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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institutionalism",
  "title": "制度主义",
  "lang": "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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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y": "制度主义是一系列解释持久的规则、规范和组织安排如何塑造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研究取向。",
  "category": "society",
  "subcategory": "sociology",
  "typ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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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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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ed_at": "2026-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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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ing": "",
      "text": "制度主义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系列研究取向，通过制度来解释行为与集体层面的结果。这里的制度是指组织社会关系的、相对持久的规则、规范、惯例和意义体系。其核心主张是，个人和组织并非在制度真空中行动。他们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分配权威、界定可接受的行为、配置资源，并使某些行动路径比其他路径更具可行性或更容易被理解。制度主义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组织研究和国际关系等领域具有重要影响。\n\n制度主义并非单一理论。有些研究取向将制度解释为帮助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开展合作的安排；另一些则强调历史演进的先后次序、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习惯性行为或文化中确立的认知方式。对于制度主要是约束偏好已然形成的行动者，还是参与塑造行动者的身份与偏好，各种取向也存在分歧。这些差异使制度主义有别于“制度很重要”这一较为简单的命题：有实质内容的制度解释必须指明，哪些安排发挥作用，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发挥作用。\n\n制度主义一词既涵盖美国制度经济学、宪制结构研究等较早形成的传统，也包括在二十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若干“新制度主义”。这些传统都关注社会生活中呈现规律性模式的组织方式，但在研究方法、基本假设和解释对象上各不相同。"
    },
    {
      "heading": "作为规则、实践和构成性安排的制度",
      "text": "社会制度不一定是组织。大学、政府部门或企业公司是组织，即具有明确身份、拥有成员、资源和运作程序的集体。支配这些组织的制度则包括任用规则、专业标准、产权安排，以及对适当行为的预期。同样，婚姻是一种制度，但某个具体家庭并不等同于婚姻制度。组织可以创设和执行制度，但也在其无法完全掌控的制度环境中运作。\n\n正式制度包括成文的宪法、选举规则、合同要求和行政程序。非正式制度包括不成文的惯例、对声誉的预期，以及既有的互惠模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规则如何传达和执行，而不在于其重要性。不成文的惯例在实践中可能比一项未获执行的成文法更有影响力。反过来，并非所有反复出现的行为都具有制度性：行为的重复可能仅仅源于相似的情境。制度分析关注的是，这种重复是否由共同预期、制裁、普遍接受的意义，或公认的权利与义务所维系。\n\n制度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它们通过对行为给予奖励或施加惩罚来改变激励，提供有关他人可能如何行动的信息，分配决策权，并确立人们理解情境时所使用的分类范畴。社会规范可以通过赞许、排斥或内化的义务感来维系，而法律则可以动用正式的强制执行机制。构成性规则不只是约束已经存在的行为，还界定活动和身份。选举规则有助于确定什么才算有效选票，法律规则则规定谁可以作为公司开展活动或担任公职。\n\n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表述，将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与作为“参与者”的组织区分开来。W. 理查德·斯科特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框架，以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支柱为核心。规制性要素涉及规则与制裁；规范性要素涉及义务与适当行为；文化—认知性要素涉及赋予行动以意义的共同理解。这些表述有所重叠，但不能互换。以可强制执行的约束为核心的理论，对遵从行为的解释，可能不同于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分类范畴为核心的理论。\n\n制度的作用范围和持久程度也各不相同。它们可以规范一个小型社区的灌溉实践、一国的劳动力市场，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度的延续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也不意味着存在共识。行动者可以在继续承认某项规则权威的同时，对其解释提出异议；制度也可能因为强势群体从中受益而存续，而非因为它们有效率或得到广泛认可。"
    },
    {
      "heading": "思想渊源与早期制度主义传统",
      "text": "早在“制度主义”这一名称获得当代含义之前，制度主义的论点就已开始发展。19世纪的历史研究取向对一种解释提出了挑战，即把经济行为视为普遍适用、不受具体情境影响的规律的体现。德国历史学派重视历史比较、法律安排以及经济组织的发展。在社会学领域，埃米尔·涂尔干考察了社会规则的约束力，马克斯·韦伯则研究了权威、法律、宗教和官僚制。这些思想家并未形成统一的制度主义学派，但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历久弥新的问题，探讨具有一定模式的社会安排如何塑造行为。\n\n美国制度经济学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索尔斯坦·凡勃伦在1898年的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科学？》中主张以演化的视角理解经济生活，随后于1899年出版了《有闲阶级论》。凡勃伦将习惯、攀比、技术和商业惯例视为经济行为中随历史演变而形成的特征。他对炫耀性消费的解释认为，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社会比较和地位追求，而不只是为了满足独立于社会背景而既定的欲望。在这一研究取向中，制度既包括既有的思维习惯，也包括法律结构。\n\n约翰·R.康芒斯将交易、法律权利和集体规制置于分析的中心。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和《制度经济学》（1934年）中，他考察了法院、立法机关、企业和社团如何确立人们进行交易的条件。因此，议价并非制度之外的活动，而是依赖于法律所界定的权能与预期。另一位重要的制度经济学家韦斯利·C.米切尔则强调对商业周期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他的工作有助于确立一种制度主义传统：重视测量和现实中的经济组织，而非仅仅依靠演绎推理。\n\n政治研究中也形成了一种早期制度主义，其研究对象包括宪法、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体系。相关研究对联邦制、内阁制和权力分立等制度安排进行了比较。后来的批评者认为，这些研究过于注重形式、偏重描述，或拘泥于法律条文。这种评价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倾向，却低估了其多样性：对实际行政运作和政治领导的研究，往往超出了宪法文本的范围。\n\n在组织社会学领域，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与基层》（1949年）展示了地方关系和承诺如何改变一个组织的正式使命。他后来对行政管理与制度化所作的区分，强调组织如何被赋予超出其技术性任务的价值。因此，随后出现的各种“新”制度主义，并不是首次发现制度的存在，而是围绕新的问题重新组织了早已有之的关切：策略互动、组织合法性、历史延续性，以及完全依靠个人偏好或社会力量来进行解释的局限。"
    },
    {
      "heading": "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换的组织方式",
      "text": "新制度经济学着力解释规则和组织安排如何影响交换、生产与经济绩效。与早期制度经济学的许多研究不同，它总体上保留了微观经济学推理的诸多要素。不过，它也质疑交换没有成本、信息完全以及缔约不存在摩擦等假设。其核心问题是：既然协调本身需要付出成本，经济活动为何会采取不同的制度形式？\n\n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年）中提出：如果市场能够通过价格协调生产，企业为何还会存在？利用市场需要搜寻价格、协商条款，并组织一项项独立的协议。企业可以用行政指挥替代部分市场交易，但内部组织也有自身的成本。随后，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中考察了法律权利与议价成本如何影响资源配置。其相关启示并不是法律无关紧要，而是当议价成本高昂时，制度安排的影响尤为重大。\n\n奥利弗·威廉姆森围绕市场、层级组织与混合安排的相对绩效，发展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交易的重要特征包括不确定性、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一台专用机器如果在某一特定交易关系之外几乎没有价值，其所有者便可能在重新谈判时容易受到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长期合同或纵向一体化可以减轻这种脆弱性，但也可能引入官僚成本并削弱激励。因此，问题在于比较：面对一组特定的交易风险，哪一种可行安排能够以较低的总成本加以应对？\n\n诺斯将制度分析拓展到长期经济变迁。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年）中，他强调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制度影响衡量、缔约和保护权利主张的成本。对任意没收行为施加可信的限制，可能有助于促进投资；但诺斯也强调，制度未必会朝着提高效率的方向演变。从现有安排中获益的组织可能抵制变革，而沿袭下来的观念与执行惯例也可能阻碍改革。因此，不能将经济史简化为对最具生产效率的规则的筛选过程。\n\n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考察共同体如何治理共享资源，拓宽了集体行动研究的视野。《公共事物的治理》（1990年）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资源使用者只能依靠私有化或国家的集中控制。她的研究识别出持久性安排中反复出现的若干特征，包括因地制宜的规则、监督、分级制裁，以及便于使用的冲突解决机制。她并未将这些特征视为普遍适用的制度蓝图。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与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共同表明，市场、企业、公共权力机构和共同体安排是可供选择且往往相互依存的治理形式，而非简单的对立面。"
    },
    {
      "heading": "政治制度与理性选择解释",
      "text": "政治学中制度分析的复兴，部分是对主要通过社会构成、个人态度或一般性系统过程来解释政治的研究取向的回应。詹姆斯·马奇与约翰·奥尔森在1984年的论文《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中指出，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不能仅仅被视为周围社会力量的反映。此后的研究分化为若干取向。彼得·霍尔与罗斯玛丽·泰勒在1996年的论文中区分了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这一分类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并未涵盖该领域的所有取向。\n\n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考察规则如何塑造具有明确目标的行动者之间的策略互动。规则决定谁能够参与、哪些备选方案能够进入表决、可以获得哪些信息，以及必须取得谁的同意。因此，行动者的最优策略不仅取决于自身偏好，也取决于其他行动者可以作出的选择。当有利于个体的行动原本会导致集体不愿看到的结果时，制度能够稳定预期，使合作成为可能。\n\n立法组织是一个核心例子。在多维度投票中，多数偏好可能出现循环：一个联盟偏好某项提案而非第二项提案，另一个联盟偏好第二项而非第三项，还有一个联盟则偏好第三项而非第一项。肯尼思·谢普斯勒关于结构诱致均衡的研究表明，委员会、管辖权边界和程序限制能够使决策趋于稳定。议程设置者可以通过控制哪些备选方案进入审议，以及审议的先后顺序，来影响结果。因此，即使立法者的基本偏好保持不变，制度仍会影响政策。\n\n授权是另一个主要应用领域。立法机关可能将政策执行权授予行政机构，因为后者拥有专业知识，或能够更持续地开展工作。然而，授权也可能使官员追求与作为委托人的民选官员不同的目标。任命权、报告要求、预算控制和司法审查可以限制这种偏离，不过监督本身也需要付出成本。这里的制度问题不只是是否授权，而是如何分配权力、信息和监督职责。\n\n理性选择解释也考察可信承诺与否决点。当改变政策需要多个独立行动者达成一致时，承诺可能变得更加可信。但同样的安排也可能使调整变得困难。乔治·茨贝利斯在其2002年著作中对否决者的分析作了系统阐述，将政策稳定性与相关行动者的数量、彼此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及其内部凝聚力联系起来。当偏好和决策规则能够独立确定时，这类解释最有说服力。如果既用制度解释行动者的目标，又用制度预测行动者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作出的策略选择，解释所得的结论就不那么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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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ading": "历史制度主义、时机与政治发展",
      "text": "历史制度主义通过制度在时间中的演变来解释结果，强调事件序列、承袭下来的制度安排以及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它通常不认同这样一种假设：同样的政治压力无论何时出现，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早期决策可能改变此后的联盟、行政能力和预期，使后续选择受制于已经走过的路径。因此，历史制度主义者将时机视为解释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按时间排列的背景。\n\n路径依赖比“历史很重要”这一观察有更具体的含义。按照其较强的表述，早期步骤会启动自我强化过程，使逆转的代价越来越高。学习、协调效应、对专门能力的投入以及适应性预期，都可能强化既有安排。保罗·皮尔逊在2000年关于收益递增的研究中，强调了这类机制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政治制度往往难以重新设计，而权力又可以被用来巩固既有优势。持续存在并不能证明绩效更优：某种安排之所以能够延续，可能是因为组织起替代方案已变得困难。\n\n关键节点是指既有约束有所松动、影响深远的替代选项成为可能的时期。战争、经济危机和政权崩溃都可能造就这样的时期，但重大事件并不自动构成关键节点。解释必须明确指出当时作出了哪些选择、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替代选项，以及这些选择通过什么机制产生了持久后果。乔瓦尼·卡波恰与R.丹尼尔·凯莱门在2007年的方法论讨论中，强调了偶然性和反事实推理对于识别这类时期的重要性。\n\n有关福利国家的研究体现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推理方式。现有社会保障项目会形成行政惯例、受益群体以及对享有福利权利的预期。这些影响可能重塑此后的政治冲突，而不只是反映最初推动项目落地的联盟。例如，西达·斯考切波在《保护士兵与母亲》（1992年）中，通过退伍军人养老金、公民社团和政治制度，追溯了美国社会保障的独特发展历程。这项分析关注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的组合，而不是福利国家发展的普遍序列。\n\n历史制度主义也强调权力的不对称性。规则可能有效地组织起某些利益群体，同时使另一些利益群体陷于分散；也可能赋予某些群体优先参与决策的机会，或将某些议题排除在常规政治争论之外。因此，它的解释超越了协调与效率的范畴。不过，历史叙述必须区分真正的因果序列与事后的故事编排。有说服力的分析需要指出早期制度如何影响后来的行为，证明这一机制的连续性，并考察那些起点相似却产生不同结果的案例。"
    },
    {
      "heading": "社会学制度主义与组织合法性",
      "text": "社会学制度主义考察制度如何塑造身份、类别以及对适当行为的界定。它质疑这样一种假设：组织采用某种结构，仅仅是因为这种结构能够提高技术效率。组织还依赖政府、专业群体、资助者、客户及其他受众的认可。某种结构之所以得到推广，可能是因为它传递出能力或合法性的信号，即使它对日常绩效的影响尚不确定。\n\n约翰·迈耶与布赖恩·罗恩在1977年发表的《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一文中指出，组织会将获得社会认可的模式纳入自身的正式结构。学校、企业和公共机构可能会采用各种规划、评估体系或专业岗位，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具备合法性的组织理应具有这些要素。这里的“神话”并不只是指虚假之事，而是指得到广泛接受、对组织应如何运作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叙述。因此，正式结构既可以发挥内部协调作用，也可以发挥对外获取合法性的作用。\n\n保罗·迪马吉奥与沃尔特·鲍威尔于1983年对制度同形的论述，指出了使组织日趋相似的三种机制。强制性同形源于依赖关系和权威压力，包括监管压力。模仿性同形发生在组织面对不确定性、仿效看似成功或具有合法性的模式之时。规范性同形则通过专业培训、资格认证和专业网络产生。这些机制可能共同发挥作用：一家医院的工作程序可能同时体现法律要求、对知名医院的模仿以及专业标准。因此，组织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一定能证明，它们各自独立地发现了效率最高的安排。\n\n一个相关概念是脱耦，即正式政策与日常实践相分离。组织可能设立一套报告程序或采纳一项改革政策，却并未实质性地改变日常运作。脱耦可以缓冲相互矛盾的外部要求对技术性工作的干扰，掩盖不合规行为，或使彼此不相容的期望得以并存。一项正式政策究竟得到落实、被选择性地执行，还是主要流于仪式，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判断。后续研究还考察了另一类情况：政策虽得到落实，却与预期结果联系薄弱。\n\n马奇与奥尔森对结果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的区分，体现了这一研究传统的另一个方面。在前一种逻辑下，行动者比较各种预期结果；在后一种逻辑下，他们则会问，处于自身角色的人在特定情境中应当怎么做。这两种逻辑不一定相互排斥。法官、教师或公务员可能既权衡后果，又遵守职业义务。制度分析探究这些义务如何通过社会化、培训和反复实践而形成，以及为什么某些类别会变得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行动者很少意识到，它们其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
    {
      "heading": "国际制度与国家间合作",
      "text": "国际关系中的制度主义，通常指解释国际安排如何促进国家间合作的理论取向。这一用法与社会科学中的制度主义相关，但范围更窄。它通常假定，国际体系中不存在能够强制执行所有协议的中央权威。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当各国仍然关切自身利益以及其他参与方是否可靠时，合作何以仍能实现？\n\n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形成，部分源于20世纪70至80年代与现实主义理论的论争。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1984年）一书中，探讨了在缺乏主导大国持续引导的情况下，合作如何延续。制度可以降低谈判成本、提供信息、建立监督程序，并将当下行为与未来机会联系起来。如果短期违约会危及未来有价值的合作，那么反复互动就可能降低这种违约行为的吸引力。制度并不会消除策略性权衡，而是会改变这种权衡所处的条件。\n\n国际机制的范围比国际组织更广。斯蒂芬·克拉斯纳在1982年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表述，将国际机制界定为一套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在某一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这些要素趋于一致。组织拥有办事机构、工作人员以及明确的决策机构；机制可以包含这些要素，也可以涵盖超出任何单一机构范围的条约与惯例。例如，联合国是一个组织，而国际合作的具体领域则涉及相互交叠的组织安排与法律安排。\n\n贸易协定体现了若干制度运作机制。公布要求可以提高政策透明度，经谈判确定的减让表可以使承诺更加明确，争端解决程序则可以提供一种有章可循的替代途径，避免诉诸单方面报复。环境协定和军备控制安排中也存在类似机制，但其设计和成效差异很大。制度化核查可以减少对各国行为的不确定性，但当各国认为履约成本过高时，它并不能保证各国仍会履约。\n\n主要争议涉及权力、选择与分配。强国能够影响制度设计，合作产生的收益也可能分配不均。此外，各国可能会加入那些自己本来就预期能够遵守的协定，因此，加入协定所呈现出的效果便难以解释。欧洲联盟是一个独特案例，因为其超国家法律权威、立法程序和司法执行超出了许多政府间组织的特征。因此，制度主义的解释必须明确相关权威的具体形式，而不能将所有国际协定等量齐观。其核心主张并不是制度会取代权力或利益，而是互动的组织方式能够影响各国有能力做什么，以及愿意做什么。"
    },
    {
      "heading": "制度变迁、观念与相互竞争的社会秩序",
      "text": "制度只有通过不断再生产自身的活动才能延续。官员解释规则，组织分配资源，参与者则遵守、质疑或规避规则。因此，即使没有对宪制或组织进行全面重构，制度变迁也可能发生。执行方式、解释方式或周边条件的变化，都可能改变一项规则所产生的后果，即便规则本身并未改变。区分形式上的延续与实质上的延续，是解释渐进变迁的关键。\n\n凯瑟琳·塞伦与詹姆斯·马奥尼合著的《解释制度变迁》（2010年）系统梳理了替代、叠加、漂移和转换等机制。替代是以新规则取代现有规则。叠加是在旧有安排之外增添规则，随着时间推移，这可能改变新旧规则的相对重要性。漂移是指规则在形式上保持稳定，但环境变化改变了规则的实际效果，尤其是在政治行动者阻挠规则更新的情况下。转换则通过重新解释或改变实施方式，将现有制度用于新的目的。这些过程揭示的是不同的因果路径，而不只是改革速度的差异。\n\n观念能够影响行动者可以识别哪些制度替代方案，以及认为哪些方案具有正当性。话语制度主义尤其与维维恩·施密特的研究密切相关，考察观念和沟通过程如何促成制度的延续与变迁。政策行动者可能就某个问题形成共同的解释，围绕拟议的应对方案展开协调，并向更广泛的受众论证该方案的正当性。这类解释并不会自动克服物质利益或组织约束。其影响取决于由谁提出、通过哪些讨论平台传播，以及相互竞争的解释在什么条件下失去可信度。\n\n有关制度逻辑的研究考察不同的价值与实践体系如何共存。一所大学可能同时面临重视学术判断的专业要求、国家的问责要求，以及增加收入的市场压力。这些逻辑可能发生冲突，但也可能结合成稳定的组织安排。制度创业这一概念关注行动者如何动员资源，以建立或改变制度实践。分析中的一个核心难题是：既有安排塑造着行动者的身份认同和机会，那么行动者又如何获得挑战这些安排的能力？\n\n女性主义制度主义进一步关注正式与非正式规则如何以性别化的方式分配参与机会、权威，并塑造政治生涯。例如，平等的任职资格本身，并不意味着人才招募网络或组织日常运作中的期待会同等对待所有候选人。有关种族、殖民主义和阶级的相关研究，则考察社会类别与等级如何通过看似例行的程序得到再生产。这些研究取向将制度分析的视野从制度的存续拓展至发声权、认可与机会的分配，同时也要求提供具体证据，说明在各个情境中发挥作用的机制。"
    },
    {
      "heading": "研究方法、因果推断与未决问题",
      "text": "制度研究采用历史档案、访谈、比较案例研究、形式模型、调查、实验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方法的选择取决于所要检验的解释。研究立法协商时，可以对决策规则建模，再将预测结果与投票记录进行比较。研究组织合法性时，可以考察专业话语以及组织采纳相关做法的模式。历史研究可以通过定性研究和过程追踪来重建事件序列，而地方治理研究则可以结合观察、田野调查和实验任务。\n\n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内生性：制度影响行为，但行为、利益和先前条件也会影响制度。产权保障更稳固的国家可能有更高的投资水平，但投资、政治稳定与制度执行也可能共同发展。仅仅观察到相关性，并不能确定究竟是哪种机制产生了这种相关性。研究者利用纵向证据、精心选取的比较、自然实验及其他研究设计来探究因果关系，但每一种设计的可信度都取决于其假设及其适用情境。\n\n测量也带来了相关难题。成文规则不等于得到执行的规则，而将若干制度特征合并而成的指数，可能掩盖正在研究的机制。例如，衡量司法独立性的指标可能反映法官任命程序、实际裁判、专家看法，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抵御政治压力的能力。这些指标未必同步变化。跨国比较还必须考虑，同一制度名称在不同法律体系和行政情境中是否具有相同含义。将形式相似的安排视为等同，可能恰恰会掩盖制度主义试图解释的差异。\n\n一个反复出现的理论争论涉及效率与权力。功能性解释说明了制度可以如何解决某个问题，但这并不能证明某一特定制度为何会出现。某种便利交换的安排，也可能使某一群体享有特权；而某种低效率的安排可能长期存在，因为其受益者能够阻挠改革。另一场争论涉及能动性：如果制度塑造偏好和理解方式，制度理论就必须解释，行动者如何能够设想并追求其他选择。着眼于规则冲突、经验差异、集体动员和观念变迁的解释，对此给出了不同回答。\n\n制度主义涵盖范围广泛，这既富有成效，也带来了问题。如果社会生活中每一种持久特征都被称为制度，这个概念就会失去区分事物的价值；如果制度仅指成文规则，重要的非正式机制和认知机制就会被排除在外。有说服力的制度解释通过明确的定义、可观察的机制，以及与其他竞争性解释的比较来应对这一问题。各领域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仍有待解答：哪些制度可以移植，互补性安排如何相互作用，非正式惯例何时会压过正式改革，以及制度的影响如何随历史和政治情境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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