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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berne-convention",
  "title": "伯尔尼公约",
  "lang": "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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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y": "《伯尔尼公约》确立了著作权保护的国际最低标准，要求成员国保护符合条件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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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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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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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ing": "",
      "text":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是一项国际条约，旨在规范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跨国保护。公约于1886年9月9日在瑞士伯尔尼通过，建立了一个国家联盟，各成员国承诺遵循国民待遇原则、保护不以履行手续为条件的原则以及最低实体权利标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它是国际著作权法的基础性文书，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负责管理。\n\n公约并未创设全球统一的著作权，也未建立中央登记制度，而是对各国法律进行协调：符合条件的作品在每个成员国依照该国法律获得保护，同时须符合公约的要求。公约条款涉及受保护作品和作者的资格、经济权利与精神权利、最低保护期限、允许的例外，以及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安排。经过历次修订，这项诞生于19世纪的出版协议逐步发展为适用于广播、电影和数字化利用的框架。"
    },
    {
      "heading": "起源与历次修订",
      "text": "在《伯尔尼公约》订立之前，版权保护主要依靠各国国内立法和双边协定。一本在作者本国受到保护的书籍，如果在另一国家或地区不受保护，就可能在那里被擅自翻印。随着图书、乐谱和戏剧作品的国际市场不断扩大，这些保护缺口的影响日益显著。双边条约虽然提供了部分解决办法，但各项条约的要求不尽相同，形成了一套零散的保护体系；作品能否受到保护，可能取决于作者国籍、出版地点、互惠条件，或是否履行当地规定的手续。\n\n作家们有组织的倡议推动了多边解决方案的形成。国际文学艺术协会于1878年在巴黎成立，维克多·雨果担任名誉主席，致力于推动作者权利获得国际承认。19世纪80年代，在瑞士主持下于伯尔尼举行的多次外交会议拟订了这项公约。1886年，比利时、法国、德国、海地、意大利、利比里亚、西班牙、瑞士、突尼斯和英国十国签署了最初的协定。公约于1887年12月5日生效。公约第一条确立了旨在保护作者对其文学艺术作品所享权利的伯尔尼联盟。\n\n公约最初的文本与现行文本并不相同。其条款先后于1896年在巴黎、1908年在柏林、1914年在伯尔尼、1928年在罗马、1948年在布鲁塞尔、1967年在斯德哥尔摩以及1971年在巴黎得到修订和补充。柏林修订强化了保护不以履行手续为条件的原则，并将作者终生及其死后五十年确立为一般保护期限，不过早期安排允许各国有所差异。罗马修订明确将精神权利纳入条约保护，并对广播问题作出规定。后续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有关电影作品、复制以及专有权限制的规则。\n\n斯德哥尔摩会议还回应了新独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获取教育与科学资料的关切。会议提出的议定书引发争议，后来由1971年《巴黎文本》所附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附件取代。《巴黎文本》于1979年作了主要涉及行政和财务事项的修正，构成了现行公约的主要文本。\n\n公约的成员范围逐渐扩大，远远超出了最初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网络。美国于1989年3月1日加入；此前，美国国内的版权标记要求及其版权制度的其他特点长期阻碍了加入进程。中国于1992年10月15日加入。这些国家的加入表明，公约已从规模相对有限的国际安排发展为得到广泛采纳的框架。由于各国加入不同修订文本的时间各异，考察特定国家间关系的法律沿革时，可能需要留意当时对有关国家具有约束力的是哪一文本。"
    },
    {
      "heading": "国民待遇、自动保护与地域性",
      "text": "公约的核心机制是国民待遇。根据第5条第1款，作者在作品来源国以外的成员国，享有这些国家给予本国国民的权利，以及公约特别保障的权利。因此，符合条件的外国小说家并非只能依赖其本国提供的保护。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必须适用本国版权法，不得基于公约所排除的理由歧视该作者。\n\n国民待遇与最低保护标准并行适用。如果成员国的法律未规定公约要求保障的权利，即使平等对待本国和外国作者，也不能算履行了《伯尔尼公约》的义务。另一方面，第19条允许国内立法提供更高水平的保护。这两者相结合，确立的是保护底线，而非一套统一法典：成员国在权利归属规则、合同安排、救济措施以及超出条约最低要求的保护方面，可以有所不同。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国际许可交易仍可能需要分析多个国家的法律制度。\n\n第5条第2款规定，享有和行使公约规定的权利，不得以履行任何手续为条件。因此，对符合条件的外国作品的保护，不得取决于版权登记、交存、续展或使用版权标记。这并不禁止自愿登记制度，也不禁止具有正当证据功能的行政安排。但这确实意味着，不得以强制性手续为由，使作品无法获得公约规定的保护。本国作品的地位有所不同，因为第5条第3款将作品在来源国的保护交由国内法规定，但仍须遵守其他适用的义务。\n\n作品获得保护，也不取决于其在来源国是否受到保护。一项重要的例外涉及保护期限：第7条第8款通常允许将保护期限与来源国的期限相比较，除非保护国的法律另有规定。因此，保护的独立性不应被理解为消除了与来源国之间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联系。\n\n公约保留了版权的地域性。第5条第2款规定，除公约本身的规定外，保护范围及救济手段，专由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法律管辖。因此，一次网络传播行为可能涉及多个国家法律下的问题，而非适用一套全球统一的规则。有关哪个法院有权审理、适用何种法律以及如何执行判决的问题，还涉及管辖权和国际私法；《伯尔尼公约》并未为这些问题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它的成就在于协调跨境保护，而非消除各国法律之间的界限。"
    },
    {
      "heading": "受保护的作品与保护资格",
      "text": "第2条对“文学艺术作品”作了宽泛定义，涵盖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的一切作品，不论其表达方式或形式如何。该条列举的示例包括书籍、演讲、戏剧作品、乐曲、电影作品、素描、绘画、建筑作品、雕塑、摄影作品、地图和科学插图。将科学作品纳入保护范围，所涉及的是其表达形式，而非科学发现本身的归属。这份清单有意采用非穷尽式列举，使公约所规定的作品类别能够涵盖1886年以后出现的表达形式。\n\n公约承认翻译、改编、编曲及其他改作受到保护，但不得损害原作的版权。因此，演绎作品中可能包含独立受保护的创作内容，但对其进行利用时，仍须获得原作权利人的授权。百科全书、选集等汇编作品，如果其内容的选择和编排构成智力创作，即可获得保护。这种保护并不自动延伸至所收录的各项材料，也不消除这些材料上已经存在的权利。\n\n若干保护界限仍由各国法律确定。第2条第2款允许各国规定，作品一般须以某种物质形式固定下来，或规定特定类别的作品须如此固定。第2条第4款将立法、行政和司法性质的官方文本及其官方译本的保护问题交由各国立法决定。第2条第7款允许各国在实用艺术和工业品外观设计方面作出差异较大的规定，其中包括针对某一作品在来源国仅作为外观设计受到保护的情形所设的特别规则。第2条第8款排除对时事新闻以及仅具有报刊消息性质的零散事实的保护；不过，记者具有独创性的报道仍可作为一种表达作品受到保护。\n\n保护资格主要取决于第3条和第4条规定的联系因素。具有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国籍的作者，其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均有资格获得保护。为此，在成员国有惯常居所的作者视同该国国民。非成员国国民的作者，可以通过在某一成员国首次发表作品，或在该成员国与其他地方同时发表作品，取得保护资格。在三十日内先后发表的，视为同时发表。电影作品、建于成员国境内的建筑作品，以及成为该国境内建筑物或其他构筑物组成部分的艺术作品，还适用其他联系因素。\n\n“发表”在条约中具有特定含义。第3条第3款所指的是，经作者同意向公众提供作品复制件，且考虑到作品的性质，所提供的数量足以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表演、广播、公开朗诵、展览以及建筑作品的建造，本身均不构成发表。第5条第4款所界定的“来源国”，通常取决于作品的首次发表地点，同时对同时发表、未发表作品及某些特定类别的作品另有规定。它是法律上的连接因素，而不只是作者的出生地。"
    },
    {
      "heading": "经济权利与精神权利",
      "text": "公约保护的是一组经济权利，而非一项不加区分的单一权利。第8条涉及翻译权，第9条涉及复制权，第12条涉及改编、编曲及其他修改的权利。第11条保护戏剧作品、音乐戏剧作品和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以及向公众传播这些作品表演的权利。第11条之三涉及文学作品的公开朗诵及向公众传播此类朗诵的权利。这些条款区分了商业实践中往往结合进行的活动：翻译小说、印制译本，以及公开表演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可能分别涉及不同的权利。\n\n复制权的范围尤为广泛。1967年斯德哥尔摩修订时以一般性规定形式引入的第9条第1款，确认了授权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复制作品的专有权。第9条第3款明确规定，录音或录像均属于复制。正是由于措辞涵盖广泛，当复制方式从印刷和摄影技术转向电子存储时，该条款仍能发挥重要作用。不过，某项具体技术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意义，以及是否适用例外规定，仍须根据适用的法律框架加以审查。\n\n第11条之二对广播作了专门规定，涵盖广播及某些其他无线传播、由原广播组织以外的组织进行的特定转播，以及通过扬声器或类似设备向公众传播广播内容。各国立法可以规定行使这些权利的条件，但公约设定了保障要求，包括保护精神权利及作者获得公平报酬的权利。第13条另行允许各国在满足规定条件后，就音乐作品的录音作出有限的制度安排。这些规定表明，在公约框架内，专有权可以与法律许可的报酬制度并存。\n\n第14条和第14条之二涉及电影改编及利用。它们既保护原作品的作者，也允许各国对电影本身的版权归属以及参与创作者所签协议的法律效力作出不同规定。第14条之三还承认美术作品原件和手稿原件的转售收益权，但这一权利能否享有，取决于国内立法及附带条件的互惠安排。因此，公约并未普遍强制要求每一次艺术品转售都支付相应报酬。\n\n第6条之二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该权利独立于经济权利，即使经济权利已经转让，仍受保护。该条确认，作者有权主张其作者身份，并有权反对任何有损其荣誉或声誉的、针对作品的歪曲、割裂、其他修改或其他贬损行为。这些权利通常称为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作者去世后这些权利的存续、行使以及可用的救济措施，均涉及国内法和该条所规定的限制条件。《伯尔尼公约》并不要求保护某些国家法律传统中与作者身份相关的每一项权利，例如一般性的撤回权。当作者转让商业权利、但仍保留依法受保护的作品人格利益时，区分经济利益与精神利益依然十分重要。"
    },
    {
      "heading": "保护期、与来源国的保护期比较及既有作品",
      "text": "公约规定的一般最低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去世后五十年。第7条第1款确立了这一基本标准，而第7条第5款规定，以作者死亡或其他指定事件为起点计算的保护期，自次年1月1日起算。对于合作作品，第7条之二规定，相关保护期从最后去世的作者死亡时起计算。这些规则统一了最低保护期限，但并不要求各国在超过这一最低标准时采用相同的期限。\n\n对于特殊类别的作品，公约允许采用不同的计算方式。对于电影作品，各国可以规定，保护期在作品经作者同意向公众提供后五十年届满；如果作品在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向公众提供，则可以改为自作品完成时起计算保护期。匿名和署假名作品通常自合法向公众提供之日起享有五十年的保护期；但如果根据假名可以明确认定作者身份，或作者在此期间公开身份，则适用以作者生存期为基础的规则。具体的起算事件十分重要：从发表时起计算的保护期，不能与从创作时或作者死亡时起计算的保护期混为一谈。\n\n第7条第4款允许各国通过国内立法，确定摄影作品及作为艺术作品受到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但不得少于自作品完成时起二十五年。后续条约则对各自的缔约方施加了额外义务。特别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规定，其缔约方不得再援用这一针对摄影作品的特别条款。因此，《伯尔尼公约》的文本并不总能完整反映一国当前承担的国际义务。\n\n许多国家规定的保护期比《伯尔尼公约》要求的更长。欧洲联盟对作者作品通常适用作者终生及其去世后七十年的保护期；美国法律对许多由身份明确的自然人作者创作的作品也采用这一期限，而对某些其他类别的作品则采用不同的计算方式。根据第7条第8款，保护期由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法律规定；但除非该国法律另有规定，保护期不得超过作品来源国规定的期限。这种“保护期比较”是对公约一般独立保护原则的一项明确限定，并非普遍要求所有国家都以同样方式缩短外国作品的保护期。\n\n第18条涉及公约开始适用时已经存在的作品。其一般规则是，尚未因保护期届满而在来源国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也应受到保护。对于在给予保护的国家因先前授予的保护期届满而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则无须重新给予保护。该条的适用还须遵循其中的过渡安排及相关协定。在一些大国新加入公约时，这些规定显得尤为重要：加入条约可能影响较早的作品，而不仅仅是加入之后创作的作品。"
    },
    {
      "heading": "例外、允许的使用与三步检验法",
      "text": "《伯尔尼公约》并不要求对受保护作品的每一种使用都须获得许可。公约在规定专有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具体例外，并在某些领域赋予各国自主决定的空间。第9条第2款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复制权作出例外规定，条件是这种复制不得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这三项必须同时满足的条件后来被称为三步检验法。在《伯尔尼公约》本身中，这些条件明确载于有关复制权的条款；后来的国际文书则将类似措辞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n\n各项条件各有其作用。“特殊情况”的要求限制了例外的范围及其界定方式。“正常利用”的条件关注的是，例外是否妨碍作品通常的利用方式，或可合理预期的利用方式。“合法利益”的条件要求考量所造成的损害，以及这种损害是否不合理。公约没有详尽列举所有允许的例外，其适用需要法律解释，而非机械计算。国内法为研究、保存、私人复制或技术处理过程规定的例外，都必须依据有关国家所承担的相应义务加以评估。\n\n引用另有专门规定。第10条第1款允许引用已经合法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但引用须符合公平惯例，且其篇幅不得超出引用目的所需的限度。该款明确包括以报刊摘要形式引用报纸和期刊上的文章。第10条第3款要求注明出处，并在原作署有作者姓名时注明作者姓名。与许多将选择权留给各国立法者的条款不同，引用条款规定的是一项条约所允许的使用，成员国必须在国内法中予以保障。\n\n第10条第2款允许通过出版物、广播或录音录像，以教学说明的方式使用作品，但使用程度须以目的所需为限，并符合公平惯例。第10条之二规定了对讨论当前经济、政治或宗教问题的文章的特定使用，以及在时事报道中使用所见或所闻作品的情形。第2条之二允许各国就政治演说、司法程序中的发言，以及为提供信息而对讲座或演说作出的某些使用制定规则。这些条款都有明确的适用边界，并不意味着凡是被冠以教育或新闻价值之名的使用都能普遍获得豁免。\n\n《伯尔尼公约》并未规定一种统一的国内法模式，要求各国采用相当于美国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则，或其他地区以更详尽列举方式规定的公平处理制度。在条约约束范围内，各国可以采用不同的法律机制。公约也未穷尽版权与表达自由、教育或残障人士无障碍获取之间更广泛的法律关系。这些问题还涉及各国宪法规则、区域性法律及其他条约。公约中的例外规定构成了这一法律框架的一部分，但并未解决专有权利与公众获取作品之间的所有冲突。"
    },
    {
      "heading": "发展中国家与巴黎附件",
      "text": "随着非殖民化进程后公约成员范围的扩大，各国在出版能力、教育资源、语言市场规模和购买力方面的差异日益受到关注。新独立国家往往需要来自国外的教科书和科学著作，而外国出版商则依靠翻译权和复制权在国际市场开发利用作品。外交谈判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维持共同版权框架的同时，允许采取适合国内出版市场有限的国家的作品获取安排。\n\n1967年斯德哥尔摩修订试图通过一项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议定书来回应这些关切。由于这一安排遭到反对，各方展开了进一步谈判，并于1971年达成《巴黎附件》。该附件是《巴黎文本》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为符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特别权限。其主要机制是非专有、不可转让的翻译和复制强制许可。这些许可须在条约规定的详细条件下依照国内法管理，并不意味着出版商或机构可以普遍地未经授权复制外国作品。\n\n根据附件第二条，行使翻译特别权限的国家可以建立许可制度，准许将作品翻译为该国通用的语言，但用途必须是教学、学术或研究。通常的等待期为作品首次出版后三年；对于并非一个或多个伯尔尼公约发达成员国通用语言的语言，等待期可以为一年，此外，在规定情形下还可以通过协议缩短等待期。同时还须遵守额外的等待期及程序条件。不能不顾附件的要求，仅凭一项许可就取代已有的授权版本。\n\n第三条另行规定了一项复制机制，适用于系统性教学活动所需的版本。一般等待期为某一特定版本首次出版后五年。对于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包括数学）以及技术类作品，等待期为三年；对于小说、诗歌、戏剧、音乐及美术书籍，等待期为七年。版本的供应情况和定价条件十分重要：该机制针对的是权利人未在当地以与同类作品通常售价具有合理关系的价格发行相关版本，或未授权他人以此种价格发行的情形。\n\n第四条规定了共同的保障措施。申请人必须先寻求授权；无法找到权利人时，则须履行规定的通知要求。发放许可须给予公正的报酬，其标准应符合有关国家的当事人在自由协商许可时通常适用的使用费标准。翻译必须正确，复制必须准确，复制件上还须作适当标识。原则上禁止出口，但一项范围严格限定的安排除外，即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向居住在国外的本国国民分发译本。\n\n各国必须作出规定的声明，方可行使这些特别权限；权限的有效期由附件规定，并可续期。这些权限的法律意义在于，它们是经谈判确立的、对通常授权规则的例外。但其存在并不能消除语言市场规模小、制作成本高、发行能力有限以及申请许可所需的行政手续等实际障碍。"
    },
    {
      "heading": "国内实施、执法与救济",
      "text": "公约在国际层面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但作者通常通过国内机构维护版权。公约在国内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各国的宪制安排：有些法律制度允许条约规定在特定条件下直接适用，另一些则更依赖实施性立法。因此，加入公约通常需要审查本国关于保护客体、保护资格、保护期限、专有权、例外及形式要求的规定。加入公约本身并不会设立全球版权局，也不会设立处理一般侵权请求的国际法庭。\n\n第15条通过规定作者身份推定，为维权提供便利。一般而言，只要作品上以通常方式标明了作者姓名，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就足以认定该人为作者，并有权提起侵权诉讼。对于不会使人对作者身份产生疑问的笔名，也有类似规定；而对于某些匿名作品和笔名作品，出版者可以在作者身份公开之前代表作者行事。就电影作品而言，第15条第2款对以通常方式标明的制作者作出了推定规定。\n\n对于某些作者身份不明、但可推定作者为某一成员国国民的未发表作品，公约还设有一项专门机制。第15条第4款允许各国通过国内立法指定主管机关，代表作者并在其他伯尔尼联盟成员国保护作者的权利。尽管这一规定与某些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讨论有关，但它并不是针对传统知识或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全面国际制度。这类材料还涉及集体管护、年代久远、来源归属，以及通常的版权分类是否适用等问题。\n\n第16条要求，在作品依法受到保护的伯尔尼联盟成员国，侵权复制品应可予以扣押。扣押依该国法律实施。除这类规定外，《伯尔尼公约》将大部分执法机制留给国内法规定。民事诉讼可能涉及禁令、损害赔偿、证据规则及其他救济措施，而边境措施和刑事制裁则取决于适用的国内及国际要求。公约既未规定统一的损害赔偿标准，也未设定单一的版权犯罪。\n\n成员国之间的国际争端另有规定。第33条规定，对于某些涉及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如果无法通过谈判解决，除非有关国家商定采用其他方式，否则可将其提交国际法院。各国可以声明不认为自身受该条款约束。这一国家间程序不同于作者针对涉嫌侵权者提起的诉讼。公约第17条还保留了政府在作品传播、公开呈现和展览方面的权限；公约并不排除其他适用于国家行为的法律义务。"
    },
    {
      "heading": "管理及与其他条约的关系",
      "text": "伯尔尼联盟设有维持条约体系运作的机构。根据《巴黎文本》，大会负责处理联盟维持和发展方面的事务，向国际局发出指示，通过预算，并履行公约规定的其他职能。执行委员会承担指定任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提供行政服务，该组织总干事则履行保存人的职责，例如接收加入书及有关通知。\n\n这一管理架构源自为《伯尔尼公约》和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设立的办事机构。两者合并后的机构通常以其法文缩写 BIRPI 为人所知，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前身。《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于1967年签署，1970年生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74年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在这一更广泛的机构框架内，《伯尔尼公约》仍是一项独立的条约。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加入《伯尔尼公约》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事项。\n\n《世界版权公约》于1952年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主持下通过，并于1971年修订，历史上曾为获得国际版权保护提供另一条途径。该公约通过版权标记等安排，兼顾了当时国内法律尚不符合《伯尔尼公约》要求的国家的需要。两项公约之间的关系安排包含保障条款，旨在维护《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彼此之间依该公约承担的义务。随着加入《伯尔尼公约》的国家不断增多，《世界版权公约》在实践中的独立作用有所减弱，但其历史意义依然重大。\n\n《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于1994年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缔结，为《伯尔尼公约》的标准提供了另一个制度框架。其第9条第1款要求遵守《伯尔尼公约》第1至第21条及其附录，但不包括涉及第6条之二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由该条衍生的权利。TRIPS还规定了额外的实体标准和广泛的执法义务。纳入TRIPS的义务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这一机制在法律上有别于《伯尔尼公约》自身的国家间争端条款。\n\n《伯尔尼公约》第20条允许联盟成员国之间订立特别协定，条件是这些协定给予作者更广泛的权利，或其规定不与公约相抵触。1996年通过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明确属于该条所指的特别协定。该条约以《伯尔尼公约》为基础，涉及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向公众传播和技术措施等事项。《伯尔尼公约》也有别于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条约：作者对乐曲或剧本享有的权利，在法律上不同于表演或录音制品上的权利。因此，同一份商业录音可能涉及依据不同法律文书产生的多层保护。"
    },
    {
      "heading": "对数字作品和跨境网络的适用",
      "text": "公约的措辞在技术层面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因此其中许多规定仍然适用于数字媒体。小说不会因以电子文件形式传播就不再是文学作品，而“以任何方式或形式”进行的复制也不限于印刷。与此同时，这部诞生于十九世纪的公约并未明确解决网络传播带来的所有问题。其基本原则如何在网络环境中适用，很大程度上由后续条约和国内法律加以具体规定。\n\n计算机程序体现了这种逐层发展的过程。《伯尔尼公约》列举的作品类型并未明确提及软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10条第1款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4条规定，计算机程序无论以源代码还是目标代码形式表达，均作为《伯尔尼公约》所指的文学作品受到保护。这两项文书还对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汇编作了规定：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编排构成智力创作，即可获得保护。对这种结构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其所依据的事实本身享有版权。\n\n网络传输使复制、发行、广播和向公众传播之间的区别变得尤为重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8条确立了范围更广的向公众传播权，明确包括以公众成员可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取作品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与《伯尔尼公约》较早的规定相比，这一表述更直接地涵盖了按需获取作品的情形。该条约还要求就技术保护措施和电子权利管理信息提供法律保护，而《伯尔尼公约》文本并未明确规范这些事项。\n\n数字网络并未消除地域性问题，反而使其更加突出。一部作品可能在一个国家上传，在另一个国家存储，并在更多国家被访问。各国法院必须处理国内权利的效力范围、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发生地、审理诉求的管辖权以及救济范围等问题。《伯尔尼公约》的国民待遇原则本身并不确定互联网中介机构的责任，也未建立普遍适用的通知与删除程序，更没有统一数字使用情形下的所有例外。许多此类规则由区域立法和各国法律规定。\n\n后来为促进作品获取而制定的文书也与《伯尔尼公约》框架相互衔接。2013年通过的《马拉喀什条约》要求规定特定的限制与例外，以便利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制作无障碍格式版，并规定了此类版本的跨境交换。该条约的义务在更广泛的国际版权体系内发挥作用，而非取代《伯尔尼公约》提供的保护。\n\n涉及人工智能的问题同样需要区分：哪些属于《伯尔尼公约》已经规范的事项，哪些仍未得到解决。在准备训练数据时复制受保护的作品，涉及现有专有权及适用的例外；而机器生成内容的保护，则引出有关作者身份和受保护资格的不同问题。《伯尔尼公约》既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认定机器自主生成内容的作者身份，也没有专门针对训练数据的例外，更没有统一分配生成式系统责任的规则。这些问题取决于其他法律规定，而非公约中的某一具体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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