日生效，带来了更为根本的结构性变化。欧盟取代并继承了欧洲共同体，其法律人格也得到明确确认。《欧洲共同体条约》改为《欧洲联盟运行条约》，而《欧洲联盟条约》则经大幅修订后继续有效。支柱结构随之取消，不过外交与安全政策仍保留独特的程序，司法管辖权在这一领域也仍受到限制。因此，提及现行《欧洲联盟条约》时，所指并不一定是1992年的原始文本。\n\n一项持续存在的制度争论涉及民主问责。《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扩大了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的权力，但也拓展了各国政府通过行政部门之间的协商谈判开展的活动。货币政策交由独立的中央银行负责，而外交政策和内部安全合作最初仍主要采用政府间合作方式。因此，围绕欧洲“民主赤字”的争论涉及几个不同的问题：议会的影响力、透明度、选举问责，以及国家层面与欧盟层面代表机制之间的关系。\n\n另一项争论涉及货币联盟的经济架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货币政策权力集中至欧盟层面，却将大部分预算决策权留在各国。1997年通过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在这一框架内进一步细化了财政监督与纪律。2009年开始的主权债务危机促使欧盟采取更多措施，包括建立新的金融援助机制、加强经济监督，以及作出银行业监管安排。这些措施必须与原始条约区分开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本身并未设立欧洲稳定机制，也未建立后来的银行业联盟。\n\n条约关于差异化参与的安排也持续产生重要影响。货币联盟的不参加条款以及丹麦通过谈判达成的特别安排表明，成为成员国并不总是意味着在每项政策上都以相同方式参与。英国后来通过英国脱欧退出欧盟，依据的是《里斯本条约》引入的退出条款，而非《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些后续发展说明，作为一项特定历史协议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在其基础上不断演变的条约体系之间存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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