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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jury",
  "title": "陪审团",
  "lang": "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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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y": "陪审团是依法选出的非职业司法人员群体，在司法程序中负责认定事实或履行其他法定职能。",
  "category": "society",
  "subcategor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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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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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ing": "",
      "text": "陪审团是依法选出、负责在司法程序中对提交其审议的问题作出裁断的一组人员。最为人熟知的是审判陪审团，其职责是听取证据、接受法官的法律指示，并就有争议的事实作出裁决。其他类型的陪审团则负责调查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决定是否应就刑事指控继续追诉，或调查特定死亡事件。陪审员通常只是临时履职，而非司法机关的职业成员。\n\n这一制度尤其与普通法法系联系紧密，但其他法系也存在陪审团审判及相关的非职业人员参与司法的形式。陪审团的意义并不限于查明事实：它将部分司法权交由公众成员行使，对公权力机关的决策形成制约，并将社会生活经验带入司法活动。这些功能始终伴随着有关代表性、履职能力、成本以及易受偏见影响等问题的讨论。\n\n世界各地并不存在统一的陪审团模式。各司法管辖区在陪审员资格、遴选方式、陪审团规模、表决规则、适用陪审团审理的案件范围，以及陪审员与法官之间的职权划分等方面各不相同。完全由非职业人员组成的陪审团，在制度上也有别于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共同评议的混合法庭。"
    },
    {
      "heading": "制度性质与权限划分",
      "text": "审判陪审团的根本特征，是负责裁决法院交由其处理的问题。按照普通法传统上的分工，法官裁定法律问题、掌控诉讼程序、裁决证据是否可予采纳，并解释适用的法律标准。陪审员则评估证据，判断这些标准是否得到满足。这一区分并非绝对：在运用合理性、故意或过失等概念时，陪审员需要将事实判断与法律定义联系起来。\n\n陪审团通常为某一特定案件的审判而组成，并在完成工作后解散。陪审员不会因此获得长期的司法职务，也不会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先例。其权力来自传召他们并将其编入陪审团的法律制度，而不是来自代表特定利益群体的选举。因此，即使广泛反映社区构成是遴选陪审员的重要目标，陪审员也不应以某一种族、职业、政治或地域群体的代表身份行事。\n\n审判陪审团常被称为“小陪审团”（petit jury），其中 petit 源自法语，意为“小”，以区别于历史上人数较多的大陪审团。小陪审团裁决审判中的事项；大陪审团主要审查指控是否有充分依据，足以提起公诉，也可能行使调查权。死因裁判陪审团的职能又有所不同，它依照适用的成文法制度，审查与死亡有关的事项。名称中都有“陪审团”，并不意味着这些机构采用相同的程序或标准。\n\n陪审团的独立性受其职责范围限制。陪审员通常不得自行调查案件、将个人掌握的信息作为证据，或查阅外部资料。反过来，对于依正当程序作出的刑事无罪裁决，法官通常不能以自己认定被告有罪的结论加以取代。有关指令裁决、推翻陪审团裁决的判决、重新审判以及上诉审干预的规则，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n\n人们常用“由同侪组成的陪审团”来描述这一制度，但这通常并不意味着陪审员必须在职业、财富、族裔或个人经历方面与被告相同。现代制度通常致力于通过法律规定、以社区为基础的程序，选出公正无偏的陪审员。公正性关注的是陪审员能否公平地裁决案件；代表性关注的则是遴选制度所产生的人员构成，以及公众参与这一制度的机会。一个陪审团可能在其中一项原则下引发疑问，却不一定违反另一项原则。"
    },
    {
      "heading": "中世纪起源与历史发展",
      "text": "现代陪审团主要发源于中世纪英格兰，其前身是通过当地居民宣誓陈述来收集信息的制度。将其起源归结为某一次创制，或视为古代民众大会的直接延续，都不足以充分解释其形成过程。法兰克和诺曼统治者曾利用宣誓调查处理行政和司法事务，诺曼王朝将相关做法带入了英格兰。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调查，是王室通过当地居民的证言收集信息的重要实例，但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审判陪审团制度。\n\n亨利二世在位期间（1154—1189年），王室程序日益广泛地采用由当地男子组成的小组，由他们宣誓报告事实。1166年《克拉伦登法令》要求地方团体宣誓检举涉嫌犯罪者。这些团体协助确定哪些人应当接受进一步的司法程序；起初，它们并不通过评估控辩双方在公开法庭上的陈述来判定被告是否有罪。涉及土地占有的民事程序也采用了宣誓认定事实的人员，推动了陪审团在私人诉讼中的发展。\n\n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禁止教士参与司法神判，此后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神判依靠宗教人员监督下的身体考验，来裁断存在争议的指控。神判的衰落推动了其他审判程序的发展，其中包括越来越广泛地使用陪审团。同样于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后来也与陪审权利紧密联系起来。不过，其中关于由同等身份者依法裁判以及依照本国法律处理的保障，不应被理解为对现代陪审审判权的完整表述。\n\n早期陪审员往往被期望在进入法庭之前，就已了解当地的人物和事件。经过数个世纪，这种“自行知悉事实”的角色逐渐让位于另一种模式：陪审员应当依据诉讼过程中出示的证据作出判断。证人与陪审员角色的分离、证据规则的发展，以及职业法官和律师在审判中日益增强的主导作用，使陪审团从地方信息的提供者转变为证言的评判者。\n\n陪审团不受法官强制干预的独立地位也是逐步形成的。在1670年的“布谢尔案”中，英格兰普通诉讼法院裁定，不能仅因陪审员作出的裁决与主审法官的意见相左，就对其加以惩罚。此案源于威廉·佩恩和威廉·米德受审后的事件，后来成为确立陪审团独立性的重要判例依据。此后，随着帝国扩张，英格兰的陪审团制度传入北美、澳大利亚及其他地区；当地的宪制、社会结构和政治冲突，使陪审制度形成了显著不同的面貌。"
    },
    {
      "heading": "宪法保障与权利范围的限制",
      "text": "陪审团审判可以由宪法保障，也可以通过普通立法确立，或由宪法与成文法规则共同规定。这些法律依据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决定哪些案件适用陪审团审判、当事人能否放弃这一权利，以及立法机关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修改陪审程序。宪法承认陪审团审判，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一起刑事起诉或民事纠纷都必须由陪审团审理。\n\n在美国，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除弹劾案外，联邦刑事案件应由陪审团审理。第六修正案保障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获得公正陪审团审判的权利。1968年，最高法院在“邓肯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裁定，刑事陪审团审判的保障通过第十四修正案适用于各州。这项宪法权利通常针对较严重的犯罪，而非所有轻微犯罪；在最高法院确立的法律原则中，法定最高监禁刑期超过六个月是一项关键门槛。\n\n第七修正案另行保留了某些联邦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审判权，这些案件涉及历史上由普通法法院处理的权利和救济。该修正案是否适用，取决于诉讼请求及所寻求救济的性质，而不仅仅取决于争议是否涉及金钱。与第六修正案对刑事陪审团审判的保障不同，第七修正案尚未通过权利吸收原则适用于各州。不过，各州宪法和法律本身也广泛规定了民事陪审团审判权。\n\n其他国家的宪制安排有所不同。《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11条第(f)项保障被控罪行的最高刑罚为五年监禁或更重刑罚者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但依据军事法律由军事法庭审理的犯罪除外。《澳大利亚宪法》第80条规定，对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以公诉书提起审判时，必须由陪审团审理；其适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邦犯罪的分类及起诉方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陪审团审判主要以立法和普通法的发展为依据，而非以受到特别保护、难以修改的成文宪法保障为依据。\n\n国际层面的公正审判保障通常并不强制要求采用陪审团制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要求由独立、公正的法庭审理案件，但允许采用不同的制度设计。欧洲人权法院曾审查陪审程序是否提供了足以防止恣意裁判的保障，包括被告人能否理解其被定罪的依据。这些要求并不意味着各国普遍负有采用陪审团或要求陪审团说明裁决理由的义务。专业法官组成的法院、混合法庭以及由非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均可在符合国际公正审判标准的前提下运作。"
    },
    {
      "heading": "资格、遴选与代表性",
      "text": "陪审员遴选通常始于编制一份名单，力求广泛涵盖当地符合资格的人群。各司法管辖区采用的名册来源不尽相同，可能包括选民登记册、驾驶执照记录或其他公共数据库。候选陪审员从这一人选库中被传召，经过法定资格审查后，编入候选陪审员组。随后再经进一步遴选，确定审理具体案件的陪审员。在某一阶段采用随机抽选，并不保证最终组成的陪审团能够反映总体人口的构成。\n\n陪审员资格通常取决于年龄、居住地、公民身份，以及是否具备足以参与诉讼程序的语言能力。有犯罪定罪记录、担任某些公职或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可能导致个人丧失资格，或成为将其排除的依据。豁免和延期制度则用于处理重病、照护责任或特殊困难等情况。这些制度的设计会影响陪审义务在实际中的分担：即使形式上的资格规则一视同仁，补偿偏低、就业缺乏保障、法院建筑缺少无障碍设施或支持不足，仍可能使某些群体承担不成比例的负担。\n\n针对具体案件对候选陪审员进行的询问，通常称为陪审员遴选审查，这一称呼在北美尤为常见。其目的包括查明利益冲突、对案情的既有了解、与当事人的关系，以及可能妨碍公正判断的态度。询问范围差异很大。有些法院允许律师进行广泛询问；另一些法院则主要由法官提问，几乎不允许探询个人信念。如果候选陪审员能够排除外界信息的影响，并依据获准采纳的证据作出判断，那么熟悉案情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将其排除。\n\n有因回避申请旨在依据法律认可的理由，例如已证实的偏见，排除候选陪审员。无因回避传统上允许在无须作出同等证明的情况下排除候选陪审员，但各地对于是否允许使用及其适用限制的规定有所不同。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巴特森诉肯塔基州案”中禁止检察官利用无因回避，基于种族原因排除候选陪审员。后续判决进一步扩大了相关保护。加拿大于2019年废除了无因回避制度，这说明，公正地遴选陪审团并不一定需要这一机制。\n\n现代标准是在经常将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排除在外的制度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直到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财产资格要求、种族歧视以及对女性担任陪审员的限制，仍在影响陪审团的构成。197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泰勒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裁定，将女性系统性地排除在候选陪审员库之外，违反了候选人群须公平反映社会各界构成的要求。这一原则针对的是人选来源和遴选程序，并不保证每个案件的陪审团都具有固定的人口构成比例。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随机选出的小群体即使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存在显著差异，也不意味着遴选过程违法。"
    },
    {
      "heading": "证据、庭审程序与陪审员职责",
      "text": "陪审团审判与对抗制密切相关。在对抗制下，双方当事人在中立的审判机构面前各自陈述案情和主张。典型的刑事审判包括开案陈词、控方举证、辩方举证（如有）、结案陈词、法官指示以及陪审团评议。具体顺序因司法管辖区而异。被告人通常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而控方必须按照适用的举证责任要求，证明犯罪的各项构成要件。\n\n证据法规则决定了陪审员可以考虑哪些材料。法官可依照当地法律，排除不可靠、获取方式不当、与案件无关，或可能造成不公正偏见的材料。交叉询问用于检验证人的陈述，书证与物证则可以印证或反驳证言。专家证人可以就专业问题提供帮助，但评估其证据的责任通常仍由陪审团承担。专家具备专业资历，并不意味着其提出的每项推断都必然准确。\n\n在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共同界定了陪审团的任务。这一标准通常不以具体的概率数值来表述。陪审员必须判断控方是否已证明法律要求的每一项构成要件，而不是判断被告人是否对每一个可疑情节都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民事审判一般采用较低的证明标准，通常称为盖然性权衡标准或优势证据标准，但特定争议事项可能适用不同要求。\n\n法官指示会说明相关罪名或诉因、举证责任、证据的允许用途，以及可作出的裁决。指示还可能涉及辨认证据、共犯证言、保持沉默，或仅为特定目的而获准采纳的证据。有些法院会提供书面指示、按步骤编排的问题或裁决指引，帮助陪审员适用多项法律要件。指示的质量和给出时机都很重要，因为陪审员可能不熟悉法律用语，而且一次审判可能涉及多名被告人、多项指控，或相互冲突的事实陈述。\n\n陪审员通常必须避免与外人讨论案件，也不得自行调查。在网上搜索姓名、私下查看有关地点、查阅词典了解法律术语，或通过社交媒体征求意见，都可能引入双方尚无机会质疑的材料。此类行为可能导致陪审员被解除职务、审判无效，或引发刑事法律后果。陪审员隔离，即限制陪审员与外界接触，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措施，并非履行陪审职责时一律适用的安排。更常见的做法是，法院向陪审员作出告诫、限制其就案件与外界沟通，并作出适当安排，在允许其维持正常日常生活的同时，尽量减少其接触有关案件的媒体报道及其他公开信息。"
    },
    {
      "heading": "评议、裁决与独立性",
      "text": "在听取证据和法官指示后，审判陪审团通常会进行不公开的评议。陪审团主席负责与法院沟通并宣布裁决，但其一票通常与其他陪审员的一票具有同等效力。评议要求陪审团集体评估证言的可信度，厘清相互矛盾的陈述，并将法律标准适用于案件事实。陪审员可以依照法院规定的程序请求澄清疑问或查阅证物；通常不得自行收集新信息来填补现有材料的空白。\n\n十二人制和一致裁决制都不是普遍适用的规则。在1970年的“威廉斯诉佛罗里达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州刑事审判中由六人组成的陪审团可以满足联邦宪法的要求。在1978年的“巴卢诉佐治亚州案”中，最高法院否定了五人刑事陪审团的合宪性。在2020年的“拉莫斯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最高法院裁定，第六修正案要求，无论是州还是联邦的刑事陪审团审判，定罪都必须获得陪审团一致同意。民事陪审团以及美国以外的陪审团则适用不同规则。\n\n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刑事法院审判通常采用十二人陪审团，但法律允许在满足规定条件后，以特定多数作出裁决。若仍有十二名陪审员在席，至少十人支持的裁决即可被接受。其他制度对陪审团人数和表决另有规定。如果无法达到所要求的一致程度，就可能形成悬而未决的陪审团。法官可以解散陪审团，案件也可能再次开庭审理。未能达成一致并不等于作出无罪裁决。\n\n在许多制度中，刑事无罪裁决受到特别保护，这通常与一事不再理规则有关。各地的保护并不完全相同：某些司法管辖区允许在严格限定的情形下重新审判或由控方提出上诉，而另一些司法管辖区则禁止这样做。相比之下，有罪判决通常更容易通过上诉受到质疑，不过上诉法院一般会区分法律错误与原审陪审团对证人的直接评估。一般裁决通常只宣告有罪或无罪，而不说明陪审团的推理过程。\n\n陪审团否决是指，尽管依照法官的法律指示，现有证据足以支持定罪，陪审团仍拒绝作出有罪裁决；这通常是因为陪审员不认同相关法律或其适用。这种可能性部分源于无罪裁决的独立性与终局性，但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律承认陪审团有权无视法律，也不必然意味着法官有义务向陪审员说明这种可能性。历史记载表明，陪审团的抵制既可能表现为反对压迫性法律，也可能表现为未能落实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因此，制度上的独立性并不能证明每一项独立作出的裁决都符合法律、公正无偏或有利于保护个人权利。"
    },
    {
      "heading": "大陪审团及其他非审判陪审团",
      "text": "大陪审团与审判陪审团在目的、证据和程序方面均有不同。在美国联邦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陪审团负责判断是否有合理根据相信某项犯罪已经发生，且为被指控者所为。大陪审团提出的起诉书是提起公诉的依据，并非有罪认定。第五修正案规定，对于可判处死刑或其他重罪的联邦犯罪，除该修正案规定的军事案件例外外，必须由大陪审团提出起诉书；不过，在许多不涉及死刑的案件中，被告人可以根据适用的程序规则，放弃由大陪审团起诉的权利。\n\n联邦大陪审团由十六至二十三名成员组成，提出起诉书须获得至少十二名成员赞同。与审判陪审团不同，大陪审团在任期内可以接连审查多起案件。检察官向其出示证据并提供法律意见，但大陪审团本身也享有法定职权，包括通过传票要求提供证言和文件的权力。法院负责监督这些权力的合法行使。\n\n大陪审团程序通常秘密进行，也不采取完整的对抗式审判形式。调查对象通常无权像在审判中那样向大陪审团提出辩护。联邦大陪审团可以考虑某些在审判中可能受到严格限制的证据，包括传闻证据。被传唤到联邦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的证人，通常不能让律师陪同在场，但可以到室外咨询律师，并仍享有适用的宪法特权。\n\n对于美国各州的刑事起诉，宪法并未一概要求采用大陪审团程序。在1884年的“赫塔多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裁定，以检察官提交的控告书而非大陪审团起诉书提起公诉，本身并不违反第十四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的要求。因此，各州以不同方式组合采用大陪审团、检察官直接提出指控以及法官主持的初步听证等程序。一些大陪审团还依法调查公共行政事务或发布报告，这些职能不同于认定刑事罪责。\n\n在美国以外，曾承袭英国法大陪审团制度的司法管辖区大多已将其废除。英格兰和威尔士于1933年废除了这一制度。一些法律体系仍保留死因裁判陪审团，但其所要回答的问题不同，通常涉及死者身份，以及死亡的方式、时间和地点。死因研讯通常不属于刑事起诉程序，其调查结论本身也不构成刑事定罪。死因研讯是否必须有陪审团参与，取决于法律规定及死亡的具体情形，例如某些羁押期间死亡或涉及国家机关的死亡事件。"
    },
    {
      "heading": "民事陪审团及其角色的变化",
      "text": "民事陪审团裁断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而非被告人是否应被定罪。其职责可能包括判定被告是否存在过失、是否违反合同义务、某项出版物是否构成诽谤，或在违法行为依法认定后应给予何种赔偿。民事陪审团在美国的侵权法领域，尤其是人身伤害和产品责任诉讼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其职权范围仍受普通法请求与衡平法请求之分的影响。\n\n在美国联邦司法体系中，《宪法第七修正案》保留了符合条件的普通法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团审判权。请求金钱形式的损害赔偿，往往可构成享有陪审团审判权的依据；而传统上属于衡平法范畴的救济，例如禁令，本身通常不构成这一依据。兼有两类请求的案件，可能需要将各项争点审慎地分配给法官和陪审团。这种历史分类并非只是考察某类案件在1791年是否已经存在：法院还会审查现代诉求与历史诉讼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请求救济的性质。\n\n民事陪审团可以作出一般裁决，也可以回答更具体的事实问题。特别裁决要求陪审团就指定争点作出事实认定，再由法院据此确定相应的法律后果。附带书面问题的一般裁决，则将总体裁决结果与对具体问题的回答结合起来。这些程序安排有助于澄清陪审员如何看待存在争议的构成要件，也能揭示裁决中的矛盾，但复杂的表格本身也可能造成误解。此外，在满足驳回、简易判决或依法判决的法定条件时，法官也可以不经陪审团审判而直接裁断诉求。\n\n在其他一些普通法法域，民事陪审团的作用已显著缩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普通民事诉讼绝大多数由法官审理。陪审团审判仍在有限情形下保留，但《2013年诽谤法》改变了此前诽谤案件原则上采用陪审团审判的做法，规定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则不采用陪审团审判。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能否采用民事陪审团，因省或州以及案件所涉事项而异；不能仅凭两国的普通法传统作出推断。\n\n民事陪审团裁定高额补偿性或惩罚性赔偿时，往往格外引人关注。补偿性赔偿旨在弥补法律认可的损失；而在允许判给惩罚性赔偿的法域，惩罚性赔偿承担的则是与惩罚和威慑有关的不同功能。陪审团对赔偿额的评定，可能受到法定限额、司法审查或宪法法理的约束。理解这些裁决时，还须考虑整个诉讼体系的背景：许多争议在开庭审理前便已和解。因此，实际交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是经过筛选的一部分，并非能够代表所有伤害事件、商业纠纷或已提起诉讼的样本。"
    },
    {
      "heading": "国际传播与混合法庭",
      "text": "陪审制度通过多种历史途径传播，包括英国的帝国统治、对他国宪制的借鉴、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改革，以及后来为推动公众参与刑事司法而作出的努力。由此形成的各类制度并不相同。有些保留了独立于法官、负责裁定有罪与否的非专业人士团体；有些则让非专业人士与职业法官共同审理案件；还有些仅在特定严重犯罪案件中引入非专业人士参与。普通法法系的法律制度即使很少采用陪审团审判，也能正常运作；而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可能在重要类别的案件中采用陪审团。\n\n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引入刑事陪审团，但此后其重罪审判制度逐渐演变为混合法庭。在普通的重罪法庭（cour d’assises）中，职业法官与公民陪审员共同评议。一审的标准组成为三名职业法官和六名陪审员，上诉审则有九名陪审员。由于存在特殊例外制度，加之针对某些犯罪设立了省级刑事法院，不能简单地将法国刑事司法一概描述为以陪审团为基础的制度。它与传统普通法陪审团的根本区别，在于职业法官与非专业成员共同参与裁判。\n\n德国通常采用称为 Schöffen 的非职业法官，而非独立的英美式陪审团。非职业法官在指定的刑事法院中与职业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并依据法定表决规则参与裁判。尽管德国法院术语中仍保留着 Schwurgericht（陪审法庭）这一名称，它所指的并不是普通法意义上独立的非专业人士陪审团。在进行比较性介绍时，必须区分历史名称与现行制度安排。\n\n日本的裁判员（saiban-in）制度于2009年开始实施，适用于特定的严重刑事案件。典型的合议庭由三名职业法官和六名非专业成员组成，共同参与定罪与量刑决定。韩国于2008年引入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其陪审团作出的裁决仅供参考，在法律上并不正式约束法院。台湾的国民法官制度于2023年施行，在指定的严重刑事案件中，由三名职业法官和六名公民组成混合合议庭。这些制度在参与资格、表决方式、适用范围，以及非专业成员所作决定的法律效力方面各不相同。\n\n在普通法传统以外的国家，也存在独立的刑事陪审团。西班牙通过1995年《陪审法庭组织法》恢复了陪审团制度，适用于特定犯罪。巴西宪法确认，针对生命的故意犯罪属于陪审团的审判权限。阿根廷的若干省份已通过省级立法实行陪审团审判，因此在其联邦体制内部形成了不同做法。这些例子说明，比较制度时必须考察权力的实际分配：由谁认定事实、由谁适用法律、量刑是否由双方共同决定、是否说明裁决理由，以及可以通过何种途径对裁决提出异议。"
    },
    {
      "heading": "实证研究、公众参与与现实制约",
      "text": "对陪审团的研究综合采用庭审观察、审后访谈、档案分析、调查和模拟审判等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局限。真实审判涉及切身利害，但难以进行实验控制，也不易接触陪审团的评议过程。模拟陪审团实验允许研究者调整证据或法官指示，但往往采用较短的案情陈述，由志愿者参与，而且所作决定不产生实际后果。针对模拟陪审员个体得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定能说明真实陪审团会如何进行集体评议。\n\n小哈里·卡尔文与汉斯·蔡塞尔于1966年出版的《美国陪审团》，将陪审团的裁决与主审法官自述在相同案件中会作出的判决进行比较，成为一项里程碑式研究。该研究考察了数千起刑事审判，发现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意见一致，同时探究了反复出现的分歧根源。这类比较并不意味着法官是绝对正确的衡量基准：法官与陪审员在经验、制度角色和证据解读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异。一致程度衡量的是不同裁判者之间判断的吻合程度，并不能直接揭示过去实际发生的事实。\n\n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考察陪审员如何将证据组织成叙事、如何解读证人表现出的自信、如何受到审前媒体报道的影响，以及如何在讨论中修正初步判断。认知偏差不仅会影响非专业裁判者，也会影响专业裁判者。确认偏误可能促使人们选择性地关注符合早期看法的证据，而集体讨论既可能揭示薄弱的推论，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强化占主导地位的观点。陪审团的多样性、决策规则、法官指示以及发言机会的分配，都可能影响这些过程。\n\n孔多塞陪审团定理为集体判断的准确性提供了一个数学模型。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如果每位投票者对一个二选一问题独立作出正确选择的概率都大于二分之一，那么随着群体规模扩大，多数意见正确的概率也会提高。真实审判并不符合这些假设：陪审员听取相同的证据，相互影响，面对多个事实与法律问题，而且可能存在共同的系统性错误。因此，该定理说明的是汇集个体判断能在何种条件下改善判断，而不是证明规模更大的陪审团在实践中必然更准确。\n\n现实制约也影响着陪审团制度的适用范围。漫长的审判会给陪审员带来经济和个人生活方面的负担，而技术性证据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解释和精心拟定的法官指示。媒体报道与数字通信使区分庭审证据和外部信息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辩诉交易、和解、程序性驳回及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使许多司法体系中的大多数争议根本不会进入陪审团审理环节。因此，陪审团审判虽然在宪法和文化层面占据显著地位，却可能只占已审结案件的一小部分。其实际运行不仅取决于对陪审团审判权的正式确认，也同样取决于获得审判的机会、经费、遴选程序和法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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