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d": "dissolution-of-the-soviet-union", "title": "苏联解体", "lang": "zh-Hans", "source_lang": "en", "summary":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八月政变失败及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后，苏联于1991年12月正式解体。", "category": "history", "subcategory": "", "type": "event", "aliases": [ "苏联瓦解" ], "generated_at": "2026-10-11", "model": "pro/gpt-6.1-sol", "url": "https://aiwiki.page/zh/dissolution-of-the-soviet-union/", "translations": { "en": { "url": "https://aiwiki.page/en/dissolution-of-the-soviet-union/", "json": "https://aiwiki.page/en/dissolution-of-the-soviet-union.json" } }, "sections": [ { "heading": "", "text": "苏联解体是指由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国家苏联于1991年末不再作为主权国家存在的过程。这一事件终结了欧亚大陆的冷战秩序，使一个国家分裂为十五个继承国，并重塑了国际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停滞、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以及各加盟共和国民族运动的兴起。1991年8月至12月，解体进程进入最后阶段：强硬派发动的政变失败，各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使联盟失去了能够有效运作的中央权力机构。\n\n历史学家对苏联解体究竟是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还是特定政治抉择造成的结果，存在争论。结构性解释强调计划经济发展潜力的耗竭、中央机构的薄弱，以及赋予各加盟共和国正式退出权的联邦制度设计。侧重政治行动者作用的解释，则着眼于戈尔巴乔夫、俄罗斯领导人和各加盟共和国精英在1990至1991年这一短暂时期内作出的决定。本词条并列讨论这些解释，并将国家在法律上的终结与此前更为漫长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民族事件区分开来。\n\n本文涵盖联邦制度与经济衰退的背景、改革时期及其政治影响、民族主义与族群冲突、1991年政变及其后果，以及终结联盟的法律步骤。随后，本文将考察经济转型、军事与核资产的分割、国际影响、相互竞争的史学观点，以及苏联解体在各继承国留下的持久影响，包括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 }, { "heading": "范围、日期与术语", "text": "苏联解体既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91年12月不再作为国家存在，也指其中央机构的权力逐渐转移至各加盟共和国的长期过程。这两个时间层面应当加以区分：苏联正式终结于1991年12月26日，而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在1990至1991年间加速。共产党失去控制、联邦国家瓦解，以及苏联在东欧的支配地位终结，是相互关联却各自不同的发展过程。因此，1989年东欧剧变属于苏联解体的宏观背景，而非苏联解体本身。(archontology.org)\n\n“崩溃”“解体”与“瓦解”描述的是这一过程中相互重叠的不同侧面，而非具有普遍共识的分类。“崩溃”强调政治权威的失效，以及维护既有秩序的努力归于失败；“解体”着眼于国家的终结，以及记载这一终结的协议和声明；“瓦解”则突出各共和国机构逐步脱离联盟中央的过程。学术论述可以结合使用这些术语，但并不将它们视为可互换的概念。例如，政治学家理查德·萨克瓦就区分了共产主义体制的解体与苏联国家的瓦解。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权更替并不必然要求国家消失，而各共和国对主权的主张最初也并非都要求完全独立。(journals.sagepub.com)\n\n1990年的各项声明体现了这些不同的诉求。3月11日，立陶宛宣布恢复独立国家地位，并明确以1940年遭到中断的国家地位的延续性为其行动依据。相比之下，俄罗斯共和国6月12日的声明主张其宪法和法律在本国领土内具有最高效力，同时仍设想参加一个经过重组的联盟。乌克兰于7月16日通过《国家主权宣言》。这些日期标志着权力转移与争夺的不同阶段，而非所有共和国在同一时刻一起退出联盟。1991年8月19日至21日的未遂政变是另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间节点：政变失败削弱了联盟领导层，并加速了各共和国走向独立的进程。(lrs.lt)\n\n苏联最终终结也涉及数项各自不同的行动。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签订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并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十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阿拉木图认可了这一新安排。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2月25日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当天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也被降下。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通过宣言，确认苏联不再作为国家和国际法主体存在。因此，12月25日标志着苏联在总统职位和象征层面上的终结，而12月26日则标志着议会对此作出的最终确认。(digitallibrary.un.org)\n\n通常所说的十五个继承国，对应的是1977年苏联宪法第71条列举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里的制度性划分依据是加盟共和国地位，而非族群归属或其下是否存在自治地区；第72条将退出联盟的权利赋予了加盟共和国这一层级。然而，“继承国”只是历史叙述中的简便称谓，并不意味着这十五个国家与苏联之间的法律关系完全相同。立陶宛将独立界定为国家地位的恢复，而俄罗斯则延续了苏联在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鲍里斯·叶利钦于1991年12月24日就此发出通知。因此，这一数量指的是与原加盟共和国相对应的国家，并不抹去恢复国家地位、新获独立国家地位，以及延续国际组织成员资格之间的区别。(departments.bucknell.edu)" }, { "heading": "联邦结构与民族政策", "text": "苏联将地域性的联邦制与按民族命名、分层设置的行政区划体系结合起来。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构成最高层级；其中一些共和国下辖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但这些自治单位并不享有与加盟共和国同等的宪法权利。1977年10月7日通过的宪法将每个加盟共和国界定为拥有本国宪法的主权社会主义国家。第72条保留了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权利，第78条则规定，领土变更须经有关加盟共和国同意。这些保障与中央广泛的权力并存：第73条将国防、对外贸易、国民经济计划和货币制度划归联盟管辖，第74条则规定，当联盟法律与加盟共和国法律相抵触时，联盟法律具有优先效力。因此，加盟共和国的主权虽在形式上得到承认，却在宪法秩序本身之内受到实质性限制。(departments.bucknell.edu)\n\n关于退出联盟的条款本身并未规定退出程序。1990年4月3日通过的一项法律设定了严格要求：须获得永久居住于该共和国的全体合格选民中至少三分之二的赞成，须经联盟机构审议，并须通过谈判安排最长可达五年的过渡期。该法还要求自治地区单独投票，其居民可以决定留在苏联，还是随所在共和国一同退出，并可提出有关自身法律地位的问题。这暴露出苏联联邦制度设计中的一个根本矛盾：加盟共和国提出的民族自决诉求，并不一定涵盖其境内各民族的意愿。(rrc.ge)\n\n这一地域行政体系与本土化政策同步发展；该政策又称“本土化”，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得到推行。它提拔非俄罗斯族人员担任党政职务，并支持在教育、出版和政府事务中使用各民族语言。“冠名民族”指某个地域单位以其名称命名的民族；该民族的语言和干部获得制度层面的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地区的民族构成是单一的。特里·马丁基于档案研究撰写的《肯定性行动帝国》（2001年）记述了苏联国家如何在扶持民族机构的同时，力图遏制政治民族主义。在中亚，招募和培养扎根当地、政治可靠的官员，也是应对本地共产党行政干部短缺的一项务实措施。(books.google.com)\n\n民族领土划界为这些政策提供了地理框架。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于1924年设立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最初是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自治共和国，于1929年成为加盟共和国，随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于1936年成为加盟共和国。由当地党员和民族志学者参与组成的委员会，试图使行政区划与不同语言人群的分布相吻合，但各族混居、双语使用以及相互联通的灌溉系统，使这一目标难以实现。由此形成的各共和国拥有政府机构和明确的领土，日后的民族政治诉求得以围绕这些基础组织起来。其边界是行政协商，以及对人口和经济方面相互竞争的考量进行权衡的产物，而非对民族构成单一的人群作出的简单划分。(academics.hamilton.edu)\n\n然而，联邦机构仍在中央集权的党组织体系之下运作。1977年宪法原始文本的第6条将共产党确定为整个政治体系的领导力量，并赋予其指导内外政策的职责。因此，各加盟共和国政府并不具备其形式上的主权地位所暗示的政治独立性：它们都在同一套由党领导的秩序中运作。与此同时，按民族设置的地域单位保留了中央集权未能消除的差异。1923年在阿塞拜疆境内设立、以亚美尼亚人为主要居民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体现了加盟共和国管辖权与少数民族自治之间的妥协。在费尔干纳盆地，苏联划定的边界将一个经济上相互联通的地区分属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灌溉、交通和能源网络跨越共和国边界，而边界勘定不完整又使各方地图相互矛盾。随着中央权威削弱，这些安排留下了具体的领土和管辖权问题，争端可能围绕这些问题产生。(departments.bucknell.edu)" }, { "heading": "苏联晚期的经济停滞", "text": "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通过行政调配而非市场价格来协调生产。国家计划委员会将国家的优先事项转化为产量和投资目标；各行业主管部委负责监督企业，并下达详细指令。“物资平衡表”用于统筹关键投入品的计划产量、进口量、库存和消耗量。对企业的考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产值目标的完成情况，而财务亏损通常不会迫使企业关闭。这种机制促使企业不断要求增加资源，却没有施加相应的节约压力。企业为应对供货不可靠而积累库存，占用了其他生产者所需的物资。由行政部门制定的价格和生产目标也限制了经济对消费者需求的响应能力，导致短缺反复出现，同时又积压着无人需要的产品。(elibrary.imf.org)\n\n早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前，经济增长就已经放缓。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估计，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1966—1970年为5.3%，1971—1975年为3.7%，1976—1980年为2.6%。这些数据是通过重新估算得出的，并非可与苏联官方统计直接比较的数据，但它们显示出持续减速的趋势。依靠增加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投入来扩大产出的方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制约：劳动力增长放缓，生产率提升乏力，而资源开采则需要加大对偏远地区及配套基础设施的投资。据估计，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在20世纪70年代初约为6%，1978年之后则降至3%以下。农业歉收进一步加重了压力；美国1982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1981年的粮食产量比计划低了约四分之一。(cia.gov)\n\n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提供了购买外国粮食、机械及其他进口商品所需的可兑换货币。它们的重要性远超其在国内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84年能源占苏联对发达市场经济体出口额的近80%。这种依赖使苏联的对外购买力容易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石油出口国之间协调限产的力度减弱，随后出现了1986年的油价暴跌。美国原油首次购入价格从1985年12月的每桶24.51美元降至1986年7月的9.25美元，足以说明跌幅之大。合众国际社援引《石油经济学家》当时的一项估算称，苏联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带来的硬通货收入，1986年为79亿美元，而1985年为135亿美元。因此，即使出口量增加，出口收入仍可能大幅下降。(elibrary.imf.org)\n\n苏联越来越多地依靠外债弥补外汇收支缺口。尽管石油出口量在1988年达到峰值，天然气出口也继续增长，但以可兑换货币结算的贸易差额在1987至1989年间恶化了逾80亿美元。随着融资需求增加，当局更加依赖短期借款。此后，银行和供应商在没有官方担保的情况下提供信贷的意愿下降，使再融资日益困难。在国内，名义收入和受管制的价格无法充分反映消费者获取商品日益困难的状况。1989年，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了13.1%，但短缺限制了这些收入实际能够购买的商品。到1990年夏季，几乎所有主要城市都对部分商品实行配给；排队、恐慌性抢购和工作单位内部发放商品，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普通零售。这一晚期的恶化，与据估算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虽缓慢但仍保持正增长的消费状况有所不同。(elibrary.imf.org)\n\n不断扩大的第二经济提供了官方渠道无法供应的商品和服务。格雷戈里·格罗斯曼于1977年提出的定义，涵盖了为私人获利而开展的活动，以及故意违反经济规则的活动；因此，它既包括合法的集体农庄市场，也包括非法交易。私人维修、转售、非正式生产和挪用国家物资等活动，将家庭需求与计划分配体系之外的资源联系起来。伯克利与杜克两校开展的一项涵盖1965—1989年的研究发现，第二经济与国营部门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加，私人服务收入和家庭支出等方面的证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这类活动可以缓解某些特定的短缺，但物资挪用和腐败也削弱了官方资源配置机制，使获取商品和服务越来越依赖金钱、人脉及享有特权的分配渠道。(nationalacademies.org)" }, { "heading":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经济与政治重组、公开性和民主化", "text":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11日出任苏联共产党（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最初的纲领旨在既有的党国体制内重振社会主义，而非解散联盟或立即引入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初期的重点是“加速”（uskorenie）：投资于工业现代化、技术改进，并加强劳动纪律。1985年开展的禁酒运动同样试图通过行政干预提高生产率。随着事实证明，仅在既有行政体制内进行改良并不足以解决问题，意为“重组”的改革（经济与政治重组）随后发展为一项更广泛的行动，力图改变经济激励机制和政治制度。(nsarchive.gwu.edu)\n\n公开性通常被译为“开放”，最初通过鼓励记者和作家揭露效率低下及官僚阻挠，为改革服务。自1986年起，对出版和公共讨论的限制逐步放宽，不过，公开性起初并不等同于一项可依法保障的不受限制的表达权。报纸和广播电视越来越多地讨论物资短缺、官员特权，以及苏联历史中此前遭到掩盖的内容，尤其是约瑟夫·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镇压。1986年12月，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结束国内流放，返回莫斯科，成为当局对待异议态度转变的一个突出例子。然而，批评仍受政治界限约束；随后于1990年6月出台的新闻法禁止审查，并扩大了创办出版物的权利。历史真相的披露挑战了共产党对自身合法性的叙述，而公共讨论也超出了领导层最初为改革动员支持的目标。(loc.gov)\n\n1987年通过、1988年开始实施的《国营企业法》，试图以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自负盈亏取代事无巨细的行政指令。企业应以收入弥补成本，可以留用更多资金，并在生产和薪酬方面获得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劳动集体在管理决策中的作用也有所增强。国家订货取代了此前的强制性产量指标，但仍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的一项国际研究估计，1990年国家订货覆盖了约75%的产出，在某些工业部门中至少达到90%。因此，这项改革并未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企业获得了提高工资的空间，但供应不稳定、竞争有限以及持续存在的行政管制，削弱了提高效率的动力。现金收入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能够买到更多消费品。(elibrary.imf.org)\n\n1988年5月出台的《合作社法》，扩大了在传统国营企业框架之外自主经营生产、贸易和服务业务的合法范围。合作社在价格、用工和收入方面拥有大得多的自主权，但其法律形式属于合作社，而非单纯的私人所有制。截至1990年10月，约21.5万家合作社雇用了估计520万人。合作社的扩张仍受到多种制约，包括依赖国家控制的物资供应、官方限制，以及社会对其价格和收入的反感。经营相对灵活的合作社与投入品由行政分配、实行价格管制的国营部门并存，使人们有机会利用两种体制之间的差异牟利，却未能解决整个经济中的短缺问题。(encyclopedia.com)\n\n1988年6月至7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支持加强民选国家机构，并更明确地区分党与政府的职能，此后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同年12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设立了拥有2,250名代表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中1,500个席位通过地域选区和民族地域选区选举产生，另有750个席位留给官方认可的组织，包括留给苏共自身的100个席位。主要的民众投票于1989年3月26日举行，随后又进行了数轮投票，直至5月。许多选区有多名候选人竞选，但提名程序和保留席位仍使既有组织享有显著优势。在5月25日开始的首次会议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了由542名成员组成的最高苏维埃，负责开展日常立法工作。(mofa.go.jp)\n\n1990年3月，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了宪法所保障的苏共领导地位，为政治多元化开辟了法律空间。大会还设立了掌握行政权的总统职位，戈尔巴乔夫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而非全民直接投票产生，成为首任苏联总统。这些变化使中央行政权力的制度基础从党的领导层转向国家职位。然而，戈尔巴乔夫仍保留总书记职务，而主张加快改革者与维护既有体制者之间的分歧，也继续存在于党内和新近得到强化的代议机构之中。(washingtonpost.com)" }, { "heading": "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各共和国的主权诉求", "text": "1988年，爱沙尼亚人民阵线（Rahvarinne）、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和立陶宛改革运动“萨尤迪斯”（Sąjūdis）发展为群众组织，将政治改革诉求与民族自治相结合。这些运动之间的协调，使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在既有异议人士圈子之外获得了组织基础：1989年7月成立的波罗的海理事会，将运动代表与支持他们的立法机关成员、部长和学者聚集在一起。1989年8月23日，这些运动组织了波罗的海之路，约200万人组成一条长约600公里的人链，连接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这一天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50周年纪念日；抗议者要求承认该条约的秘密议定书，并质疑苏联将波罗的海各国并入其版图的合法性。(media.unesco.org)\n\n街头动员的同时，各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内部也开始挑战中央权威。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宣布共和国拥有主权，并宣布爱沙尼亚法律在其境内具有最高效力。这是对立法权的主张，尚不构成独立宣言。此后，立陶宛寻求恢复苏联统治前的国家地位，而不只是争取更大的自治权。1990年3月11日，由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担任主席的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以124票赞成、6票弃权通过《立陶宛独立国家恢复法》。该法宣布恢复1940年被剥夺的主权权力，从而否定了这样一种前提：立陶宛仅仅是一个寻求获准退出苏联的苏维埃共和国。(riigikogu.ee)\n\n苏联领导层要求立陶宛撤销这一决定，并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1990年4月18日开始的经济封锁限制了原材料及其他商品的供应，暴露出立陶宛对苏联控制的供应网络和边境的依赖；封锁一直持续到6月下旬。随后，苏联于1991年1月采取军事强制行动。1月13日，苏军袭击了维尔纽斯的广播电视设施，其中包括电视塔；一月事件中共有14名平民死亡。尽管苏联采取了这些行动，立陶宛经选举产生的当局仍然执政，3月通过的独立法也未被撤销。(lrs.lt)\n\n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以外，主权诉求最初提供的是重新协商联盟内部权力分配的途径，并不一定意味着退出联盟。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宣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拥有主权，并宣布其宪法和法律在全境具有最高效力。乌克兰于7月16日发表的宣言同样主张本共和国拥有立法上的最高权威、领土管辖权和经济独立，包括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及本共和国的银行体系；宣言明确设想将其原则作为制定新联盟条约的依据。这些相互重叠的权力主张引发了“法律战”：各共和国的立法机关宣布本共和国法律优先于联盟法律，而中央机构仍然声称对同样的领土和资源拥有管辖权。因此，对经济资产的控制与宪制争议变得密不可分。(prlib.ru)\n\n共和国主权也改变了既有精英的政治地位。在立陶宛，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于1989年12月率领共和国共产党中的多数派脱离苏联共产党；一些萨尤迪斯活动人士进入该党的领导机构，而反对者则另行组建了一个继续与苏联共产党保持联系的组织。布拉藻斯卡斯本人也签署了1990年3月的独立法。在俄罗斯，鲍里斯·叶利钦利用共和国机构和主权诉求，建立起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联盟总统所拥有的权威相抗衡的权力基础。这些例子表明，权力向各共和国转移，并非完全依靠由体制外的民族主义者取代共产党官员：原有的党内领导人也可以采纳建立民族国家的纲领，使其组织脱离中央控制，并通过共和国机构寻求合法性。(virtualios-parodos.archyvai.lt)" }, { "heading": "边缘地区的族群冲突与暴力", "text": "伴随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阿塞拜疆发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暴力事件。1988年2月，苏姆盖特的族群暴力袭击造成至少32人死亡，死者大多为亚美尼亚人。1990年1月13日，巴库又爆发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暴力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迫使该市剩余的亚美尼亚居民大批逃离。尽管当地部署了大量安全力量，地方警察和苏联内务部部队仍未能提供有效保护。随后苏联军队对巴库的干预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阿塞拜疆平民；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黑色一月”。这些事件暴露出中央当局两方面的失职：既未能充分保护民众免受族群暴力侵害，又在恢复控制的过程中对民众使用了致命武力。(hrw.org)\n\n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源于1988年提出的诉求，即将行政上隶属阿塞拜疆、居民以亚美尼亚人为主的这一自治地区并入亚美尼亚。示威之后，接连发生了袭击、驱逐、封锁和武装冲突。1991年春，苏联军队与阿塞拜疆特警开展“指环行动”，以解除非正规武装为名，强行将亚美尼亚人村庄的居民全部迁出。苏联解体期间，战斗愈发激烈，而苏联军事机构的撤离与分裂，使交战各方得以获取武器装备。冲突于1992年升级为全面战争，并持续至1994年5月停火。到1994年12月，人权观察估计，已有约2.5万人死亡、100万人流离失所；亚美尼亚部队控制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及其周边大片阿塞拜疆领土。军事上的失败也动摇了阿塞拜疆领导层，促使阿亚兹·穆塔利博夫和阿布法兹·埃利奇贝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失去权力。(hrw.org)\n\n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对土地和住房的争夺成为族群动员的焦点。1990年6月4日，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人群聚集在奥什城外一块存在争议的土地上，警方介入后，冲突进一步扩大。暴力蔓延至乌兹根及周边约30个村庄，造成至少300人死亡。数天后，苏联军队介入，平息了冲突。与高加索地区围绕领土分离发生的争端不同，这场冲突的直接起因是地方资源的获取，以及同一共和国境内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仍表明，地方行政争端可能超出共和国警察的处置能力，需要苏联中央层面的武装力量介入。(hrw.org)\n\n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独立诉求与少数族群的自治要求，使相互竞争的领土主张发生冲突。在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领导下，格鲁吉亚当局于1990年12月废除了南奥塞梯的自治地位；1991年1月，格鲁吉亚警察及准军事组织与南奥塞梯部队开始直接交战。双方均炮击村庄、实施封锁并劫持人质。1992年停火后，南奥塞梯仍处于格鲁吉亚政府的有效控制之外。阿布哈兹与第比利斯之间的政治对抗同样始于苏联解体之前，但公开战争直到1992年8月14日才爆发。阿布哈兹部队寻求扩大自治权，并最终谋求独立；格鲁吉亚部队则试图维持对领土的控制。1992至1993年的战斗导致20多万格鲁吉亚族人流离失所。因此，这两场战争的时间脉络并不相同：南奥塞梯的武装冲突始于苏联存续期间，而阿布哈兹战争则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后。(hrw.org)\n\n在摩尔多瓦，语言政策以及对可能与罗马尼亚统一的担忧，促使工业发达、俄语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左岸地区动员起来反对政府。1989年的立法确立了采用拉丁字母书写的共和国主体民族语言的地位，引发罢工和反示威。分离主义代表于1990年9月2日宣布德涅斯特河沿岸成立共和国。11月2日，杜伯萨里的冲突造成三名平民死亡，随后地方领导人组建了武装“工人支队”和共和国卫队。1992年爆发了大规模战斗，当时已归俄罗斯管辖的原苏联第14集团军在军事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7月的停火保留了当地独立于摩尔多瓦的行政当局，而非恢复摩尔多瓦的控制。(osce.org)\n\n塔吉克斯坦内战于1992年5月爆发，当时塔吉克斯坦已经独立；战争一直持续到1997年和平协议达成。这并不只是一场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地区性的庇护关系网络与意识形态分歧相互交织。拉赫蒙·纳比耶夫总统的政府得到列宁纳巴德和库洛布既有精英阶层的支持，而由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团体组成的联盟，则在加尔姆和帕米尔地区获得了广泛支持。1992年5月达成的联合政府协议未能约束各武装派别。此后，被认定属于敌对地区群体的平民成为杀戮和驱逐的对象。这些阵营关系影响了各方领导人对政治联盟及外部军事支持的选择，其中包括政府军对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依赖。1997年6月27日，各方签署了由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协议。(hrw.org)" }, { "heading": "联盟条约与1991年八月政变", "text": "拟议中的《新联盟条约》试图通过重新分配中央政府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权力来维系苏联。在1991年3月17日的公民投票中，约76%的投票者支持保留一个经过改革的联邦。此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新奥加廖沃通过“九加一”进程，与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展开谈判。他们在4月23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承诺，在应对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同时，推动缔结新条约。参与谈判的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未参与谈判。条约原定于8月20日开始签署，但乌克兰尚未批准草案。(jec.senate.gov)\n\n8月15日公布的草案将拟议中的国家称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保留了USSR这一缩写。草案将其界定为一个拥有主权的联邦民主国家，其权力由具有主权的成员共和国自愿授予，而非一个没有中央机构的简单联合体。联盟将保留总统职位、武装力量、外交政策职责、货币发行权和联邦预算。经济战略以及军事和安全政策的部分事务等其他职责，则由联盟与各共和国共同承担。各共和国可以独立建立外交关系，并可暂停实施超出条约所规定权限的联盟法律，但须接受合宪性裁决。这种试图兼顾共和国主权与联邦政府存续的安排，使反对削弱中央权力的官员感到受到威胁。(seventeenmoments.web.illinois.edu)\n\n8月18日，数名高级官员前往戈尔巴乔夫位于克里米亚福罗斯的度假住所，要求他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交出权力。他拒绝了这一要求，随后遭到隔离，通讯也被切断。8月19日清晨，八月政变的组织者宣布，戈尔巴乔夫因病无法履行职责，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已代行总统职权。他们成立了由八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俄文缩写为GKChP，成员包括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和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该委员会禁止罢工和示威，限制媒体，并向莫斯科部署部队和装甲车辆。(rferl.org)\n\n被称为“白宫”的俄罗斯议会大楼成为主要的抵抗中心。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总理伊万·西拉耶夫和议会领导人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谴责此次夺权违宪，并呼吁举行总罢工。8月19日，叶利钦爬上大楼外的一辆坦克，呼吁民众起来抵抗；示威者在大楼周围筑起路障。他还宣布，委员会的命令不会在俄罗斯境内执行，并宣称对在俄罗斯领土上运作的联盟政府机构拥有管辖权。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直接呼吁军人不要对平民采取行动，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则在该市组织抵抗。(rferl.org)\n\n公众反对政变的同时，军队和安全部门内部也出现分裂，使委员会无法实施有效控制。8月20日至21日夜间，白宫附近发生了一场涉及装甲车辆的冲突，三名平民丧生。人们担忧的对议会大楼的强攻并未发生，8月21日，部队开始撤离莫斯科。委员会于当天瓦解；戈尔巴乔夫于8月22日凌晨返回首都，政变的主要组织者被捕。他恢复职务并未恢复原有的权力平衡：叶利钦领导的共和国政府实力得到增强，而联盟领导层掌握的强力机构则暴露出内部忠诚不一的问题。(rferl.org)\n\n此后，共和国与联盟层面分别采取措施，使苏联共产党受到冲击。8月23日，叶利钦暂停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等待对其参与政变情况的调查。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呼吁其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以苏共领导机构参与筹备夺权为由，暂停了苏共在整个联盟范围内的活动。随后，叶利钦于11月6日颁布法令，终止苏共和俄罗斯共产党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并重新就建立一个更松散的联合体展开谈判，取代了尚未签署的八月条约。(endofcoldwarforum.org)" }, { "heading": "政变后的独立宣言", "text": "1991年8月24日，即政变失败三天后，由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担任主席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独立宣言法》。该法明确提及未遂政变造成的危险，并宣布在乌克兰境内只适用乌克兰的宪法和法律。与之配套的决议规定于12月1日举行全民公投，以确认这一决定。这比该共和国于1990年7月发表的主权宣言更进一步：它不再主张在重建后的联盟内确立共和国机构的最高权威，而是宣告成立一个领土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独立国家。（zakon.rada.gov.ua）\n\n波罗的海各共和国采取了不同的法律路径，将独立界定为恢复1940年以前的国家地位。爱沙尼亚于8月20日确认国家独立，当时政变仍在进行；拉脱维亚于8月21日通过一部宪法性法律，终止了其1990年5月恢复独立宣言所规定的过渡期。立陶宛已于1990年3月11日宣布恢复独立，因此没有在政变后发表新的独立宣言。此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是独立获得承认：1991年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承认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这是联盟当局自身作出的承认，而不只是共和国再次宣示主权。（moscow.mfa.ee）\n\n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于8月25日赋予1990年7月27日通过的主权宣言以宪法地位，从而通过提升现有文件的法律效力来宣布独立。摩尔多瓦于8月27日宣布独立。在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于8月30日通过恢复国家独立的宣言，随后又于10月18日通过一项宪法性法案。亚美尼亚于9月21日举行独立公投，其最高委员会于9月23日正式宣布独立。格鲁吉亚并非政变后才加入这一独立进程：它早在1991年4月9日就通过了《恢复国家独立法》。因此，宣言、宪法性立法和全民投票构成了各不相同的法律路径，而非统一的退出程序。（refworld.org）\n\n中亚各共和国的行动步调也不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于8月31日宣布独立，塔吉克斯坦随后于9月9日宣布独立。土库曼斯坦在10月26日举行全民公投后，于次日通过了关于独立的宪法性法律。在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领导下，哈萨克斯坦更长时间地致力于就建立替代原联盟的新联盟进行谈判，直到12月16日才宣布独立，成为最后一个宣布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政变后对共产党权力体系的拆解，也使共和国领导层得以接管此前主要由联盟机构管理的经济。（digitallibrary.un.org）\n\n各共和国在发表独立宣言的同时，还采取了转移行政和军事权力的措施。8月24日，乌克兰议会命令驻扎在共和国境内的所有军事部队归其管辖，设立国防部，并指示政府着手组建乌克兰武装力量。这类立法确立了共和国对军队的指挥权主张，但其本身并未完成苏联军队在实际运作层面的分割。财政机构同样逐渐转由共和国控制：11月，鲍里斯·叶利钦政府下令由俄罗斯接管苏联财政部的剩余机构。即使联盟的总统职位和军事机构仍然存在，这些权力转移也削弱了中央为联盟筹措资金和实施管理的能力。（zakon.rada.gov.ua）\n\n12月1日的乌克兰全民公投为独立法案提供了选民授权：90.32%的投票者表示支持，克拉夫丘克也在同时举行的选举中当选总统。这一结果使联盟问题不再只是共和国官员之间的谈判议题，而成为受到民众直接投票结果制约的决策。美国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当时的评估认为，这次公投是促成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于12月8日达成协议的直接推动因素。若要重建一个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联盟，已不能仅靠调整各共和国政府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中央之间的权力分配来谈成。（rada.gov.ua）" }, { "heading": "别洛韦日协定与独联体的成立", "text":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西部别洛韦日森林中的维斯库利会晤。他们达成的协议通常称为《别洛韦日协定》，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不复存在。三位领导人以各自共和国作为1922年《联盟条约》创始国的身份，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以取代苏联。这是各共和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而非与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encyclopediaofukraine.com)\n\n协定的十四项条款既承认各国的独立国家地位，也规定了旨在维持务实合作的措施。第五条确认领土完整和现有边界，同时保障边境开放和自由通行。第七条将外交政策协调、经济合作、交通运输、通信、移民、环境保护及打击有组织犯罪等事务，交由在平等基础上运作的共同协调机构负责。第六条提出对军事战略力量实行联合指挥，并对核武器实行统一控制，具体安排将另行签订协议。明斯克被指定为协调机构所在地。关键的是，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排除了苏联法律规范的适用，并终止了原苏联机构在参与国境内的活动。因此，独联体提供的是国家间协调机制，而非保留苏联联邦政府。(worldjpn.net)\n\n12月21日，各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达成了范围更广的安排。十一個共和国签署了创立协定的议定书：除最初的三个共和国外，还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份议定书将该安排的参与范围从最初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扩大到更多共和国。另行发表的《阿拉木图宣言》明确规定，独联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超国家组织，其协调机构应在各方平等的基础上组建。宣言重申尊重现有边界、维持共同经济空间、实行联合战略指挥，并由各参与国依照本国宪法程序履行苏联条约所产生的义务。宣言还再次指出，随着独联体的成立，苏联已不复存在。(digitallibrary.un.org)\n\n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立陶宛——没有加入这项12月达成的安排。因此，参加阿拉木图会议的是原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的十一个，而非全部十五个。独联体仍对其他国家开放，但宣言要求，新成员加入须获得所有参与国的同意。其中关于成员地位平等、互不干涉及尊重主权的规定，使参与独联体与加入一个重建的苏联式联邦有了明确区别。(digitallibrary.un.org)\n\n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有权终结联盟这一主张，在当时就受到质疑。《别洛韦日协定》的序言援引了三国作为1922年条约创始国的地位，但这并未确立一种毫无争议、足以解散整个联邦的宪法权限。12月9日，戈尔巴乔夫拒绝接受该协定；与此同时，苏联议员寻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以恢复宪法秩序。阿拉木图文件获得了范围更广的共和国支持，却没有将独联体变成一个共同的继承国：各参与国承诺通过本国宪法程序履行苏联的相关国际义务。因此，这些协定宣布苏联解体，与随后终止苏联总统职务、以及中央机构承认联盟终结的举措，仍是不同的步骤。(upi.com)" }, { "heading": "戈尔巴乔夫辞职与苏联正式终结", "text": "1991年12月25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他表示，这一决定是由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成立，同时重申自己反对国家分裂的立场。他指出，支持各共和国拥有主权，并不等于接受联盟国家的消失，并认为如此重大的决定应当以人民意愿的表达为依据。回顾自己自1985年以来的执政历程时，他为政治自由化和结束冷战辩护，但也承认经济困难以及改革实施过程中的失误。他在讲话中辞去了职务，却并未认可那项使他无法继续任职的政治安排。(upi.com)\n\n随着戈尔巴乔夫辞职，总统对核指挥系统的控制权也移交给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当天早些时候，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告诉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自己将辞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并将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同时向他保证指挥体系不会中断。移交安排由即将卸任的苏联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参与执行，而非两位总统之间直接交接。当晚，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镰刀锤子旗降下，换上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央指挥权的移交，以及国家权力最主要的可见象征的更替；但它们本身并未解决部署在其他共和国境内的武器的归属或处置问题。(nsarchive.gwu.edu)\n\n12月26日，由阿努阿尔别克·阿利姆扎诺夫主持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通过了第142-N号宣言。宣言援引十一个共和国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决定，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和国际法主体已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涉及的是总统职务，而这份宣言则明确记载了联盟国家的终结。宣言的各项条款也显示，相关法律工作尚未完成：共和国院要求各继承国政府处理苏联机构的继承问题，考虑设立议会间机构，并决定对苏联条约予以批准、履行或废止。宣言呼吁继续遵守国际义务，并保障公民权利，不因民族而有所区别。(e-history.kz)\n\n国际层面的延续问题与苏联国内机构的撤销分开处理。在一封日期为1991年12月24日的信中，叶利钦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在独联体十一个成员国的支持下，俄罗斯将延续苏联在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包括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对其他共和国的承认则依照各自的外交进程展开。12月25日，布什承认俄罗斯及另外十一个前苏联共和国，并将承认国家地位与建立外交关系区分开来。美国宣布，其驻莫斯科大使馆将成为驻俄罗斯大使馆，并支持俄罗斯延续苏联的安理会席位。因此，在共和国院于12月26日发表宣言之前，国家承认和机构继承工作就已开始推进。(un.org)\n\n财产和债务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谈判解决，而不是随着戈尔巴乔夫离任便一次性交接完成。1991年12月的一项协议在参与协议的各共和国之间分配了苏联外债和资产的份额，并规定设立共和国间债务管理委员会。1992年6月，俄罗斯开始谈判，拟承担其他继承国的外债义务，以换取这些国家放弃对苏联海外资产的权利主张；这一安排通常称为“零点方案”。白俄罗斯获分配的债务份额为4.13%，并于1992年7月签署了此类协议。这些安排将偿付债权人债权的责任与海外资产的所有权联系起来，使财务继承成为苏联正式终结后仍在持续的过程。(govinfo.gov)" }, { "heading": "关键人物及其作用", "text":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力图保全一个经过改革的苏联，而不是将其分裂为多个独立国家。他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政治自由化催生了能够挑战其所领导政府权威的加盟共和国机构。1991年，他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协商，试图在保留共同机构的同时，向各共和国移交权力。即使在八月政变之后，他仍继续寻求就政治联盟和共同经济框架达成协议。10月11日国务委员会的讨论体现了他所受的制约：各共和国领导人暂时支持继续达成协议，但对协议的落实、经济政策以及中央保留的权力存在分歧。戈尔巴乔夫可以提出折中方案，但越来越需要依靠各加盟共和国政府才能使其生效。(history.state.gov)\n\n鲍里斯·叶利钦利用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机构，建立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立法机关于1990年6月12日通过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法律的效力高于与之冲突的苏联法律。1991年6月，他以约59%的得票率当选俄罗斯总统，进一步强化了他独立于戈尔巴乔夫的民意授权。主权最初并不意味着必须彻底脱离苏联：叶利钦也参与了建立分权式联盟的谈判。然而，在八月政变期间，他一边抵抗政变策划者，一边采取措施，将俄罗斯境内的苏联行政机构和财产置于俄罗斯总统的管辖之下。因此，政变失败既提高了他的公众威望，也巩固了取代联盟中央的制度基础。(upi.com)\n\n在乌克兰，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体现了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官员转向支持独立的趋势。作为乌克兰议会主席，他在八月政变后支持独立；1991年12月1日，超过90%的投票者赞成独立，并选举他为总统。这一民意授权使乌克兰参与戈尔巴乔夫所提议联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白俄罗斯，议会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成为另一种安排的主要谈判者之一。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与叶利钦一道，签署了12月8日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他们之所以能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因为掌控着各加盟共和国的机构；但克拉夫丘克还拥有明确拒绝继续留在苏联国家体制内的民意授权。(history.state.gov)\n\n中亚各共和国领导人放弃联盟机构的步伐并不一致。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仍是一位重要的斡旋者：1991年9月2日，他提出了戈尔巴乔夫与十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共同制定的纲领，其中仍设想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在10月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令他感到沮丧的是，各方无法将协议转化为切实运作的经济安排。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卡里莫夫政府在改变其宪法地位的同时，保留了大部分原有领导班子。政变失败后，该共和国宣布独立，其共产党也与苏联共产党断绝联系。卡里莫夫随后参与了12月21日达成的阿拉木图协议，表明独立可以与加盟共和国人员及机构的延续并存。(upi.com)\n\n在高加索地区，从反对派运动中崛起的领导人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格鲁吉亚的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拒绝参加戈尔巴乔夫发起的保留联盟公投，并另行组织了独立公投。他还试图掌控加盟共和国的安全机构，并于1991年5月停止征收联盟销售税，使脱离苏联不仅成为一项宪法层面的方案，也成为一项行政层面的行动计划。亚美尼亚的列翁·特尔-彼得罗相同样支持独立，但由于担忧苏联军事干预，对八月政变作出了谨慎回应。亚美尼亚随后于9月举行独立公投，超过99%的投票者支持独立。(countrystudies.us)\n\n八月政变的主要人物包括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以及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使这场夺权行动得以宣称拥有行政权威，并能够调动安全和军事力量。他们在计划签署联盟条约前夕采取行动，试图阻止权力下放并恢复中央控制。在叙述他们的意图时，必须区分其自我辩解与证据：克留奇科夫于1993年11月作证称，他的行动是为了防止国家解体、恢复秩序；而戈尔巴乔夫助手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1991年的日记则记载，戈尔巴乔夫被扣押在福罗斯期间，拒绝与政变策划者合作。这些记述反映了双方对于谁在捍卫国家及其合法权威的截然不同的理解。(fsi9-prod.s3.us-west-1.amazonaws.com)" }, { "heading": "经济转型与社会后果", "text": "1992年1月2日，俄罗斯实施了由叶戈尔·盖达尔主导的价格自由化方案：约90%的零售价格和80%的生产者价格被放开，但部分生活必需品、能源、租金和公共服务仍实行价格管制。根据所采用的指数不同，1月份的价格上涨至此前水平的三至四倍。价格自由化使此前因商品短缺和价格管制而受到压抑的累积购买力转化为显性通货膨胀；价格放开的商品，其排队购买和短缺现象有所缓解，但现金储蓄的购买力下降。稳定经济的措施并未在价格自由化后立即跟进：1992—1993年，月度通货膨胀率通常在10%至30%之间波动，未能同步增长的工资和转移支付，其实际价值因此缩水。(imf.org)\n\n俄罗斯的私有化方案既包括出售小型企业，也包括大规模转让较大企业的所有权。从1992年10月起，每位公民都获得一张可转让的私有化券，面值为10,000卢布，可用于购买股份或投入私有化券投资基金。约1.44亿人参与了这一计划。到1994年6月私有化券计划结束时，估计已有14,000至15,000家公司通过私有化券拍卖转让股份。私有化券的平均分配并未带来所有权的平均分配：职工和管理人员享有优先获取股份的待遇，而每家企业通过拍卖售出的股份平均仅占约18%，大量股份仍由企业内部人员或国家持有。1995年的贷款换股计划将尤科斯、诺里尔斯克镍业等公司的重要股权转移到少数银行手中。这些股份被用作政府贷款的抵押品；随后的出售使债权人或其关联方得以通过拍卖购得这些股份，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认为，这些拍卖缺乏充分竞争。这一过程使主要工业资产的控制权趋于集中，而不是分散到私有化券持有人手中。(documents.worldbank.org)\n\n各继承国的改革路径差异显著。波罗的海国家较快推进了自由化和经济稳定措施；爱沙尼亚和立陶宛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波罗的海各国的经济于1994—1995年恢复增长。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保留了广泛的国家管制，并采取渐进式改革。其统计记录中的产出降幅小于其他所有前苏联共和国，并于1996—1997年恢复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将这一表现部分归因于其初始工业化程度较低、棉花出口以及能源自给自足，而非将其直接视为渐进式改革优越性的证明。高加索地区则因武装冲突和经济联系中断而经历了严重得多的经济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的估计显示，以1989年的产出水平为基准，从峰值到谷底的产出损失，亚美尼亚约为65%，阿塞拜疆约为63%，格鲁吉亚约为77%。由于新兴的私营和非正规经济活动未被完整纳入统计，此类比较仍只能提供近似结果。(elibrary.imf.org)\n\n家庭生活困境既反映了产出下降，也反映了分配格局的变化。俄罗斯企业不仅通过裁员，还通过缩短工时、安排无薪休假和拖欠工资来进行调整，而财政约束则削弱了社会保障。根据俄罗斯纵向监测调查以支出为基础作出的估计，生活水平低于官方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口比例，从1992年的26.8%上升至1995年的41.1%。约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生活在户主有工作的家庭中。收入不平等也有所加剧：珍妮·克卢格曼和珍妮·布雷思韦特引用的全国统计数据表明，俄罗斯的基尼系数在1989年为0.257，到1994年升至0.409。不过，不同调查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而贫困线的变化也使其难以与苏联时期的数据进行比较。(documents.worldbank.org)\n\n死亡率危机在俄罗斯男性中尤为突出：男性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3.8岁降至1994年的57.6岁。具体转型政策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仍存在争议。戴维·斯塔克勒、劳伦斯·金和马丁·麦基于2009年开展的一项跨国研究，将大规模私有化与短期内成年男性死亡率上升联系起来，并提出失业可能是其中的作用机制。约翰·厄尔和斯科特·格尔巴赫2010年的重新分析发现，在采用不同的私有化衡量指标、考虑政策的滞后效应，或控制各国特有的死亡率趋势后，这一关系并不稳健；他们对俄罗斯各地区的分析也未发现私有化导致死亡率上升的证据。因此，观察到的健康状况恶化，并不足以确立仅以私有化为依据的单一因果解释。(ncbi.nlm.nih.gov)" }, { "heading": "军事、核武器与安全遗产", "text": "苏联武装力量的分割通过各共和国立法、移交驻扎在当地的部队，以及就职能跨越新国界的资产进行谈判来完成。1991年12月签订的一项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防务协议承认成员国建立本国军队的权利，同时在初期保留战略力量的联合管理安排。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拒绝将本国常规部队置于独联体指挥体系之下；其他共和国则暂时接受了共同管辖。1992年初，乌克兰将约52万名常规部队军人纳入本国管辖，并要求军人重新宣誓效忠。因此，分割涉及的不仅是装备和设施，还包括军官的国籍、征募、养老金，以及军人在各继承国之间的流动。（refworld.org）\n\n黑海舰队既有可移动资产，又有固定基础设施，包括位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主要基地，两者交织，使其分割尤为棘手。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就舰船、武器、岸上设施及俄罗斯的基地使用权展开谈判。两国于1995年6月9日达成的协议将舰队81.7%的舰船划归俄罗斯，18.3%划归乌克兰。1997年5月28日签署的各项协议确定了分割的条件，以及俄罗斯舰队继续驻留乌克兰领土的条件，最初允许其驻留至2017年。因此，分割舰队并不意味着将俄罗斯海军力量全部撤出乌克兰：舰船所有权与基地使用许可是这一解决方案中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zakon.rada.gov.ua）\n\n战略核武器留在四个继承国的领土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实际占有设施并不一定意味着拥有独立的作战控制权；例如，乌克兰从未取得对其继承的核武库的作战控制权。上述四国与美国于1992年5月23日签署《里斯本议定书》，使这些继承国成为《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缔约国；该条约最初由美国和苏联于1991年7月31日签署。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还承诺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落实这些承诺还需要进一步安排：比尔·克林顿、鲍里斯·叶利钦和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三位总统于1994年1月发表的三边声明，就乌克兰核弹头的转移、以核燃料形式补偿弹头中的裂变材料，以及协助拆除等问题作出了安排。哈萨克斯坦于1995年4月将最后一批战略核弹头移交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分别于1996年6月和11月完成移交。（armscontrol.org）\n\n核弹头的移除与运载系统的销毁按不同的时间表推进。《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1994年12月5日生效，将双方各自部署的战略运载工具上限规定为1,600件，按条约规则计入的核弹头上限规定为6,000枚，并以核查程序保障执行。乌克兰到1996年已移除全部核弹头，但仍继续拆除导弹、轰炸机和发射设施；其最后一座SS-24导弹发射井于2001年10月30日被销毁。乔治·H·W·布什和叶利钦于1993年1月3日签署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拟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并消除携带多弹头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但该条约从未生效。（armscontrol.org）\n\n1994年12月5日签署的关于乌克兰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在乌克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同时，载明了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作出的安全保证。这些保证包括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现有边界；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不施加经济胁迫；以及在对这些承诺产生疑问时进行磋商。备忘录还规定，如果乌克兰遭受涉及核武器的侵略，应寻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提供援助。文本并未确立自动进行军事干预的义务，也未建立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集体防御机制。（nsarchive.gwu.edu）\n\n保障核材料安全，不能仅靠转移完整核弹头，还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参议员萨姆·纳恩和理查德·卢格推动了1991年的立法，由此设立合作减少威胁计划，为武器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输、储存和拆除提供资金。美国能源部的配套计划通过与原苏联设施开展合作，改善了核材料的保护、控制和核算工作；与俄罗斯的实验室间合作于1994年4月启动。相关措施包括升级实体安保措施，以及完善库存清点工作，以便发现材料丢失。“蓝宝石计划”则是核材料移除的另一个案例：1994年，约600千克高浓缩铀从哈萨克斯坦转移至美国，由美国安全保管并随后处置。（defense.gov）" }, { "heading": "国际影响与冷战后秩序", "text": "国际承认使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的外交参与者，而它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则通过三种不同途径确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于1991年9月17日获准加入联合国，当时苏联尚未解体。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保留了自1945年以来各自拥有的会员国资格。另外八个共和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于1992年3月2日加入联合国，格鲁吉亚随后于7月31日加入。相比之下，俄罗斯延续了苏联的会员国资格，而非申请加入。在一封日期为1991年12月24日的信中，鲍里斯·叶利钦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在独立国家联合体十一个成员国的支持下，俄罗斯将延续苏联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的参与资格。这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否决权，使苏联外交地位的一个核心要素在联盟消失后得以保留。（un.org）\n\n苏联势力从东欧退却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前，而不完全是解体的结果。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受苏联境外的政治变革，为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被推翻创造了条件。两个德国及二战时期的四个盟国于1990年9月12日签署《二加四条约》，就德国统一的对外问题作出安排。德国于1990年10月3日重新统一，并继续留在北约，使北约的防务覆盖范围扩展至原东德领土。不过，苏军撤离进程跨越了苏联解体这一时间节点：俄罗斯于1994年8月31日完成从德国撤军。德国承诺提供120亿德国马克支持撤军，用于为归国人员建造住房、维持驻军及运输等。这一过程表明，苏联主导地位在政治上的终结，与耗时更久、涉及后勤安排的军事力量撤离，并非同步完成。（history.state.gov）\n\n北约的存续及随后的扩张成为欧洲新安全秩序中的重大议题。北约1995年的扩张研究报告将接纳新成员视为加强民主制度、文官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以及欧洲国家间合作的手段；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于1999年加入。俄罗斯的反对立场早已在叶利钦1993年9月15日致比尔·克林顿总统的信中明确表达：他警告说，北约扩张可能使俄罗斯陷于孤立，并主张以泛欧洲安全安排取而代之。因此，双方的分歧既涉及新成员的安全，也涉及俄罗斯在冷战后秩序中的地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于2004年3月29日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一同加入北约，使成员国数量增至二十六个。（nato.int）\n\n欧洲联盟的扩张为原共产主义国家的融入提供了另一套与北约扩张并行的框架。1993年6月确立的哥本哈根标准规定，加入欧盟须具备稳定的民主制度、法治、对少数群体的保护、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以及承担成员国义务的能力。因此，入盟谈判涉及国内制度和经济的变革，而不只是外交承认。波罗的海三国于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是此次十国扩张的一部分；此次扩张使欧盟成员国从十五个增至二十五个，人口增加逾7400万。加入这两个组织，使这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进入了西欧的政治、经济和集体防御制度体系。（economy-finance.ec.europa.eu）\n\n在全球层面，苏联解体终结了冷战时期两大超级大国并立的格局，使美国成为唯一剩下的超级大国。不过，美国政策既着眼于利用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注重应对解体过程：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1年9月4日提出的原则强调现有边界、民主自决、少数群体权利及国际义务，而核安全则成为亟须优先处理的事项。对中国而言，原先与苏联接壤的边境转变为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个邻国的边境关系。这些国家与中国于1996年4月26日通过一项加强边境地区军事互信的协定，建立了“上海五国”机制；1997年4月24日在莫斯科签署的第二项协定则规定相互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因此，苏联解体也催生了亚洲新的区域谈判机制，使原先单一的苏联谈判对象被多个主权国家政府所取代。（history.state.gov）" }, { "heading": "史学研究与不同解释", "text": "结构性解释将苏联解体归因于经济失灵、制度僵化与领土组织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过，经济层面的解释仍存在分歧：究竟是经济停滞使解体不可避免，还是失败的改革将长期积累的困难转化为急性危机？克里斯·米勒的《拯救苏联经济的斗争》（2016年）着重分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而非将计划经济体制视为必然自行瓦解的系统：集体农庄管理者、重工业部门和军方抵制那些威胁其补贴与权力的改革。按照这一解释，戈尔巴乔夫无法削减支出，因而更倾向于通过货币发行弥补财政赤字，导致短缺加剧，并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力。因此，经济失败是通过政治制度和分配冲突发挥作用的，而不只是生产率下降的结果。（uncpress.org）\n\n对苏联联邦制的制度性解释，说明了为何这场危机催生了多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非仅仅导致政府更迭。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在《过去的复仇》（1993年）中指出，苏联的民族政策参与塑造了那些最终挑战联盟的民族。以领土为基础的共和国、民族文化机构以及本民族的行政精英，为主权诉求的发展提供了框架。这一研究路径否定了如下观点：古老的族群对立只是在压制减弱时重新浮现。相反，苏联统治本身就塑造了现代民族认同。矛盾存在于官方以制度形式确立的民族地位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之间，使各共和国的机构成为推动独立的潜在载体。（degruyterbrill.com）\n\n以行为主体为中心的解释追问：为何某些领导人会拆解此前维系国家的制度，或不再捍卫这些制度？阿奇·布朗的《戈尔巴乔夫因素》（1996年）强调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不断变化的观念、人事任命权以及有意识推行的政治举措。自由化并非只是对经济压力的自动反应：允许公开批评和政治结社的决定，改变了反对者能够采取行动的条件。斯蒂芬·科特金的《末日浩劫得以避免》，包括其2008年修订版，同样将体制弱点与改革信念、领导层的克制以及精英的自身利益联系起来。该书区分了戈尔巴乔夫革新社会主义的意图与体制被意外终结的结果，并认为，国家虽拥有庞大的强制力量，却仅有限地动用了这些力量，这本身需要解释，而不能视为经济停滞的必然结果。（academic.oup.com）\n\n民族与帝国视角下的解释，将注意力从莫斯科转向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将解体理解为去殖民化，突出了民族自决的重要性；但苏尼对苏联塑造民族过程的强调，使得帝国中心与早已完全成形的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简单划分难以成立。谢尔希·普洛希的《最后的帝国》（2014年）着重讨论各共和国的独立运动，并挑战将苏联解体视为美国胜利的叙事。该书考察了戈尔巴乔夫、鲍里斯·叶利钦、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乔治·H·W·布什的选择，表明美国决策者起初担忧苏联瓦解，并支持戈尔巴乔夫。马克·拜辛格的《民族主义动员与苏维埃国家的崩溃》（2002年）将结构性解释与以行为主体为基础的解释联系起来：大量事件数据和共和国个案研究揭示，动员如何改变政治预期，使一个共和国的事态发展能够改变其他地区的行动机会。民族主义既是国家权威削弱的原因，也是其结果。（degruyterbrill.com）\n\n档案的开放改变了这些论点所能依据的证据，却没有消除解释上的分歧。1991至1992年出台的规定，将此前保密的材料开放给学术和公众研究使用，不过开放程度仍不均衡，而且部分改善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就已开始。党和政府的记录使历史学家得以将回忆录与当时的讨论过程相互对照。例如，米勒利用政治局、部长会议、国家银行、研究机构及戈尔巴乔夫顾问的文件，重建了反对经济改革的情况。因此，讨论解体是否可以预见，需要区分可识别的脆弱环节与对某一具体结果的预测。拜辛格强调事件本身所产生的影响，质疑那些事后将解体描绘为命中注定的叙述；科特金对领导层克制的关注也提出了类似问题：为何一个武装力量强大的国家，会循着实际发生的这一连串事件走向终结，而非通过其他政治解决方式或更大范围的暴力来结束？（historians.org）" }, { "heading": "继承国家中的遗产与未解决的争端", "text": "宪政重建既包含恢复国家地位的主张，也涉及新制度的建立。拉脱维亚于1993年7月6日全面恢复施行1922年宪法；爱沙尼亚则于1992年6月28日通过全民公投制定新宪法，并明确以1918年建立的共和国在法律上的延续性为依据。两国的宪政框架均确立了议会制政府，并对行政权力设置了制度性制衡。两国此后的政治发展与许多其他前加盟共和国显著不同。在涵盖2023年发展情况的《转型国家2024》评估中，自由之家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归为巩固型民主政体；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归为转型或混合政体；将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以及中亚全部五个继承国家归为巩固型威权政体。这些是针对特定时期作出的比较性分类，而非永久性的宪政类别。(president.ee)\n\n在国际公认边界与政府实际控制范围不一致的地区，领土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谈判旨在赋予该地区在摩尔多瓦境内的特殊地位，而非承认其为独立国家。“5+2”机制由作为谈判双方的摩尔多瓦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作为调解方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作为观察员的欧盟和美国组成。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仍处于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之外。2008年8月战争后，欧盟部署了一个非武装监测团，并于2008年10月1日开始执行任务。2025年8月，欧盟重申支持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并谴责俄罗斯继续在这两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因此，这些争端不仅涉及相互竞争的宪政主张，还涉及各自独立的安全安排，以及国家机构行使职权范围所受到的限制。(moldova.osce.org)\n\n对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言，“冻结冲突”这一说法尤其已不足以描述其局势。阿塞拜疆在2020年战争中收复了部分领土，并通过2023年9月的攻势控制了剩余由亚美尼亚人管理的飞地。约一周内，超过10万名亚美尼亚族居民逃往亚美尼亚，立即产生了住房、入学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2025年8月8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外长在华盛顿草签了一项关于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同时，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与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签署了一份政治宣言。草签文本并不等于完成正式签署和批准；欧盟将此举称为迈向关系正常化的一步，其基础是依照1991年《阿拉木图宣言》相互承认主权和领土完整。(apnews.com)\n\n公民身份规则使苏联解体对苏联时期迁入的居民及其后代产生了持久影响。1991年，拉脱维亚恢复了在1940年6月17日拥有该国公民身份者及其后代的公民身份，不论其族属；其他居民通常须通过归化取得公民身份。1995年设立的一种特殊“非公民”身份，适用于既无拉脱维亚国籍、也无其他国家国籍的前苏联公民。爱沙尼亚同样于1992年2月恢复了被占领前的公民身份制度。因此，包括语言考试在内的归化要求，成为俄语居民面临的重要问题。拉脱维亚此后简化了考试，并自2020年1月1日起，自动赋予父母双方均为非公民的儿童出生时的公民身份，除非父母为其选择其他国籍。语言争议还涉及公共行政和教育：威尼斯委员会于2019年12月对乌克兰国家语言法作出的评估，承认强化乌克兰语地位的目标具有正当性，同时呼吁在这一目标与少数群体的语言权利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mfa.gov.lv)\n\n博物馆、立法和纪念活动将对苏联历史的不同解读制度化。拉脱维亚占领博物馆于1993年根据历史学家保利斯·拉兹达的提议成立，通过文献、实物和个人证言，展示1940年至1991年间苏联和纳粹的占领历史。乌克兰2015年的去共产主义化立法将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转化为公共空间的变化，包括移除共产主义符号和更改地名。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5年4月25日的讲话中，将苏联解体称为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些例子将同一场历史剧变置于不同的公共叙事之中：恢复独立并铭记镇压，通过立法否定共产主义统治，或失去一个多民族国家及其国际地位。(okupacijasmuzejs.lv)" } ], "links": [ "soviet-union", "cold-war", "mikhail-gorbachev", "russia", "ukraine", "belarus", "sovereignty", "lithuania", "international-law", "constitution", "united-nations", "federalism", "nationalism", "uzbekistan", "turkmenistan", "tajikistan", "kazakhstan", "kyrgyzstan", "azerbaijan", "economic-growth", "petroleum", "natural-gas", "joseph-stalin", "market", "price-controls", "estonia", "armenia", "georgia-country", "moldova", "referendum", "latvia", "nuclear-weapon", "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 "inflation", "income-inequality", "poverty", "life-expectancy", "united-states", "germany", "european-union", "china" ], "sources": [ { "title": "Soviet Union: Polity Style: 1922–1991 — Archontology", "url": "https://www.archontology.org/nations/ussr/01_polity.php" }, { "title": "Russian State Sovereignty — Seventeen Moments Dev Site", "url": "https://seventeenmoments.web.illinois.edu/1991-2/eltsin-and-russian-sovereignty/eltsin-and-russian-sovereignty-texts/russian-state-sovereignty/" }, { "title": "11 March: Day of Resto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Lithuania", "url": "https://www.lrs.lt/sip/portal.show?p_k=2&p_r=35660" }, { "title": "Volodymyr Lytvyn’s speech on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Declaration on Sovereignty of Ukraine", "url": "https://www.rada.gov.ua/en/news/News/News%202/32155.html" }, { "title": "The Soviet Union — Diplomatic Bluebook 1991", "url": "https://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1991/1991-4-4.htm" }, { "titl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rl":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89-1992/collapse-soviet-union" }, { "title": "Letter dated 12 December 1991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Belarus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url":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134322?ln=en" }, { "title": "Statement by the Twelve on the future status of Russia and the other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23 December 1991)", "url": "https://www.cvce.eu/de/obj/statement_by_the_twelve_on_the_future_status_of_russia_and_the_other_former_soviet_republics_23_december_1991-en-12d61f70-b6d1-402d-94fd-64a82d927c3f.html" }, { "title": "1977 Constitution of the USSR, Part III", "url": "https://www.departments.bucknell.edu/Russian/const/77cons03.html" }, { "title": "Russian Federation — United Nations", "url": "https://www.un.org/en/about-us/member-states/russian-federation" }, { "title": "1977 Constitution of the USSR, Part III", "url": "https://www.departments.bucknell.edu/russian/const/77cons03.html" }, { "title": "LAW OF THE UNION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secession of the Union Republic from the USSR", "url": "https://rrc.ge/law/kan_1990_04_03_e.htm?lawid=1196&lng_3=en" }, { "title": "Central Asian History - Keller: Soviet Central Asia - Hamilton College", "url": "https://academics.hamilton.edu/central-asian-history/keller-soviet-central-asia" }, { "title": "1977 Constitution of the USSR, Part I", "url": "https://www.departments.bucknell.edu/Russian/const/77cons01.html" }, { "title": "Why Autonomy? The Making of Nagorno-Karabakh Autonomous Region 1918–1925", "url": "https://newcoldwar.org/wp-content/uploads/2016/04/Why-AutonomyThe-Making-of-Nagorno-Karabakh-Arsene-Saparov.pdf" }, { "title": "Chapter II.1 The Traditional System And Developments Through 1985", "url": "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9264134683/ch002.xml" }, { "title": "Chapter IV.5 Financial Sector Reform", "url": "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9264134683/ch013.xml" }, { "title": "Domestic Stresses on the Soviet System", "url":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7t00495r000700720002-3" }, { "title": "Soviet and Eastern Europe Economic Problems", "url":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4b00274r000100060005-5" }, { "titl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1–1988, Volume III, Document 251", "url":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81-88v03/d251" }, { "title": "Supplementary Notes i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May 1986",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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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url": "https://www.loc.gov/exhibits/archives/intn" }, { "title": "Soviet Union Bans Censorship, Grants Wide Freedom to Media", "url":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0-06-13-mn-184-story.html" }, { "title": "Chapter IV.2 Enterprise Reform", "url": "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9264134683/ch010.xml" }, { "title": "Chapter IV.6 Labor Market, Social Safety Ne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url": "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9264134683/ch014.xml" }, { "title": "Cooperatives, Law on", "url": "https://www.encyclopedia.com/history/encyclopedias-almanacs-transcripts-and-maps/cooperatives-law" }, { "titl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url": "https://www.mofa.go.jp/policy/other/bluebook/1989/1989-3-6.htm" }, { "title": "MOSCOW CREATES STRONG PRESIDENCY", "ur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0/03/14/moscow-creates-strong-presidency/4b768bde-e790-4412-b674-4972d736bce3/" }, { "title": "The Bal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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